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2017」

在2017年世界文學年度報告會上做中國文學年度報告，我不免要多思考「世界文學」這個詞。 「世界文學」如此遼闊，促使我也要重新思考何為「中國文學」。我希望以選取關鍵詞的方式呈現2017年中國文學的「別有所得」，當然，這些看法很可能是偏見，實屬一家之言。我將從「四個年度故事」、「三個年度作家」、「兩個年度關鍵詞」說起，最終，在「世界文學」的語境里我想討論的是：為何說「遠行人必有故事」，「為何中國作家如此熱衷於講故事」，在此，我提供的不是答案，只是思考。

2016年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長篇作品是書寫時間和歷史的，比如《望春風》、《北鳶》、《繭》；2017年，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則關乎某位普通人的生活起伏，他們遠在邊疆，遠在茫茫人海深處，遠在過去或未來……這些作品讓我想到那句歐洲諺語：「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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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年度中國故事：《心靈外史》《奔月》《離歌》《大喬小喬》

2017年最令人驚喜的長篇作品是《心靈外史》，小說首發於《收穫》雜誌，作者是石一楓。

這是發表之初即引起廣泛關注的作品，它講述了大姨媽的一生之「信」。大姨媽五六十年代信仰革命，八九十年代痴迷於氣功，後來追隨「傳銷」，新世紀則信仰上帝……大姨媽具有典型性，她的生活軌跡隨我們的時代波濤而起伏。某種意義上，《心靈外史》是一個人甚或一代人的「盲信」史，作品思考的是我們時代人精神的信仰缺失以及如何重建。這是卓有意義、極富眼光與洞見的作品。它具有穿透力和思考力，識見與美學並存。讀這部作品，會想到百年新文學傳統——作家不僅僅要寫出人民的悲歡，更要寫出他們心靈與精神的重重疑難。《心靈外史》的發表讓人看到百年優秀文學傳統在新一代作家這裡得到了切實而卓有意義的回應。正是在此意義上，我認為，《心靈外史》是2017年度中國長篇小說美好而重要的收穫。

第二個年度故事是《奔月》，作者魯敏。

《奔月》

作者: 魯敏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0-1

小說關於一個女人的自我消失。小六在車禍後假裝已死，離開家鄉南京開始新生活。在烏鵲，她遇見新的人，新的事，但是，生活的本質沒有變，想要的自由沒有找到，卻發現生活的荒誕越來越疊加。魯敏不是復現生活的作家，她的卓而不同在於進行形而上的追求——在當代中國，很少有作家像魯敏這樣對「脫軌者」有如此強烈的好奇心。她的人物總是渴望脫離正常軌道。脫軌使不可能的變得可能，使風平浪靜的生活變得痛楚不堪。於脫軌處，她筆下的人物「死去」又「重生」，有如靈魂的「出竅」與「奔月」，由此，魯敏和她的人物一起站在了平庸生活的對立面，也一起直面了人性的無盡深淵。

第三個年度故事是《離歌》，作者周曉楓。

《離歌》是2017年最為傑出的長篇非虛構作品，收入散文集《有如候鳥》。屠蘇曾經春風得意，名校畢業，在機關工作，成為家鄉的驕傲；但又處處不如意，婚姻解體，最終與父母親朋生疏。渴望成為人上之人，但卻又無法獲得自我；渴望當官和權利，但似乎也未能進入另一種階梯。有著文學與理想主義光環的人，在現實面前最終一敗塗地。誰記憶中沒有一位鮮衣怒馬一騎紅塵的少年呢？轉眼間他就變為孤魂野魄。屠蘇這一形象如此具有普遍性，一經發表便備受好評。《離歌》之好，在於逼近我們的生存真相，照到我們身上的黑暗和苟且，以及，人性黑暗的深不可測。某一刻，你不得不承認，我們每個人身上都住著一個「屠蘇」。

