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澤的《金枝》為什麼能夠成為經典？

文/劉曼

一百多年來，西方學界關於《金枝》及其影響的「魔杖」與「陰影」之類迥異的批判一直如影隨形，毀譽參半，難成定論。然而，無論是歷經「革命」「遺忘」還是「冷凍」，《金枝》似乎就像弗雷澤在其中所描寫的季節神那樣，不會一直被湮沒或潛入地下而失去生命力，總能重新露出勃勃生機，也許這正是《金枝》作為經典能夠歷久彌新的魅力所在。

如果真如利奇所說，《金枝》只是「鍍金的小樹枝」，或者是如阿克曼所言，《金枝》在1911年之後「越來越像一條擱淺的鯨魚」，影響力開始逐漸減弱，那麼，及至今日《金枝》應該早就已經被完全湮沒，或者已經被完全拋棄。事實上卻恰恰相反，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它依然綻放著金色的光芒，雖然光芒或許已經不再那麼耀眼，卻因經過時間的沉澱多了一份氤氳之感。也許瑪麗·貝爾德所言不虛，「其重要性不再是它說了什麼，而在於它是什麼」。因此，「魔杖」也好，「陰影」也罷，我們需要對西方學界有關《金枝》及其影響批評的主要問題域和限度進行反思，以利相關問題的深入理解與認識。

一、「魔杖」和「陰影」

從總體上看，《金枝》在西方的影響具有多領域性和多學科性，其影響和價值在人類學自身之外得到了極大程度上的肯定，但在人類學領域，《金枝》的境遇較為複雜，這種境遇變化主要與人類學語境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就其影響範圍和領域而言，如同本書或詳或略所呈現的，《金枝》在古典學、宗教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哲學等領域，都產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看作是其代表人類學對其他社會科學所做出的較早的貢獻。毫無疑問，泰勒是人類學的鼻祖和泰斗，但其《原始文化》的影響主要是在人類學領域，其在自身領域之外的影響並不十分直接，或者說，得以凸顯的時間較晚；而博厄斯的人類學學統對其他領域的影響，主要則是後來通過其弟子本尼迪克特、瑪格麗特·米德等人來實現的。因此，正如本書導論所言，就人類學成就向其他學科領域「入侵」和滲透的時間、範圍、深度、歷史等維度而言，弗雷澤的《金枝》無疑做出了重要貢獻。令人欣慰的是，正如本書所呈現的那樣，《金枝》在古典學、宗教學、社會學、文學、哲學等領域的影響，基本得到了客觀的承認和評價，特別是在文學實踐和批評方面。

然而，在受其影響既深且遠的人類學界，關於《金枝》批判的情況十分微妙複雜。作為弗雷澤一生最為重要的人類學著作，《金枝》的命運首先當然與其作者的地位變化相關，而弗雷澤的地位變化則與人類學範式的發展密切相關。因此，人類學界對《金枝》的認識和批判主要與人類學自身語境的發展變化有著極為緊密的關係。

20世紀20年代以前，進化論仍是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基石，作為一位進化論者——儘管並不能被看作是一位絕對樂觀的進化論者，弗雷澤並沒有因為其進化論主張而受到太多質疑。同樣，由於人類學的書齋研究方式仍是主要的研究途徑，人類學家親往田野進行實地觀察以獲取研究資料的田野方法還沒有成為主流，弗雷澤百科全書式的書齋研究既代表了一種傳統，也象徵著一種權威，其地位如同馬林諾夫斯基所言，是人類學領域「任何一位人類學家都仰慕不已的領導者」。至於其比較方法，由於相對於後來的功能主義人類學而言，古典人類學出於研究人類普遍性和整體性情境的宏大抱負，他們更多關注的是一般文化，或者說是總體文化研究，其通常的做法是儘可能地將各種文化納入自己的視域之內，因此，弗雷澤在其宏大自信的比較圖式中試圖解釋人類社會進程差異性的努力，其駕馭材料的能力足以令當時任何一位人類學家嘆服。《金枝》《圖騰制與族外婚》《〈舊約〉中的民俗》等都是將這種比較方法應用到了極致的作品，弗雷澤因此獲得了當時人類學界中流砥柱的地位。因此，在20年代以前，無論於普通公眾而言，還是就其在人類學界的地位和影響來說，《金枝》的確堪稱人類學的「魔杖」。

