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中的「漢奸」公使
原標題：日俄戰爭中的「漢奸」公使
撰文：李潔
本文為《一位被誤讀的晚清「漢奸」公使》下篇，點此閱讀上半部分。
1
到任後的危機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裡，保存著1903年10月至1904年5月楊樞給外務部「夢陶、任庭、譜桐、伯唐列位大人閣下」的幾十封信（《歷史檔案》1987年第二期），和他給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端方的16封信（《歷史檔案》1996年第一期）。筆者解讀日俄戰爭時，曾數度解讀這些密函，方知楊樞之不易。
楊樞致外務部信的收信人，經查為陳銘侃，字夢陶；愛新覺羅·紹昌，字任庭；雷補同，字譜桐；殷用霖，字伯唐，又伯堂。此四人的職務為左右丞和左右參議，統稱丞參。丞與參是低於侍郎（副部長）一級的官員，左右丞掌管部內機密文件的管理和部內事務，類似後來的辦公室主任；左參議和右參議是部里擬訂和審議有關法令的官員。可見，此四人是管理外務部的慶親王奕劻指定與楊樞聯絡的官吏。
楊樞到任時，也正是日俄兩國談判陷入僵局時。
弄明白日本是否不惜與俄國一戰，是新任駐日公使的頭等任務。所以，在拜會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和樞密院顧問官青木周藏時，楊樞都迫切地想知道日本的底牌。因長相似老鼠而被同僚背後稱作「鼠太郎」的小村壽太郎，面對新任清國公使的再三探問，其警覺也如老鼠一般，愣是不肯撒一點兒口風。倒是青木周藏對老友楊樞說了一番自己的判斷，但畢竟他已不是內閣中人，說的只是一已之見。
楊樞只能及時地將青木周藏所言，闔盤端給國內，請「夢陶、任庭、譜桐、伯唐列位大人閣下」轉呈「部憲」，即本部的尚書和侍郎：
頃與樞密院顧問官、子爵青木周藏晤談，據稱：現在日俄會議東方事，雖各有爭執，然揆度大勢，或不至於決裂。惟日本甚願中國將東三省自有之政權、軍權竭力爭回，設法保守，決意不退讓於俄，則日本易於相助，共保東方大局。否則，俄焰方張，後患不堪設想。望將此意轉達中國政府為要等語。
青木周藏的這番話表明，是戰是和，日本尚未最終決定。
6天之後，楊樞又給端方寫信，報告了無從得知日本政府內部確切動靜的情況。他向湖廣總督如此抱怨：
……至東三省事，外務省大臣與俄使會議六次，從不稍露端倪。其與樞（楊樞自稱，下同）接見時，詢其底蘊，則虛與委蛇，無從探悉。政府諸公如何舉動，未得其詳。
楊樞為何要向端方寫信彙報工作？須知，端方雖受慈禧太后信任，也是公認的開明大臣，但畢竟是沒在總理衙門（外務部）兼過職的大臣，而且其個人履歷也從無與低他好幾級的楊樞有過交集。端方管轄的是「兩湖」，即湖北和湖南兩省，職責範圍與外交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可是，楊樞為什麼還要給他寫信，而且不間斷地給他寫了半年的工作信函？筆者再三看過，楊樞給端方的信，說的全是公務，沒有一句私誼。真是咄咄怪事！
還是先說說端方其人吧。
端方，字午橋，時年42歲。和楊樞一樣，他也是祖先入了旗籍的漢軍出身。他雖比楊樞小十來歲，但地位卻比楊樞高多了，三年前，他就是從二品的陝西布政使了。也正是在那個任上，他因迎駕逃亡西安的「兩宮」有功，得到太后賞識，所以剛過不惑之年就當上了署（代理）湖廣總督，成了中華帝國中心地區的封疆大吏。有清一代，凡任總督或將軍者，人均尊稱為帥，故楊樞在信函中便尊其為「午帥」或「大帥」。在鄂期間，端方大興新式學堂，選拔優秀學子留洋，甚至把自己的兒子也送到了美國。多說一句：那會兒不像民國以後，絕大部分官僚並不了解和認同西方的價值觀，視送子出洋為危途。像張之洞和端方這樣的高官，不把兒子留在國內按部就班地培養成官二代，而是讓他去跟洋鬼子學知識，確需要有足夠的見地。
