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2017：解救「被劫持」的國家
從遠處開車接近約翰內斯堡，會看到城市佇立在一塊高地上，顯得格外雄偉和繁華。在南非荷蘭語中，這塊高地被稱作「Witwatersrand」——白水嶺，因為有多條瀑布從它北側的峭壁上流下。1886年，白人在白水嶺的一座農場上發現了金礦，此後這一帶出產了如今世界上一半的已開採黃金。對黃金的慾望驅動著對黑人新的奴役，匯入南非三百多年的殖民史。這段歷史的幽靈，在種族隔離廢除23年後的今天，還遠未從南非大地上散去。
「彩虹之國」
2017年11月初，夏天在幾輪寒潮侵襲後姍姍來遲。約翰內斯堡市中心建在關押過甘地和曼德拉的監獄遺址上的憲法法院，一群澳大利亞的老人正在紀念他們當年對南非人民的聲援運動。城南的種族隔離博物館，海內外遊客人頭攢動。它西面的黑人鎮區（township，當年白人政府為黑人劃定的聚居區）索韋托（Soweto），路邊一塊塊字牌復原著1976年那場意義深遠的起義的場景，小小的曼德拉故居被遊客擠得水泄不通，一條考究的商業街在門前發展起來。
在今天的南非，鬥爭的記憶依然高度可見而且鮮活，而不太被講述、也不太受到外國人關注的，是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後，這個傳說中的「彩虹之國」到底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離曼德拉故居不遠的一面牆上，執政至今的非國大的宣傳標語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1994年，大多數人沒有免費教育，2013年，80%以上的學校免費；1994年，550萬家庭沒有通電，2013年，超過1100萬家庭通上了電。我們已經一起讓南非變得更美好。」
乍一看是了不起的成就，再一看卻發現它隱藏的，比它講出的更多。
它沒有告訴你，南非的基礎教育水平低下，小學生讀寫和算術能力顯著低於肯亞、斯瓦士蘭、坦尚尼亞和辛巴威等其他非洲國家，而且輟學率驚人，2004年入學的一百多萬學生中超過一半沒能堅持到十年後的中學畢業考試。
它也沒有告訴你，在過去的十年中，南非電價上漲了整整四倍，給經濟和民生都造成沉重負擔。去年，深陷腐敗窩案泥潭的國有電力公司再次要求政府批准電價上漲20%。
當然，它更沒有告訴你，當前全國5500萬人口中的5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失業率位列世界前十，青年失業率超過50%，全國基尼係數高達0.68，黑人內部也達到0.65（聯合國的警戒線是0.4）。近幾年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前年工會領袖、民間組織和反對黨分別聲稱全國有1300萬、1400萬和1500萬人食物短缺，不得不「餓著肚子睡覺」，政府公布的數字打個對摺，那也相當於總人口的13%。南非還是當今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最嚴重的國家，2016年全國12.7%的人口HIV陽性。
這裡還有著排名世界前列的謀殺率、強姦率和搶劫率。約翰內斯堡北郊的中產階級別墅區，絢爛的紫薇花樹間瀰漫著戒備森嚴的氣氛——高聳的圍牆、尖銳的柵欄、刀片鐵絲網、電圍欄。各家各戶門口如同各大私營保安公司的海報展——「24小時武裝反應」、「你處在監控之下」。全副武裝的安保人員駕駛的重型皮卡不時呼嘯而過。而市中心低收入城區希爾布羅（Hillbrow）的黑人雜貨店主則需要自己照顧自己，乾脆把自己和收銀台一起罩在鐵籠子里。
空間的隔離依然存在，只不過隔離的界線從種族，變成了經濟地位。
約翰內斯堡CBD，摩登的天際線下有一種沒落的氣息。公園車站（Park Station）一帶喧囂的批發街市和路邊攤有點像廣州一德路、武漢漢正街，只是遠沒有那麼繁忙。希爾布羅這個曾經搖滾、同性戀酒吧星羅棋布的高檔白人公寓區，則被來自周邊國家的黑人新移民佔據。CBD如今只是個地名，真正的中央商務區和白人中產社區，早已外遷到了北郊的桑頓、蘭德堡和羅斯班克等地。
約翰內斯堡CBD公園車站附近的小商品街市。
約翰內斯堡CBD希爾布羅街景。
城郊的鎮區（township）依然是黑人的世界。其中最大的依然是索韋托。論人口和佔地，它完全可以是約翰內斯堡的姐妹城，卻只是平房連著平房的無限蔓延。所謂「鎮區」卻並沒有顯著的商業中心——鎮子，甚至沒有商販聚集的街市。主導著這裡的商業的，是幾大零售寡頭的超市。
放眼全國，白人依舊擁有這個國家絕大部分的土地。三萬多座白人農場覆蓋著六成以上的國土面積，數百萬黑人寄居其上，仍然面臨被農場主驅逐的危險。
與此同時，全國有約兩百個「非正式定居點」散布在城市周圍，數十萬座用瓦楞鐵皮和其他簡易材料非法搭建的棚屋下，蝸居著全國13%的人口。2009年那部以約翰內斯堡為背景、以「隔離」為主題的科幻片《第九區》就是以此為主要場景。
以上所有問題都非常棘手，都可以說有著深刻的種族隔離根源。但是如果你今天問十個普通的南非人：這個國家面臨這麼多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很可能其中五個會給你一個果斷的回答 「腐敗」，另五個告訴你一個不常聽說的詞——「國家劫持」（state capture），一種更高級的腐敗。比如在一輛長途面的里，我問鄰座在國企人事部門上班的黑人中年男士：為什麼目前南非經濟不好？他說：
「因為我們的國家被古普塔兄弟劫持了。」
「國家劫持」
古普塔兄弟（Gupta Brothers），是1993年從印度移民南非的商人三兄弟，商業利益橫跨礦產、能源、軍事裝備、民航和媒體。他們和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相識於2002年，曾在2009年大選期間幫助祖馬競選。次年，祖馬28歲的兒子成為三兄弟公司的股東，並在同年個人資產超過十億蘭特（當年與人民幣匯率約為1:1，近年跌到約2:1）。當時就有人質疑過兩家的關係，但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
直到2013年4月的一天，一架來自印度的專機降落在比勒陀利亞附近的沃特克魯夫空軍基地。機上乘客並非外國政要，而是兩百多位來參加印裔南非商人古普塔兄弟侄女婚禮的印度賓客。在沒有邊檢手續的情況下，這些人客由警車開路，從空軍基地直奔婚禮現場。這一事件震驚南非朝野，被認為是對國家主權的藐視。人們很快發現：是祖馬批准了此次降落，他原本還打算出席婚禮，在事件發酵後取消了計劃。
此事被憤怒的媒體稱作「古普塔門」。但這個詞他們用早了。因為他們很快會發現，在祖馬的總統府里，到處都是更大的「古普塔門」。2017年6月，兩家調查新聞機構「屎殼郎」（amaBhungane）和「天蠍座」（Scorpio）共同發布了10萬餘封被泄露的古普塔與其朋黨的往來郵件與其他資料，證實了很多原先的指控和懷疑，並揭開很多此前不為人知的黑幕。
