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與時方的區別

中醫 01-18

中醫方脈學有兩個分支，一是經方派，一是時方派。兩者對於中藥的理解和運用，各不相同。也許有人覺得一個中藥上的差異沒必要小題大做，然而方脈一道講究理法方葯，葯為立法之根基。在這裡哪怕是一點微小的差別，也是值得尋根溯源的。

班氏《藝文志》將上古方技分為四類：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國學常常牽一髮而動全局，此四者皆是攝生立命之要術，然而各有偏重，或兼濟天下，或獨善其身。醫經、經方之學，乃可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醫經講的是針灸，經方倚仗的是識證遣葯。中醫四大經典，醫經、經方各居其半。醫經者，《內》、《難》；經方者，《本經》、《傷寒》。說起《黃帝內經》的《靈樞》，很早就散軼了，然則天之未喪斯文也，此書因流落到朝鮮半島得以保存。當地人對其奉若至寶，未敢稍加改動，且仍冠以舊稱謂之《針經》九卷。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時期，才有朝鮮使臣攜《靈樞》抵達京都汴梁，請求以此書換取宋朝的治國大法。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爭議。蘇軾聞聽此言，奮袖出臂，大呼不可，連上數道奏章加以阻撓。也難怪，區區一部醫書，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得一國的治國大法！然而哲宗皇帝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毅然同意交換，且隨即下詔將其頒行天下。宋哲宗此舉，實為功在千秋。

《黃帝內經》古人常謂之「靈素」，罕有「素靈」之稱，《靈樞》、《素問》孰為根基，此中原委自不必說。《靈樞》以針道安身立命，《素問》亦不離其宗。《神農本草經.序》中有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葯。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經，一曰神農本草，一曰素女脈訣。」《黃帝針經》即包含了《靈樞》、《素問》。

《藝文志》所載四大方技，均是出自道門，且非出於醫人之手。四大方技包括醫經和經方在內，究其根源僅為古人修道掃塵鋪路之用。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猶古好戰之國必有奇殃，武學、醫道俱是如此，所謂「修得色身堅強了，遮風避雨好煉丹」。於是便有種醫史專家們不願意看到的可能：雖說醫之為道可以利人，然其立法之初衷，僅是為己所用。察醫之為道，究其根本在於以正治偏，不修身則不能齊家，更何談治國平天下！

比《傷寒論》稍晚的南朝時期，有一部華陽隱居陶弘景所作的《輔行訣》，其方源自伊尹《湯液經法》，為經方家正傳。陶師髦年好道，年輕時便披髮入山，精通陰陽五行神仙方術，兼善寫草隸二書。《輔行訣》顧名思義，即為輔佐修行，這也佐證了經方一脈醫術最初僅是為修道而立法之說。

事實上道門諸般方術，大多只能為己所用，古典術數就是個例子。再精通四柱的人，也沒法推測自己的年月日時，以調配自身五行。也正因為如此，四柱學到老，總是一場空。術數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然而卜筮又與四柱恰恰相反——只能為己所用。凡是給別人推演八卦的，無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能看見前面有劫數不難，難的是怎樣明哲保身趨利避害。所謂大易者不言卜：易者，變也。明白了有變才有易，也就沒必要守著那麼兩個死卦了。

既然是為己所用，也就意味著自己的香自己點。上古之時，修道之人各有師承，於是都忙著自己修自己的道，上古講一個「修」字。時至東漢，世間所有神仙方術，一下子都隱沒了。大家於是失去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便常常坐在一起談玄論道——魏晉好清談。於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有了竹林七賢，魏晉講一個「談」字。而到了唐宋，該成的也就成了，那麼沒成的呢？人家也沒閑著，沒事就琢磨，我們怎麼就不成呢？終於有一天想明白了：哦，不是我們不成，是我們不想成，我們跳出去了——禪宗。唐宋佔一個「成」字。最後到了明清，所謂台城故事皆過眼穴的方法。古代針道取穴施針，穴和經井水不犯河水，且以手足四末為根本。察國學國術，多重稍節。如內家拳講究點重身松，驚起四稍，風水堪輿之學亦同。比方說把墓安在天安門廣場，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此種地方人馬川流不息，殺伐之氣太重，不利於蔭澤子孫。稍節則較之根節靈秀，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幹而偏取其支脈，即是此意。有些事過於「規範」了往往不妥，比如醫道。然而宋代「規範」成了風尚，不光針灸，就連方脈一術也在劫難逃。《和局方》頒行了，官制丸藥也到街上賣了，於是百姓方便了，醫生也方便了——放下現成的方書不用，誰還去研究晦澀古奧的《神農本草經》！

