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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國的統一大業,竟源自於一場鮮為人知的爭吵,這兩人爭地面紅耳赤,秦王卻大呼:「寡人贏定了!」

說起大秦帝國,國人們總能有一種豪邁霸氣的感受。雖然時間跨度過於的遙遠,但每逢提到強秦和其為我們帶來的歷史衝擊,都不由得心中一震。

不論是從閱讀史書,還是通過雙眼直觀的感受現代媒體還原的秦國歷史,人們對於那個兩千多年前的國家,都充滿了好奇和憧憬。

那時中華民族剛剛度過青年進入強盛的中年時期,雖然國家四分五裂,但是在中華大地上,社會的發展和推進正在加速進行,青銅時代即將結束,統一迫在眉睫,而歷史將統一天下的任務,交給了當時最強盛的秦國。

我們知道,秦王嬴政一統天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難事。從關中出兵中原,進而南北統一,是一件耗時耗力的事情,也非一般人能夠堅持完成的偉大使命。

中國古代講求成大事必有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顯然秦國能夠統一天下,即是這三種條件皆具備才得以實現。這三種條件看似獨立,但又息息相關。

戰國七雄,無一不心懷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在戰國200多年的征戰殺伐之中,諸侯國的實力此消彼長,在秦展開統一戰爭之前,尚無一國可以具備這三項條件。

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是秦國統一之路的基本條件,雖然商鞅最後逃不掉車裂之刑,但秦法得以延續,秦民團結奮勇,使得人和得以保證。

那麼天時和地利,秦國優勢如何取得的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歷史上並不怎麼著名的人物——司馬錯。

司馬錯此人,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八世祖,秦國武將,他戰功不如同時代的白起那般卓著,卻是秦國統一戰略最終得以實施的重要人物。

但是司馬遷卻在《史記》之中,並沒有為他獨立列傳,只是在《白起王翦列傳》和《張儀傳》之中,對他的事迹有所提及,鑒於漢武帝時期對於秦國的時間跨度不是很遠,司馬錯的功績不單獨列傳有合理之處,但不可否認他的功績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司馬錯出生於少梁,身份為平民,得益於商鞅變法中「軍功定位」的規定,司馬錯得以從一介平民一步一步爬升到將軍之位,而且歷任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一直是秦王的座上賓,

史書中沒有一場決定性戰役的勝利歸於他的名下,是因為此人的貢獻不在於一兩場戰爭的戰術勝利,而是在於他對秦朝全局戰略的卓越貢獻。

《史記·張儀傳》中,有這樣一場記載: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

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原先從事於易。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

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庄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這段文字講述了一段惠文王時期的秦相張儀和司馬錯之間關於秦國戰略走向的爭論,顯示了司馬錯不輸給著名縱橫家張儀的戰略眼光

當時,西南的巴、蜀兩國互相攻打,都來向秦國求援,惠文王權衡後想去伐蜀,但是猶豫蜀道艱難,又忌憚韓國來攻,正在猶豫。

司馬錯建議伐蜀,而張儀則建議攻韓。張儀的理由是,先穩住魏、楚兩國,兵法韓國,逼周天子禪位,或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君王征途。同時他認為,蜀地偏僻,無利用價值,只為奪取資源,政治上不是好事,反而像是市儈之人,不能成大事。

而司馬錯的反對意見,則認為富國必擴大土地,強兵必須使得人民富足,成就帝業需要博大胸懷,這三個都能具備,才是成就帝業的基礎。

巴蜀之地偏僻之地,秦軍虎狼之師可以輕易取得。王上取得其土地,還能用其財富民養兵,這種滅一國而不被天下厭惡的好事兒怎麼不能不做呢。

但是如果攻韓,攻取三川要地,還要劫掠天子,之會引發東方六國和周天子的聯合反抗,這樣就危險了,還是伐蜀的好。

兩人先後給出了自己的意見,秦惠文王也懂得其中的道理,最終同意伐蜀,司馬遷也同時給出了結果:

十月內,蜀國被攻滅,秦國擴大了疆域,同時得到了財富,富庶程度強過東方諸侯。

雖然只有《張儀列傳》中的這寥寥數句,但是從蜀地成為秦國的一部分開始,秦國統一條件的另外兩個就已經被補齊了。

秦國雖然擁有關中之地和函谷關天險,但是地區西北的劣勢也同樣的明顯:水源不足,糧食生產能力有限,支撐全國統一戰爭的物質條件並不具備;

雖然能夠用函谷關和秦軍將士抵擋住六國諸侯的連續進攻,但是出關作戰,沒有強盛的國力支撐,怎麼能夠完成呢?戰爭之消耗,在冷兵器時代就是人和食物數量的比拼,兩個都不具備之下,貿然進攻必敗無疑。

控制川蜀,利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在古代比較先進的糧食成產能力、織造技術、金銀礦產資源、鐵器冶煉技術,對秦軍統一進行全年的支持。

當然,控制川蜀還有一層戰略意義,司馬錯並沒有向惠文王言明,但在昭襄王時期發揮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秦軍入蜀後從長江上游直接威楚國國都郢(今湖北荊州),在秦軍出函谷關東進時讓楚國不敢輕易出兵。

從今日看,拿下川蜀地區,是秦國歷史上一件轉折性的事件,是繼商鞅變法後秦國在同一道路上邁出的一大步。這個偉大戰略的提出者司馬錯,讓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史書當中,但是最終他的名字消失在史書當中,卻是以一種悲情的方式。

從提出滅蜀意見直到秦昭襄王時期,司馬錯一直作為秦軍對東方六國作戰的主將,但是他的戰績並不十分突出,除了在此期間率兵平定幾次叛亂以外,並沒有其他的勝利。

而在昭襄王十二年的一次伐魏中,司馬錯戰術失誤導致秦軍死傷慘重,昭襄王從軍中提拔了另一位將領代替他任國尉,全面負責對東方六國的作戰,而這位新任的將領,就是後來令東方六國聞風喪膽的殺神白起。

而司馬錯,逐漸從秦國的軍事指揮職位上退了下來,再也沒有出現在史書的任何一處。

在一個風雲變化的歷史節點上,總是有那麼幾個閃光的瞬間能夠改變歷史的走向,雖然歷史如同一輛龐大的馬車緩緩不停的向前推進,但是掌握駕駛這架馬車的人如果偏過頭看看風景,這架馬車可能就會偏離原定的軌道一毫米,從此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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