（12）夷齊的意義：司馬遷的「青雲之志」，中華文明的「道德標杆」——《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12）夷齊的意義：司馬遷的「青雲之志」，中華文明的「道德標杆」——《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如果說在中國評選一部影響力最大的歷史作品，估計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史記》；

如果在《史記》中選擇對後世最有影響的章節，估計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列傳」。

原因有三：

一是從數量上講，《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僅十二篇、「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僅三十篇，而「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卻佔七十篇，占《史記》總篇幅之大部分。

二是從目的上講，《列傳》的目的「謂敘列人臣事迹，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即司馬遷想傳之於後人並教化世人的重要內容。而「本紀」和「世家」不過是「本其事而記之」而已。

三是從客觀效果講，「列傳」部分，也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部分，對中華文明的傳承發揮著深遠而廣泛的借鑒和啟迪意義。

那麼，就《史記》而言如此重要的「列傳」部分，司馬遷精心選擇的第一篇是以何人為傳呢？

——伯夷叔齊。

關於商周之交兩位「廉士」的故事（後世簡稱夷齊）。

司馬遷何以如此看重伯夷和叔齊呢？他又想通過伯夷和叔齊向後人「傳遞」什麼樣的思想或者是精神呢？

鑒於此篇文章的重要性，本書不得不錄全文如下：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註：指《禮》、《樂》、《詩》、《書》、《易》、《春秋》）。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註：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此為太史公全文第一問）。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第二問）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用車子載著文王的牌位），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即首陽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謂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第三問）？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第四問）？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第五問）？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第六問）？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第七問）？「君於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賈誼）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第八問）？

舉凡通讀過《史記》的人都會驚奇地發現，冠於《史記》「列傳」之首的《伯夷列傳》在整個《史記》中是一篇極為「特殊」的文字：

首先，《伯夷列傳》全文七百餘字，真正敘述「傳主」伯夷和叔齊事迹的卻只有二百餘字。

其次，《史記》中其他「列傳」，絕大多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記實文字，即述史部分；二是評論文字，即「序」或「贊」部分，比如我們經常見到的「太史公曰」，為全篇點睛論史部分。然而，唯有《伯夷列傳》全文大部分內容都在「做序」和「論史」，反倒是伯夷叔齊的「光榮事迹」看起來只是在為他「論史」提供註腳和案例。

再者，在《史記》其他「列傳」中，司馬遷對「傳主」的評價都是直接了當的進行「蓋棺論定」，唯有《伯夷列傳》通篇都是以詰問的口氣出之（共八問），不但讓人很難理解和領會，更有故意質問歷史的意味。

另外，全文的最後一部分，司馬遷以伯夷叔齊和顏回都因為有了孔子的「青目」而揚名於世為例，引出了一句令讀者莫名其妙和令人費解的話：「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這裡的「青雲之士」，除了能夠讓我們聯想到孔子之外，還有他把自己與孔子同列的「嫌疑」：太史公彷彿在說，所有在列傳里的「欲砥行立名者」，如果沒有我這位「青雲之士」的記載，是不能揚名於後世的——甚至我們可以理解為：太史公掌握著「如椽史筆」，對後世的精神傳承和文明教化有著天然的責任。

上述種種疑問，讓我們不得不認真來考證一下《伯夷列傳》里的兩位「傳主」，並從中找出太史公的思想「軌跡」：

伯夷和叔齊本是商朝一個名叫孤竹國國王的兩個兒子，伯夷為長，叔齊為幼。孤竹國國王臨死前囑命幼子叔齊繼位，但他死後，叔齊卻讓國於哥哥伯夷，伯夷認為父命難違，拒絕接受王位並讓國出逃；國人們欲立叔齊，叔齊亦逃去。二人隱居於國外時，聽說西昌伯（周文王）善養孤老，便想投奔周國，路上，遇到武王伐紂大軍，二人又以反對以暴制暴而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採薇而食，作歌明志，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