既然不用研究《本經》就能行醫，於是一大批醫學的優秀人才誕生了……倘使西醫，倒是人人都能學得，而中醫，決不可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徐靈胎就說過，「孰知醫之為道，乃古聖人所以瀉天地之秘，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倘若沒有大根器，是無法承載醫道的，勉強也無益。況且如前文所言醫道在於以正治偏，大正才可以治大偏。然而丸藥出門便有，《局方》一書在手，還有什麼可怕的，粗通文墨就敢開方下藥。「人命大如天」也早就拋之腦後。這不，老百姓都編出順口溜了——男用六味，女用金匱。金匱腎氣丸好好一個經方就這麼給糟踐了。

金匱腎氣丸來源於仲景《金匱要略》的腎氣丸，其中肉桂一物仲師取其化氣之用。肉桂溫養營血之功人人盡知，而能化氣，何也？時方派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基本上回答都一樣「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諸如這樣摸稜兩可的理論，實在誤人甚深。化氣這個程，有賴於腎水的充足，心腎相交，心火蒸動腎水，遂能化氣。腎氣丸中八味葯：地黃、山藥、丹皮、茱萸以生水;同時必以苓、澤利水，遂成生化之勢；水有了，就必須完成心腎相交，於是以附子振動腎陽，用來升舉腎水；心火下移的重任，就交給了善於營養心陰的肉桂，化氣這個工程也就完成了，肉桂之妙用即在於此。然而整個過程不是如時醫一般氣虛補氣，血瘀活血，而是依靠三焦氣化。鄭欽安前輩嘗言：「『氣化』二字乃傷寒書一部之真機。」由此得之。

前者提過，方者，方也。所謂腎氣丸倒不如說是腎氣法。然而宋代醫生在大的方向上脫離了《神農本草經》去研究《傷寒論》，僅僅靠這個葯清肝明目，那個葯燥濕化痰，實在是難以應對。朱肱，龐安時又提出了前人從未敢於碰觸的「六經傳變」。這個狀態下去運用經方，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

既然不管用，就不用！「君慎勿滯仲景紙上語。」金元四大家的張從正，寥寥數語，字字振聾發聵。張從正之前的時代，由於官制丸藥大行，百姓服藥成風，大多補益過度。於是張從正大膽投之以寒涼，一改前人習氣，不泥於古方。其大膽創新，靈活應變，令人嘆為觀止。此前的劉完素也完全依仗醫經識證譴葯，不再遵循經方之法。此時的經方一道，對於醫人來說似乎已經可有可無了。

然而真正結束了經方時代的人，要數李東垣的老師——張元素。相傳劉完素晚年不巧得了傷寒，自己使出渾身解數也未能治癒。對於一位屢起沉痾的名醫來說，無疑令人難以接受，以至於身為後生的張元素登門自薦的時候，劉氏向隅而坐，不與答言。可老天偏偏還是讓張元素成就了，不僅漂亮地治癒了劉氏的病，還引得其連連大呼「後生可畏」！這樣的一個人，怎麼能不讓他名噪京師。

