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學2017年度小說創作原平筆會實錄（二）
本文已經作者本人審定。
山西文學2017年度小說創作原平筆會紀實（二）
李昌鵬
魯順民：一楓的發言主要談了文學的創新和繼承的關係，他說作品有新意並不一定就是創新，不一定就是創造。他強調作品的意義，文學的意義，談得非常好，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再次表示感謝。
《小說選刊》的編輯李昌鵬先生負責我們山西片的選稿已經有好多年了，他是一位非常敬業的編輯，他稱自己是專業讀者，編輯小說有好多年，他在豆瓣網上大家可以查到，眾多的粉絲，還有文藝隨筆叫《獨自歡》在網上評價很高，下面我們請李昌鵬先生為我們作精彩的分享！
李昌鵬：我期待的文學
「我們期待的文學」是今天聊天的主題。我的理解是，「期待」是面相未來的，但它也構建在對過去的一個認知上。已有的那些優秀作品，那些好的經驗，就是參照。
擁有精神坐標的文學
寫作有很多盡人皆知的，不成秘密的秘密，比如：寫作絕對不是學好技術就行了；比如：發現是作家最高的道德；比如昆德拉說過的：「作家位於他的時代、民族和思想史的精神地圖上。」
作協創研部的李朝全老師說：寫汶川地震，何建明以「生命第一」為標題，反映了時代的轉變，尊重生命，為救一個人不惜代價，這是執政理念的變化。「生命第一」，這是這個時代的強音之一種，也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因為以前呢，封建時代，普通老百姓命如草芥。汶川地震，在救人的時候，不惜一切代價，這個時候何建明取這個點來寫，就不僅僅是技巧的問題，而是把事件建立在一種我們民族發展的思想脈絡上，體現的是政府執政理念發生變化，朝代的變化。
時代的強音，卻需聆聽，要去仔細聽，聽得見便是一種發現。
文明、法治、和諧、富強、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都是應該得到反映的時代主題——這是時代強音的一部分，它反映了祖國處在現階段時，群體的、人民的，價值的取向，共同的嚮往。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區別於既往時代的顯著特徵。在封建社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統治階級承認的內涵及其有限，五四時期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面旗幟，它在當時是一種呼喚，也體現了廣大人民的嚮往，因而這兩面旗幟打出來後，一呼百應。
這些大詞都非常好，但我們在寫的時候，有人會覺得這些詞太大太空——是這些大詞被講得太多了。我們要做的是，重新把力量還給這次大詞。文明、法治、富強、和諧、愛國、敬業等，這些大詞被刷成標語，隨處可見。每一個詞最處都是一個新鮮的隱喻，用得頻率高了，就失去了力量。古今中外，多少好作品表現了人民對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和嚮往？可是今天，我們這個時代，這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五四的時候這種內容，是當時的政府所反對的，而我們今天寫進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被政府肯定的，是被承認並倡導的。現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內涵和外延，還在持續不斷地擴大。我們的作品，如果能涉及到這種大的東西，如果能為常見的大詞重新賦予力量，自然就會把自己放到一張大的精神地圖上，放進時代、民族、思想史的坐標。
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是真理。上古多神話，唐詩有唐詩的氣象，宋詞有宋詞的味道，明清小說裡面有自己的朝代。文體可以變化，人文精神可以傳承，但是，裡面投射的時代精神卻大不一樣。上古先民要生存，主要和自然鬥爭，他們崇尚偉力。唐宋在歷史長河中相對強盛，生計問題之外，文學多出許多大氣魄、多了玄思、從容、婉轉。時間掩埋了無數作品和作家，留下的主流和非主流作品，共同構成了一個個朝代的文學。作家寫作，應該會、一定會不由自主帶上時代的特色。生活內容，思想方式，表達方式，無不在時代特色內，或許只有那個時代，才會出現這種生活資源、思想資源、表達方式的資源，無論作家的寫作是主流還是非主流的。因為時代這個詞，在漫長的時間線上，它是歷史與未來的一個點。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過去和現在，也就沒有未來。
我期待的文學，要站在時代、民族、思想史的坐標上，找到自己的那個位置。作家本身就是站在時代，站在民族、站在思想史的精神基礎上寫作的。如果是這樣，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沒有位子，你在寫東西的時候就不會亂了。找不到位子，沒有點，寫作沒有立足之地。意識到了，帶上這種立場，作品就會特別鮮明。意識不到的話——你可能遲早會意識到，你寫著寫著就會發現——不管是我們嘔歌我們這個時代，還是來批判它，你都是站在這個坐標上的。
