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 | 在戰後歐洲談「邪惡問題」
原標題：托尼?朱特 | 在戰後歐洲談「邪惡問題」
電影《漢娜-阿倫特》劇照
在戰後歐洲談「邪惡問題」
——摘自托尼?朱特新書《事實改變之後》
我16歲那年第一次讀漢娜·阿倫特便是讀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書現在在我看來依然是阿倫特的代表作品。它不是阿倫特最具哲學思辨的作品，書裡面的觀點也不盡然都正確，最後，它肯定不是阿倫特最受歡迎的作品。我第一次讀它的時候並不喜歡，我當時是個熱血的社會主義者加猶太復國主義者，阿倫特在書中的結論讓我非常不安。但是從那以後到現在的這麼多年中，我認識到阿倫特最優秀的品質都在此書中得到展現：直面讓人痛苦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不附和官方觀點；不但在她的批評者中間也在她的朋友間激起論爭；最重要的是，她會挑戰被人廣泛接受的觀念，讓人們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觀點。阿倫特在她的政治寫作中在這個主題上花費的心血比其他主題都要多，我想談談我的想法，來紀念阿倫特這樣一位「人們內心平靜的破壞者」。
在1945年歐洲戰事結束後，阿倫特在她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里談到，「邪惡的問題將會是戰後歐洲精神生活的根本問題，就如同『一戰』後死亡是根本問題一樣」。在某種意義上，她當然是絕對正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死亡的記憶令歐洲人的精神飽受創傷：主要是在戰場上死亡的人數多到令人難以想像。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暴力和死亡充斥在詩歌、小說、電影和藝術中，多數情況下是對暴力和死亡的批判，但是時常也會帶有懷舊的情緒，比如見榮格（Ernst Jünger）或者皮埃爾·德里厄·拉羅歇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寫作。「一戰」的武裝暴力當然也滲進了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平民生活之中，形式很多樣：准軍事小隊、政治謀殺、政變、內戰，還有革命。
然而，「二戰」之後，對暴力的崇拜在歐洲人的生活中基本消失了。在「二戰」中，不僅僅是士兵受到暴力傷害，平民更是備受暴力蹂躪（「二戰」中發生在佔領區的種族清洗及種族滅絕的死亡人數，要多於在戰場上的死亡人數）。歐洲各國無論戰勝戰敗都已被戰爭消耗殆盡，沒有人會對戰鬥之光榮或死亡之榮譽再心存幻想。對於這場戰爭中發生的規模空前的殘暴和罪行，歐洲各地的民眾當然都不陌生。人類何以如此相互殘害？最重要的是一個歐洲民族（德國人）何以會試圖滅絕另一個歐洲民族（猶太人），他們為何會這樣做？在阿倫特這樣敏銳的觀察者看來，這些問題將不言而喻地成為歐洲擺脫不掉的問題。她所說的「邪惡的問題」就是這樣的意思。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倫特當時是正確的。但是她的觀點經常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被人理解。希特勒被打敗以後，在紐倫堡審判中，律師、立法者的確在有關「反人類罪」以及對「種族滅絕」這個新罪行的定義等問題上花了很大精力-在那之前，「種族滅絕」（genocide）這個詞甚至都不存在。但是當法庭正對這些在戰爭期間於歐洲犯下的滔天罪行進行定義時，歐洲人卻在儘力忘掉這些罪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倫特說錯了，至少在一段時間裡錯了。
在戰後的許多年裡，絕大多數歐洲人沒有去反思有關邪惡的問題，而是決絕地置之不理。今天我們會覺得這很難理解，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在許多年中，針對德國人計劃將歐洲的猶太人集體滅絕這一罪行的思考並不是戰後歐洲（或者美國）精神生活中的根本問題。事實上，大多數人--包括知識分子及其他人在內，都盡其所能地忽略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這是為什麼呢？
在東歐，人們不去思考這個問題有四個原因。首先，「二戰」中對猶太人犯下罪行的主要地方在東歐，儘管這些罪行是由德國發起，在被德國佔領的國家中主動幫助德國人施暴的民族也不少，比如波蘭人、烏克蘭人、拉脫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以及其他民族都曾經參與過。於是在東歐的許多地方，人們急切地需要忘掉曾經發生的事情，對這些無比可怕的往事避而不談。第二個原因是，許多非猶太民族的東歐人本身也是暴行（德國人、蘇聯人以及其他民族所實施的暴行）的受害者，所以當他們回憶起戰爭，他們自然想到的是自己本民族所受到的苦難以及所遭受的損失，而不會想到與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猶太人的痛苦。