張潔古的醫術，來源於醫經一脈。有個故事，說張元素學《素問》學得刻苦，有回做夢就夢見有人把他的肚腹剖開，放進去一部醫經，從此術業大進。張氏在很大方面繼承了《中藏經》，《中藏經》為華佗所傳。相傳華佗創製「九針之喜」以考驗弟子術業，即以古制九針逐一刺入公雞之身，必令針柄盡末而雞不得稍痛。如此刺滿六針，華佗方准其下山行醫而不辱門庭。醫經之學本於針道，張潔古將針灸的思路，大膽用在了識證、遣葯上，果然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效果。於是方脈一途終於也可以脫離本草湯液的根基而另立門戶。

然而張元素更大的動作，在於其創造了「藥味歸經」理論。「藥味歸經」的出現，標誌著經方時代的結束，而新的方脈流派得以現世——時方派。時方派和經方派的理論基礎不一樣，對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如葛根，時方派論其歸於陽明。經方本草則察其根系深長，如人身之太陽經；葛根善從土中土中吸水以上達藤蔓，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達於肺。仲師以葛根治太陽痙病，意即在於此。《本經》謂葛根「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痹，起陰氣」，亦不在陽明之列。

由於時方派不習《本經》，「藥味歸經」又著實給藥物的應用思路打了折，才使得後世出現了「單方一味，氣死名醫」的笑話。學生曾經在世一堂當了幾天跑堂打雜的，其間發現店裡的老葯工雖然不懂醫理，卻深知各葯的生性喜惡，其每每以單味葯治病，也真讓我長了見識，不由得嘆服本草之學的博大精深。

據說張元素著《醫學啟源》是為了引導李杲入門。察其全書，雖以六經為綱，內容卻與《中藏經》一脈相承。關於張潔古，還有另一種傳聞，即張氏在傳授李杲的同時，還留下了另一支脈絡，即王好古，兩家合而為一才能成為真傳。

金元寒涼攻伐太過，又引來了明代溫補學派與之競榮。時醫各派，就如走馬燈一樣，來了又去，去了又回。

其間亦不乏傷寒注家，然而鮮有得其經詣者。大多數都是在用時方派的理論去解釋經方派經典，就像今天的西醫看中醫，就是一個勁地往上套，能套上他那個東西那就是精華，套不上就是糟粕……所以出來的東西自然不堪入目，一觀《醫宗金鑒》所注傷寒便知。

時至清初，醫界有雙璧，一為江南葉天士，一為洄溪徐靈胎。葉天士的醫術就如同晉代王右軍的筆法，飄逸洒脫；徐靈胎則好似大唐魯公顏真卿，年老手硬古拙雄渾。葉天士可謂時方派集大成者，將時方之學運用到極致，組方精細入微，一方之中藥向不出七味。其法飄逸，故時人有半仙之譽。葉天士雖說自幼喪父，但怎麼說也是有家學淵源，受過正規教育。而與其並稱的徐靈胎則不同，徐氏出自書香門第，祖父曾參與修訂《明史》，家中藏書萬卷。徐氏本來是能在科舉仕途上有所做為的，由於家人接連患病，使得其痛失至親，便立志行醫。於是盡棄諸業，每於房中日夜披覽家中所藏醫書，上溯漢唐，下追明清。打個比方，如果說葉天士是二郎神，那麼徐靈胎就是孫悟空。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規軍，孫悟空則是天生地養，石縫蹦出來的一靈猴。實質上徐靈胎是有師承的，只是老師沒有顯世罷了，就像孫悟空的師父菩提祖師，沒有在野而已。正因為徐氏受時醫的影響很小，因此才可以探及醫源。所著《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實得經方派《本經》真傳之三味。

正如前文所言，明清講一個「集」字。那時候的醫家，追趕潮流，動輒就出大部頭的書。官家修書，民間也爭相仿效，以至於明清醫書繁雜無序，浩如煙海，一時間誕生了一大批高產作家。比如張景岳，真無法想像他行醫之餘，哪來的功夫著書立說……抑或是他寫書之餘，從哪抽的空給人看病。話說回來，張氏的書再厚，也未跳出「張熟地」的美譽，莫非熟地一味葯就抵得上洋洋萬言！