端方
筆者從楊樞致端方的信函中並未讀出明確答案，卻悟出了一種可能，即受慈禧太后信任的端方，或許是奉了懿旨，保持與楊樞的單線聯繫。不然，在一個法度森嚴的君權專制國度，若非有最高統治者的委任，一個地方大員哪敢擅自接收外務部所屬駐外大臣的不定期工作彙報，而且是長達半年的連續彙報？從楊樞這邊說也一樣：若非有比那四位部里同僚位置更高的人的直接授意，他哪敢獨辟渠道與一位地方大員保持著經常性地聯繫？
2
觀摩日軍演習
從楊樞寫給外務部和端方的歷史遺墨中，筆者看到了一個弱國駐外公使的無奈與辛酸。到任伊始，除了打探日本政府的走向之外，還有一件大麻煩事也要他親自操辦，即接待國內前來東京觀摩日軍演習的各省武官。
正在積極備戰的日本陸軍，即將於近日舉行一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時稱「特別大操」。為了體現對華「親善」，日本政府特意邀請中國派軍事代表團前往觀察。對於代表團的人數，日方提出了要求，即不能超過20人。
這真是讓清廷始料未及的好事。正在厲兵秣馬的日本，要在自己家裡進行「秋操」，竟然主動邀請大清國派出20名「觀操官」。不料，清廷將名額分配到各省以後，各省熱烈響應，超額報名。到楊樞履任時，各省所報的「觀操官」人數已達40多號人。楊樞知道，對於大清軍界來說，這當然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為了滿足國內的需求，他便一遍遍寫信給日本陸軍部大臣和外務部大臣，甚至給總理大臣，懇請他們增加我「觀操官」的名額。讓人寬慰的是，在他的再三遊說下，日本人同意了。所以楊樞上任20天時，國內的40多位各省軍事要員如期抵達了東京。
令楊樞哭笑不得的是，演習馬上就要開始了，國內有個省才把代表名字與人數報給他，相對於做事認真的日本人，國人的拖沓實在讓人無語，他只能回絕對方，並把此等荒唐事報告了外務部。
雖說日方慷慨地接待了超額的中方代表，但來自大陸的清軍高中級武官全是頭一回出國，彼此之間又互不相識，而且都不通日語，他們乍到東京，從吃喝拉撒睡，到參觀購物遊覽，哪樣事不得靠一把銀髯的楊大臣操心？且看楊樞11月11日給部里四位同事的信函：
查此次特別大操，日本政府原與我國協定，各省所派閱操官，統計以二十員為度，並須於西九月通知來員人數、職名，遲者不預備接待。現在統計，各省派來員數共四十餘人，逾額不止一倍，且有遲至西十一月始接准該省咨文通知來員人數、職名者，以致樞頗難照傳。當經迭次函托彼國各部院大臣，請其通融辦理，幸皆認可。
惟樞甫經到任，料理新任各事宜，甚為忙冗，與閱操諸君恐有應酬不週之處，每以為歉。想閱操諸君，以公事為重，亦樞管窺蠡測。
……至各省閱操官，均已先後行抵東京，在旅館小住數日即轉，不因小節見罪於樞也。
對於日本這一次為何如此慷慨？楊樞不為浮雲迷望眼，言之有理地寫出了自己的判斷和建議：
日本政府如此著意，非真有愛於中國，特以俄若佔據東三省，則於彼國地利大有妨礙，是以望中國爭回政權、軍權，庶可同弭後患。若中國示弱，則惟有與俄定議，均分東三省權利，以為抵制之術。又恐俄不俯就，則以代中國拒俄為名虛張聲勢，使俄知所顧忌，而受彼國之範圍。故彼國外部（即外務部，下同）屢與俄使會議條約，均甚機密，雖外部之秘書記官亦不與聞，意可想見。但其中底蘊究未深悉，俟有所聞，隨時續告。
楊樞如此一分析，北京也就弄清楚了日本這次對我意外慷慨的緣由。原來他們是拉我給他站台，嚇唬俄國人。