第三，到1948年，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區域已經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蘇聯官方將「二戰」描述為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在蘇聯境內稱其為「偉大的衛國戰爭」。對於蘇聯政府而言，希特勒主要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至於他的種族主義則不是那麼重要了。蘇聯境內死去的數百萬猶太人當然被算入蘇聯死亡的人數，但是在歷史書和公開紀念活動中，他們作為猶太人的身份則被淡化甚至是被忽略。最後，在被共產黨統治幾年之後，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壓迫替換了它們被德國佔領的記憶，有關猶太人被滅絕的事情也就被看得更不重要了。
儘管西歐的情況完全不同，但是遺忘也在那裡同步發生。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以及1943年以後的義大利在「二戰」中被佔領的經歷對這些國家來說是羞辱，戰後這些國家的政府傾向於忘記戰爭中自己的通敵行為及其他屈辱，只強調英勇的反抗運動、民族起義、解放和烈士。1945年之後的很多年裡，即使一些對戰爭期間發生的事情很了解的人（比如戴高樂）也故意去宣傳本民族英勇受難的民族神話以及大量民眾英勇抵抗外敵的事迹。戰後的聯邦德國，人們起初的情緒也是為德國受到的苦難而自我憐憫。「冷戰」開始以後，新的敵對關係隨之而來，再去強調「冷戰」中已經是盟友的國家以前發生的罪行就變得不合時宜了。所以沒有哪個國家（無論是德國、奧地利還是法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希望回憶猶太人的受難史或者導致猶太人受難的世所僅有的「邪惡」。
這也是為何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在1946年將他寫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經歷的回憶錄《這是不是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拿給義大利大出版商伊諾第（Einaudi），結果卻被當場拒絕。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了。在當時以及之後的一些年裡，納粹主義恐怖行徑的標誌是伯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和達豪集中營（Dachau）而非奧斯維辛集中營；強調一些人因為政治原因而被驅逐更符合戰後各國對戰時本民族抵抗行動的敘述-這種敘述很寬慰人心，而因種族原因被驅逐則與這種敘述不是太吻合。後來萊維的書最終出版了，但是出版這本書的是一個地方小出版社，只印了2500本。幾乎沒有人買，很多冊書就存放在佛羅倫薩的倉庫中，1966年被一場大洪水毀掉。
我的經歷可以證實，在那些年裡人們對「納粹大屠殺」（Shoah）沒有太大興趣。我在英國長大，英國是戰勝國，英國本土也從未被佔領過，於是英國對戰時發生的罪行並無過多憂慮。但是即使在英國，有關「納粹大屠殺」的話題也沒有怎麼被討論過，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媒體上。直到1966年，我開始在劍橋學習現代史，老師教我們法國史（包括維希法國的歷史）時幾乎沒有涉及有關猶太人或者反猶主義的內容。沒有人寫這方面的文章。沒錯，我們研究了納粹對法國的佔領，研究了維希政府中與納粹合作的官員以及法國的法西斯主義，但是我們讀到的材料（無論英文或法文）都沒有談到法國在「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儘管我自己就是猶太人，而且我家庭中就有成員在死亡集中營中遇難，我當時也並不覺得不談這個問題有什麼奇怪。沉默似乎很正常。回過頭來看，我們應該怎麼去解釋人們會自願接受那些本無法接受的事情呢？為何不正常的事情看起來卻是正常的，以至於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呢？原因可能很簡單，也很令人沮喪，正如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寫的那樣：「對一個人來說，沒有什麼境況不能適應，特別是當這個人看到他身邊所有的人都已適應的時候。」
60年代之後，一切都開始改變。改變的原因有很多：時間的流逝，新一代人的好奇心，也可能是國際緊張局勢開始緩和。對於希特勒所發動戰爭的恐怖，聯邦德國要負主要責任，經過一代人的時間，對納粹德國曾經犯下的嚴重罪行及其應當承擔什麼樣的責任，聯邦德國的民眾有著一種不尋常的自覺。到80年代，有關歐洲的猶太人被屠殺的事通過書、電影和電視越來越為人們所熟知。自90年代以來，歐洲不再分成兩大陣營，官方道歉，國家紀念遺址，紀念館以及博物館都變得很普遍；即使是在劇變後的東歐國家，猶太人受到的苦難也開始存在於官方的歷史記憶中。