I.C.賈維將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等人所開拓的人類學田野範式稱為是英國社會人類學的一場「革命」，而且頗具「弒父」意味，正如本書對西方人類學此間的系列變化以及馬林諾夫斯基本人與弗雷澤之間微妙的私人關係所做的分析那樣，無論這場「革命」是否具有「弒父」性質，弗雷澤為後來者所超越可以說是一種不可避免之勢。弗雷澤在1922年之後，雖然仍能獲得人類學界的尊重和維持著一種被尊崇的地位，但從實際情形來看，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人類學的擺設，特別是在30年代之後。儘管仍受到公眾的熱情追捧，但在人類學界，隨著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等人地位的確立和穩固，《金枝》已經開始逐漸褪去其金色的光芒，並隨著弗雷澤的離世而被「冷凍」和「遺忘」。此間，人類學領域任何試圖正面評價弗雷澤及其《金枝》的努力都會招來激烈的指責和批評，「鍍金的小樹枝」也許僅代表了利奇本人極端的說法，但至少如斯特拉斯恩所言，她那一代人「完全是在弗雷澤根本不具可讀性的教育中成長的」。因此，對於此時的主流人類學界來說，如果真要承認《金枝》之影響的話，那麼，它就是一種「陰影」，甚至也可以包括其在人類學自身之外的影響。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解釋人類學的興起，人類學從先前關於「人的科學」 研究逐漸轉向為「文化闡釋學」。也就是說，如果說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等人所創的現代主義人類學關注的主要是人類學家「在現場」的田野活動的話，他們基於田野的民族志即意味著一種權威，那麼，解釋人類學興起後，人們更為關注的是，人類學家從田野回來以後如何寫作即如何解釋其田野所見的問題，民族志的寫作因此成為人類學文化闡釋的關鍵環節。在此背景下，後現代主義人類學開始對馬林諾夫斯基以來的科學民族志進行反思，馬林諾夫斯基之前被遮蔽的人類學作品受到了重新檢視，弗雷澤的《金枝》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重讀現象更多的是一種重新審視，絕對不是一種回歸。正如瑞克·皮克斯頓所言，後現代主義人類學與弗雷澤之間的「親和」感並不意味著他們意欲回歸弗雷澤，畢竟，後現代主義人類學時期的觀念要遠比弗雷澤時代複雜得多。的確，如今的人類學觀念已遠非弗雷澤時代可比，無論如何，它已經不可能回歸於過去。但至少對於《金枝》這樣在西方人類學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之筆的經典大作，人類學可以並且應該懷舊——不是出於多愁善感的緬懷，而是一種認真的重讀和檢視，發現它之於自身學科的意義和啟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對過去的重讀，也可以看作是對人類學曾經之偏激做法某種程度上的反撥和修正。

二、「魔杖」耶？「陰影」乎？

西方學界，尤其是人類學界，某些關於《金枝》及其影響的批評有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對立邏輯思維之窠臼的嫌疑。毫無疑問，《金枝》的影響廣泛而複雜，有積極的一面，當然也有消極的一面。但從總體上來看，其在人類學領域之外的批判相對來說較為理性。典型的如在神話-儀式理論問題上，弗雷澤的貢獻毫無疑問在於其披荊斬棘的拓荒式研究，即使是劍橋儀式主義者中，對弗雷澤的理論也不乏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後來的詹姆斯、伊利亞德等人雖然仍以弗雷澤的神話儀式說為理論基底，但他們的研究實際上已經完全超越了弗雷澤，他們在超越和批判《金枝》的同時，也保留了對這部人類學大作的基本尊崇。這種在批判的同時也承認對其有所繼承的情境在其他學科領域並不鮮見。再如，弗雷澤《金枝》中的巫術理論、圖騰理論以及宗教起源和性質論等，對西方宗教學產生了一定的或積極或消極的複雜影響，宗教學領域雖不乏對弗雷澤之理論學說的批評，其中有些批評頗為中肯，同時並不忌諱肯定弗雷澤的貢獻，或者承認他們對《金枝》的借鑒與吸納，如埃里克·J.夏普和包爾丹等。