再比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歷代醫家多有微辭，如唐容川評價其「泛而無當」。其實在考證道地藥材及論述藥物炮製方面，《綱目》還是很詳盡精當的。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徐靈胎的《百種錄》一石激起千層浪，啟發了其後諸多醫家的思路，經方本草得以復興。蜀中唐容川著《本草問答》，文章侃侃而談，將藥物合而論之，比較了各藥性味、生長、應用，兼述醫理。然而限於篇幅，論述未能暢快。還有一部鄒澍的《本經疏證》，有《疏證》十二卷及《本經續疏》六卷。鄒澍在應用經方的時候，有意識地加減各味藥物，便體察到了各葯的功用。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各葯的在《傷寒論》中的功用，儼然與《本經》所述如出一轍。至此遂知《本經》、《傷寒》實為一脈相承，古之人不余欺也！

正因為此，在學習《神農本草經》的時候可以利用《傷寒論》，以互為印證。如芍藥，《本經》謂其「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其主治為「邪氣腹痛」，在《傷寒論》就有「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服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除血痹，破堅積」，則有「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至於「寒熱疝瘕，止痛」，又有「奔豚氣上沖胸，腹痛，寒熱往來，奔豚湯主之。」……

《本經疏證》是對葯分而論之的，在闡述各葯聯繫方面較《問答》稍遜。因此二書可以相互參照。由於經方派療效顯著，時至晚清，便出現了諸多經方派大家。民國之後，中醫橫遭劫難，余雲岫一部《靈素商兌》，幾乎把中醫葬送了。聽說連蒙受中醫救命之恩的胡適都不敢站出來為中醫說句話，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滿紙酸楚，不提也罷。

現今炒得沸沸揚揚的火神派，實則就是出自經方門庭。然其失於偏頗，過猶不及。一次我聽老師談及火神派，謂其過於偏執，已失經方派神韻，用來糾溫病的偏倒是正好。然而老師同樣提到，火神派之於理論臨證，確有獨到之處，其論陽主陰從為經方家要義，所用對待之法也非時醫所能比擬。

很長時間以來,四大經典中的《神農本草經》就已經成為了形式上的「四大經典」，從堂到臨證，已罕有人問津。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欲使經方一脈發揚光大，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轍。

經方，顧名思議，又叫經典之方。如果從處方的角度講，宋以代以前的中醫處方，都可以稱為經方，宋以後呢，叫時方，這是以時代劃分。那麼從學術流派來講。《漢書·藝文志》將方技分為四類。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醫經學派，是以針灸為主的，其是就是現在講的《黃帝內經》。經方學派，是以湯液處方為主，而其代表的著作，就是《傷寒雜病論》。

大家都知道，《傷寒論》是醫聖張仲景的作品。但是其源流，在於《伊尹湯液經》，可惜這本書已經亡軼了。經方學派的另一部經典，就是《神本農草經》。可以這樣說《本經》是藥物方，《傷寒論》是方劑學。方技四家，其實與道家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房中與神仙都是修行方面的東西。而醫經與經方的作用，說白了，就是為了延年益壽，保證修行成功，變成神仙之前別掛了，這個叫爐鼎不壞，沒成仙，先變鬼了，就神馬都是浮雲了，是不是？

你看，《神農本草經》中，經常看到的是輕身啊，延年啊，不老啊，神仙之類的話。

南朝的陶弘景有一本書，叫《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這本書曾一度亡軼，但是在敦煌被發現。我們很幸運，古代的名醫基本上都沒看過這本書，我們能看到。不說別的，單說書名《輔行決》，就知道是為了輔助修行而創立的。所以中醫歸根結底，是道家。

我們現在講的「經方」，狹義點兒說，可以認為：凡是《傷寒雜病論》的處方，皆認為經方，用經方治病的醫生，稱為經方醫，一群經方醫，稱為經方派。那麼什麼是時方呢？很簡單，不是經方就是時方，所以在日本。經方，又稱古方學派，時方，又能稱後世方派。

