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的歷史必然
在歷史上，有許多人對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產生疑問。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百家爭鳴，，只發生在春秋戰國時代?為什麼在此之前不曾有過，在此之後也未曾出現過?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出現或消亡，都離不開其所處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
「百家爭鳴」的歷史局面首先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首先要歸功於經濟的發達，這是最基本的原因。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經濟的的發達，就不會讓許多人脫離生產，聚眾講學，著書立說，或奔走於各國之間「推銷。自己的思想產品。
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這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經濟高峰期的前半程。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一共出現過四次經濟高峰：第一次是西周時期，第二次是戰國秦漢時期，第三次是隋唐時期，第四次是明清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同時由於奴隸制度的衰落，生產關係隨之得到很大改善，一家一產的小農經濟取代大規模的奴隸勞作逐漸上升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從舊的奴隸制度束縛下解放出來的農民，有著比奴隸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同時，各國為了在兼并戰爭中保持不敗，也施行各種政策保障農民生產，以提高國力。例如，在這個時期各國都興修了大量農田水利灌溉工程，改善種植條件，著名的都江堰(秦國)、鄭國渠(秦國)、鄴縣(故城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鎮)水渠(魏國)等都是當時發揮很大作用的水利工程。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春秋戰國時期的糧食產量也大幅度提高。據戰國初期魏文侯相國李悝統計，一夫一妻耕百畝之田(戰國時100畝，約當今31.2畝)，在一般年景可產糧約3600市斤，可以養活10人(以每人每年消耗360斤糧食計算)。平均下來，戰國初期一個農業勞動力至少可以養活4人-5人，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成就。正是這種豐富的物質基礎，才讓大量的人脫離生產，投身非生產的「百家爭鳴」活動，同時還有更多的人口去從軍打仗。
但是，經濟的發達並不是「百家爭鳴」出現的必然原因，因為以後各代的經濟水平基本上都高於這個時期，然而卻再也沒有出現過「百家爭鳴」。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百家爭鳴」局面必然出現在這個時期呢?答案是，這個時期的政治形勢使然。
春秋戰國時期，是眾多諸侯割據混戰時期。各諸侯國相互戰爭，相互吞併，戰亂不斷。春秋初期尚有100多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經過300多年的兼并混戰，到戰國初期就只剩下二十多個。以後又進一步兼并，最後剩下七個，即被稱為「戰國七雄」的齊、楚、燕、韓、趙、魏、秦。
在如此激烈的兼并戰爭中如何保存自己，壯大自己，並能吞併別人，是一個嚴峻的「課題」。任何一個諸侯都不想被別人兼并，都想壯大自己，吞併別人。但是，怎樣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呢?各國統治者想盡了辦法，而通行的、用得最多最普遍也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招徠人才佐助自己。但問題是，哪些是人才，哪些不是人才呢?哪些人的理論可行，哪些人的理論不可用呢?這在當時是沒有人能夠判斷出來的，尤其是春秋時期和戰國前期，一切都有待於實踐的檢驗。於是，統治者只好允許各種學說、各個學派的存在，讓他們發展，讓他們爭鳴，以便從中找出適合於自己的理論，以指導自己政策的制定。這樣，由於統治者「文化開明政策，，的實施，使得各家各派學說都得以存在，並相互爭鳴、相互交融，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大氣象。
決定「百家爭鳴」必須和只能在春秋戰國出現，還有第三個原因，這個原因是其他任何時期所不具備的。這第三個決定性的原因，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狀況的複雜，具體而言，是階級狀況的複雜性。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在這場大變革中，產生了各式各樣的階級、階層和集團。在當時的社會中，除了奴隸主舊貴族階級、新興地主階級以外，還存在著農民階級、奴隸階級，以及個體手工業者和商人階層。每一個階層、階級或集團都希望展現自己的政治意圖，都希望社會朝著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方向發展。
同時，隨著奴隸制的衰落，過去的官學變成了私學，使得各階級、階層、集團的人士都有受教冒的杉L會，有學問有知識的人多起來。在以前的奴隸制時代，學校都是官學，只為貴族子弟開設，庶人子弟上學讀書是被禁止的。春秋時期，傳統的奴隸制禮制發生動搖，一些掌握著文化知識的最低級貴族——士，因為生活沒有著落，只好流落民間，以教書為業。這樣就使得庶民子弟，尤其是新興地主階級分子得到讀書的機會，這是日後他們能夠奪取政權的文化基礎。
當時，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這些人以學者身份出現，對於各種學術問題，包括天文、地理、數學、物理、人類社會的起源，爭論不休；對政治制度和社會的發展前途，更是各有主張，爭論不已，因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還有，戰國時期盛行的「養士」風氣，對「百家爭鳴」也起了促進作用。如齊國齊威王、齊宣王時，在都城附近的稷下專門開闢了供「卑學遊說之上」「不治而議論」的學宮。。許多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從不同的國家，千里迢迢，聚集於此。他們在這裡著書立說，自由辯論，人數最多的時候有一千多人，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中心。後來的戰國「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都各養士數千人。這些被豢養的士，不少部是各具才能和不同學術觀點的優秀人才，他們的活動和議論同樣促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不僅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有重要作用，是中國學術思想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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