接待完國內的軍事代表團，楊樞又費盡心思地忙著打探日本政府的真實動向。但是，在守口如瓶的「老鼠外相」那兒，他還是一無所獲。身為駐外大臣，他不能總是以「打探不到內情」為理由不向國內提供任何情報。於是，12月12日他就把自己「再三設法，探悉」到的「大概情形」，和自己對日本主要報紙文章的分析，分別給部里與端方寫信秉報：
緣日本政府之意，以為東三省雖非日之疆圖，乃是日之屏蔽，不肯讓俄獨佔，致失地利而貽後患，是以決意與俄力爭。（日本政府）早已頒發密令，將一切開戰事宜暗為預備，約計兵費需五萬萬圓，官民合力，尚可籌措，且陸軍甚強，是以制勝。惟統計海軍大小戰艦，載至廿五萬噸（即總排水量），恐非俄敵。然日已與英立有密約，如戰局一開，英願藉助戰艦。
不過，關於英國將借戰艦給日本一事，楊樞估計失誤。一年半後的事實證明，無論是龜縮在旅順口的俄太平洋艦隊，還是萬里來征的俄第二太平洋艦隊，都是被日本聯合艦隊痛殲而致覆滅。盟國與俄國戰爭期間，英國自始至終保持中立。應該說明一下的是，英王愛德華七世與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即他倆母親是親姐妹。楊樞更誤判的是，日本極可能因無以支付巨額的軍費而放棄戰爭。且看他的分析：
戰局一開，糜費極大。倘戰而敗，固傷國之元氣；即戰而勝，亦難以善其後。蓋日之兵力，亦不過擊逐俄人退出拜開耳湖（即貝加爾湖）而止，勢不能將西伯利亞諸部落皆奪而有之。按公法，未奪敵國土地，不能索賠款。縱使奪得俄之東方鐵道，亦不過滿洲之一段（即西伯利亞中國段，亦即東清鐵路），利益有限，得不償失。又慮爭回東三省之後，中國兵力不能自守，仍須日為之設防。然欲設防，正非易易（非常容易），必得有七師團之眾，分屯遼瀋及渾春一帶，庶免俄之窺伺。但統計七師團每年餉糈（本意為軍糧與給養，特指軍費）約需一千萬圓（楊樞筆誤，後信自改為一千兆圓），議者謂：此項餉糈應令中國代籌一半，然中國未必允從。所以日本政府挨前度後，甚覺為難，不得不俯就俄議，以為目前之計。
3
日俄戰爭中的奔波者
到了1904年12月19日，西方大國都預測日俄兩國終將一戰了，可楊樞還是一無所獲！
此時，他從駐神戶兼大阪領事的來電中，已知「大阪陸軍兵器支廠連日添募工匠多人，將廠內所存大炮彈包裝完固，陸續運往別處」；從駐長崎的領事的來電中，獲息了「本埠米價每百斤」「漲了八角」的原委是海陸軍突然增購所致；日本以3000萬元巨資購置了兩艘義大利巡洋艦「春日」與「日進」的信息，更及時報告了國內。眼見戰爭在所難免，他請求領導指示，若日本外務大臣向他詢問中方的態度，他將如何對答？
在這一天的信中，他寫道：
樞（楊樞自稱，下同）近因、日俄協約，秘密太甚，究不知是何用意，昕夕憂慮，寢饋不安！且以愚見度之，無論日俄如何定議，均恐於我不利，似宜自定主見，及早防備，不必俟彼定議之後始行肆應（各方響應）。想我政府統籌全局，已有措置機宜。惟主見若何，尚豈指示一二，因恐外部大臣或以遼事諮詢，樞未知政府用意之處，不能答覆，致有貽誤。況此等事機，樞雖不才，尚能酌量輕重。如果有關緊要節目（關鍵），不便向外人道者，自當秘之，不致於洩漏也。
專此。敬請均安。
好在，在他忍不住又一次求見日本外相時，「鼠太郎」總算稍露口風，讓他確信戰爭已不可避免。回到使館，他就匆匆給北京寫信，而且顧不得指名道姓地寫給那四位丞參大人了，而是徑直寫給了部里，迫切之情，可想而知。信曰：
外務部鈞鑒：
前探得日俄協約內有二要款：
一、朝鮮全歸日保護；
二、駐東三省俄兵止許敷護鐵路，東三省作為通商地政權仍歸中國。……
邇來日民（日本國民）多主拒俄，人心浮動，昨日元老伊藤（首席元老伊藤博文）等在桂相（總理大臣兼陸軍大臣桂太郎）府，密議竟日。又聞，海軍將軍、將佐已集都城聽候調遣；兵米（軍糧）購定四十萬包，窺此情形，戰恐難免！
正擬電達，適奉三十電（12月18日北京來電），又往詢外部。據小村云：俄確有答覆，現未便明言，及時自當布告。