那經方與時方有什麼區別呢？

經方的藥物比較簡單，但是法度精嚴，氣勢恢弘。有人統計過《傷寒論》的所有處方（包括金匱部分）。1味葯的有15方，2味葯的有40方，3味葯的有45味，4味葯的有30方，5味葯的有28方，合起來有160餘方，而兩書去除重複，共有方281首。可以說，五味葯以下的處方佔了整本書的一大半。這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比如說，同樣的甘草，張仲景配上桂枝，就去治了心臟。配上芍藥，就能治到腹痛。而這麼簡單的處方，效果都是極其宏偉的，我只能用這個詞來形容，呵呵。

而時方就不一樣了，絕大多數的時方，方葯雜蕪，或有效或不效，與經方不可同日而語。經方重流動，這一個處方下來，他是有氣息，有生命的。經方，經常會用到毒性藥物，經方家也因為善用毒物，所以常常可以治時醫之不能治。那麼，經方與時方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大的區別呢？我們先從經方的起源來看。前面說過，經方與道家關係極為密切。道家的修行者，在那個時代，很多人是有返觀內視的功夫的，也就是說，一味葯，或一個處方，吃到身體里，他起什麼作用，往哪個內臟走，能治什麼病。道家的先人是能夠觀察到的。而《本經》應該就是在這樣的方式下寫就的。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麼一個情景：一位道家的先師，先吃藥物，然後坐下，打坐，入定，返觀內視，然後記錄藥物的作用。而《傷寒論》的祖本《伊尹湯液經》，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就的。

所以，基於內觀實驗的中藥處方，與現代人以思維力想像出來的處方是不可同日語的。這個就是區別。日本人曾做過實驗。將傷寒論的處方，不按原方比例調配，加大某一味葯，或減小某一味葯的劑量。發現效果都沒有原方的好，原方的比例，可以稱為「黃金比例」。

所以，經方是實驗的結果，不是胡亂來的東西。這麼一說，大家可以明白了，經方為什麼比時方高上一籌了。當然，時方醫派也有很牛的醫者。比如說，傅青主，這是被後人稱為醫仙的人。他基於五行理論創立的時方，亦是效果驚人。

有一句俗話，醫不三世，不服其葯，很多人說，是三代的醫生。這是錯的。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決。所以好的中醫，一要看內經，二要是經方家，三要會素女脈。素女脈已經失傳，前二世還有。

明代的素女脈是否是真的現在不好說哈。

學習《內經》你會很了解人的生理。而看《傷寒論》，很多人會一頭霧水。為什麼？完全是一條一條的證治條文，其本上是這樣的格式。什麼什麼癥狀，什麼癥狀，用什麼葯。我以前看《傷寒論》時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仲景先師，不把這個處方的道理寫下來，而只告訴你，什麼證用什麼方呢？後來，當我漸漸讀懂了《傷寒論》時，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傷寒論》是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告訴你「道」。

一個好醫生，除了要學會經方運用這個術，還要知道這個術是怎麼回事的這個「道」。日本的「古方學派」，是否定《內經》的價值的，認為《傷寒》是實用的，《內經》是虛妄的。這是很偏頗的想法。你用《傷寒》的方可以達到很好的水平。但是，你永遠也無法追上仲景了，不是嗎？我們不敢奢求超求，但最起碼要做到，與古人對話。而仲景就是學《內經》出身的。

想學中醫的朋友，也應該有這個意識，創造屬於自己的「經方」而這個能力，就得從《內經》去獲得。內經很奇怪，182篇論文，只有十三個處方。那他講什麼？講「道」。有一天，你明了這個「道」了，自然可以做到，舉手皆成方，方方不離法。