其中最驚人的莫過於大量跡象表明：古普塔兄弟從2010年起就插手祖馬對內閣成員的任命。常常是以部長職位為誘餌，要求「候選人」在就任後將政府或國企的採購訂單，或像民航航線這樣的特許經營權交給古普塔兄弟控制的企業。此類會見常常是經祖馬打招呼，在古普塔兄弟的家裡舉行，有時祖馬甚至親自在側，讓人搞不清究竟誰是總統。拒絕提議的官員，官位悉數不保。所涉及的採購合同，少則數億，多則數十億。有時合同只是幌子，並沒有實質性的服務，而是為利益輸送創造借口。
祖馬還多次對內閣進行突然大洗牌。去年3月的一次，他一下調換了10名部長和10名副部長，聲稱這是「為推動激進社會經濟轉型鋪平道路，以改善窮人和勞動階級的處境」。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是為了從俄羅斯引進核電技術清理絆腳石，而核電技術的引進將讓古普塔兄弟的鈾礦利益得以兌現。每次對內閣突擊式洗牌，都造成蘭特匯率大幅下挫。有人懷疑，祖馬與內幕交易者勾結，做空蘭特，一次套取數十億。
非國大武裝組織「民族之矛」（MK）創始成員、姆貝基時期的情報部長羅尼·卡斯里爾斯（Ronnie Kasrils）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祖馬最先替換的是安全和情報部門的人。原本這些特殊部門的負責人都是參加過鬥爭的老黨員，但祖馬卻逐漸用一些年輕的無名之輩取而代之。此後，對記者和資深非國大黨員的電話竊聽和郵件監控就成了家常便飯。
有評論者說祖馬和古普塔是聯手建立了一個「影子國家」（shadow state），把他們並稱為「祖普塔」（Zupta）。
「祖普塔」還與多家跨國公司合謀。麥肯錫、畢馬威、SAP等跨國公司陸續被發現與其勾結，目前都面臨著空前的公關危機，畢馬威甚至被認為有可能因此重蹈安達信的覆轍。
祖普塔也並不是沒有受到阻擊。
2016年10月， 根據憲法設立、獨立於政府的監察機構「公眾保護人」（Public Protector）發布了有關祖馬和古普塔兄弟「國家劫持」的報告《劫持之現狀》（State of Capture），要求祖馬組建一個委員會對自己涉嫌的國家劫持行為展開調查。而祖馬卻稱之為「政治工具」，拒絕承認其約束力，並暗示有境外勢力試圖干預南非政治。
2017年8月，議會舉行了2009年祖馬上任以來對他的第四次不信任案投票，雖然以177對198依然未能通過，卻是差距最小的一次。考慮到非國大擁有近2/3的議席，這個結果反映出黨內空前的分裂。
事實上，從2016年起，包括曼德拉前妻溫妮（Winnie）在內的多名非國大老黨員公開要求祖馬辭職。同年，非國大在地方政府選舉中遭遇執政以來最慘戰績，失去了對包括約翰內斯堡和比勒陀利亞在內的三座大城市的控制。去年7月，非國大長期的政治盟友南非共產黨開始放鬆二者之間的政治捆綁，宣布將在2019年首度獨立參加大選。10月，議會啟動了對國家劫持的調查。
面對這一切，祖馬堅持否認一切指控，傲然挺立。
第一本禁書
「我們有非常強大的調查記者力量。總統非常腐敗，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幹什麼。」2017年11月7日，老報人安東·哈勃（Anton Harber）在金山大學起源博物館門前面對一群來訪的中非記者時說道。「南非在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之後，媒體一直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直到這次禁書事件發生。」
他指的是10月底剛剛出版的一本叫《總統的管家》（The President』s Keepers）的書。
書的作者雅克·鮑（Jacques Pauw）是一位著名的白人調查記者，曾在90年代初冒死揭露種族隔離當局警察的暗殺小組。他在這本歷時三年調查完成的書中揭露：祖馬不僅在總統任內大肆逃稅，而且與一干不法之徒結為朋黨，肅清執法部門相互庇護，並從中領取薪酬，搞不清究竟誰是主子，誰是奴僕，活似運行著一個「黑幫國家」。而古普塔兄弟，只是這場大戲中的三個角色而已。書在10月29日出版，11月3日即被南非國家安全部要求停止銷售，並被國家稅務局以泄露稅收機密為由，威脅對作者提起刑事訴訟。這給公眾的憤怒火上澆油，成為新書最好的推廣，以致書店售罄，緊急加印，PDF盜版在網上病毒式擴散。
11月8日，適逢中國的記者節。晚上七點，《總統的管家》的新書發布會無視五天前的禁書令，在約翰內斯堡北郊富裕的海德公園地區一座巨大、華麗的商場里舉行。現場擠了近千人，看上去全都相當中產，其中八成以上是白人。
主持人以朗誦葉芝的《復臨》（The Second Coming）開場。這首詩寫於一戰結束次年，被認為是對秩序瓦解、危機四伏的時代狀況的描繪。據說2016年，因為恐怖主義、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此詩在網上的引用量激增。詩中一句寫道：
「物事分崩離析，中心無力維繫」；
另一句寫道：
「優秀者全無信念，惡劣者卻激情澎湃」。
雅克·鮑體態圓潤，一頭銀髮稀鬆凌亂，身穿一件肥大的紅白條襯衫，看上去像個剛下班的廚師。他坐在高腳凳上，用調侃的語調曆數各位確保祖馬長期穩坐總統府而非監獄的「管家」，半小時後，四下突然一片漆黑——停電了。一陣忙亂後電力再次接通，再次切斷，凡此兩次，繼續折騰許久無果，發布會只能取消。
現場工作人員說，商場從未意外斷電，而且就算斷電，備用供電系統也會自動接上，今晚的情況很不正常。
在這場過分巧的停電之後，本以為雅克·鮑已經撤離，後來卻發現他正穩坐樓上書店門口，在保鏢手機的昏暗光芒下給排成長龍的讀者簽名。想起月初讀到《衛報》一篇關於當前非國大內部政治謀殺盛行的報道，暗自欽佩這個老記者的勇氣。
他在書的序言中寫道：在寫書的過程中，常常感覺回到了80年代末，彼時執政的是一個白人種族隔離政府，取締、監禁和殺害異見人士。他當年揭露警察暗殺抵抗運動分子的時候，辦公室遭到過炸彈襲擊。而在差不多30年後，在這個據說是憲政民主的國家，他卻需要再次為了調查腐敗而提心弔膽、躲躲藏藏。
「我們又回到了骯髒伎倆的時代。」他寫道。
雅克·鮑在《總統的管家》發布會停電中斷後，繼續給讀者簽名。
布魯姆的問題
《獨行者日報》（Daily Maverick）的凱文·布魯姆（Kevin Bloom）是另一位正在見證歷史暗流連續性的記者。在過去的兩年中，他發表了五篇關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遺留案件審判的調查報道，提醒公眾重新關注一段尚未完成的歷史。
這個四十三歲的猶太裔記者、作家，一付濃眉蓋著一雙嚴肅、深邃的眼睛，說話帶著某種街頭腔，用詞簡短、擲地有聲。他2010年的第一本書《留下的方式》（Ways of Staying），探討暴力盛行的後種族隔離社會南非白人的去留選擇，寫書的誘因，是自己的堂弟被劫持殺害；2016年出版的第二本《大陸漂移》（Continental Shift）則是與搭檔耗費九年在非洲和中國、印度採訪的結果，試圖理解一個在新的全球秩序下，複雜、矛盾、飛速變化的非洲。