然而，在人類學界，弗雷澤生前幾乎被捧上了神龕，即使是在馬林諾夫斯基等人聲名鵲起之後，弗雷澤仍能受到圈內的尊重，也許僅僅只是一種表象，但至少也是其聲名隆盛的明證，特別是在其生前最後幾年。弗雷澤死後，他本人及其作品，似乎突然成了西方人類學界的一個禁忌。僅從斯托金的「弗雷澤之後的那一代人類學家恥於承認是弗雷澤向普通大眾和知識階層闡明了人類學要義」這一見解中，足可見出弗雷澤一度在人類學史上的地位和境遇如何。以至於蓋斯特要試圖通過對《金枝》進行「修剪」，以期使它能夠符合「時代」的需要，這種「修剪」是否合適姑且不論，折射的卻是《金枝》擁躉者的無奈與尷尬。即使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斯特拉斯恩等人為代表的傳統人類學家對人類學反思思潮中出現的重讀弗雷澤現象仍表現出的警惕，甚至對弗雷澤「幽靈」般影響的不滿，足見弗雷澤在西方人類學歷史中的境遇之複雜和微妙。

從一定層面來看，西方人類學界關於《金枝》的某些批評有陷入二元對立邏輯思維怪圈的嫌疑。自其成為一門科學以來，人類學的旨歸、觀念、方法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不可能要求一種理論或一部作品永遠保持效用，也不可能在它變得可能「不合時宜」時完全否定它、棄擲它。以利奇和賈維之間的爭論為例：利奇由於弗雷澤的人類學方法過時、材料處理方式欠妥，甚至是在他看來弗雷澤的貢獻和聲譽之間的不相稱，而幾乎完全否定了《金枝》的價值，譏諷其為「鍍金的小樹枝」，這種評價當然過於苛刻和極端；賈維將弗雷澤在人類學歷史上地位的衰落歸結為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弒父「革命」，即使是考慮到二人之間微妙的私人關係的話，賈維的說法也多少有些極端。應該說，在科學研究中，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可以證明永遠有效，也很少有哪位科學家或思想家絕對不會受到質疑或者被替代，何況《金枝》本身也的確不無缺陷，受到冷遇、質疑、批評甚至在一個時期內的被忽略也是極為正常之事。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待《金枝》這樣的人類學經典之作，應該避免將其放入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邏輯思維中進行考量。也許賈維對弗雷澤的維護是出於其被長期「冷凍」以及對結構功能主義人類學矯枉過正之後果的強烈不滿，而利奇對賈維的激烈回應和對《金枝》不遺餘力的詆毀和嘲諷實際上也不乏門戶之見的嫌疑。而從一定層面上來看，賈維和利奇等人均陷入了二元對立的邏輯怪圈中。

如果對西方人類學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進行審視的話，不難發現，西方人類學具有令人驚訝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傳統，甚或可以說具有一種「弒父」傳統。如果說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真的是以一場「弒父」革命將弗雷澤拉下了神龕並取而代之的話，解釋人類學的興起可以說已經對馬林諾夫斯基的學統產生了一種威脅，而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則以咄咄逼人之勢對馬林諾夫斯基進行公開質疑和檢討，其情形正如斯特拉斯恩所說——如果馬林諾夫斯基真是以一場革命取代了弗雷澤的話，那麼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在做的正是類似於六十年前馬林諾夫斯基之所為。然而，就在後現代主義人類學方興未艾之際，已經有人向其發難，追問「寫文化」之後人類學何去何從的問題。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人類學學會期刊甚至連篇累牘就人類學究竟是不是科學的問題展開討論，這種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精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實屬罕見。這當然可以看作是人類學的一種優良傳統，部分程度上也是其開放性及較強「入侵」「滲透」力得以產生的基石。然而，自我省思中如何避免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邏輯泥沼應該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

