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90後的焦慮各異，但底色其實是一致的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或歷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輕鬆的。真正的問題，絕非是否焦慮，而是，具體到當下，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其它類型的焦慮。城市的、鄉村的，具體焦慮可能各異，但生活於同一片藍天之下，最基本的底色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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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視覺中國
我們來說說包括「第一批90後」在內的當今中國青年。你是否是其中正在經受焦慮的一員呢？
熬夜、加班，持續消耗身體，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擠出地鐵，華燈灰暗，老年人已經入睡，而自己皺眉奔波，一事無成，一無所有，感一聲「中年」已至，而「老淚縱橫」。
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青年農民工」同樣在經歷他們的焦慮和緊張。然而他們一直沉於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方。
但要知道，近代以來，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或歷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輕鬆的。真正的問題，絕非是否焦慮，而是，具體到當下，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其它類型的焦慮。城市的、鄉村的，具體焦慮可能各異，但生活於同一片藍天之下，最基本的底色是一致的。
本文作者生於九零年，是第一批90後，他選擇的是經濟與社會環境演變：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面臨意義重建的挑戰；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勞動價值觀，調整生活的時間感，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改變。我們在個人層面上將怎樣突圍？或許在於日常生活細節的改變，比如說，抵抗「演算法」、飛躍出租屋，保持開放和多元。一個狹隘且封閉的「中年人」，顯然無法憑一己之單薄與宏大世界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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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在定義我們？
網路傳播與青年的「中年危機」
沒有一個社會是純粹完美的，沒有一段歷史是完全輕鬆的。歸根結底，我們這些存在於人世間不過百年的人本身，就不完美，就不輕鬆。所以，縱觀古今中外歷史，任何通過改變「人性」來建構一種烏托邦，繼而還希望一蹴而就解決全部問題的社會實驗，無一例外都已宣告失敗。
那麼，生活在此間的青年呢？
青年是敏感的、焦慮的，是多愁善感的，因為任何社會或歷史之下的他們都會面臨自己的問題，迫使他們經歷、抵抗、反思和妥協。突破就亢奮，潰敗則失落。在此意義上，再來審視當今中國青年的精神狀況，是否焦慮，有不危機，很可能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偽命題。
更真實的問題或許是，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其它的焦慮，為什麼是以這樣的、而不是其它的方式表達出來。
「葛優躺」：沒有生存壓力小的時代，也沒有一個時代的思想者不批評同時代人是空虛的。不同時期的人，通過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對壓力和空虛的不滿，但不是每個時期，都要通過勞動和坐姿上的「頹廢」來表達。
我們擔心禿頂，擔心啤酒肚，擔心入錯行，還擔心未來的生活沒有了奔頭而已固定，一眼望到頭，或者擔心工作充滿不確定性，因為漂泊和流變使得安身立命變得困難。然而，詞庫匱乏，踴躍站出來宣布和定義這些焦慮的，不是其它卻是這樣一些流行表達：第一批90後的中年危機或「第一批90後+已經XX」等等。
製造它們的，不是循規蹈矩的傳統媒體，而是更自由更激烈的自媒體。或者個體寫作，或者集體創作。與傳統媒體不同，自媒體在內容生產上，不只是描述一件事、一個故事，也不只是回答為什麼，而是多了一維「情緒」。他們說懂得你的焦慮，表達策略上降低自己而無比抬高讀者，讀者至上，讀者的情緒至上。他們的創作者，要在激烈的內容競爭中發現和表達我們的情緒，但實際上，操作邏輯是顛倒過來的，認同他們的情緒就來，堆積如山成一種集體情緒，不認同就「滾蛋」，而不是交給讀者獨立自主判斷。
傳統媒體的思考方式是一種媒體思維，是描述、解釋，而非情緒渲染，稍不留神還要掉到「理中客」的漩渦。內容是競爭性的，而現在，情緒正在變成最受追捧的內容生產要素，這意味著，需要他們把握情緒，並在圖文和排版上以簡易直白而具有衝擊力的方式呈現出來。