1時方

1.1 時方思維理論特點

時方的核心理論是以陰陽五行、臟象、經絡、運氣等學說為主要內容。這一流派的影響最為深遠，成為歷代中醫的主體。從漢唐到明清，絕大部分的中醫典籍，均屬時方體系，如《華佗神醫秘傳》、錢乙《小兒葯證直訣》、張元素《醫學啟源》、張景岳《景岳全書》、陳士鐸《辨證錄》等。這一流派的臨證思維特點是，根據患者的臨床癥狀，判斷其氣血陰陽盛衰，臟腑虛實等，辨出其相應的病機，進而確定治法，擬定方葯。時方中的瀉白散、左金丸、導赤散、龍膽瀉肝湯等方名即已顯示其思維特徵。時方在臨床上強調對每一疾病病因病機的認識，晚近的中醫更重視辨病治療，甚至結合西醫的病理藥理來指導用藥。

1.2時方思維臨證舉隅

我們在臨床上經過了以時方思維到經方思維的歷程。

①曾治一位腎病綜合征患者，全身高度浮腫，陰囊腫如茶壺，病勢危急，中西藥疊用無效，改用三拗湯合五苓散，葯後15分鐘即大汗淋漓，小便通暢，僅服1劑後浮腫大消，余葯未再服而改方調治。當時用三拗湯的思路依據是宣肺利尿、提壺揭蓋，用五苓散則是溫陽化氣利水。

②某女，年逾6旬，患肝硬化10餘年，因腹水加重住院，其小便不利，點滴難出，腹脹臍突，喘促難安，命在旦夕，諸法疊用而乏效。觀其舌面光凈無苔有裂紋，斷為真陰涸竭，仿照張景岳補下啟中法，重用生地黃、熟地黃各90g，並加白芍、山茱萸、五味子等，葯後小便漸出，逐日好轉，未及半個月則出院。

2經方

2.1經方思維理論特點

經方的核心理論是方證對應，其中《傷寒論》以六經為綱以方證為目，論述了所有疾病發生的基本脈證規律與治則方葯，是中醫辨證治療學的總論，而《金匱要略》是以雜病為綱以方證為目，屬於各論。

臨證的著眼點是疾病所表現出的特異性的脈證組合，強調方與證的嚴格對應。譬如麻黃湯證與桂枝湯證在「無汗，脈浮緊」與「汗出，脈浮緩」上的證候區別。再譬如「太陽病，項背強，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與「太陽病，項背強，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金匱要略》中有「發熱而嘔者，小柴胡湯主之，」「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等等。

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處處展現的是這樣嚴謹的方證對應關係，即有是證，用是方。方證辨證在臨床中並不注重氣虛血瘀、肝鬱腎虛等，大論中極少有病機術語。雖「罕言病理」，但並非沒有病理，經方方葯之中蘊含獨特的理法。

2.2經方思維臨床舉隅

白虎湯治崩漏：一女患者崩漏3年，歷經中西醫診療無效。當時天寒大雪，患者卻不斷地飲冷水，黃煌老師據此並結合其脈證選用白虎湯加阿膠，病情迅速好轉直到治癒。另一女年近5旬，患崩漏近半年，查為子宮肌瘤，婦科醫生認為必須手術，患者拒絕。觀其有口渴多飲等症，按照黃煌老師的經驗，用白虎湯加味10劑，血止。隨訪至2011年12月無不適。可見經方方證有著很強的可重複性。

麥門冬湯治咳喘：一老年女患者，素有咳喘，某次複發，初在門診輸液治療1周，病情難以緩解轉住院治療。觀其咳喘不止，咳痰黏稠，舌面及咽部光凈而干。僅以麥門冬湯原方兩劑而愈。此後以此方治療有類似脈證特點而未經其他治療的咳喘患者，仍有可靠的療效。