《有如候鳥》

作者: 周曉楓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7-9

第四個年度故事是《大喬小喬》（中篇小說），作者張悅然，收入小說集《我循著火光而來》。

《我》

作者: 張悅然

出版社: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7-10

作品關於一對姐妹。妹妹非法出生，因為她的到來，父母失去工作，生活沒有出路。長大後妹妹來到北京，努力抓住一切機會讓自己生長，姐姐則留在父母身邊，被他們的痛苦和灰暗吞食，絕境之中的姐姐來到北京，向妹妹求助。但妹妹害怕因幫助姐姐而失去現在的生活。小說語言綿密、飽含汁液，張悅然的故事沉靜中有波瀾，跌宕而山重水複。這是有關歷史節點的作品，關乎一代人在困境中的掙扎，同時，也關乎普遍意義上的姐妹情誼。

當然，今年還有一些年度中國故事令人難忘。《王城如海》（徐則臣）中，你不得不思考在霧霾重重的天氣里我們該怎樣呼吸；《尋找張展》（孫惠芬）中，對張展的尋找不只是對一位青年的尋找，還是對我們時代痼疾的重新面對；《梁光正的光》（梁鴻）關乎梁光正命運，更關乎別一種農民形象；《好人宋沒用》（任曉雯）中，宋沒用真的沒用嗎，她身上分明是我們時代癥候的強烈映射；《芳華》（嚴歌苓）中，劉峰何以由英雄墜落為可憐人，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被時代甩開？這些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關注我們時代的個體與個人，經由書寫，這些人如巨大鏡子般立在我們眼前，一個、一個、又一個……最終拼貼出屬於中國人的生存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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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年度作家：李敬澤、李修文、雙雪濤

所謂年度作家，指的是新鮮的、對當代文學格局形成衝擊的力量。《青鳥故事集》和《詠而歸》兩部作品的先後推出使李敬澤成為2017年度作家。《青鳥故事集》關於東西方文化交流，《詠而歸》則關於經典作品的重新詮釋。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者，在此之前，李敬澤是當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批評家，在此之後，他是跨越文體邊界的先鋒寫作者。兩部作品都有遼闊駁雜，泥沙俱下之美，為我們打開了理解世界的新路徑。作家講述東西方文化的劈面相逢尤其讓人驚艷，眼光獨到，力透紙背。在這些作品中，他找到了屬於他的「顯微鏡」，他看到精神的證物，見證一個個卑微和軟弱的人；他看到他們用雙腳丈量大地，前仆後繼為我們繪製世界地圖。當然，他也找到屬於他的「望遠鏡」，時間之遠到清末、唐宋、春秋戰國；地域之遠到波斯、西域、義大利、英國、古羅馬、美國、古巴……李敬澤的寫作關乎一個有中國之心的寫作者試圖回到傳統內部重新發現中國，也關乎一位當代寫作者如何於歷史深處理解人類文明推進的難度。

《青鳥故事集》和《詠而歸》

另一位年度作家是李修文，他是沉寂十年重新出發的寫作者，《山河袈裟》是2017年廣受歡迎的散文集。《山河袈裟》每一篇寫的都是普通人，貧窮的人、失意的人，無助的人，但也是不認命的人、心裡有光的人。也許，在另一些人看來，這個世界是殘酷的，但是，李修文著意使我們感受到這無情之外的「有情」。他把世間那如蟻子一樣生死的草民的情感與尊嚴寫到濃烈而令人神傷——他使渺小的人成為人而不是眾生，他使凡俗之人成為個體而不是含混的大眾。《山河袈裟》中，你能感受到李修文的修辭之美，那種凝練、跳躍、懸置，那種旁逸斜出、突然盪開一筆，那種強烈的情感凝聚力與爆發力，以及，一種與古詩意境有關、令人著迷的戲劇性場景復現……都在《山河袈裟》中出現了。由此，《山河袈裟》脫穎而出，由此，那些日常生活場景在李修文筆下生成了熠熠閃光的有情瞬間；由此，我們對散文文體認識得以拓展，我們重新理解散文寫作的諸多可能。

