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視野下的《史記》
第一講講完，發現自己把《春秋》里的細節都忘光了，比如哀公九年與哀公十三年的兩次詐戰，講的時候沒有立馬彈出腦袋。這半年變動太多，把本行都丟了，真是得不償失。這次趁著閱讀《史記》，看看能否撿一點回來。文字稿就放這一講，當成是一個邀請吧。以後不再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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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視野下的《史記》（一）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不是現代學科意義的「史書」。《漢書·藝文志》將之列入《春秋》類，它原本是擬經的作品。在《太史公自序》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太史公非常隆重地介紹了《春秋》，表明自己仿作《春秋》的心跡。然而，本來是「擬經」的作品，卻在誕生之初，就飽受不像經典的批評。揚子云認為太史公「多知為雜」，而「惟聖人為不雜」（《法言·問神》）；班孟堅指責太史公「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漢書·司馬遷傳》）」。《史記》後來的飛黃騰達，並不能使這些批評聲音自動消失。一則，批評者本身也是大賢人，他們的聲音理應得到重視；再則，文章千古事，既然要為萬世開太平，那就要經得起萬世的考驗，一兩千年的歲月，在歷史面前不過是曇花一現。
一旦敞開了這個話題，我們也許就能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傳《春秋》者，莫著名過於董仲舒，但太史公與董子的關係是頗為微妙的。太史公在《自序》中的確提到過董子（「余聞董生曰」云云），但就僅限於這一次了。在敘述其父司馬談的學問譜系，也就是子長本人的「家學」時，他說到「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沒有提到任何與《春秋》有關的事情。隨後在回答壺遂質問時，他又說「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這表明司馬談又是學過《春秋》的（從《自序》的行文習慣看，「先人」不大可能指董子）。那麼，不將《春秋》列入其父的學問譜系，與太史公本人對《春秋》的推崇，就有了一種張力。是太史公本人的思想另有發展，與父親的思想已經有了區別了嗎？
如果說父親學《春秋》未得其真，而自己隨董子洞入門奧，理應將董子抬高，隆重書寫。可是，《史記》並沒有為董子單獨立傳，「治《春秋》不如董仲舒」的公孫弘反而在《平津侯主父列傳》佔得半壁江山，加上《儒林列傳》中的記載，公孫弘已是兩度現身。這樣的處理方式，甚至不如班孟堅對董子來的尊敬，《漢書》為董子單獨立傳，而將公孫弘併入《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的三人合傳之中。當然，我們可以說，可能董子為人低調，給弟子下了不準宣傳自己的死命令，所以太史公不敢大寫特寫。但這樣的理由並未完全打消我們的疑慮，因為除了表面上的忽略，還有深層思想的衝突。在此舉一例足矣：泓之戰，《春秋》公羊傳對宋襄公致以崇高的敬意，認為「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但《史記》對泓之戰的記載、評價完全站在了《左氏》的一邊，宋襄公在太史公眼中完全是一個笨蛋。這種衝突不能以任何理由抹去，因為《公羊傳》對泓之戰的解釋與《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全年的經文都能合拍，與《公羊傳》在他處的氣息也完全合拍，當然，跟董子《春秋繁露》的氣息也完全能夠密合，違反《公羊傳》對泓之戰的解釋，幾乎等同於跟《春秋》及《公羊傳》公開唱反調。
謹慎起見，我們有必要重審這一樁歷史大案。這樁大案的主審官是《春秋》、公羊先師及董子，控方揚子云、班孟堅，辯方太史公。因為有孔子等一干先師坐鎮，我們只需要讓有情者「盡其辭」，是非自然能分明。首先，我們來聽太史公的《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起首是太史公對自己家世的追述。「昔在顓頊」，一直追到神話時代。孔子對文明史的敘述，從堯舜開始，《易傳》雖提及伏羲等傳說人物，但那畢竟是傳，不是經，況且其語氣多有猜測。《孔子家語》記宰我問五帝之事，孔子的態度同《五經》的斷代原則一致，都是「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論語·為政》），不怎麼願意講沒有把握的事（《家語·五帝德》：「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但宰我天生喜歡獵奇，在他的一再追問下，孔子勉強給他講了五帝的故事，最後還不忘叮囑一句：「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警告宰予不要自比五帝。宰我當面表示謙虛，背後卻將老師不想公諸於眾的話語告訴了子貢，子貢後來又傳回給孔子。結果孔子撂下了狠話，說「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宰我聽到老師這個反應，「懼，弗敢見焉」。
