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來的城池：探尋古通州
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通州已經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歷史的痕迹漸漸淡去。那麼在古代，通州城究竟是什麼樣子？
在故紙堆里，我們翻出一份繪製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的通州城池圖。圖中的通州依水而建，以北運河、減水河為主的河流圍繞在古城四周，成為天然的護城河。古城四周建有城牆，建牆所用的磚均是從南方運來。前幾年在施工中曾挖掘出北城牆遺址，最下面的磚有半米多長、20多厘米高。古城共有五個城門，每個城門外均建有半圓形的瓮城，其作用是加強防禦，防止敵軍對城門的衝擊。城內建築帶有濃重的漕運風格，眾多的衙門均與漕運有關。城北有高聳入雲的燃燈塔，可以想像古時北運河上的船隻絡繹不絕，船工遠遠看到寶塔，就知道快到通州了。正如清代詩人王維珍所賦之詩：「雲光水色運河秋，滿徑槐花感舊遊，無恙蒲帆新雨後，一支塔影認通州。」
通州之名來源於「漕運通濟」。金朝建立後，公元1149年，海陵王完顏亮弒金熙宗自立為帝。為了適應金朝版圖南擴加強統治的需要，完顏亮決定遷都燕京。公元1151年，完顏亮命大臣張浩擴建燕京城，並開始利用潞水向燕京運輸物資。由於潞水在燕京城東部的潞縣，經由潞水運來的各種物資需要經潞縣中轉而後再運至燕京城，鑒於潞縣的物資轉運樞紐地位，遂於同年升潞縣為通州，取「漕運通濟」之義，即通州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務於漕運。
在歷史上，通州地位獨特，其城市功能緊緊圍繞漕運和倉儲而運轉。通州是漕運倉儲之重地，通倉地位獨特，有「天子之外倉」的稱謂。明清時期，通州城經過四次大規模的建設和完善，每次建設都與保衛通州糧倉有直接關係。不僅如此，通州城的城市格局、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都與服務和保障糧倉的正常運轉有直接的聯繫，可以說，明清時期的通州城就是一座因漕運倉儲而興盛的城市。
本期的「品讀」就為讀者們介紹通州的築城史。
1
徐達命令修建通州城
如今，北京市已經在規劃長城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西山永定河文化帶的建設。大運河跨越千年，穿越四區，其主體位於通州區。
大運河文化帶在通州境內的範圍確定為「一線、四區、多點」，基本涵蓋通州全境。「一線」是大運河；「四區」是通州古城核心區、張家灣古城、漷縣古城、路縣故城四個片區；「多點」涵蓋宋庄、永樂店等地區。其中，通州古城重點圍繞「三廟一塔」，恢復「三廟一塔」運河歷史文化景區五進院落的整體風貌；改擴建西海子公園，擴大綠化空間和活動空間；建設瓮城博物館，增加運河文化展示和體驗相關內容，與「三廟一塔」空間連片，整體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運河文化標識區。
通州地區有過四座古城，這和通州在古代的縣治區劃有關。而通州古城的第一次大規模建設，則是明代開國第一功臣徐達下令的。徐達率軍北伐，攻佔通州後，就命令孫興祖主持修建通州城。史載：「通州城，明洪武元年（1368年），裨將孫興祖因舊址修築。」這裡修建的通州城後來稱為舊城，城牆採用內填夯土，外層包磚的方法，這是古代城牆較為常見的建築工藝。這樣既美觀大方，又堅固結實。城牆周圍九里十三步（步為古代的一個長度單位，明朝時的一步等於五尺，十三步為六丈五，也就是說，城牆的周長為九里，再加上六丈五），垛牆高三丈五尺。
孫興祖修建的通州城在四個方位各有一門，門各有樓，在門樓上懸掛著名字，東曰通運，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細細品味，城門之名含義深遠。
明初修建通州城後不久，尤其是燕王朱棣奪權以後，為了給遷都北平做準備工作，保證將來遷都後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的供給，朝廷在京城及周邊建置了足夠的糧倉。在通州設有西倉、中倉、東倉、南倉四大糧倉。據明《萬曆會典》記載，大運西倉有六倉，分別是通州衛西倉、通州左衛西倉、通州右衛西倉、定邊衛西倉、神武中衛西倉、武清衛西倉；大運南倉有四倉，分別是通州衛南倉、通州左衛南倉、通州右衛南倉、定邊衛南倉；大運中倉有六倉，分別是通州衛中倉、通州左衛中倉、通州右衛中倉、神武中衛中倉、定邊衛中倉、神武中衛東倉。按照規定，每個衛倉「各就一處，各築垣牆，每倉各置一門，榜曰某衛倉屋，三間為一廒，廒後置一門，榜曰某衛某字型大小廒」。