到了今天，全世界人都將「納粹大屠殺」視為以古鑒今的歷史事件。有關「最終解決方案」，或納粹主義，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在全世界的高中教科書里都是必修內容。在美國的一些學校，學生在學習有關現代歐洲的歷史時只會學習這些內容；甚至在英國的一些學校里也是如此。如今，有關戰時歐洲猶太人被滅絕的歷史有著數不清的記錄、重新講述和研究，關於這個主題有各種專題文章、哲學文章、社會學和心理學方面的調查，還有自傳、小說、電影、訪談等許多其他體裁的內容。阿倫特的預言似乎成真了：有關邪惡問題的歷史成了戰後歐洲精神生活的根本問題。
所以，現在一切都很好了？既然我們已經對黑暗的過往進行了調查，給它起一個屬於它的名字（指「納粹大屠殺」），然後我們就可以發誓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會再發生了？我來談談我們現在對「納粹大屠殺」（Shoah，現在每個學生都會用「the Holocaust」這個詞）的關心可能會造成的五個難題。第一個難題與不相容的記憶困境有關。西歐社會普遍關注有關「最終解決方案」的歷史（儘管出於可理解的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的民眾對該歷史不是太關注），但是，東歐各國1989年以後才重新「回歸」歐洲，它們對於「二戰」的記憶以及「二戰」給它們帶來的教訓和西歐各國很不同，原因我在上文已經談到了。
蘇聯解體以後，東歐的人們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討論之前政策的罪行和破產，人們花了大量精力去討論德國人以及蘇聯人給東歐帶來的磨難。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歐和美國對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及猶太人受難者的重視常常讓東歐民眾感到惱怒。比如，我曾在波蘭和羅馬尼亞被問及為何西方知識分子會對猶太人被大量屠殺這件事尤其敏感（我的聽眾都是受過教育、有見識的人）？怎麼去看待幾百萬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非猶太受害者？為何「納粹大屠殺」那麼獨特？對於這樣的問題可以做出回答，但是對奧德-奈斯線（Oder-Neisse）以東的人們來說，這種回答可能不是那麼不言自喻。在美國和西歐的我們可能不會喜歡這一點，但是我們需要記住這一點。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歐洲還遠遠沒有統一。
第二個難題與歷史的準確性和矯枉過正的風險有關。許多年以來，西歐人傾向於不去想戰時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現在，我們又被鼓勵時刻去想猶太人的苦難。1945年之後的頭10年中，毒氣室在我們對希特勒戰爭的理解中只佔據很邊緣的位置。現在，毒氣室佔據了人們注意力的中心位置，對於現在的學生而言，「二戰」就是講「納粹大屠殺」的。從道義上看的確應該如此：「二戰」的倫理問題之核心就是「奧斯維辛」。但是對於歷史學家而言，這樣去講會誤導別人。因為，一個悲慘的事實是，在「二戰」當中，許多人不知道猶太人的命運是怎樣的，如果他們知道，他們也不會太在意。「二戰」主要是對猶太人的毀滅，這點只對納粹和猶太人這兩個群體的人是如此。對於幾乎其他所有人而言，戰爭都有非常不同的含義：他們都有各自的麻煩。
因此，如果我們主要從「納粹大屠殺」的視角（有時候只從這個視角）來教「二戰」的歷史，那麼我們所教的歷史可能會有問題。「納粹大屠殺」在我們目前生活中所佔據的位置比「二戰」中被佔領地區人們生活中的位置其實要重要得多，這個事實讓我們難以接受。但是如果我們希望理解邪惡的真正含義，理解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的用意何在，那麼我們必須記住：猶太人被滅絕最可怕的不是這件事曾經多麼重要，而是它曾經如此為人所輕視。
第三個難題與「邪惡」這個概念有關。現代世俗社會對「邪惡」這樣一個觀念一直感到不甚自在。我們更傾向於對好與壞，對與錯，罪行與懲罰做出理性的和法律上的定義。但是近些年，「邪惡」一詞慢慢重新回到道德甚至政治話語中。然而，「邪惡」這個概念雖然已經重回我們公共討論的語言中，我們卻不知道如何去面對這個概念。我們對此感到迷惑。
一方面，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被看成是「世所僅有」的罪行，這種罪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它是一個例證、一個警告：「再也不會發生了！」但是另一方面，為了許多不同和並不獨特的目的，我們依然會使用「此種邪惡絕無僅有」的語言。近年來，政界人士、歷史學家、記者均用「邪惡」一詞去描述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大規模屠殺和種族滅絕造成的後果：從緬甸到盧安達，從土耳其到塞爾維亞，從波斯尼亞到車臣，從剛果到蘇丹。在談及現代獨裁者們時，人們常將他們比作希特勒，以此說明這些現代獨裁者們的「邪惡」本性和用意；於是我們得知，從朝鮮到伊拉克，從敘利亞到伊朗，希特勒們遍及各處。我們對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的「邪惡軸心」這個說法都很熟悉了，現在人們對「邪惡」這個詞進行冷嘲熱諷多半是因為他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濫用了這個詞。