在他看來，古普塔的故事和「國家劫持」的話語，已經完全劫持了媒體，讓人們看不到這個國家更深層的問題。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縮寫為 TRC）是南非在廢除種族隔離後於1995年設立的一個特別司法平台。它讓種族隔離期間人道暴行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在同一個場合共同復原暴行的真相。加害者——既有種族隔離當局的儈子手，也有反抗運動中的極端分子——如果坦白真相，並證明其暴行是被政治驅使，且在一定的尺度之內，就有機會獲得赦免。不同於二戰後的紐倫堡法庭用懲罰來實現正義，TRC的哲學是用赦免來鼓勵坦白與認罪，在此基礎上化解衝突，讓社會「向前走」。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是TRC的主席。
約翰內斯堡南郊的種族隔離博物館，1994年之後的部分充滿了凱歌和歡笑，但到了TRC的部分，卻讓人忘記那些，而去面對人性中的惡，和奇怪的可塑性。
黑暗的房間里播放著一個三屏幕影像。兇手、法官和被害者家屬的特寫鏡頭各佔據一塊屏幕，三方在一個庸常、寡淡的氛圍中回顧駭人聽聞的暴行，兇手拘謹的眼神、動作和木訥的言辭，與他們說出的殘酷細節形成怪誕的反差。另一個段落，一個曾經的秘密警察來到被他殺害的年輕義士的父母家中，坐在沙發上用一種商務的語氣說「對不起」。兩位老人表情痛苦，一言不發。我的心中掠過一絲困惑。就在此時，死者已經長大的兒子從一旁掄起一個茶杯砸在白人的臉上，衝出了屋子。白人捂著臉血流不止，驚魂未定。和解，至少沒有當場發生。
種族隔離博物館內的TRC三屏影像，從左到右：法官、受害者、加害者。
凱文·布魯姆說，在TRC提交給南非政府要求繼續調查，或如有需要提起公訴的500起案件中，迄今只有兩人被判刑——這就是因實施被聯合國稱為「反人類罪」的種族隔離而獲刑的所有人。其餘的案件，被國家檢察總局（NPA）長期擱置，直到2016年，才有兩起案件在家屬的窮追猛打下終於開庭。按開庭順序，先後是諾庫圖拉·塞梅拉尼（Nokuthula Simelane）案和艾哈邁德·提莫爾（Ahmed Timol）案。
2017年10月，在艾哈邁德·提莫爾，這位前非國大「民族之矛」成員、南非共產黨員、前總統姆貝基在莫斯科列寧國際學院的同學、被非國大官方紀念和授勛的「革命先烈」逝世46年後，法庭終於認定他在1971年10月27日死於被警察從約翰內斯堡中央警局10樓窗口推下，而不是像警察說的那樣，死於跳樓自殺。似乎是個好消息，但布魯姆認為，提莫爾案的正義最終得以到來，是因為此案所有的被告都已經死了。相比之下，1983年被秘密警察劫持、刑訊四周並最終殺害的民族之矛的一位女成員、被害時年僅23歲的塞梅拉尼的案件，雖然在家屬起訴國家檢察總局後終於在2016年開庭，但在法庭上，控辯雙方竟然站在同一邊，都不想讓被告獲刑。布魯姆在調查的過程中逐漸明白：這是因為這些被告都還活著，讓他們獲刑，可能引起一些有人不想看到的後果。
中央藍色建築是當年艾哈邁德·提莫爾被警察扔下的約翰內斯堡中央警局。
他發現，至少從姆貝基時期開始，非國大高層就明確授意檢察總局不要起訴種族隔離當局的人道暴行嫌犯，因為這會促使後者反過來揭發當年部分非國大黨員向種族隔離當局提供情報的罪行。很可能其中一些人在1994年後成了政壇精英。
他曾經這麼問一位前TRC法官：「TRC的目的是求得真相，不是在還沒有真相的情況下就給予原諒。我們又怎麼可能在沒有實現正義的情況下實現和解？」
現在他又有了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把種族隔離暴行的兇手繩之以法，如果我們還沒有樹立過先例，拿什麼來問責祖馬政府？」
他2016年開始做的一個題為「礦屬於我」（What』s Mine Is Mine）的系列調查報道，則揭示出對國家權力的另一種劫持。在一個叫做「馬里卡納」 （Marikana）的鉑礦礦場，礦業跨國公司、地方政府和「軍閥」式的黑社會勢力三方勾結，盜取赤貧的當地社區依法享有的礦產權益，並對膽敢反抗的居民實施暴力襲擊。它揭示出原本被認為只有在索馬利亞、阿富汗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失敗國家」才會出現的軍閥勢力（warlordism）控制重要資源的現象，已經出現在南非這個被認為運轉良好的國家，而且在南非的版本中，地方政府已經化身為「軍閥勢力」的一部分。
但即便沒有這起醜聞，同一個馬里卡納也早已在2012年震驚過世界。旅南學者蔣暉發表在2017年6月《讀書》雜誌的《馬里卡納沒有來臨的春天》一文對此有詳細的介紹。
這年8月上旬，倫敦礦業（Lonmin）馬里卡納鉑礦的礦工開始舉行不依賴於官僚化、政府化的工會的獨立罷工。在罷工持續一周，礦工與工會、警察發生了數次流血衝突導致10人死亡後，警察決定在8月16日「清場」。當天工人們與警察做了最後的對峙，在他們終於意識到勝利無望，開始沿著警察設置的通道撤離佔據多日的小山崗時，警察開火了。第一輪射擊，一群人倒下，16分鐘後，又射了第二輪，最終34名礦工罹難，受傷78人，絕大多數人被從身後擊中。
屠殺場面被電視台近距離記錄，震驚世界，馬里卡納被視為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的政治分水嶺。事後人們發現，時任南非副總統、非國大副主席，同時也是資方倫敦礦業股東的西里爾·拉馬坡薩（Cyril Ramaphosa）在罷工期間與公司管理層密切聯絡，並向政府官員施壓，要求將罷工定性為「犯罪行為」而非勞資糾紛，並敦促對礦工採取行動。諷刺的是，他是當年民主化談判中非國大的首席談判代表，成功讓南非以和平方式結束種族隔離。2015年，拉馬坡薩被政府委任的調查委員會免除了責任，但至今很多人仍將他視為「馬里卡納屠夫」。 在剛剛過去的12月，他在非國大第54屆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新一屆黨主席，有望在2019年順理成章成為總統。
五年過去了，至今沒有人因為殺戮而被起訴，沒人丟官，死難者家屬和受傷者沒有獲得賠償，繼續在礦區嚴重污染的環境中掙扎。
如果沒有樹立過先例，拿什麼來問責當權者？布魯姆的問題縈繞不去。
左翼的「百周年」
工人博物館就在約翰內斯堡的城市原點——黃金潮最早的定居點「費雷拉鎮」向北兩百米。這個院落建於1913年，是當時市政環衛工人和發電站工人的宿舍，簡陋的大統間、疊鋪床，狹小的衛生間和淋浴房，曾容納著兩三百名來自非洲各地的男性工人的生活。這裡如今展示的，正是南非19世紀以來流動工人（migrant worker）的歷史，一部關於支配和抗爭的歷史。