關於通州的糧倉，宣德以後，為擴大儲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通倉。如宣德六年（1431年），增置北京及通州倉。正統元年（1436年），定通州五衛倉名，在城中者為大運中倉，城內東者為大運東倉，城外西者為大運西倉，並令修通州等倉143間。大運東倉僅有神武中衛1個倉，其後大運東倉取消，神武中衛東倉併入大運中倉。
隨著通州城的修建，大量的衙門也進駐通州，而這些衙門均與漕運有關。明代因修建宮室、城垣、定陵和北部長城，對運河水運極為重視，在北京設有倉場總署，由戶部管理，並在通州設有尚書館、戶部分司、坐糧廳公署、監督主事公署、巡倉公署、巡漕公署等近40個辦事機構，衙署遍布通州城內。明代通州受蒙元殘餘勢力等威脅，所以要駐重兵防護城池與糧倉，因此通州駐紮有六衛。明代的軍事體制是衛所制，據《光緒順天府志·營制》載：「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衛所，其隸北平都司之在今順天府者……有通州衛……」為加強北陲防衛力量，命徐達鎮守北平府（今北京地區），且於京東重鎮通州城內駐守重兵近六千人，稱通州衛，直隸兵部。通州衛署設於北大街南部以東，坐北朝南。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奪得皇位，為增強其根據地軍事力量，將安吉衛調至通州駐防，仍稱通州衛，襲用舊署。在其決定將首都自南京遷往北京之後，就將通州衛升為親軍，命勛貴鎮守。通州衛署周圍形成街巷，名為通州衛衚衕。
2
為防禦外敵二次建城
明初軍力強盛，明成祖曾先後五次親征，北伐蒙古，並使得明朝成為瓦剌和韃靼的宗主國。但到了明英宗時期，北部邊境屢受威脅，甚至連北京也屢遭兵危，而作為倉儲重地的通州，也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保護糧草的問題。
正統十四年（1449年），糧儲太監李德、鎮守指揮陳信向朝廷奏請修建通州新城，目的就是保護西倉和南倉。因為在這一年，歷史上發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蒙古族瓦剌部首領也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進犯。在大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明英宗不顧朝臣反對，決定御駕親征。由於倉促行事，北征大軍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包圍，明英宗被俘。同年十月初六，也先挾持明英宗入侵京城，京師告急。朝廷上下瀰漫著逃跑主義的氛圍，有人建議遷都。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並號令各地武裝力量勤王救駕，成功擊退了外敵入侵，這就是著名的「北京保衛戰」。
也先率軍來勢洶洶，意圖佔據通州糧倉獲得補給，再圍攻北京。當時通州各倉尚存有約1900萬石的糧食，如果這一筆巨大的戰略物資落入敵手，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有人建議立即放火焚倉，以免資敵。而總兵官、昌平侯楊洪等提出防禦敵寇的三條策略，其中一條為「通州河上在倉糧料，除攢運入城，尚有一千九百餘萬石，卒難搬運。宜將在京並通州軍人等，半年糧米，俱各預先關支……」楊洪的策略被採納，于謙決定堅壁清野，在敵人到來前把通倉儲糧全部運進京城供守城軍民食用。於是他奏請代宗朱祁鈺，給京城官員發放9個月的俸糧、給守城士兵發放6個月的餉糧，讓大家自己到通州領取，並且還發動百姓協助政府運糧，凡能從通州官倉運糧20石交給京城官倉的百姓，發給白銀一兩。此命令一下，全京城的軍民登時忙得熱火朝天，通州到京城的道路上，運糧的隊伍匯成一股洪流，白天車馬相接，夜裡火把通明，僅僅幾天的工夫，就把通州糧倉搬運一空。