伯夷叔齊的故事廣為包括太史公司馬遷在內的後人所知，主要是因為孔子在《論語》里對他們的大力讚揚。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一萬五千餘字的《論語》中，竟有四處直接表揚伯夷和叔齊的文字：一是出自於《公冶長》篇里：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稱讚夷、齊不計較過去的仇敵，所以心裡不會怨恨別人。」二是出自《述而》篇的：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這裡孔子通過回答子貢的提問，提出夷齊是古代的賢人，他們雖然餓死在首陽山上，但他們卻沒有任何怨恨，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求仁」的理想已經實現了。再有出自《季氏》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意思是：齊景公雖然有馬四千匹，他死的時候百姓們卻覺得他沒有什麼德行可以稱頌；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下，百姓們到現在還在稱頌他們。就是這個意思吧。最後是出自《微子》篇里：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意思是，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屈辱自己的身分，這是伯夷叔齊吧！

由是可見，正是由於孔子在《論語》里不厭其煩地引用和讚美孔子，才使得五百年後的司馬遷在撰寫他的《史記》「列傳」部分時，把伯夷叔齊置於非常重要的首篇之位。而且，通過《伯夷叔齊列傳》，司馬遷不但表明了自己著史的態度：即「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而且通過這篇文章抒發了自己的志向和感慨：即要讓自己的《史記》成為《論語》那樣具有影響力的著作，從而讓如伯夷叔齊這樣品行高尚而結局又十分不幸的人和他這個「青雲之士」一起「青史留名」。

那麼，作為儒家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和傳承者，孔子和司馬遷為何如此看重夷齊二人呢？

第一，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充分體現了「仁」的道德標準，也即是孔子讚揚他們「求仁得仁」的重要原因，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表准正是一個「仁」字；

第二，讓國，首先就是「義」字當先的，而拚死叩馬而諫的行為，也包含著一種捨身成仁的「義」理所在，這樣的「義」行當然是儒家思想大力提倡的；

第三，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亦可以理解為儒家所提倡的「禮」和「忠」；

第四，伯夷以父命為尊，寧可不作君王，也不違背父親的遺願，這是最大的「孝」；

第五，叩馬而諫，反對周武王以暴制暴，既有「仁」的思想，更有後期儒家所倡導的「忠」；

第六，兄弟讓國，還體現出儒家兄弟相合的「悌」的思想。

由以上六個方面原因，不難看出，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精髓「仁、禮、孝、忠」和後其儒家強調的「義」、「悌」，都能從夷齊那簡單的二百餘字的歷史記載里得到佐證和支撐。以此可見，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為，其實是為孔子和司馬遷樹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道德模範和思想標杆。

事實上，伯夷、叔齊獨行其志，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以後，在當時和此後的中華大地上產生了十分深刻和廣泛的影響。除了孔子和司馬遷之外，孟子、墨子、管子、韓非子、莊子、屈原、和韓愈等中國歷史名人，都對夷齊發表過自己的評論和見解。其中，孟子評價夷齊為「聖之清者」。管子則認為：「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備矣」；韓非子更是進一步說，「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在《九章·橘頌》中直接把夷齊作為自己為人處事的榜樣：「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更是寫了一篇著名的《伯夷頌》來讚頌夷齊。韓愈在這篇頌文中指出：士的「特立獨行」在於他們不管別人的是非之論；只要他們能夠堅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有著明確的人生目標（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即便全世界都不認可他們的行為，他們也要信念堅定地去踐行。然後，韓愈特別舉例，說殷亡周興，微子、武王、周公這些天下賢士都認為是「對的」，唯有夷齊二人從「仁」和「孝」的角度出發，反對武王以暴易暴，克商建周，並身體力行地「恥食周粟，餓死而不顧」，這樣的「信道篤而自知明」的無畏堅持，代表著一種「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的偉大精神。而這樣的精神，正是孔孟、司馬遷和韓愈們夢寐以求的儒家文明得以萬世傳承的「原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夷齊二人的思想行為不但是構建儒家文明所必須的「有機材料」，更是孔子和司馬遷們創造出如《論語》和《史記》這樣偉大作品的「力量源泉」，而以《論語》和《史記》為代表的偉大精神產品，又成為中華民族代代傳承、萬古不息的文化根基和內在動力——也許，這才是夷齊二人的使命所在。

當然，在中華文明經曆數十次周武王「以暴易暴」式的權力更迭之後，今天的士人們或許更能體會到夷齊二君思想上的偉大所在：設若周武王當年真的放棄了「克商建周」的武力行動，誰又敢說中國不會出現類似於日本那樣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天皇」式政權模式呢？

其中更見夷齊二人「叩馬而諫」的千古洞明和哲人遠見。

效仿一下太史公，本文亦不再單獨做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