或許正是出於對二元對立邏輯怪圈的無奈，布恩才發出「人類學寫作必須要在弗雷澤式或馬林諾夫斯基式之間做出選擇么？難道它不可以是一個多元的複數體系么？」套用布恩的感慨，我們完全可以追問：對於《金枝》這部不無缺陷但卻產生了不可否認的既深且遠之複雜影響的人類學大作，難道我們一定要將其放入一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邏輯怪圈中進行考量，做出或「魔杖」或「陰影」的判斷嗎？難道我們能夠僅僅由於它的並不完美而可以對其深刻影響視而不見么？或者如同弗雷澤之後的那一代人類學家一樣，羞恥於承認弗雷澤對人類學所做的貢獻么？如果我們採用弗萊「向後站」的理論來對西方人類學的歷史進行審視的話，一切便豁然開朗：完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金枝》的人類學歷史（不僅限於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可以這樣說，沒有《金枝》的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多少會有些許缺憾。如果以此為前提來觀照《金枝》的影響和地位的話，或許可以避免非此即彼的選擇慣性，辯證地審視《金枝》本身及其影響問題。

三、多元化趨勢

一百多年來，西方學界關於《金枝》的批判可謂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它曾被譽為「魔杖」而奉上神龕受到膜拜，熠熠生輝，也曾被視為「陰影」而遭受「冷凍」和遺忘，黯然失色。類似「枝繁葉茂的大樹枝」「鍍金的小樹枝」「知識百科全書的象徵」「魔杖」「陰影」「幽靈」這樣迥異的評價體現的不僅是其影響的複雜性，也顯示了學界態度的分歧和矛盾，既有「魔杖」和「陰影」的兼蓄，也有「魔杖」抑或「陰影」的對立與選擇。然而，歷經沉浮，我們欣喜地看到，從研究內容和歷時性的發展路徑及趨勢來看，西方學界近年有關《金枝》及其影響的批判逐漸呈現出一種理性化、多元化、多視角化的趨勢。

首先是近年《金枝》批判發展的理性化趨勢，這在近年來出現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已經有所反映。如阿克曼的弗雷澤傳記，雖然可能如有學者批評的那樣，由於阿克曼本人不是人類學家，沒有真正意識到弗雷澤對人類學的深遠影響，但至少，阿克曼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一個曾經不為人所了解甚至是被誤解的弗雷澤形象；阿克曼所編選的《弗雷澤通信選》（2005），為學界客觀認識和辯證研究弗雷澤及其作品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而喬治·斯托金的《泰勒之後》（1996），將弗雷澤置於英國人類學階段性的歷史中進行考察，給出了中肯的評價。

與此同時，近年的西方《金枝》批判，相對來說，不再拘囿於早前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泥沼中，而是出現了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多元化趨勢。如羅伯特·西格爾，將《金枝》中的神話儀式說置於這一理論發展的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批評弗雷澤在神話儀式問題上的搖擺態度，但也肯定弗雷澤對神話-儀式理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瑪麗·貝爾德指出《金枝》的缺陷和漏洞，但卻提醒人們重視弗雷澤人類學研究中宏大的比較圖式與大英帝國殖民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繫問題研究；等等。

此外，近年來，西方學界的《金枝》及其影響研究也呈現出多視角化的趨勢。達蒙·弗蘭克（2007）分析了弗雷澤及其《金枝》對哈代小說創作的影響；安東尼·奧薩-理查遜（Anthony Ossa-Richardson, 2008）從維吉爾的《埃涅阿德紀》開始，對「金枝」兩千多年來在西方文獻典籍中的各種闡釋和寓意進行了追溯，指出弗雷澤在「金枝」這一意象使用上的機巧和成功之處，並且使「金枝」的寓意達到了頂峰；薩拜因·麥克考麥克（Sabine MacCormack, 2010）則通過對弗雷澤所闡釋的波薩尼阿斯的《希臘紀行》的分析，肯定弗雷澤的古典學成就；拉尼·維爾斯萊夫（Rane Willerslev, 2011）討論了弗雷澤《金枝》中靈魂觀念之於人類學意義；辛西婭·埃勒（Cynthia Eller，2012）闡釋了《金枝》之於亞瑟·伊文思米諾宗教構建的影響；等等。