此外，如果希特勒、奧斯維辛集中營和猶太人被種族滅絕是絕無僅有的邪惡，那麼為何我們常常要去警告人們類似的邪惡可能會在任何地方發生，或者去警告這種邪惡會再次發生？每次只要有人在法國的猶太教堂的牆上繪製反猶主義內容的塗鴉，我們就要警告這個「絕無僅有的邪惡」又再次在我們身邊出現了，1938年又要重演了。我們失去了區分人類正常的過錯、荒唐（愚蠢、偏見、機會主義、嘩眾取寵和狂熱）與真正的邪惡的能力。20世紀極左、極右的政治性宗教有強大的蠱惑力，它們的存在很普遍，它們很現代，因而也才真正是邪惡的，而我們對此視而不見。畢竟，如果我們在哪裡都看到邪惡，我們又怎麼能認得出真正的邪惡呢？60年前漢娜·阿倫特擔心未來的我們將不知道怎麼去談論邪惡，因而也就無法理解它的含義。今天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談論「邪惡」，可是結果依然一樣：我們無法理解它的含義，因為它的含義被我們稀釋了。
我所關心的第四個問題是：如果我們將所有情感和道義資源都傾注在一個問題上，不管這個問題有多嚴重，這種做法都會有風險。美國政府眼中只有恐怖主義的邪惡，因此一心要打「全球反恐戰爭」，這種狹隘的視野所造成的損失之大有目共睹。問題不是恐怖主義是否存在-它當然存在。問題也不是應不應該打擊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當然應該打擊。問題是我們會忽略另一些邪惡或者製造這些邪惡-如果我們將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個敵人身上，為了打擊這個敵人，我們會對自己所犯下的許多較輕的罪行找到合理的借口。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今天我們對反猶主義問題的過度關心以及對它的絕無僅有的重要性的強調。反猶主義和恐怖主義都不是新問題。另外，即使是恐怖主義和反猶主義的輕微爆發都會讓我們想起之前因為人們對此類事件不夠重視所導致的後果。但是，無論是反猶主義還是恐怖主義，它們都不是世界僅有的邪惡，它們的存在不能成為我們忽略其他罪行和苦難的理由。現在我們的做法是：將恐怖主義或者反猶主義從其具體情境中剝離而成抽象的事物，視為西方文明或者民主制度或者「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於是要和恐怖主義或反猶主義的支持者無限期地戰鬥下去；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危險就是我們會忽略這個時代許多其他的挑戰。
對此問題阿倫特也發表過看法。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是有關極權主義的書籍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她自然很清楚極權主義對開放社會有怎樣的威脅。但是在「冷戰」中，「極權主義」的角色頗像今天的恐怖主義和反猶主義，它讓西方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慾罷不能，幾乎佔據了他們思考的全部內容，其他的一切都被排除在外。鑒於此，阿倫特曾有過這樣的警告，這段話放在今天仍然不過時：
視極權主義為本世紀詛咒之最大危險莫過於因視界、思想為其所佔據而忽視眾多或小或大之邪惡。通往地獄之路即是由此眾多邪惡所鋪就。
最後令我擔心的事是有關歐洲「納粹大屠殺」的記憶與以色列國的關係問題。自以色列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與「納粹大屠殺」之間就形成了複雜的關係。一方面，歐洲猶太人幾乎被滅絕，這為猶太復國主義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猶太人在不屬於猶太人的土地上無法生存並壯大，他們在民族和文化上融合進歐洲是一個悲劇的幻想，猶太人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以色列一個很普遍的觀點認為：歐洲的猶太人也要為自己沒落的命運負責，因為他們就像「走向屠宰場的綿羊」；從這可以看出起初以色列的身份建立在對猶太人過往的拋棄之上，猶太人所遭受的災難被視為軟弱的證據-以色列的命運就是要培養出新型猶太人以克服這種軟弱。