博物館前面的大草坪上，一群人圍在一起唱歌跳舞，舞動的紅旗上寫著「Socialism In Our Lifetime」（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社會主義），彷彿從博物館裡的海報上走下來，讓人覺得革命的歷史和現實，在這裡並沒有太大的斷裂。讓這種感受更為強烈的是，南非左翼政黨和團體正在這裡舉行俄國十月革命百周年紀念活動。今天是11月12日，是三天活動的最後一天。
工人博物館門前左翼集會者載歌載舞。
工人博物館裡的工人運動展。
對面科學館二樓的報告廳里，正在舉行一場題為「國家劫持與非國大的未來」的論壇，席上坐著的是兩位老對手——南非共產黨第一副書記傑瑞米·克羅寧（Jeremy Cronin）和南非全國金屬工人工會（NUMSA）總書記厄文·吉姆（Irvin Jim）。這兩人的關係，得從南非政治的「三方同盟」說起。
1990年曼德拉被釋放，南非黨禁解除，非國大和南非共產黨、南非工會大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 Trade Unions，縮寫為COSATU）一起結成「三方同盟」，共同推進「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1994年非國大執政後，南共和工會大會與之分享權力，同時長期不參與競選。三者能走在一起，不僅是因為共同反對種族隔離，也是因為都聲稱追求社會主義。南共和工會大會都明確代表工人階級，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而非國大從鬥爭年代開始就與國際社會主義陣營關係密切，得到過蘇聯和中國的扶持。非國大雖然也把實現社會主義作為其「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但將其作為「第二階段」的目標。而「第一階段」，是民族主義革命，它並沒有在1994年種族隔離廢除之時自動完成，而是要繼續通過讓黑人掌握更多的經濟資源來實現這個國家的「內部去殖民」，而先不問黑人內部的階級分化。待到此役功成，再追求進一步的平等，實現社會主義。正是在這個「兩階段論」的承諾下，非國大才能長期與南共和工會大會做朋友。
但是在2013年，面對祖馬政府的腐敗，工會大會內部爆發了分裂。吉姆領導的金屬工人工會反對繼續支持非國大，提出要建立一個能夠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開展基層動員和賦權，而非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議會。最終，在南共的支持下，工會大會開除了金屬工人工會的成員資格。克羅寧和吉姆之間曾有過非常激烈、尖刻的論戰。
但今天兩人坐在同一張桌子邊侃侃而談，輕鬆、友好。克羅寧出生於一個開普敦的中產階級天主教白人家庭，20幾歲起就在大學教哲學，是作家、詩人，直到不久前還是政府副部長。吉姆則出身於黑人農工家庭，從小顛沛流離，23歲就成為工會談判代表，說話張揚犀利，不時抖落出黑色幽默和馬列理論。
克羅寧在發言中說，國家劫持不是從祖馬開始的，而是從姆貝基時期就開始了。它的前奏是1994年後曼德拉政府放棄了攜民主鬥爭的餘溫直接追求社會主義，反倒是採取了一系列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原本期待外資踴躍進入支持進步的新南非，結果卻是大量的國內資本外逃，重創本國製造業）。在這個基礎上，姆貝基政府致力於創造一批「黑人愛國資本家」，為此，國家通過所謂「黑人經濟賦權」（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將大量國有資產私有化給了一小批黑人精英，幫他們迅速完成原始積累。這自然激起了左翼的不滿，但也造成了黨內覺得自己被排除在這場盛宴之外的「外圍精英」的不滿。正是這兩方結成的「意外同盟」，迫使姆貝基辭職，並幫助祖馬攀上權力頂峰。
祖馬上台後，果然停止了私有化，卻開始像寄生蟲般地吸國企的血，而不再需要這個叫做「黑人經濟賦權」的勞什子。
那麼該怎麼辦？克羅寧要求建立一個廣泛的反腐陣線，維護憲法和民主，清理國家機器，讓祖馬接受審判。在從祖普塔手中恢復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的同時，通過對底層民眾的賦權，追求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
吉姆同意克羅寧，國家劫持並不始自古普塔。古普塔只不過是「大規模盜竊」，真正的國家劫持，是1994年之後壟斷資本主義藉助非國大對國家權力的劫持。在他看來，當前關於「國家劫持」的喧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資產階級的不同利益集團和非國大中的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如果在12月的非國大的「五十四大」上，現任副主席西里爾·拉馬坡薩（就是馬里卡納事件中的那個拉馬坡薩）上位，那麼，這意味著祖馬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將再次被擊潰，非國大又將回到姆貝基治下寡頭資本家的時代。
怎麼辦？他的答案指向一百年前的列寧——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用他去年一篇文章里的話說：「我們迫切需要一個真正的、民主的、工人掌控的革命性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政黨。」
「我不同意傑瑞米的地方是，他似乎把短期的戰術騰挪放在長期戰略之上。」這是他們之間的長期分歧，只不過他今天表達得毫無火藥味。
聽眾把很多的問題提給了克羅寧，一些問題顯然已在心中壓抑了很久。好幾個人對南共長期以來唯非國大馬首是瞻，躲在「革命兩階段論」背後聽任新自由主義政策橫行，完全放棄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甚至都沒能發展出一支年輕的黑人幹部隊伍表示不解、失望和憤怒。有人甚至建議：不如把這個黨解散得了！
克羅寧的回答有點捉襟見肘。他承認南共要警惕過度沉溺於選舉政治，同時也提出要警惕「不夠格的先鋒隊意識」（undue vanguardism）——他在含蓄地回擊吉姆。
下午的閉幕集會上，歌聲此起彼伏。每當有人帶一句歌詞，其他人就跟著唱起來，充滿節奏、和聲，與身體的搖擺。鄰座告訴我，其中的一首叫《馬里卡納》，我想起那部關於反種族隔離鬥爭中音樂的角色的紀錄片《Amandla!》，而當歌聲落下，台上新的演講者舉著拳頭高呼的正是「Amandla!」 （祖魯或科薩語「力量/權力！」），全體聽眾響應 「Awethu!」（屬於我們！）
報告廳里約三百人，九成是中青年黑人，而那一成的白人與會者，大多上了點年紀。兩天來各場與會者的總體構成同樣如此。這與《總統的管家》發布會上的聽眾構成形成鮮明反差。這些黑人與會者既有馬里卡納的礦工，也有捍衛居住權的非正式定居點活動家，多數是左翼政黨、工會和其他組織的成員，同時也是底層勞動者。