以愚見，無論日俄如何定議，均不利於我，惟有自定主見，及早籌備而已！
第二天，「昕夕憂慮，寢饋不安」的楊樞，意猶未盡，就又給部里的四位丞參寫信了，他告急道：
初三（12月21日）早上，訪聞得日之常備軍艦十八艘，已於初二夜一點鐘由佐世保拔錨，開向旅順（或雲先往朝鮮）。該軍艦（應為該艦隊）內，有一等戰艦六艘、巡洋艦六艘、報知艦一艘、水雷艇五艘，是否預備宣戰，難以臆斷。
終於，12月24日晚，即俄國人都在過平安夜的那個晚上，小村壽太郎召見楊樞，把與俄交涉失敗的經過全盤托出。
第二天一早，楊樞即向國內詳盡報告了小村與他的會見的過程：
……昨晚，外部小村邀樞至彼署內密語云：前承貴公使屢以日俄協約事見詢，本大臣不即奉答者，實因協約內要款尚未奏明，不敢先洩漏，即我國內田公使處，從前亦未有通知。
這個老鼠外長，真會哄人，先說聲「sorry」，以安慰一下客人那顆已經支離破碎的心；再蒙小孩似地說：以前，我連駐貴國的我公使內田康哉也不告訴呢！反正信不信由你。接著他說：
茲已奏明（已向天皇報告並得到准許），故特請貴公使來署（外務部）布告一二：緣日與俄協約，大旨系因保全東亞和局。以現在情形而論，朝鮮、滿洲皆於日本利害相關，而朝鮮更甚，故與俄協約以定界限，而免轇轕（jiao,ge，縱橫、雜亂）。
楊公使太過於博學，因為日文里沒有像「轇轕」這麼古奧難懂的辭彙。好在那會兒我政府官員個個都是飽學之士，不用查《康熙字典》也都知道外使們寫的是什麼。接著，楊樞轉述了小村談到的日俄談判失敗的原因，即：日方堅持俄國必須保證不侵佔朝鮮與不侵犯中國的滿洲主權，但俄國卻只承認不染指朝鮮，卻拒絕談滿洲問題，稱「滿洲與日本無關」，並表示決不讓步。所以，談判破裂。
小村第一次明確告訴中國公使：
然我國政府主意甚堅，絕不退讓。目下海、陸軍均已齊備，隨時可以宣戰，但臨此大事自當持重，未便輕率，所以尚須靜候俄信再定趨向。總之，我國政府自滿洲起事以來，一意保全中國主權，維持日本商利，並無異議，所望貴國政府，始終堅持定見，幸勿游移。
從楊樞那兒，中國終於得到准信兒了！於是，經緊急垂詢各地封疆大吏的意見，並按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大國的建議，清廷最終做出了「局外中立」的決定，即：在遼東半島划出交戰區；無論兩國勝敗如何，東北主權歸中國，兩國均不得侵佔。
在當時，這既是最無奈選擇，也是最可行的選擇。
1904年2月9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了俄太平洋艦隊主力所在的旅順口。戰爭爆發了！
開戰以後，楊樞更加忙碌了，給外務部和端方的信和電報愈發頻繁。對日本海軍強行進入我煙台港的行為，和日本陸軍禁止我紅十字會進入交戰區求助難民的行為，他都及時而嚴正地進行了交涉。日俄談判之前，他曾受命到日本外務省鄭重交涉：
兩國議和條款，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
在日俄終戰的《朴茨茅斯條約》上，兩國果然依中國政府的要求寫上了如下文字：
除遼東半島租借地之外，現被日俄兩國軍隊佔領及管理之滿洲全部，交還中國接收，施行政務。
雖不敢吹牛「又成大贏家」，但清國總算沒輸掉讓兩國爭得死去活來的滿洲。
戰爭結束了，駐日使館的經費也花光了。
有誰知道，早在日俄開戰之前，楊樞就曾向國內告急：請速轉告部領導，本館已經難以為繼！原因竟是超量的電報費，已經耗盡了使館的經費！且讀楊氏1904年1月22日給外務部發出的告急電：
……至敝署經費，本可支持到明年正月，因邇來東事日亟，屢發各處長電，所費甚巨，以致經費漸形短絀。懇即回明堂憲（部領導），俯賜電飭江海關道，務於年內撥匯經費四萬兩來東（東京），以資接濟，實為公便。諸費清神，感激之至！