經過此次兵危，糧儲太監李德主張修築通州新城，保護通州糧倉。正如明朝大學士李東陽後來在《重修通州新城記》所言：「通州在國初為北平布政司之屬郡……東南漕運歲入四百萬，析十之三貯於州城，既久且富，乃於城西門外闢地為西、南二倉。景泰間，以外警，復築城七里有奇，環而翼之，為新城。」
如果說徐達下令建城是第一次大規模修築通州城，那麼從正統十四年（1449年）到景泰元年（1450年），為應對戰亂而倉促修建的新城則是第二次修築通州城。新城是什麼樣的呢？史料記載「新城……甃以磚，周圍七里有奇，東連舊城西面。為門二，一曰南門，一曰西門，各有樓，高止丈余，不及舊城之半。」
為確保工程順利進行，朝廷下令給修城軍民每月糧食三斗。通州新城建好之後，朝廷在通州大規模修繕和增置倉廒。如景泰四年（1454年），修造大運中倉，六年（1456年），增置通州倉。後來，出於保護通州糧倉安全的考慮，朝廷屢次修繕加固通州城。如正德元年（1506年），在一次廷議中，大臣們對「北方蒙古勢力入侵時，如何確保通州糧食安全」這個議題進行了辯論。監察御史楊儀主張把通倉的糧食提前發放出去，然後通州糧倉遷往京城之內，即「虜萬一深入通州，所積倉糧徒遺之食，預令在京官軍人等，預支數月而盡，撤其倉，遷置京城之隙地。」而另一派以太監張永為代表，不僅不贊同搬遷通州糧倉，還請求增築通州新城。後者的意見佔了上風。「俱下廷臣集議，謂：通倉共七百餘間，猝不可遷建，糧共六百餘萬石，亦非旦夕支收可盡，不若增築新城，以為保障糧儲之計。」
新城於景泰年間竣工。由於當時面臨蒙元余部對京城的威脅，該工程屬於在緊急狀態下進行的，很倉促，在形制上不很講究，主要考慮實用性。直到成化年間，再次施工，才使新城與舊城在形制上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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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將新舊城合二為一
由於明朝正統年間修建的通州新城是在緊急情況下進行的，新城城牆不及舊城一半高。於是，到了正德六年（1511年），在巡撫都御史李貢的主持下，開始了對通州城的第三次修築。這次修築主要是將新城加高，並與舊城連接起來。史料記載：「新城連接舊城，正德六年（1511年），巡撫都御史李貢增崇之，加五尺。」主要工作是「新城舊基，增築五尺，其外為磚，內實以土，上復為垛牆，六尺有咫，而長廣皆如其數。又為敵台，其西南為瓮城，重門懸橋，皆舊所未有。」
此次修繕工程備受矚目，不僅得到皇帝讚許，也受到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以至於大學士李東陽都大加讚賞，並欣然撰寫《重修通州新城記》。在該文中，李東陽記載了修建的原因和具體情況：「已乃詢諸有司，圖所以御災捍患者。上疏言：天下之治，與其有事而圖，孰若先事而慮。今番上京軍數千名方留城守，宜以其隙計工修築，工部分司有廢磚數十萬，宜藉以供用。上命戶部左侍郎卲君寶、兵部左侍郎李君浩、工部右侍郎夏君昂，率僚屬往相其宜，悉如所議。君人留罪人所贖金，為凡百費用。」
通過三次修築，通州城規模更加龐大。而此後的重修通惠河，更是加重了通州在漕運中的地位，使通州更加繁華。元代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到了元末明初，由於戰亂和自然災害，日漸荒廢，通州至京師糧米皆由陸運。陸運不僅運費高昂，而且容易受到自然天氣的影響，遇到雨天，道路泥濘，不能及時到達京城。通倉儲漕糧，若有敵兵越關，輕騎兵幾日便可到達，控制糧倉，則京師就很危險了。鑒於此，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向嘉靖皇帝建議重修通惠河。
疏浚工程於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四日開工，五月二十二日竣工，歷時三個多月。重修後的通惠河在通州境內沒有沿用元代的河道，而是利用了金代閘河故道，至通州城北匯入北運河。自此，通惠河河口由張家灣移到通州城的東北。新開通的通惠河不僅便於為京城供應物資，保障了都城的安定，也促進了通州城的進一步繁榮，尤其是通州糧倉的安全得到保障，儲糧也進一步增加。