閉幕集會上熱烈的動員歌舞。
各個組織輪番發言，所有人都在呼籲左翼的團結。有人號召擱置爭議，停止分裂；有人號召全國總罷工、總罷學，協調一致的土地佔領；有人號召在2019年大選中支持激進青年左翼政黨「經濟自由鬥士」（EFF）；有人號召高舉「馬里卡納精神」，不退卻、不投降。
一位來自辛巴威的女活動家呼籲南非的同志們提防祖馬的「激進經濟轉型」（Rad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祖馬在今年開始頻繁談論這個概念，聲稱這就是傳說中革命的「第二階段」。其中最受關注的內容的是對白人農場主土地進行「無賠償徵收」，用以再分配給黑人。
「穆加貝可以堅持這麼久，是因為他劫持了激進民族主義運動，這不僅是通過操縱選舉，也是因為他在2000年的土改。」那一年，20年通過國家收購實現的土改，由於英國拒絕繼續提供資金而無以為繼，而賦予國家無償征地權力的修憲公投又未獲通過。在解放戰爭退伍軍人團體的壓力下，穆加貝發動了所謂的「快速土改」（Fast Track Land Reform），允許支持者強行佔領白人農場。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全國數千名白人農場主的土地被陸續分配給幾十萬黑人，其中一部分是政治精英，但大多數是貧民。
「現在，祖馬也想利用激進民族主義政策讓自己堅持下去！」
「我們必須支持土地改革，但是我們也必須堅持：祖馬必須走，資本主義制度必須走！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了穆加貝和祖馬這樣的獨裁者，他們把利潤放在人之上！穆加貝王朝必須結束！」
此時在辛巴威國內，社會主義團體正在號召全國總罷工，給穆加貝的倒台加最後一根稻草。三天前（11月9日），穆加貝解除了副總統的職務，打算讓妻子繼承總統職位，引發各種反對力量空前合流。再過兩天，首都哈拉雷將發生一場沒有流血的政變，政變的第五天，穆加貝長達37年的統治宣告落幕。
SACC的「復臨」
祖馬確實看準了激進土改的民意基礎。1994年後，民主政府開始實施土地改革，力圖糾正殖民歷史造成的白人掌握絕大多數土地的局面。但是這個改革卻非常不順利。
南非土地問題最好的研究者之一、西開普大學教授本·卡曾斯（Ben Cousins）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國家原計劃在1999年實現全國30%的農地移交黑人，但直到2016年只有約9%被移交。他還發現：即便是這有限的土改成果，也被黑人精英「劫持」了。他們成為土改最大的受益者，並迅速發展成為大型資本化農場，而貧窮的黑人家庭卻備受冷落。
而且這還不只是一個窮人沒地可種的問題，這首先涉及很多人的居住權。很多黑人家庭曾經是白人農場主的工人，在不為農場主工作後依然寄居農場，成為「農場居住者」（farm dweller），經常遭到農場主的驅逐，很多人被迫遷入城市周邊的「非正式定居點」。
土地矛盾已經開始小規模爆發。近年來土地佔領頻繁發生，無家可歸的人們佔領空置的農場土地，迅速建造棚屋居住創造既成事實（36小時後名義上受法律保護），有時與趕來制止的警察發生激烈衝突。與此同時，白人農場主感到空前不安全，感到農場襲擊數量正在快速攀升，認為自己已經成為全國被最頻繁謀殺的群體（即便證據並不支持），因此舉行大規模抗議示威。
有地的沒地的，都驚懼、憤怒。祖馬之心路人皆知，他的「激進經濟轉型」不可能是出路，而維持現狀卻指向辛巴威式的激進土改，意味著高昂的代價。怎麼辦？
凱文·布魯姆介紹我認識前工會領袖傑伊·奈杜（Jay Naidoo），去看一下他的「地升信託」（Earthrise Trust）在南非和賴索托西北邊境上一個山谷里做的事情，那裡蘊藏民間自發緩和土地關係的希望。我寫信給奈杜，他讓我在11月23號早上在約堡西北郊外的一座教堂與他見面，他會在那裡參加南非基督教會聯合會（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縮寫為SACC）的全國代表大會。
SACC成立於1968年，是一個跨宗派的基督教會聯合體。在那個年代，白人的教會把種族隔離說成是上帝的旨意，而主要由黑人神職人員組成的SACC則在創立之日就宣布上帝的旨意是種族平等，此後長期致力於保護人權，領導非暴力抗爭。1988年他們的辦公室也被警察炸過。圖圖大主教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是SACC的總書記。
歷史來到2017。SACC決定在這一年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來商討如何應對「國家劫持」，和這個國家面對的更多深層問題。今天是首輪會議的最後一天，30多個教會和組織的代表齊聚一堂。
我坐在室內籃球場般的佈道廳里等傑伊·奈杜。他是1985年南非工會大會的創始總書記，1993年加入曼德拉競選團隊並在次年進入內閣，先後負責重建與發展項目（RDP）和通信廣電。1999年他離開政府，辦過社會企業，加入過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一系列國際組織，曾擔任南部非洲發展銀行和全球營養改善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Improved Nutrition）的主席。他很容易認，印度裔，有一雙特別亮的眼睛。他的Twitter頭像照片是年輕時的他站在曼德拉身邊，目光如炬，像在出神地思索什麼。
他在去年的一篇題為《行動起來，不然閉嘴》的文章中，關於曼德拉他寫道：「需要對曼德拉本人做出恰當的歷史評價，不要把他封聖或神化」，曼德拉真正教會人們的是「自由不是天上掉下的特權，而是需要不斷提出要求，不斷保持警醒」，實踐這一點，我們要首先承認「雖然曼德拉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在轉型階段我們還是犯下了很多錯誤。」
他繼續寫道：
「如果當年不是用一磅新自由主義的肉（《威尼斯商人》的典故——本文作者注）作為交換的話，種族隔離不可能廢除。但當我們嚮往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員的時候，似乎接受了前政權的強權、貪婪和精英統治的哲學。」
九點半，傑伊·奈杜準時出現在門口，高挑挺拔， 神情中透著一種自在和愉快。他熱情地請我去一旁的小會議室參加他們關於經濟問題的分組討論。房間里二十多人圍坐成一圈，中間沒有桌子，很多人看上去是資深神職人員，但他們的話題無關宗教，而是如何實現 「公正經濟轉型」（Ju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與祖馬的「激進經濟轉型」形成對照，內容涵蓋推進土改、促進就業、改善治安、節約水資源、應對氣候變化和反對祖馬急切引進的核電。