在給瑞方寫的信中，楊樞也說到了日本發電報費用之昂貴：
因此間電費甚昂，發一長電輒需數百金……
解讀日俄戰爭時，筆者了解過當時的日元價值，即與當下相比，比值約為1:20000。當年一個普通家庭，每月5元即可維持基本生活費用。一個大工（成年技術工人），日薪為0.27元；一個小學教員和初入職的警察，月薪為8元。依此來算，即他每給國內發一封長電報，就要花掉一個日本普通家庭好幾年的費用！當時的電報費，實在貴得讓後人咂舌！
硝煙散盡，我東北大地劫後重生。朝廷高層都知道誰在異邦起過什麼作用。公平而論，日俄戰爭期間，還沒有哪一個駐外大臣比楊樞勞苦功高。
4
勸阻學生，終成「漢奸」
比應對日本政府更難的是面對本國的留學生。
楊樞上任之初，以前任蔡鈞為鑒，主動到成城學校，後改名振武學校，請求校方增設文科生班，以解決中國更多留學生的入學難。之後，他又陸續去過日本明治大學、東京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日本帝國大學拜會校長，協商增設清國留學生師範速成科和法政速成科事宜。後來成為清末民初一代政治、法律、教育、文學名流者，幾乎都曾留學東京。清朝覆亡以後，以前在東京與兩任中國公使對峙的那批人，被大總統袁世凱不懷好意地稱譽為「革命偉人」。「偉人們」在後來不斷撰寫的回憶文章中，只說個體的人是如何東渡求學，又如何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與新知識的啟蒙，卻從來不說是誰幫他們圓了求學夢，讓他們終成一代風流。這不公平。
眾所周知，魯迅留日時，曾入仙台醫科專門學校求學。但鮮為人知的是，正是楊樞這位清國駐日本的最高代表，親筆給仙台醫專的校長寫了證明書兼推薦信，周樹人（魯迅）同學才得以如願進了仙台醫專。
現在的日本東北大學的校史館裡，陳列著當年楊樞致仙台醫專校長山形仲藝的親筆信，全文如下：
敬啟者：茲據敝國南洋官費留學生周樹人呈稱，曾在東京弘文學院普通卒業，今願入貴學校肄習醫學專門，為此函送貴校長查照辦理，並希見復為荷。順頌時祉。
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長山形仲藝殿
楊 樞
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六日
東北大學乃日本名校，該校的醫學系前身，即仙台醫專。正因此，有關魯迅的史料，便成為東北大學的珍存。
楊樞給魯迅的推薦信
魯迅只是江蘇省派出的官費生之一（他從江南陸師學堂的路礦學堂畢業），與楊樞並無私人關係。只此一函，即可知，當年的駐日公使，為了祖國的留學生，實在夠操心。得到清國駐日公使的親自推薦函後，仙台醫專的校長山形仲藝欣然復函楊樞，承諾接納周樹人，並慷慨地表示免除其學費。於是魯迅才成了仙台歷史上第一個外國留學生。
2016年5月18日下午，我在日本東北大學校史室里，俯身讀到楊樞給山形仲藝的遺墨時，突然有一種感動。因為，即便略知魯迅生平，也常讀近代中國史，我竟也不知道楊樞曾如此認真地推薦一個他根本不認識的浙江籍留學生到東京以外的城市讀書。如果說字如其人的話，那麼，從極為工整的楷書上，我讀到了楊氏的嚴謹與盡責。
2017年11月24日，在日本外務省史料館，我也曾再三讀到楊樞的極為嚴謹的真跡，都是他給日本陸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寫的信原件。睹物思人，讓人不能不為其一生而浩嘆。
當年，在給國內的密函中，楊樞也曾喟然浩嘆：
近日各省遊學生來東（東京）甚眾，以故學務之繁，倍於使事！
這位心力交瘁的公使，沒向上司稟報留學生中的哪些人給自己製造了哪些麻煩，但一句「處理學生的事，已經大大高於公使本職的工作」（「學務之繁，倍於使事」），即足可讓國內的袞袞諸公體察到了這位老臣的不易。