小半夏加茯苓湯治頑固性嘔吐：一患者因膽結石服排石葯2個月，因苦寒葯過重，後出現頑固性嘔吐，吐大量的清涎，住院治療多日不效，我們以小半夏加茯苓湯2劑而愈。

3經方與時方思維比較

3.1經方與時方兩種思維用藥比較

經方派與時方派對藥物的認識亦有很多區別。時方中對孕婦忌用半夏、當歸等葯，而《金匱要略》即有「妊娠嘔不止，乾薑人蔘半夏丸主之」及「婦人懷妊，腹中痛，當歸芍藥散主之」。我們曾治一孕婦，因車禍而腹痛出血月余。觀其腹痛出血，血色紫暗有塊，便秘，脈沉澀。投桃核承氣湯7劑而愈。又如，時方藥物理論認為枳實破氣，氣虛胃下垂不宜用。而經方中的藥物配伍卻不遵循這些原則，其用枳實的著眼點是心下痞、腹滿等。用補中益氣湯加枳實治胃下垂，當時頗為困惑。再如人參與黃芪，均為傳統補氣葯，常同時運用於氣虛諸證；而在《傷寒論雜病論》中，卻無一方是二者同時使用的，原因是二者有嚴格的體質指征。時方尤其到金元以後，對藥物的認識更繁雜，如「十八反」、「十九畏」等，而經方中的附子粳米湯等，恰恰就是附子與半夏同用。

時方治病常面面俱到，方大葯雜；而經方常單刀直入，擊中要害，葯簡效宏。時方辨證相對主觀籠統，經方辨證則更客觀精確。湯本求真在《皇漢醫學》序言中簡要而精確概括了經方與時方的異同。

3.2經方與時方兩種思維臨證比較

曾治一患者，面如紅棗色半個月，觀其有低熱、口渴等症，查血糖正常，一時難以著手，細問知其小便不利，再結合其脈浮數，便認定其為五苓散證，5劑而愈。原先治腎病綜合征的醫案，雖也是用五苓散，但覺得那時是根據想像推理，並不是依據大論（《傷寒論》原文71、72、73、74條等）中的方證，雖然獲效，實屬僥倖。

一患者胃痛數月，痛甚難忍，查為胃潰瘍，觀其痛甚時則脘部隆起如塊，不可觸按。以大建中湯原方3劑而愈，並未用白及、瓦楞子（據現代研究，可保護胃黏膜，制酸止痛）之類的中藥，更沒用任何西藥。

正是這些成功的醫案，一次又一次地激發了我們對方證探索的信心和興趣。有些疾病用經方治療還可以用時方勉強解釋，而有些經方的應用則難以用時方解釋，必須用經方思維來解釋。如宋代許叔微用麻黃湯治咯血，清代舒馳遠用麻黃湯治難產，以及丁甘仁用桂枝湯治背疽等。

我們從方證葯證入手，通過臨床反覆體會大論中的方證組合，對經方思維的認識日漸明晰。

4經方思維不被認識的思考

雖然張仲景被稱為「醫聖」，又常以「效如桴鼓」來形容經方的療效，但為什麼經方的普及不盡如人意？雖然柯琴說「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可為什麼真正入門和擅於運用經方的人少之又少？我們通過不斷學習反覆思考，結合自己的臨床體會，試圖從歷代醫家的成敗得失中尋求答案。認為自金代成無己首開以《黃帝內經》解《傷寒論》以來，《傷寒論》的真實面目已被扭曲，嚴重阻礙了人們對《傷寒論》的認識理解。

經方派自古是中醫界的一個重要流派，其診療體系具有完整而獨特的臨證思維模式，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以推進經方臨證的普及。歷代經方家雖多，但真正領會經方奧旨並堅持經方思維的純正經方家甚少。如孫思邈坦言：「至於仲景特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林億所言：「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者所能及，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林億所說的是要完全認識經方的本質是很難的，但從應用的角度來說還是可行的，並非望塵莫及。從近現代來看，曹穎甫、吳佩衡、胡希恕、范中林等可謂純正的經方家。

只有真正領略經方思維，從方證、葯證入手，久而久之，才能更正確更深刻地認識經方、運用經方，最終在臨床上達到操縱自在，左右逢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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