歷史上，國內外傳統媒體都曾經生產過情緒。他們使用「偉大」「永遠」等絕對性的辭彙表達一種立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拒絕更中立更廣闊的多元思維。時過境遷，傳統媒體擺脫了情緒生產，現在，面臨自媒體的強烈衝擊，反而將讀者拒之於千里之外。
我們平時在微信或其它新聞客戶端上，通常很少會去區分報道者誰，寫作者是誰，而是統稱他們為「媒體」或「小編」。
身上的標籤、描述是怎樣來的，是由誰提出來的，或許是理解焦慮或危機的第一步。他們沒有、或故意不使用數據收集和邏輯論證，製造的標籤，可能不符合你，但即便不符合，比如沒有啤酒肚、沒出家，他們的情緒也可能滿足了你的焦慮。兩者都不符合，顯然就對不起，你不是他們的讀者。
究竟誰不是他們的讀者，是追求獨立思考的群體嗎？很難這樣說，因為經常被推崇的「獨立思考」其實是一個模糊不清的詞，沒有人不認為自己是在獨立思考。是財富等級上的頂端群體嗎？同樣很難說，因為我不知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況，更何況一些領域的商業家或娛樂人物需要降低姿態「親民」，同焦慮的同輩打成一片，是還是不是真假難辨。
真正不是他們讀者的，是當今中國規模更大的一個青年群體，他們因為家庭、興趣、經濟或學習水平等各種原因在高中、初中或小學畢業後便到城市拼搏，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通常在政策和傳播上被稱作「青年農民工」。 他們中有的是85後、90後、95後，甚至是00後，而同樣在經歷著自己的焦慮和緊張，然而他們一直沉於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帶。
我這裡把他們作為另外一個群體提出來，絕不是要說更值得關注，因為如果要平衡「公平」和「自由」——兩者都重要，卻往往難以兩全其美，所謂左翼和右翼的意識形態爭議便由此而來——就沒有誰更值得關注，生命權、生存權可能比其它權更重要，但沒有誰的權利更重要。即便經濟收入、職業或文化等層面迥異，我們也都是同一片天空之下青年。最基本的生活境遇，或者說底色，是一樣的。
角度不同，提出的底色也可能不一樣。我選擇的思考維度是影響著我們每一種擔心、緊張和焦慮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具體說來，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而在此基礎上，再來探討如何在個人層面儘可能做出改變，比如說，抵抗「演算法」與飛躍出租屋，保持開放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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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底色
勞動價值觀與我們的工作意義
嚴格說來，在勞動哲學意義上勞動與工作不是一回事。通俗而言，我們現在說的工作，往往指自由就業市場上經勞資雙方簽訂合同之下的勞動實踐，以獲取報酬為目的，是一種商業化的勞動交易。勞動還可能是非交易的、公共的、自主的。然而，給兩者提供意義解釋的都是「勞動價值觀」。簡言之，是幫助我們說服自己以回答為什麼要勞動、為什麼要工作，價值和意義何在。
父母輩和課堂上的老師教育我們說，努力讀書，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為了將來的工作選擇自由，是為了將來從事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但是，我們可能必須要承認兩個事實，一是即便高等教育畢業，也不必然意味著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二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本身的意義，他們擺脫不了勞動的身體痛苦，搬磚、端盤子，不是他們希望或喜歡這樣，而是不得已。優勝劣汰的教育和就業之下，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
這樣說，倒不是要否定勞動或工作的價值。按照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家的說法，沒有勞動，就沒有歷史。在現代社會完成工作更是一種基本的契約精神。而是說，我們就是擺脫不了喜怒哀樂的普通人，不是完美的聖人，我們的勞動還需要一套意義解釋框架。
第一批90後的童年，或許都聽過一首流行歌叫《步步高》。景崗山、林依輪和高林生慷慨激昂地高唱「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說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這是全曲的最高峰，激勵過我們的父母輩，60後、70後。甚至可能包括第一批80後。
步步高
好歌30年Ⅱ
景崗山;林依輪;高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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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崗山、林依輪和高林生演唱的《步步高》MV截圖。