楊樞
到了1905年，受日本戰勝的影響，中國留學生湧入日本已達8000多人。難能可貴的是，對祖國來的留學生，無論官費還是自費，楊樞「視之如子弟，時時愛護，事事體恤」，「學生到使署請謁，必隨到隨見，無所阻拒」——在給皇上寫的《密陳學生在東情形摺》上，他問心無愧地如是寫道。
被革命黨人視為滿清走狗的楊樞，其實並非只是一味聽命於清廷的唯唯喏喏的官僚，相反，他曾非常勇敢地向清廷表達過自己的政見。
1905年2月29日，他上奏朝廷，籲請實行立憲政體，而「變法大綱，似宜仿效日本」。須知，君權時代，一個駐外使節竟然建言改變國家政體，這不僅屬嚴重逾責之舉，更有妄議朝廷之嫌。若慈禧太后或光緒帝龍顏不悅，降旨將其召回，命吏部問罪，則楊樞必定仕途猝斷，免職甚或流放均未可知。不過「兩宮」沒有怪罪楊樞的妄議，非但沒有問罪於他，反倒以另一種方式肯定了他的耿忠——
就在日俄開打之前，楊樞意外地收到小弟楊晟的信函。弟弟報喜：已被皇上委任「欽差出使奧國大臣」，即中國駐奧地利公使。楊晟比楊樞小23歲，也是早年畢業於廣東同文館的翻譯出身，後又入京師同文館進修，曾長期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手下辦洋務，主持過膠濟鐵路事務，還當過山東巡警和山東營務處的頭兒。弟弟能幹，楊樞自然知道。但朝廷讓弟弟當駐外大臣，卻是他意想不到的。因為如此一來，大清國歷史上空前（也是絕後）地有了「一門三公使」——楊儒、楊樞、楊晟——的傳奇。
所以，在給端方的密函中，感恩圖報的楊樞便有了如下感言：
伏念樞兄弟俱識淺才疏，仰蒙聖恩高厚，先後擢用，實屬非常際遇，感激鏤膺（銘刻在心）！惟有共矢忠貞，力圖報稱……
不過，在少數激進的留學生眼中，凡接受清廷委派的人都是「滿奴」，管你是駐日大臣還是留學生監督。
1905年11月2日，也就是楊樞推薦魯迅入學的第二年秋季，日本政府分管教育的文部省出台了《關於准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彼時，日俄戰爭已經結束，日本承接了俄國在華的租借地旅順與大連，以及長春以南的南滿鐵路。清日兩國正就東北的利益在北京進行談判。中日關係進入到了新一輪的微妙階段。
不料，文部省的這一規定，竟被留學生中的激進者故意解讀成了「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定」。因為該規定中有這樣兩條：清國留學生無論寄宿何處，「須實施校外取締」；無論公私立學校，不得招收被別校「飭令退學」的「性行不良者」。日語的「取締」，即管理、監督之意，而非漢語的取消、禁止。但是有人蓄意起事，遂趁勢煽動，借大部分同學尚未沒看過該規程之際，極力擴大事態，鼓動全體留學生罷學回國，並組織糾察隊上街攔截同胞，以暴力逼其表態回國。秋瑾即曾在浙江同學的聚會上當眾掏刀警告不想回國的魯迅和許壽裳。
在日本政府公布該規定之前，楊樞已經風聞，曾親自到文部省，「請於未公布前抄稿示商」。文部省遂按所請，將該規程提供給了清國使館，並得到了楊的認可。該規程的制訂，主要是為了約束日本各公私立學校接收清國留學生，即規定各公私立學校今後招收清國留學生，必須得到清國使館的批准；但也有對清國留學生的管理條款，如學生的入學、轉學與退學，均須經清國使館同意等等。
老邁的楊樞成了眾矢之的。有人煽動罷課，更有人給使館投遞匿名信，「或稱將置公使於死地，或雲將剪公使髮辮以示儆。」因湖南籍的留學生幹事長楊度主張相忍為國，繼續學業，竟被激進者列入「不容於死」的「二楊」之一。