分組討論之後的全體大會上，凱文·布魯姆先上台發言。猶太裔的他不是SACC的成員，但被邀請加入本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委會，推動一個名為「療愈與和解」（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的議程。
我問他為什麼要參與進來。他說：「因為SACC在推翻種族隔離的鬥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是1994年之後就對政治保持沉默，直到現在才終於再次展現出道德權威，帶領人們想像一個更好的南非。而且它在南非的影響力非常大，旗下信眾有兩千萬人。」SACC在1994年後將自己與非國大的關係定義為「批判性團結」，然而團結遠甚於批判，教會領袖被任命為政府官員，使他們喪失了獨立的聲音。
台上，這個被傑伊·奈杜稱為「深度思想者」的調查記者，把這個國家的精神狀況描述為「有傷」（wounded）。既是國家的創傷，也是個體的創傷，這一代的人繼承上一代的傷。這些創傷表現為如今社會中的暴力、強姦、歧視女性和劫掠的文化，還有用五花八門的標籤來病態區分「我們」和「他們」的那種身份意識、優越感和排他心理，這讓人「看不清現實，看不到黑暗」。而直到現在，社會中仍然缺少可以傾聽和療愈這些創傷的安全的空間。他再一次回到TRC，回到塞梅拉尼案被編排的審判，「如果有那麼多不可觸碰的秘密，我們怎麼療愈創傷，怎麼和解？」他再次問道。「正義仍然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他提議教會憑藉道德權威把這個問題追問下去，「我們必須記住，才能前進。」
63歲的傑伊·奈杜在台上激情四射。他在31歲時就已經是當時這個國家最大的工會聯合體的創始總書記，有的是基層動員的能量。
他說：「我們在1994年有過一場經濟轉型，但結果是大多數人被拋棄，只有少數精英和企業受益。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公正經濟轉型』，關注的是那些被遺忘的人。它的目標不再是追求GDP，而是增進福祉和團結。它的第一原則是：『不落下一個人』。」
接下來，他和盤托出了一套反對經濟壟斷，培植窮人生計和社區經濟，發展可再生能源、環境友好製造業和生態農業部門吸收黑人就業的方案。他的結語與凱文的主題遙相呼應：
「1994年我們達成了一份社會契約，讓我們不必走向內戰，可以學著共處。但我們沒能學會共處。在農場主和農場工人之間，在礦企和礦場社區之間，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我們都沒有學會共處。這就是為什麼有關創傷、療愈與和解的討論如此重要。只要我們還不能處理我們的創傷，我們就不會成為一個『民族』（nation），就不會有一個共同的南非身份認同（South African identity）。」
傑伊·奈杜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下講台，帶我離開會場，我們出城南下，離開白水嶺，去南非和賴索托西北邊境上的那個山谷。
面對未完成的「和解」和被「劫持」的經濟轉型，傑伊·奈杜的方案是什麼？
「土地和解」
公路邊大片大片被圍欄圈起的土地，看上去沒派什麼用場。傑伊·奈杜邊開車邊向我解釋：這個國家的農地利用率和利用強度都很低，而窮人卻沒有地，以至於不斷湧入城市，進入貧民窟。話音未落，一大片銀色和五彩交雜的棚屋掠過，我們正經過一個巨大的「非正式定居點」。
公路邊的「非正式定居點」。
三小時後，車駛入自由州（Free State）。這裡是南非的農業大州，也是南非荷裔白人「阿菲利堪人」（ Afrikaner，原意「非洲人」；也叫「布爾人」，Boer，原意「農民」）的歷史重鎮。19世紀30年代，由於對英國在開普殖民地的統治不滿，比英國人更早定居於此的阿菲利堪人開始向北方內陸大舉遷徙，把這看作自己民族的「出埃及記」。1854年，他們在奧蘭治河以北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就是今天的自由州。大遷徙的艱辛磨難和後來第二次英布戰爭的戰敗，刺激了阿菲利堪民族主義的興起。1948年，這種民族主義幫助他們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選舉中擊敗了相對開明的聯合黨（United Party），上台後鐵腕推行種族隔離政策。又一次，一個民族的歷史悲情變成對更弱小民族的壓迫。
國民黨的勝選的一個因素是它向阿菲利堪農村選民承諾：會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確保黑人不會流向城鎮，而是留在農場上為他們工作。
此時車窗外的地貌已經變成平坦、乾燥的黃土地，遠處一座座平頂的砂岩山，像散落在荒野上的長桌，或是被城牆包裹的城池。
車開進小路，很快不斷有人向車招手，傑伊·奈杜也向他們招手。這是一座村子，大多數「房子」是瓦楞鐵板的棚屋。傑伊將越野車駛向高處，我們停在一處山坡上，眼前，就是「牛賊谷」 （Rustlers Valley）。我們的前方是一排巍峨的大山，背後是一座叫做「龍背」的背鰭狀的石壁，中間是一塊東西向的寬闊谷地，一條細細的溪流在中間平靜地穿過。我們此刻面向正北，但午後的太陽照臉上。這裡在南回歸線以南，太陽永遠升在北天。
山坡上幾棟白牆茅草頂的房子，是傑伊在這裡的家，也是地升信託的辦公室，巨大的窗子俯瞰著大半個山谷。房子里陳設簡樸，沒有WIFI。和我們在一起的，是山谷里兩個村莊的村長——納來迪村的安東·查卡（Anton Chaka）和弗蘭舒克村的雅匹·萊帕奇（Jappie Lephatsi），常駐山谷參與地升信託工作的傑伊·奈杜的兒子卡米，阿菲利堪白人女士蘇西，以及一位從迪拜趕來考察的英國銀行業者賈米爾。傑伊、安東和雅匹，一起向我們講述山谷里的改變和地升信託的抱負。
2013年，傑伊·奈杜和兩位年輕時就和他一起在德班從事社區組織工作的老友——前綠色和平總幹事庫米·奈杜（Kumi Naidoo）和前工會運動領袖季諾·戈文達（Gino Govender）一起來到牛賊谷，買下一座273公頃的農場。他們把其中的42公頃贈送給坐落在它上面的納來迪村，讓這個在此住了幾代的一百多口人的小村莊第一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從此不再擔心被驅逐。餘下的土地由地升託管，僅供為納來迪村和與它一路之隔的80多口人的弗蘭舒克村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地升信託先和村民們一起在它託管的集體土地上蓋了一座客棧。它有著非洲傳統色彩的圓形牆體和茅草屋頂，與遠處的山形、山色完美融合，有十幾間客房和一個大餐廳、一個大花園。客棧不僅全部聘用本村人，向他們提供符合標準的工資和福利，而且全部經營利潤用於村莊的發展。