《山河袈裟》

作者: 李修文

出版社: 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

第三位年度作家是雙雪濤，他的年度代表作品是小說集《飛行家》。他是一位80後作家，來自東北。他的筆下有艷粉街、光明堂以及紅旗廣場，它們坐落在那個寒冷而遙遠的北方之城，那裡分明已經成為雙雪濤的文學疆域。而他筆下的人物也多是久違的，他們被這位作家用一種獨屬於文學的魔法召喚而出。正如雙雪濤所言，他在「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故鄉人民留下虛構的記錄」。這些故鄉的人民如此令人親近，他們有血、有肉、有骨頭，眉目清晰，活生生。雙雪濤的語言簡潔、有力，如刀刻般，有屬於寒冷北方的凜冽之魅。語言最重要的是準確，或者說是接近準確。在這位作家那裡，你能感受到他與詞語之間的融合關係，在他充滿某種奇妙魔幻色彩的筆調中，夾雜豐饒的隱喻、象徵，以及對現實的抵達描述，此一文學風景在當代中國獨樹一幟，殊為難得。

《飛行家》

作者: 雙雪濤

出品方: 理想國

出版年: 2017-8-1

——以《平原上的摩西》、《聾啞時代》和《飛行家》為代表作品，雙雪濤一躍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最受矚目的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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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年度關鍵詞：「遠行人」與「故事」

兩個年度關鍵詞是「遠行人」和「故事」。「遠行」之於今天的我們如此重要——一個憑藉網路或新媒體理解世界的人，與一個行走於大地與民間的寫作者，文學氣質必然相異。

今年，有兩位作家作品讓人想到遠行人與故事之間的密切關係。《西南邊》，作者馮良，一位沉默的文學編輯，一位有著彝族血統的作者。

《西南邊》

作者: 馮良

出版社: 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7-9

《西南邊》長達五十萬字，講述了彝漢之間近六十年來民族融合的故事。這是拓荒之作。現代以來的文學史上，還沒有哪位寫作者為大涼山以及這個「害羞的民族」寫下如此厚重的作品。她的語言陡峭、凌厲，與所寫之地緊密貼合，因為那裡地勢山高水長，那裡人民樸素、純粹、有性格。這是作家命中注定的作品——她講述自己民族的歷史，關於「彝娘漢老子」的故事。民族關係的歷史映照在三對夫妻那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上海醫生夏覺仁與彝族女子曲尼阿果之間的情感糾隔：她純潔、美好、執拗而不知變通，他被她的美深深吸引。然而，熾熱的愛一點點被日常、光陰、運動、利益及肉慾磨損。阿果對婚姻的失望，在常人看來是丈夫肉體出軌，但更大的傷害則來自男人精神上的背叛，來自「大難」面前他的「趨利避害」，以及，對她信仰的內在不尊重。男女之愛豈止只是男女之愛？它象徵著征服與接納，分離與融合，親近與反抗。你能想像蠻荒之地愛情的熱烈嗎？作為文學世界的遠行者，馮良寫下了我們時代最為偏遠之地的愛恨悲喜，它有野蠻的性感，同時也是動人心魄的。

《青苔不會消失》是袁凌十多年來記者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非虛構作品，那裡有十二則驚心動魄的靈魂故事，更濃縮了中國社會灰暗階層人物的運命。那些生活在煤礦里的工人們，那些事故的倖存者們，那些被生活拋棄的人，那些殘病之人，那些窮苦之人，那些流離失所者……他們身上的光熱都凝聚在此一作品裡。作為寫作者，袁凌「誠實地面對他們的沉默，感受其中質地，保留被磨損掩蓋的真實」，記下了我們時代地表之下的艱難與疑難。他的文字誠摯、樸素、有力量。——在困苦時刻書寫沉默者的作者，如同大地上辛苦勞作的農人一般值得尊重。讀《青苔不會消失》會認識到，在今天，做到完美修辭並不是寫作者最大的挑戰，勇敢正視眼前之事並誠實抵達地表現才是我們時代寫作者應該具有的美德。