那時候，中國在政策上剛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確切地說，改革早期的「處處點火，村村冒煙」工業化道路已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拉開序幕的以土地開發為中心內容的城市化建設。熱血註定要燃燒，城市青年的「下海潮」和農村青年的「打工潮」兩股潮流改變了當時的中國。
即便彼時也存在諸種「投機」，然而，真正引領中國勞動價值觀的還是「勤勞致富」。他們相信膽識和奮鬥能創造財富。
「勤勞致富」的興起，實際上也是更早的勞動價值觀即「勞動光榮」，在日常生活中的謝幕。「勞動光榮」在共和國前三十年，既是一種政治覺悟，也是一種集體倫理，不勞動或不愛勞動是它的反面，是覺悟低、是不愛集體。更不歡迎「不勞而獲」，而「不勞」既指偷懶，也指利息、租金等資本收益要素。勞動是一種最基本的政治任務和道德榮耀。
概而言之，勞動的目的是活著，但在具體的生活之中究竟為什麼要勞動？文化精英的理論或詩文或許給出這樣或那樣的答案，有的漂亮，有的深刻，有的低賤。然而，這些都是哲學家或文學家的解釋。
回歸最現實的普通人生活，他們的解釋很簡單，也很純粹。「勞動光榮」統一全社會的時候，是為了道德上的榮耀，更是為了政治上的集體倫理，不得不勞動，不勞動就被教育、被批判。「勤勞致富」起來的時候，是走出集體倫理，為了個人的生存而勞動，為了更上更好的生活而勞動，不得不勞動，不勞動就飢餓，所以《步步高》也要首先唱「沒有人問我過得好不好」。
我們出生的時候，「勞動光榮」已經退出歷史舞台，而到了第一批90後出來工作的時候，「勤勞致富」已經慢慢不被普遍信任。我們的身上，不再像祖輩和父母輩一樣，還擁有一個統一全社會的解釋框架，意義的建築坍塌。工作的價值何在？我們瘋狂地熬夜、拚命地加班，不惜犧牲身體健康，是為了什麼？想必不只是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
或許，一些從事藝術性或創造性工作的人們會說，是因為興趣，因為他們在工作中獲得了價值，生命由此升華。但還是那句話，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他們只是龐大青年群體中的冰山一角。「葛優躺」和《感覺身體被掏空》在2016年流行起來的時候，我們的勞動解釋體系已經面臨挑戰，依靠工資過上想像中的生活、實現階層向上流動，都變得困難，而解決渠道當然不是回到集體倫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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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底色
時間感與我們的生活慾望
四年前，我的外婆患腦血栓住院，已經不能說話，醫院說再無希望。外婆一直持續不斷地用食指掐著大拇指。微弱，但還用力。外婆是「在算最後的（生命）時辰」。我走出醫院到茶館，茶館裡的老人們當時正在這樣議論著外婆，按他們的說法，外婆距離最後的生命時刻已經非常近了，早則當晚，遲則一兩天。
我畢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古老，很像一種遙遠的村野神話。外婆挺過最艱難的一天，扶牆跺腳鍛煉、散步活躍筋骨，抵抗血栓，因此繼續維持了三年生命，離世時89歲。
這麼些年過去了，外婆的時間計算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精細的、統一的時間計算起源於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外婆是一個庄稼人，面朝黃土背朝天，時間都是根據日出日落、樹葉榮枯和燕子來去而完成計算。習慣用上鐘錶，時間也是粗糙的，計算單位通常使用兩個小時或上下午。然而，臨近生命盡頭，時間的計算不知以什麼單位突然精細起來，像是一種習來的傳統，更像是臨近死亡的人之本能。
我們的時間計算非常粗暴。確切地說，是學習和工作時間精細，而生活時間粗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全面市場化，與之而來的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興起，精細的時間管理也登場，上班、午休、下班、加班，具體到分鐘，「時間就是金錢」，影響到每一個到市場上勞動的父母輩，既有早期IT行業的程序員，也有富士康的第一批農民工。他們必須要精於時間計算。我們通過文藝作品看見他們「匆忙的身影」，等到出來工作，環境同他們是一樣的，計算工具（比如上下班打卡的系統或APPs）可能更時髦，但性質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除了工作時間，屬於自己且相對獨立的生活時間，我們的計算卻正在悄然改變。
席捲而來的「第一批90後+XX」說法，什麼脫髮、離婚、出家，等等，滿天飛。動則半生、一輩子，乾脆一眼望到頭，我們的時間計算很粗暴。連「佛系青年」這樣的詞都跳出來，時間計算不只是粗暴，還正在變慢，更像是要停下來。
第一批90後是聽著「生活好了」「你們這些孩子沒有經歷過苦日子」等訓話成長起來的，它們同宋祖英演唱的《越來越好》一起，象徵著一種向上的、滿意的生活變遷。中國經濟彼時高速增長。人們願意犧牲包括休息、身體和環境在內的一切投身於勞動之中，並對未來預期頗高。但是，沒有一個經濟體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制度遇上瓶頸和社會觀念變遷都可能帶來拐點。等到我們出來工作，中國即將告別以土地開發為中心的城市化建設，經濟結構到了調整到了節點，時間慢了下來，被迫調整生活慾望和期望的姿態。