但是近年來，以色列和「納粹大屠殺」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改變。現在，當以色列因粗暴對待巴勒斯坦人以及它於1967年佔領的土地遭到國際社會批評時，以色列的守衛者們傾向於重視「納粹大屠殺」的回憶。如果你對以色列批評得非常激烈，他們會警告你說你的批評會喚醒反猶主義這隻惡魔；事實上，他們表示對以色列激烈的批評不但會激起反猶主義，這本身就是反猶主義。反猶主義將通向前面或者說回到以前的路：回到1938年，回到「水晶之夜」，然後再從那裡回到特雷布林卡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他們會告訴你，如果你想知道通向何方，你只需去參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和華盛頓的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或是遍布歐洲的任何一個紀念館和博物館。
我能夠理解這種說法背後的感情，但是這樣的說法本身非常危險。有人指責我和其他人對以色列批評得過於激烈，認為我們的批評會激起反猶主義抬頭，在這樣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們：其實是你們把問題完全顛倒了，恰恰是禁忌本身才會激起反猶主義。多年來，我到訪過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許多大學和高中，講授戰後歐洲歷史以及有關「納粹大屠殺」的回憶。我也在我的大學教授這些內容。下面我可以講述一下我的調查結果。
今天的學生不要你去提醒他們猶太人被種族滅絕、反猶主義導致的歷史後果，或者有關邪惡的問題。這些他們都知道，他們對這些歷史的熟知程度比他們的父母高許多。這也本該如此。但是，近來我被問到許多新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頻率之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們為何對『納粹大屠殺』如此側重？」「為何在（一些國家裡）否認『納粹大屠殺』是違法的而否認其他的種族滅絕則不算違法？」「反猶主義的威脅是不是被誇大了？」最後這個問題問的人越來越多：「難道以色列不是把『納粹大屠殺』當作借口嗎？」我不記得過去有人問過我這些問題。
我擔心的是有兩件事情已經發生。我們一方面強調「納粹大屠殺」的歷史獨特性，可與此同時又在談論當代事務時經常將「納粹大屠殺」與某些事情做類比，年輕人因而感到迷惑。另外，每當有人抨擊以色列或者為巴勒斯坦辯護就有人大呼「反猶主義」，年輕人因而變成了懷疑者。因為事實是今天的以色列並非有生存之虞。今天在西方國家的猶太人也沒有遭受可以跟以前相比的威脅或者歧視，也沒有遭受其他少數族裔目前正遭受的歧視。
當代的猶太人可以想一下，跟在美國的穆斯林或者「非法移民」，在英格蘭某些地方的巴基斯坦人，在荷蘭的摩洛哥人，在法國的北非後裔，在瑞士的黑人，在丹麥的「外僑」，在義大利的羅馬尼亞人以及無論在歐洲哪兒的吉卜賽人比，作為一個猶太人難道不會感到更安全、更好地融入群體、被群體接受嗎？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什麼。在上面列舉的如荷蘭、法國、美國等諸多國家中-更不要說在德國，猶太人這樣一個少數族裔在商界、媒體以及藝術領域中從業的人數非常多。猶太人在這些國家裡沒有被誣衊、威脅或排擠。
如果說存在一種應被猶太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關切的威脅，那麼這個威脅其實是從另一個方向而來。我們將有關「納粹大屠殺」的回憶完全用來為一個國家--以色列辯護，如此一來這回憶的道德含義便有被局限在某一個地方的危險。的確，「邪惡問題」（再引用下阿倫特的說法）在20世紀的表現是德國企圖滅絕猶太人。但是在當代，它並不只是與德國人有關，也不只是與猶太人有關；它甚至不只與歐洲有關，雖然歐洲是發生地。「邪惡問題」--極權的邪惡--或者種族滅絕的邪惡是一個世界問題。但是如果它只被用來為某一個地方的利益服務，則那些離在歐洲發生的罪行的回憶較遠的人們（因為他們不是歐洲人，或者因為他們太年輕，不記得這回憶為何重要）將不會理解這些回憶如何與他們有關，他們也將不會再聽我們試圖做出的解釋。其實，我相信，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
簡而言之，「納粹大屠殺」可能不再能夠引起世人普遍的共鳴。我們必須希望情況不會變成這樣，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讓「納粹大屠殺」給人們的關鍵教訓保存下來，這個教訓就是：一個民族，整整一個民族竟然可以這樣「輕鬆地」被誣衊，繼而不被當成人類對待並最終被毀滅。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教訓的確會被質疑或者遺忘，否則我們將不會取得任何進展。正如《愛麗絲漫遊仙境》里的鷹頭獅所言，教訓的問題是它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那你大可去西方發達國家之外的地方問那裡的人們「奧斯維辛」給我們什麼教訓。他們的回答不會讓人感到太寬慰。
沒法對這個問題給出簡單的回答。有些事情在今天的西歐人看來再明顯不過，但是很多東歐人就會覺得難以理解，而其實這些東歐人的感受跟40年前的西歐人的感受一樣。在歐洲人的記憶中，「奧斯維辛」帶給他們重大的道德訓誡，但是這種道德訓誡對於亞洲人或者非洲人而言則並不存在。最主要的可能是，許多事情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不言自喻，而在我們的子孫後代那裡將不會再有太大意義。歐洲的過去正逐漸從記憶中消逝，進入歷史，我們還能夠讓它保持生動嗎？我們是否註定要失去它，哪怕只是失去它的一部分？