現在太史公一上來就直接實寫孔子不願明言的顓頊帝，這個類似於宰我的氣質可以給我們提示，假如要將太史公劃入孔門四科，最適合的可能是言語科（《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佐證有二，一是太史公對子貢的態度。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子貢所佔的篇幅大大超過同門的師兄弟；在《貨殖列傳》中，太史公感嘆「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大有為當年「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報任安書》）」感到遺憾，同時亦發自內心地表示出對財富的渴望，而子貢在《貨殖列傳》中恰好榮登財富榜榜眼的位置。第二個佐證是學問的類型問題。太史公最引以自豪的學問乃是天官學，亦即術數占候，而子貢以知聞名，「億則屢中」靠的可能是天文模型（參財富榜榜首范蠡、計然的致富經：「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這裡的「斗」是北斗）。
太史公甘願受「不雅馴」的指責，目的是為了引出自己最為光榮的祖宗：重黎。顓頊帝「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世序天地」，讓滿滿的自豪感躍然紙上。《史記索隱》考證說，太史公其實是地官黎的後人，這裡拉上天官重，似乎有增光的嫌疑。但事遠難辨，重與黎到底是什麼關係，其實已經很難搞清楚，我們在此只需要感受到太史公強烈的家族自豪感便足矣。這種「慎終追遠」的品質本來是好的，只要不過度。《禮記·經解》對這種追溯精神有所節制：「《書》之失，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而揚子云《法言》特意立了一篇《重黎》，結尾處提到的恰好是「太史史遷」，似乎是專門針對太史公而發。其首章為：「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將傳說人物化為堯舜時代的羲、和，減輕巫史的氣質。次章為「或問『黃帝終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將「託名」黃帝的實質也點破，完全跟從孔子，斷自堯舜。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從傳說時代一直到周，只點出一個真實可靠人物，可見其在太史公心目中的位置。「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不知什麼原因，天官的職位丟了，但從此獲得「司馬」一氏的稱謂。「司馬氏世典周史」，儘管職位變動，學問還是傳承下來了，史官能觀天測地，在《左氏》隨處可見。「世典周史」同上文的「世序天地」一樣，盡情顯示自己的家族自豪感。這個引起官職變動的關鍵人物，《詩經·大雅·常武》曾一帶而過。因為是獨一無二的記載，即便是一帶而過，也彌足珍貴，值得我們好好品味。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詩名「常武」，表示這篇詩描寫的是征戰之事。「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周宣王任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在太祖也就是在宗廟裡爵封南仲，而皇父為太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肅整軍隊，準備南征。「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宣王讓尹氏下達命令給程伯休父，左右排列好戰陣。尹氏是高官，《春秋》隱公三年所卒之尹氏，是主持天子喪禮、接待諸侯之權臣。程伯休父受命掌管兵馬，即《自序》中所云「失其守而為司馬氏」。一般人眼中的天官是文職，文職如何能帶兵打仗？這個問題其實是偽命題，在《律書》中，太史公大談音律在軍事上的應用，且律歷自古並提，觀測天文曆法所得之術數，應用在軍事上，就成了權謀。這裡面蘊藏著重大的轉折，官職的變動只是表象，背後是司馬家族所守之學問與戰功發生了緊密聯繫，如同今天的科技成果有了「轉化率」的追求，此事對司馬家家風的改變，不可小覷。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點出將要討伐的南國是淮水邊的徐國。「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孔疏認為，這是預告徐國國民，軍隊不會久留此地，三農之事仍可按時準備。「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游」，王師嚴而有序，走得不慢，但也不亂。「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整個徐國都震驚了。「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開始交戰，極力描寫王師的威猛。「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布兵將敵軍逼到淮水岸邊，然後盡情追截俘虜。