客棧的利潤漸漸積累成了一筆社區發展基金，經過討論，兩村村民決定先用它在村裡的土地上蓋一座幼兒園，然後又建了一所小學。這兩座房子是兩村最好、也是最先通上電的建築，電力來自一組獨立的太陽能電池板。它們還有著一流的生態隔熱牆體，有廚房和冰箱，小學裡還設了一間電腦教室。這讓村裡50多個孩子的成長環境徹底改變。
村民們用客棧收入蓋的第一棟建築——村幼兒園。
2013年，兩村20多名村民組成了「納來迪農民合作社」，開始在集體農場土地上耕作。第一次，這些父輩都是農工的「農場居住者」在自己掌握使用權的土地上自主務農。他們遵循生態農業原則，生產蔬菜和穀物。農場的生產首先滿足村民需求，然後賣給客棧，最後將富餘產品賣到鎮上的學校和菜市場。
納來迪村農民合作社全體合影。
這些經濟活動刺激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一些村民在地升的幫助下創辦了自己的微型企業——制磚廠、建築隊、園藝隊、木匠作坊、麵包房，吸引了一些年輕人從城裡回村工作。我們去時建築隊正在納來迪村建一個公共廁所，這對住棚屋的人們來說意義不凡。今年，合作社會在村裡種上一千棵果樹，等到解決了眼下困擾他們的莎草泛濫問題，就會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和品類，一家餐飲公司會把合作社作為它的供應商，以優價購買他們的有機農產品，把這作為自己履行法定「企業社會責任」的舉措。此外，卡米正在籌備的藝術中心將會吸引藝術家、運動家和設計師進駐山谷，與村民們一起開發旅遊和手工藝產品。
村民的建築隊在蓋公廁
一個既能實現一定的自給自足，又能聯合起來對接外部市場的村莊經濟，就這樣發展起來，就像甘地曾經希望在印度農村實現的那樣。
為了購買土地、做基建、購買設施設備，奈杜夫婦已經拿出了可觀的私人積蓄，現在還在到處化緣，賈米爾的在場就是一個證明。付出這樣的代價不只是為了解決這兩個村的問題。傑伊說，地升信託的目標是把牛賊谷做成一個樣板，讓政府、企業和白人農場主一起來複制這種「夥伴關係」。
傑伊·奈杜說，提供土地、資金、能力建設服務，地升信託為兩座村莊做的這三件事，其實是政府應該做卻沒有做的。政府的土改為什麼不成功？因為腐敗導致政府機構嫌貧愛富，不願與基層社區合作。很多村莊得到了土地，卻沒有配套的資金、基建和服務跟進，結果大量土地在被移交之後幾乎立即閑置。有時，資金是到位了，但是社區卻立即為了爭奪資金支配權而陷入內鬥……
他說：給予土地之前必須先建立社區治理架構和磋商機制，這樣才能避免紛爭；而只有向村民提供技術培訓和市場渠道之後，土地才有可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真正的改變。後兩點的必要性來自歷史欠賬——殖民掠奪和種族隔離，確保了南非不存在一個懂得如何獨立務農的農民階級（peasantry，不同於從事資本化農業的農場主階級），也缺少農民市場。他還強調：給他們的技術應該是生態農業技術，這樣不僅節省成本、保護環境，還能讓這些新農民在滿足自身消費，供應地方市場之餘，佔領城市方興未艾的有機農產品市場，以及公立學校食堂等公共採購市場。這，就是他說的「掌握食物主權」。
安東和雅匹，一個一米九、一個一米八五，魁梧得像兩尊門神。他們都於上世紀60年代初出生在這個山谷，從小生活都被限制在小小的村子裡，也都遵照農場主的旨意搬過很多次家——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因為農場主不想讓遊客看到雅匹的村子。但他們也都不安於命運。雅匹年輕時離開山谷去礦上工作，一開始在更衣室里服務白人礦工，但慢慢自學成為一名熟練的電工。即便他自己家至今沒電，但客棧、學校、幼兒園的電力系統都是他一手包辦。安東二十多歲時也去礦上工作，為此他需要為農場主免費工作兩周以換得後者在通行證上簽字。在民主剛剛到來的時候，他給自己蓋了一座房子。所有人都以為他瘋了，因為萬一農場主再要他們搬家，房子就白蓋了。但他說自己不想一輩子住在棚里。今天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他，說自己賭對了。
與兩人交談讓我完全忘記國籍和膚色的差異，想起遇到過的很多堅韌而富有幽默感的中國農民。現在他們作為村莊領袖，承擔著很多重要的工作。比如與官僚機構「磨」，把被拖了兩年的地契和配套資金辦下來；向基金會籌款建農業、倉儲、物流設施；在村子內部建立磋商機制，決定接下來該如何在家戶之間分配宅基地、各個村莊企業應該為社區發展基金貢獻多少，以及與有牛的人家討論如何減少村內牛隻總量，避免破壞草場等等，都不是簡單的工作。
徒步穿越山谷，從左至右：安東、傑伊、雅匹。
去年，雅匹開始和自己村子的地主商量從他的1100公頃土地中拿50公頃給村子，這樣他們就能像納來迪一樣，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白人猶豫至今，但他至少承認：因為村莊的發展，自己從未有過這麼強的安全感。
看到牛賊谷的改變，附近已經有十個村莊去找地方政府說：我們也想要那樣。我問傑伊：政府有沒有能力提供同樣的資源？他毫不懷疑政府和民間有足夠多的資源可以用，關鍵是去撬動它們。
而現狀是，政府在延誤土改，企業為了完成法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把大量資源浪費在對窮人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而白人農場主群體，還沒有完全醒來。
安東和雅匹對這點深有體會。2013年，兩村的天然水源被上游的一個白人農場主切斷了，因為他懷疑村裡有人偷他東西，並說水是他的。政府無動於衷，近兩百口人從此不得不用卡車從外面運水。
「種族隔離思維還在很多人的腦子裡。」聽到此處我忍不住評論。
「確實是這樣」，桌對面一直沒說話的白人大姐蘇西搭腔。她住附近，曾是電視製片人，現在常來給村裡的園藝隊幫忙。她的另一個身份是非洲傳統療愈師「桑哥瑪」（sangoma）。她所屬的流派相信：在民族衝突中戰死的戰士的靈魂會進入殺死他們的異族戰士的體內，並被後者的後代繼承。後代感到痛苦，通過成人禮成為桑哥瑪，唱這些亡靈的歌，說他們的話，通過儀式撫慰他們，把他們納入自己的族譜。這不正是一種記住對他族的歷史虧欠並尋求和解的文化嗎？蘇西說她作為桑哥瑪，一直在為自己的祖輩在歷史上犯下的過錯，尋求與尚干族的和解。
一周前，傑伊剛和安東一起去見了附近最大的農場主。她的一座農場最近遭遇了嚴重的農場襲擊，他們去表示慰問，同時也想和她探討是否有可能一起建設沒有種族隔閡的共生的社區。她向他們講述農場襲擊的情況，說著說著竟然哭了起來。她非常感謝他們來談合作，否則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任何需要，她都會配合……
聽到這裡我又表示不解：她對自己和黑人鄰居之間的經濟落差安之若素，倒是對農場襲擊顯得毫無思想準備、倍感受傷。