《青苔不會消失》

作者: 袁凌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 2017-4

當然，遠行人並不只是前面所述那些作家，還有另一些未出現在聚光燈下的作品。《驅魔》是韓松長篇系列小說《醫院》的第二部。那是我們常人難以想像的未來：在21世紀中期，名為楊偉的病人從病床上醒來，發現世界已被人工智慧統治。那麼，人是什麼，病人又是什麼？人是被用來計算的，而人的病痛則是敵人外力所植。在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中，對那位黎普雷而言，他有多看重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便有對另外一個世界的無望。你，是要這個人類，還是要一個個人？這是哈姆雷特式的問題。讀這些作品，你不得不為遠行人這一身份著迷，認識到「優秀寫作者必然是遠行人」這一事實。那麼，什麼是「遠行」呢？它固然指足跡之遠、想像之遠，更重要的，是指作家眼光之遠與思考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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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年度文學問題：中國作家如何講故事

此時此地，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我們都是在世界文學想像之下進行漢語寫作，沒有哪個作家可以逃脫這樣的想像。世界文學的趣味已然浸潤在我們的血液中。讀某些作品，你馬上會意識到，這位小說家有走向「世界」的渴望，他的文字誘使你在腦子裡立刻翻譯成英文，你甚至會猜出，這部作品會受外國譯者歡迎。這種刻意歐化或者「世界化」的寫作方式實在需要反省：使中國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的內核在哪裡？——在全球化的今天，完全排斥外國文學毫無必要。但是，如果被同化，或進行與之相同的追求則是不明智的，文學或文化的發展固然有求同的一面，但恐怕「相異性」更寶貴。

近幾年，中國作家開始回到文學傳統中尋找資源，他們中許多人致力於將中國傳統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諸多寫作者意識到，當代寫作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故事、神話及戲曲相結合是一種可能。一如《奔月》，它讓人聯想到嫦娥奔月，也想到魯迅的小說《奔月》；《山河袈裟》中引入了傳統戲曲元素；《青鳥故事集》中，青鳥一詞自然來自中國傳統，而「詠而歸」也是古人生活的形象表達；《藏珠記》中，「不死」的綠珠身上藏有我們文化中迷人的傳說。而當《中國奇譚》和《厭做人間語》等作品與「當代新聊齋」這樣的評價相連時，屬於中國傳統的小說特色也便呼之欲出。在這樣的藝術追求背後，隱含的是寫作者們的思考與實踐，即，中國文學何以成為它自己？

前不久，在一個小型研討會上，有同行引用了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話：「歐洲的小說家不再寫什麼真正的故事，對小說而言，不再是講故事的時代。唯獨還在寫故事的是中國人和美國人。這也是美國和中國小說受德國讀者歡迎的原因，但嚴肅的德國知識分子不喜歡。」這一看法引起了在座作家的回應。石一楓提到一個問題：今天，為什麼是中國和美國還在講故事？因為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處於大時代。作家是否要講文學故事決定於他所面對的「文學滋養」，由此，他說：「文學滋養是可遇不可求的。或者說你既然在這一個國家，那就完成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文學任務，可能這個時代的文學任務就是這樣的。」我對此深以為然。

作為作家，生在哪個時代和哪個國家是不容選擇的，寫作者唯有領受自我的文學命運。中國作家講述中國人生活和中國人故事自然是對的，這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如何尋找最佳的講述方法。真正對中國文學寄予期待的讀者，抱怨的並非是中國作家執迷於講故事，他們的困惑與不滿更在於，在這個「故事遍地」的時代里，我們的大部分小說為何看起來如此虛假膚淺而又不能令人信服？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以為，今天，寫作者如何寫出自己命中注定的故事、如何不辜負讀者和時代的信任殊為迫切，遠比得到「世界文學」的認同與嘉許更緊要。

文| 張莉（文學批評家，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刊載於20180116《北京青年報》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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