楊樞和激進學生的對峙，終以楊樞痛下決心果斷出手而告結束。他親自到學生會館「宣諭諸生，曉以大義」，而且派員到各校組織「維持學界會」；同時，他將「倡議停課，煽惑眾人」的17人名單提交日本文部省，敦請各校不得容留。為杜絕這些人回國後混入各級政府機關，他又請求經學部通知各省督撫，對在東京帶頭鬧事的人，國內各校一律不得錄取。學潮壓下去了。
學潮鬧得最凶的時候，他曾奏命給「兩宮」上《為學生罷學情形辦理奏摺》，直接向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秉報了其困難處境與解決措施。在這道奏摺上，他這個心力交瘁的「奴才」禁不住向「聖母皇太后」和「聖上」失聲悲嘆：夾在學生與日本政府中間，自己「於此時幾無容身之地」！在君臣稱呼上，滿清王朝嚴於律本族，寬以待漢人——凡旗籍官員上奏，須自稱奴才，而漢官則稱臣可也。所以，楊樞是大清國的一個地地道道的老奴。該老奴和他的前任蔡鈞一樣，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容忍學生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最終選擇了前者。
無論強硬如蔡鈞，還是溫和如楊樞，在一心要推翻滿清王朝的一代熱血革命者眼中，都屬阻礙前進的絆腳石。因此，在革命者的語境中，楊樞也成了死心塌地聽命於「韃虜」王朝的「滿奴」，成了勾結日本政府迫害愛國同胞的「漢奸」。辛亥革命以後，有資格回憶的人都是當年的革命者，所以，楊樞就成了主流語境里的反派小丑。
在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組織「黑龍會」的幫助下，也在日本政府的默許下，東京已然成了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以顛覆本國政府為宗旨的中國同盟會就在楊樞眼皮底下秘密成立，每個入黨者都對著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宣誓：「驅逐韃虜」，他卻渾然不知！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向來弱國無外交，作為晚清駐外公使，尤其是駐強悍之邦的公使，楊樞苦心支撐局面，謹慎應對各方，清廷體察到楊氏的艱辛，故於其履任公使三年後，即1906年，授其外務部右參議。雖說參議還是正四品，但其政治待遇卻高於同級官僚。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一（1907年10月7日），63歲的楊樞卸任回國。在清朝歷任駐日公使中，他任期最久，只差7天就滿4周年，而這4年正逢日俄戰爭，又遇上了王朝末期，他苦心維持，極力斡旋，終未改變大清走向衰亡的命運。
回國後，他被改授外務部左參議，成為中樞的一名外交要員。
此時，他的前任蔡鈞一直在上海租界做寓公，賦閑兩年後（1905年）曾創辦過一份英文的《南方報》。該報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份英文報紙，以「宣揚聖德，抵制橫流，覺世牖民，隱惡揚善」為辦報宗旨，報道時事，兼刊譯稿。但該報只維持了三年即停刊。蔡鈞從此和他的報紙一樣，成為歷史。
兩年後，即宣統元年（1909年），鬚髮蒼白的楊樞奉旨二度出使海外。這一次，他被派得更遠，到了歐洲的比利時擔任公使。不過僅一年就因病請辭回國，從此退出政壇，於民國六年（1917年）在寓所壽終正寢，享年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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