而通州新舊城的合二為一，則是在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總督方觀承奏請朝廷重修通州城，拆掉舊城的西牆，將新城和舊城合二為一。其具體情況是：「舊城西面，拆去一百八十二丈，周圍實長二千七百七丈五尺，並添建女牆一丈六尺。」至此，明清通州舊城與新城合二為一。新修繕的通州城形制統一，城根均為二丈三尺，城頂為二丈。此時的通州城共有五門，都建有重檐城樓。通州城五座城門，分別是舊城的「通運」（東門）、「迎薰」（南門）、「凝翠」（北門）和新城的「望帆雲表」（南門）、「五尺瞻天」（西門）。至此，明清通州城形制最終被固定下來。
從通州城的變化可以看出，明清通州城的修建和完善與保護通州糧倉有直接關係，也可以說通州因大運河而得名，通州城也因漕運而興盛。過去，通州地區流傳這樣的民謠：「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燈寶塔做桅杆。鐘鼓樓的艙，玉帶河的纜，鐵錨落在張家灣」，這首民謠形象生動地描述了明清通州城與漕運的聯繫。
4
京通間以石道相連
通州自古就是水陸交匯之地。秦朝曾建有以咸陽為中心的、通往全國各地的馳道，最著名的馳道有9條，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陝北)的上郡道，過黃河通山西的臨晉道，出函谷關通河南、河北、山東的東方道。當然，還有直通北京的前身薊城的薊襄馳道，而通州的前身路縣就緊靠馳道。
京通之間除了通惠河等河道相通，陸上也有道路相連。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命令修建通州至朝陽門的石道。該工程始於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至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告竣。石道「計長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寬二丈；兩旁修土道各寬一丈五尺，長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舊城至各倉門及東西沿河兩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計長一千五十餘丈，廣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費帑金三十四萬三千四百八十四兩有奇。」
這條石道是什麼樣子？咸豐十年（1860年），法軍上校杜潘曾在書中有這樣的描述：「路面由大塊的石板鋪成……路的兩邊，每隔一段距離就有幾座白色大理石石雕，這些雕像的形態奇特且充滿想像力。石雕的主題都是相同的：下面是一個巨大的大理石烏龜，烏龜的背上馱著一根方形石柱，石柱上雕刻著一些五爪的大龍，它們彎曲著相互纏繞在一起，形態奇怪。」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京通間的石道不僅有實用功能，而且還體現著王朝的威嚴和盛世氣象。這條石道在清朝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便利了入京運送漕糧的車輛，也加強了通州與京城的聯繫，是通州通往京城的重要基礎設施。
值得一提的是，該石道不僅連通了通州和朝陽門，而且通州新城、舊城至各倉門，也修築了石道，這樣就極大地提升了通州城市主幹道路的水平。朝鮮使臣記載：「市街排列石路過側，車不得方軌。」由此可見，政府對石道的管理是很嚴格的，市場只能分布在石道的兩側，而不能佔道經營。為保證道路通暢，車輛不能並排行進。
來往通州的官員文士、商賈使臣對明清時代的通州城有很高的評價。如一朝鮮使臣在日記中寫道：「從州北門入內城門，十字街口，建一座牌樓，上面書『日下衝繁第一州』，蓋第一要衝繁華處也。城內通衢皆瓮石為道，直抵朝陽門外。凡四十里，左右旗亭酒樓，丹碧連天，簾幕臨江。城東門內一亭，亭獨出，影卧江面。余有詩曰『亭似高帆城似岸，通州全在夕陽中』，真夕陽佳景也。」
遺憾的是，此石道後被破壞殆盡。民國三十年（1941年）前後，通州城內石道就幾乎不存在了。《通縣誌要》記載：「（當時）由城內牛市至西門外三間房一段，民初修京津公路時拆去。其西倉至新城南門一段，亦同時拆去。由牛市至舊城南門一段，系冀東偽政府拆去。」
轉載自: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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