這裡，利用地形來出奇制勝的意思已有體現，其中或有程伯休父的術數運用。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此章極力描寫王師的變幻莫測，戰國時兵家詭詐之風，已肇端於此。當然，此發端極微，不影響詩篇列入《大雅》的資格。然而防微杜漸，方是明哲所為。所以詩篇最後一章，給全詩加上最為關鍵的一道保險杠。「王猶允塞，徐方既來」，猶，鄭箋訓為「尚」。允，信也。王尚誠信充塞於心，所以徐方來朝。「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回，邪曲也，不回即是直。最後一章強調，真正能讓徐國信服的，還不是詭詐的兵法，而是宣王心中的誠信、正直。《韓詩外傳》卷六以三章之隆，發揮了此章的誠信之義，其中最為值得品味的是「趙簡子薨而未葬章」：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修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襄子之所為，一如宋襄公之所為。由詩經古義，亦可證《公羊傳》乃孔子真傳。孔子自身就有此「呆」氣，此獃氣其實是「王氣」。《論語·憲問》載，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感嘆末世人心不古，而《常武》其實是西周最後的掙扎，詭詐之風已肇端，全賴最後一章磐石般的誠信壓陣。《常武》過後，是怨刺直發的《瞻卬》《召旻》，讓人感嘆世風日下之餘，亦對《常武》的用兵之法保持高度警覺。《法言·問道》：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
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
曰：「亡愈。」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徵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
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
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
這種從孔子那裡繼承而來的「一根筋」精神，常被人誤認為是智商低下，但我們不要忘了，揚子云也是術數大家，《太玄》是五行象數的淵藪。因此，孔子、子云並非要軍事家「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陽貨》）」，而是「知而不用」，你要跟我玩狡詐，我看得一清二楚，但我不會墮落到跟你玩狡詐的水平。這是公羊評宋襄公「有君而無臣」的關鍵所在，國君一心守禮，並無任何過錯，錯在無賢臣輔助，戰前不能練兵，臨陣不能防範，反而勸國君降低道德，乘人之危，有如此臣子，不敗在此時，也會敗於將來，即便打贏了此仗，也失去扭轉整個時代風氣的機會。聖人悲憫而不偏私，知道風氣一旦墮落，戰爭將越發慘烈，屆時天下死傷之眾，又豈是一場詐戰取得的成果所能彌補。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周惠王、周襄王之間，王室發生了好幾場動亂，司馬氏離開了王畿，到了晉國。此時完全進入五霸時代，晉國僭越王室，成為實際的權力擁有者。隨會奔秦發生在晉襄公死後。趙盾當時派隨會前往秦國迎接晉襄公之弟公子雍繼位，但隊伍出發後，趙盾又改變主意，擁立晉襄公之子公子夷皋，發兵阻攔護送公子雍的隊伍。隨會於是只能逃往秦國，而同行的司馬氏也就入了少梁，也就是秦地。這又是一重大轉折，司馬氏從王畿（中央）到晉（地方），再從晉到秦，一步步走向夷狄。隨會後來經過魏回到了晉，也就是重返諸夏，而司馬氏再也沒有回來，這次遷居會進一步加劇好戰之風對司馬家族的影響。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巿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去周適晉之後，司馬氏便分成了三支。在衛的一支最微，雖然有人曾相中山，但太史公連他的名都不提。在趙的一支，主要以武功傳世，先有蒯聵，後有其玄孫卬。司馬卬先是受封於項羽，後來又投降劉邦，投降之後還繼續從軍伐楚，真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相比之下，魯國就多「一根筋」的人了，項羽死後，「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原因是楚懷王曾經封項羽為魯公，魯國人要為之死節義。在秦的一支是太史公的本支，先有與張儀論辯然後伐蜀的司馬錯，後有其孫司馬靳。這位司馬靳其實沒幹什麼好事，跟著白起坑殺趙國四十萬長平軍，接著就跟著白起一起被賜死，連葬都葬在同一個地方。到此為止，太史公的好戰之氣已經浮上紙面，不知其先程伯休父讀後會作何種感想。因為《韓詩外傳》還有一處引用到《常武》的卒章，那裡說的事情跟司馬靳所乾的恰好相反：「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從程伯休父投身戰場，到司馬靳為虎作倀，坑殺四十萬俘虜，這個家族積累的殺氣一點點報到太史公身上。