傑伊的回答耐人尋味。他說：這個國家的很多白人認為，在1994年，種族隔離的政治解決已經完成了，過去的都過去了，他們作為個體不再虧欠什麼。這種思維讓他們與這個國家的現實完全脫節。而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農場主和農工之間缺少溝通的機會。但是他作為前政府官員，贏得了農場主的信賴，從而創造出了一個「安全的協商空間」。他說，地升信託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創造這樣的協商空間，讓「新的社會契約」得以訂立。
為了讓這樣的對話大規模發生，傑伊·奈杜正在和大型聯合體合作。基督教聯合會SACC就是其中之一。在我旁聽的那場分組討論上，在傑伊身邊坐著的就有荷蘭歸正教會NGK的主席和總書記。這個教會曾是種族隔離意識形態的締造者之一，而如今兩位領導人告訴傑伊：他們願意與他合作，鼓勵信眾們「把土地拿出來放到桌上」，開啟一段新的「療愈」歷程。
另一家是南非最大的農業聯合會AgriSA，可以說它代表著這個國家的白人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農業部門。2016年，地升信託聯合曼德拉基金會，與AgriSA簽訂了一份三方備忘錄，表示願意共同推動會員與黑人社區分享土地、提供技術支持，並幫助他們銷售。AgriSA已經得到了不少會員的積極響應。
我問，這種關係會不會最終讓黑人小農在資本化「大農業」面前陷入被動、弱勢的地位？傑伊說所以社區的組織和賦權至關重要，這樣他們才有談判能力。地升信託未來會在牛賊谷做NGO的培訓，讓它們來為社區做能力建設。
聽到這裡賈米爾說：「你們有過『真相與和解』，我覺得這可以叫『土地和解』。」 賈米爾在1987年首次來到南非，在民主談判正在進行，歐共體取消對南非制裁的1992年，在德班開了間銀行，此後常來南非，了解這個國家走過的歷程。傑伊興奮地說他喜歡這個主意，會把這個概念用起來，「『土地和解』，多好的主意！」。
寫作此文時我收到蘇西的郵件，她告訴我「牛賊谷」已經正式更名為「鷹之谷」（Eagle Valley），因為自打合作社做生態農業後，鷹回來了。而且這顯然是個更美的名字。
辛巴威
在去鷹之谷之前，我在比勒陀利亞採訪了AgriSA的一位副執董，我們在餐桌上談了一個多小時為什麼之前的黑人小農發展不成功，他的機構又打算如何貢獻於此。末了他說：「好在，在南非，我們要麼走支持黑人農業的道路，要麼走辛巴威的道路。」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明白他的意思是白人壟斷農業部門正在意識到他們沒有選擇，不然前面將是一場暴雨。
但辛巴威是個複雜的話題。地主階級的共識未必是無地階級的共識。土改發生後，西方社會，特別是前宗主國英國長期認為土改不僅暴力，而且讓農業生產力一落千丈，摧毀了農村經濟，而且土改主要的受益者是執政黨的裙帶。但是若干年後，一系列來自非洲和西方學者（比如辛巴威學者Sam Moyo、英國學者Ian Scoones）的實證研究卻揭示：土改的主要受益者確實是數十萬黑人鄉村貧民，而且在起初生產力下跌後，他們慢慢把生產力提了上去，提到了199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鄉村經濟迸放出活力。
這對一個陣營來說是「不方便的真相」，對另一個陣營來說卻振奮人心，並深刻影響著其他南部非洲國家對解決土地不均問題的想像。烏干達學者馬赫穆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2008年發表在《倫敦書評》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承認快速土改的種種代價，但將它視為去殖民化的有效途徑，甚至暗示是不可避免的途徑。
但凱文·布魯姆和搭檔理查德·波普拉克（Richard Poplak）寫於2015年的《大陸漂移》辛巴威一章所講述的2008年起的故事，卻描繪出藉助土改穩固政權的穆加貝與新的跨國壟斷資本主義結為同盟，驅逐和屠殺平民，培植政治裙帶，打壓異己。
這就是「去殖民」？還是說，路線是對的，不對的是它被獨夫竊取了，所以應該追求真正民主的激進土改？
我問凱文他怎麼看。他的回答是：「我不崇尚這種方案，因為這會製造更多的分裂，並且一代一代傳遞下去。」
堂娜
離開鷹之谷，我獨自坐長途面的去東部城市彼得馬里茨堡，去見通信兩個月的「筆友」堂娜。她是個農業和土地問題研究者，為我的一篇關於南非農業問題的報道提供了毫無保留的幫助。我只知道她做的研究，但對她的年齡和種族一無所知。站在黃昏的高速路口，我發現從一輛臟髒的小福特上下來的，是一位不修邊幅、頭髮蓬鬆、六十多歲的白人阿姨。
路上一位看上去凍壞了的黑人大姐搭車，堂娜讓她上車，先送她回家，兩人說的是祖魯語。山上大霧瀰漫，又潮又冷，沒有一點夏天的樣子。路的右邊是國家託管的部落土地上的黑人社區，左邊是她住的「白人」社區——她意識到這種表述的歷史包袱，但也畢竟是事實。
堂娜一家三代同堂：她和先生伊夫——一位正在寫反種族隔離新聞史的退休記者、她的婆婆，以及兒子約翰和女友，每代人住一座簡樸的平房，合居在佔地一公頃（15畝）的院子里。火爐邊的晚餐是西蘭花、土豆和「幾內亞豬」——豚鼠。我們聊旱災、黑人地權、食物經濟和小農發展，還有我一路下來的所見所聞。說到鷹之谷的實驗，她說這麼多年的研究和旁觀讓她難免有種悲觀情緒：壟斷資本主義農業格局下，小農發展機會渺茫，但也樂見這場實驗能夠成功。
第二天早上陽光明媚，堂娜帶我參觀院子。院子在一片緩坡上，空地一大半被婆婆打理成了一座精緻的植物園，有差不多三畝被她建成了一座「農場」，種植好幾種作物，養著肉雞、蛋雞、鵪鶉和豚鼠。她種菜不用農藥化肥，用禽畜糞便肥田，實現一定程度的循環，最大的挑戰是防鳥、防猴群。她把豚鼠和蛋雞養在一起。「它們處得來嗎？」我問。「有時候雞欺負豚鼠，但豚鼠不在乎，它們躲起來。」她回答。在展示給雞舍做的新改造時，她咯咯地笑著。屋邊放著一個巨大的雨水收集池，全家生活用水都來自於此。她說買了個買得起的最大的，調侃有人說這是「中產階級的新宗教」。她告訴我，她一直在嘗試用這一小塊地方實現全家百分之百的食物自給。
回到屋裡，我問她為什麼要在家實現「百分之百的食物自給」。她的回答我不會忘記。
「這可能是一種面對不確定性的心理需要吧。」她站在水池邊，邊洗東西邊說。
「如果有事發生，我會留下來。我會完全願意和進來的人分享這裡的地方，同時和他們商量如何共處。」我寒毛豎了起來，她接著說：
「我是有點受到那些留在辛巴威的白人的啟發。我最擔心的不是南非成為另一個辛巴威，而是另一個剛果，被各種外國利益控制。」
—— 完 ——
題圖為比勒陀利亞大學文科樓內的一張照片，照片記錄的是1990年代的非國大示威活動，標誌性的跳躍遊行，橫幅上「ANC」是「非國大」。本文圖片除另行說明，皆由蔣亦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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