按理說，到了奔三的年紀，皮膚或頭髮的微妙變化在國內外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我們已經回不到十八歲。然而，經濟與社會時間慢了下來，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卻在走向衰老，更何況，精細的工作時間計算還加速了這一進程。兩者的時間之差構成了焦慮的重要因素。反觀父母輩，城市的，他們在相同的年紀完成的事業程度，可能遠在我們之上；鄉村的，他們在相同的年紀非常確定打工的意義，到大城市掙錢回家蓋新房，而不是像我們猶豫於是否回家，如果回家，是鄉村、小鎮還是縣城。
那時候，當然了，普通的父母輩也經歷著屬於他們的焦慮。城市青年，就像翟惠民唱《十不該》《鐵窗淚》一樣擔心自由衝動之下的亂序和「嚴打」緊張。鄉村青年，到城市謀生擔心被騙被勞動販子違法「囚禁」，更普遍地，就像打工民謠中的《打工十二月》一樣承受著城市生活的飄零。這些歌，記錄下了他們青年時期的一些彷徨和掙扎片段，我們這一輩聽來或許已經陌生。
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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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細節
抵抗「演算法」與飛躍出租屋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勞動價值觀」，調整生活的時間感，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改變。但是，對於這些正在經歷焦慮和緊張的青年來說呢？此時此刻，我們就在熬夜、加班，持續消耗身體，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我們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擠出地鐵，華燈灰暗，老年人已經入睡，而自己皺眉奔波，一事無成，一無所有，感「中年」已至，而「老淚縱橫」。
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青年農民工」同樣還在經歷他們的焦慮和緊張。
那麼，假設把問題暫時置於個人層面上，且限於這篇文章的讀者，我們可以做出何種改變或突圍？比如說，高校畢業後獨自到北上廣等大城市打拚的青年，我們能否保持、在何種程度上保持開放和多元的精神姿態，或許將決定著能在多深層次上與焦慮相抗衡。
我會懷戀讀書期間的兩種空間，一是教室，二是宿舍，正是在這些地方，與同學完成了學校的日常生活交流。教室里的問答、集體討論，宿舍里的卧談，還有通往食堂路上的聊天。我們由此得知，世界是多元的，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時候完全同意自己的觀點。
然而，畢業工作，我們經由一個學生變成「空巢青年」，一半是出於嚮往更自由的個人生活，但只是作為一個勞動者身份來到這些城市，相伴隨的是一個封閉的獨處空間。到這時候，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往往交給了內容客戶端的「演算法」。他們按需推送。我們在封閉的空間中進行著最隱私的、最原始的、也最本能的信息獲取，圖片的，文字的，視頻的，既可能滿足著我們對物慾性慾世界的窺探，也可能滿足著我們對自己狹隘世界觀的想像。持續看到自己想看的，不斷鞏固一已之見，誤以為真實的世界運行邏輯果真是這樣。
社會或個人思維是離散的、多元的，而商業是競爭性的，兩者一相比，離散性顯然比不過競爭性。如果說一般商品領域的「演算法」幫忙縮短了挑選的時間，信息和知識的「演算法」則是在挑戰一個完整個人的自由意志。跟著「演算法」沉浸在自己的單一世界，長此以往，很可能會變得狹隘、封閉，繼而喪失掉在學校時期還可能保持的一些開放和多元。
遇見不同的人，看見不同的觀點，聽見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們才可能看到更豐富的可能，即便要痛苦地經歷碰撞和衝突。這樣的經歷，既是「它山之石」，我們遭遇的，不是孤獨的，因為還有其他人的生活經驗可供參考，也是一顆包容之心的必然承受。勞動價值觀已改變，時間感已經慢下來，若非如此，一個狹隘且封閉的「中年人」青年何以用一己之單薄的身體和精神，與宏大的世界談判。
讀書和參加社會公共生活，是保持開放和多元的一種常見選擇。然而，真正做起來卻需要條件。我們的身體與精神已疲憊，更可能、也更普遍的做法，或許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與安排，比如說：抵抗「演算法」，跳出單一內容客戶端，到外面逛逛帖子，看看或參與公共事件的爭議；飛躍出租屋，結識朋友並與他們交往，因為一場簡單的便飯聚餐，也可能刷新你的「三觀」。將工作與生活隔離，經歷一段年華。而這樣說，絕非意味著就要放下更宏大的經濟與社會環境思考。
文/新京報書評周刊編輯 羅東
值班編輯 一鳴 張一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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