表面上看，太史公禍起於仗義直言，仔細分析下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太史公自述「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報任安書》）」，「素非相善」可能是實情，但「趣舍異路」就未必了。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如此描述李陵：「仆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這個描述可能並未將太史公對李陵的欣賞和盤托出。還有最為關鍵的一點：李陵善戰。這個優點與太史公的精神氣質深深契合，可謂「一俊遮百丑」，令他失去了作為史家應有的持平公正。按《漢書》後來的記載，讓李陵以少擊眾，並非漢武帝的原意，漢武帝原本是派李陵去給李廣利運送輜重的，李陵自動請纓，「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漢武被其大言打動，才准許他出兵匈奴的。「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五千人涉單于庭」，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此口出狂言，本來就非君子所為。再者，既然狂言已出，理應以人頭擔保，日後如遇到危險，絕不能責怪朝廷不發救兵。最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禮記·曲禮》）」，戰敗身死，乃良將之本分，李陵非但不死，日後竟與匈奴一道還擊漢軍（《漢書·匈奴傳》：「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還厚顏無恥地勸降守節不變的蘇武，此等人品，要稱其仁義，難以哉。
順著李陵的譜系往上追，事情會看得更清楚。李陵為李廣之孫，李廣生前曾犯下司馬靳一樣的大過，「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此事被相士王朔直接判為李廣不得封侯的原因（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除此大不仁之外，李廣還有公報私仇的一面。李廣早年就曾被生擒，跟李陵一樣沒有自殺，而是藉機逃跑了。回漢朝後，李廣被判死刑，但用錢贖回性命，做了庶人。這時，霸陵尉在自己醉酒的情況下，按規定禁止李廣夜間通過霸陵亭。李廣懷恨在心。後來匈奴壓境，漢武帝不得已啟用李廣，李廣請求派霸陵尉一同前往，一到軍營便殺了他。然後，李廣趁著自己此時無可替代，上書自陳謝罪。武帝給他寫了一封安撫信，寫得時候想必牙齒都要咬碎了（參《論語·憲問》：「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知臣莫若君（《管子·大匡》）」，別的人看不出來就算了，武帝難道看不出李廣其實沒有什麼忠心，只是一架求名的殺人機器而已？這架殺人機器，到了老年的時候，仍一心想著功名，不願意服從上級的安排（參《論語·子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作風真是早已為李陵立下了壞榜樣。
到了李陵重複其祖不死位的故事時，太史公不可能不知道李廣之前的作風，亦不可能不知道將軍死位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他冒險為李陵辯護，只能說李陵與他的精神氣質實在太過合拍，惺惺相惜之情妨礙了他的判斷。李陵後面的表現證明太史公的判斷完全失誤。退一步講，即便不失誤，李陵真是等待機會回報漢朝，太史公的做法亦不見得就合乎經義。《春秋》成公二年，齊頃公被俘，其車右逄丑父長得跟他很像，兩人交換了位置，頃公借著打水的機會就跑了，留下逄丑父代他去死。然而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君子猶謂之不知權，以為「國滅，君死之，正也」，逄丑父如知大義，當對齊頃公說：「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春秋繁露·竹林》）」國君尚且如此，何況區區一騎都尉李陵。
「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大概為司馬靳的命運警醒，司馬昌就不再從軍了，改為主鐵官。古時鹽鐵為經濟命脈，主鐵官大概是個肥差。這裡也透露出太史公的價值判斷，他對求富一事從來不遮掩。由此我們可以再想一個問題，太史公好戰，這種品質跟政事科的子路能否扯上關係？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子路尚勇，但子路是宋襄公、襄子類型的，一根筋，直來直去，不搞陰謀偷襲。但太史公的兵法是權謀型的，所以主要還是與子貢接近，是子貢的學問在軍事上的應用。
「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巿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接下來就近了。無澤是太公，喜是爺爺，談是父親。這條線一捋清楚，司馬家族的三個特點也就清楚了：第一，家族榮譽感極強；第二，以天官為第一使命；第三，從天官降為司馬時，吸收了大量的兵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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