也許我們建起博物館、紀念館，學校強制學生參觀這些場所等等做法並不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去「記憶」，而其實恰恰表明我們覺得自己已經悔罪，現在可以放下過去並開始遺忘，讓石頭來替我們記憶。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上次去柏林參觀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時遇到一些被強制來此參觀的學生，感到厭倦的孩子們在石板之間玩起捉迷藏來。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讓歷史發揮它該有的功用，讓它為以前的罪行及所有的一切永遠保留證據，那就最好不要總去「騷擾」它。若我們出於獲取政治上的利益而在歷史中四處搜羅，從中挑選一些片段用來為我們的某些目的服務，利用歷史來教一些投機的道德訓誡，那麼我們能得到的就是惡劣的道德和糟糕的歷史。
與此同時，我們所有人在談及「邪惡問題」時都應該更謹慎，因為平庸並非只有一種。阿倫特說的人類身上那種令人不安但又看似正常、友好、日常的這種「平庸之惡」已是臭名昭著，但是還有另一種平庸，即因濫用造成的平庸：對同一件事看得太多或者說得、想得太多而讓此事失去稜角，人們因而對它失去敏感；這種濫用讓受眾變得麻木並且不再關心我們所描述的邪惡。我們今天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平庸（或者叫平庸化）。
1945年之後，我們父母那一代人將「邪惡問題」擱置一旁，因為它的含義過於豐富。我們這代人的下一代又再次面臨擱置「邪惡問題」的危險，而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邪惡問題」於他們已經沒有多少含義。我們應該如何避免這種情況？換句話說，我們應當怎樣保證「邪惡問題」依然是我們（不僅在歐洲）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很肯定應該去問這個問題。漢娜·阿倫特60年前就問過這個問題，我相信如果她還在世肯定還會問。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2008年2月的《紐約書評》。此文改編自托尼·朱特於2007年11月30日在德國不來梅接受2007年度漢娜·阿倫特獎時所發表的演講。
內容簡介：
本書是由托尼·朱特的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並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後一本文集，收錄了朱特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所寫作的諸多重要文章。這些文章記錄了他思想的改變軌跡，也代表了他對公共生活持續的、充滿熱情的介入。無論是談論巴以衝突中人類所面臨的道德困境，還是"二戰"中對自己國家猶太人的遭遇選擇性失明的法國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繆和奧威爾，朱特都帶著一種公正的視角、清晰的道德判斷和絕佳的智識標準。他提醒我們這個時代潛藏的危機，讓我們在走進21世紀時不忘回顧20世紀的歷史，亦使我們更加接近當下世界的真相。
著者簡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他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並獲漢娜·阿倫特獎；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
托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並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立場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沉痾遍地》《重估價值》《責任的重負》《未竟的往昔》《記憶小屋》《重估價值》《思慮20世紀》等。其中，《戰後歐洲史》被譽為"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
本文為北大公共傳播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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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公眾號 | 鳳凰讀書
編輯丨潘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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