的確，誠如道格拉斯所言，「時代在變，我們的耳朵也應有所改變」，弗雷澤的作品是「有瑕疵的珍寶，或者是美玉，或者是絆腳石」。美玉也好，絆腳石也罷，《金枝》都是西方人類學自身歷史的一部分，也早已成為西方人類學組織和結構中的一部分；「魔杖」也好，「陰影」也罷，唯有正視，方是良策。

就在西方人類學界對弗雷澤最諱莫如深、《金枝》幾乎被完全 「遺忘」和「冷凍」的歲月，當時英國主流人類學家邁耶·福特斯曾如此斷言——「任何一位嚴肅的人類學家遲早都會迴向令人敬佩的弗雷澤的材料彙集」，福特斯所說的「迴向」無疑是意指人類學家遲早會從弗雷澤的作品中得到啟示。福特斯的這一斷言出現於《金枝》在西方學界最受冷遇的年代，除了表達他對弗雷澤的敬意之外，其中多少也應該包含了福特斯對《金枝》命運的唏噓。實際上，就其對20世紀社會科學的諸多學科領域的影響來看，「魔杖」也好，「陰影」也罷，其或顯或隱的影響一直都存在。即使在如今，學界依然需要不時地迴向它，或審視，或反思，或汲取。

如同本書導論部分所言，就《金枝》跨領域、跨學科影響的時間、範圍、深度、歷史等維度而言，完全可以說《金枝》代表人類學為20世紀社會科學的交叉、跨越和整合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本書的《金枝》本體研究和西方影響爬梳無疑也對此進行了較為清晰的脈絡呈現。弗雷澤在《金枝》中所開拓的諸多主題觀念和研究領域如禁忌、圖騰、替罪羊、神聖國王、神話儀式等，不僅成為後來人類學的重要研究內容，而且也為宗教學、心理學、哲學、政治學、文學等學科領域所關注，為這些學科在20世紀特別是這一世紀上半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無論是就人類學的理論、視野甚至是方法向其他學科「入侵」和滲透而言，還是其他學科對人類學的反向吸納和借鑒來說，《金枝》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金枝》在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類學轉向思潮中具有重要地位。這是認識《金枝》這部人類學經典著作的前提和基礎。

由於本書主要關注的是《金枝》本體及其在西方的影響研究，主旨在於對弗雷澤的思想與學術旨趣、人類學觀念與方法、《金枝》本身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考察其在西方的影響問題，為本人今後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礎，同時也意在為國內學界呈現弗雷澤、《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響、境遇、研究、爭論等問題的概況和流變脈絡。因此，本書在相關問題的梳理上，雖在一定程度上以《金枝》對人類學和文學的影響為爬梳重點，但限於主旨，並未對《金枝》之於文學人類學歷史的意義著以筆墨，而且，文學人類學的歷史需要結合中國相關學科對《金枝》的接受進行闡釋和分析，而這，顯然並非一本書可以全部囊括在內的。期望在本書的基礎上，文學人類學和比較文學的學科學理等問題會在今後得到專門的闡釋和研究。

本文摘自劉曼《魔杖與陰影：及其在西方的影響研究》

《魔杖與陰影：及其在西方的影響研究》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巨著《金枝》及其在西方影響的論著。全書以西方對《金枝》評價迥然的兩個詞——「魔杖」與「陰影」為線索，考察弗雷澤的思想淵源與學術旨趣，探究《金枝》的主題觀念、表現方式、巨大影響，較全面的呈現了《金枝》在西方的接受境遇。對神話學、人類學等領域研究者有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劉曼，陝西安康人，文學博士，湖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比較文學、文學人類學、神話學研究。主持和參與完成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十餘項。先後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二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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