無論是謳歌還是批判，它都要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而且它要面向未來。謳歌是一種價值判斷。有句話說得好：「小姑娘可以為失去的愛情歌唱，守財奴卻不能為失去的金錢歌唱。」這就是價值判斷。批判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批判在一種否定之中，所進行的價值肯定。畢飛宇一次談莫泊桑的小說《項鏈》，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兩條項鏈》。他發現如果把《項鏈》發生的背景放在我們這個民族的今天，這篇小說就不能成立，會顯得虛假。由此，他講了莫泊桑時代，法國對契約精神的信奉。《項鏈》明顯是一篇批判現實的小說，可是，裡面堅固的價值立場，也就是對契約精神的堅守，無論窮人還是富人，完全是一樣的。可以說，莫泊桑，他就是聆聽到了自己時代最強音的一位偉大作家。時代精神，也是這篇小說《項鏈》得以成立的基礎。恐怕在今天，《項鏈》的故事放在法國，也不一定成立。
我們古代有很多流傳至今的典故，放在今天也不能成立。有個故事叫《買櫝還珠》，如要換到現在的話，那個盒子不過是個包裝品。我們都知道，即使再過度的包裝，它也就是一個包裝——是商業時代下人們共同接受了的，是人們的普遍經驗。我們不會把盒子留下，把裡面的珠子退回商場。這個故事的發生，它只能是在古代，它不能發生在現在。
李敬澤在《理想讀者》一書中有一句話，這句話和昆德拉說的意思差不多，他說：「文學創作需要一種思想背景，一個作家需要為自己建立廣闊的對話場域，文學要把自己放回到一個時代的思想前沿上去。作家終究要和具體的活生生的心靈對話，但是如果他不是同時和這個時代最前沿的頭腦對話的話，他可能根本不知與面前這一個的對話如何開始和如何進行。」
保持文學天性的文學
第二點，我期待著保持文學天性的文學。什麼叫保持文學天性？文學的第一天性是真實。不管是荒誕小說還是現實主義小說，都不是寫到看起來真實為止，而是要求寫出深層次的真實。卡夫卡寫的小說，雖然荒誕，但裡面有人生本質的真實。一篇小說，當然我知道它是虛構的，但讀的時候我發現寫得虛情假意，它就不能讓我對文本和作者建立起信任來。如果作家這樣忽悠讀者，讀者就會拒絕閱讀他的作品。
劉再復說，寫作只有這兩個對象：「見證人性，見證人類生存環境。」文學的真實，最重要的是見證人性真實。人不能變成甲蟲，但人會異化，卡夫卡的《變形記》它見證的是人性，是人的生存受到擠壓，產生了異化。過去我們常聽到生存的困境，其實生存本身就是一場困境，活著就是困境，活著本身就是個巨大的難題。就像哈姆雷特說的：「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不是說你家裡有錢，官居高位就沒有困境了，人生活在困境之中，偉大的作品總是揭示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人生的困局。
生存環境是個外宇宙，浩瀚無邊，描述人類生存環境的作品因而無窮無盡、千姿百態。人性是人的內宇宙，它和外部的世界同樣豐富和廣闊。這兩種描述對象，一個在內，一個在外。外部世界的變化翻天覆地，但人性的變化，千百年來卻不大。我老家湖北的公安三袁，性靈派的代表，我比較推崇，因為世事翻雲覆雨，人性千年不變。在古代，父親比較喜歡女兒，現在依然還是——這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把人性的真實抓住了，你的作品歷經千百年後，人們再來讀它，它還是可以打動讀者。外部世界的真實你抓住了，一個時代便會誕生一個時代的故事——就像我先講到的《項鏈》，它只能發生在那個時代和那個民族那個法國。
寫作者作為創作主體，要真誠。寫作者掏心窩子，不說假話，不做經驗的二道販子，作品中的每一個細節得經過了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靈，然後才流淌出來。一個作家的誠實，是自己去觀察生活細節，寫出和他人不一樣的對生活的感受。對文學真實的要求，最終會變成對作家的要求，會變成一種創作的倫理道德。不欺騙讀者也不欺騙自己，你不是為了寫作品而寫作品，你是為了把你的發現寫出來。
作家高行建說：「作家把握真實的洞察力決定作品品格的高低，這是文字遊戲和寫作技巧無法替代的。誠然，何謂真實也眾說紛紜，而觸及真實的方法也因人而異，但作家對人生的眾生相是粉飾還是直陳無遺，卻一眼便可看出。」寫作不是玩一下文字遊戲和技巧，就能打動讀者的。打動讀者的法寶，正如巴金說的：講真話。你能不能發現真相？你發現了真相的時候，你敢不敢說真話？發現需要能力，寫作需要道德來支撐勇氣。
寫出了人間真相、人性真相的作家，對世界的看法和意見，有時會和大多數人相左。作家觀察生活時，角度不一樣，會產生與別人不一樣的看法，因此，眼中的真相與人殊異。這裡我想以新聞事件為例，來說明不同視角下，同一事件，人們可能出現的不同意見。
王寶強跟馬蓉離婚的時候，網上吵得就很厲害。大眾和精英群體，意見分歧特別嚴重。精英群認為，王寶強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發布這樣的消息是不對的，說他有封建思想，吊打姦夫淫婦。大眾同情王寶強，覺得老實人遭到了妻子的背叛。這個事件如果讓作家來寫成小說，該怎樣寫？事件發生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和思想背景下？體現了人性的哪種面貌？可能一個作家會想這樣的大問題。
精英們說，「艷照門」事件發生後，謝霆鋒對張柏芝並沒有過多指摘，以此批評王寶強素質低下。香港，道德環境和內地不一樣，來自道德上的壓力，謝霆鋒承擔的遠不如王寶強大。因為「綠帽子」的巨大恥辱——這種壓力，使得王寶強對馬蓉進行了公開指責。這種壓力來自男權社會，來自封建思想。大眾的價值立場，王寶強本人的受害者姿態，讓大眾倒向王寶強這邊，馬蓉便被稱作了「馬金蓮」。這體現的是，大眾處在一種封建殘餘思想之下。精英和大眾立場的分野，是價值觀的分野，體現的是中國社會現價段價值觀多元並存，遇到相應的問題便猛烈碰撞。麥基說：「故事事件創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有意味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用某種價值來表達和經歷的，並通過衝突來完成。」
每個人都可以重新選擇生活，每天都可以重新開始生活。這並不意味著誰一定有了錯，這才能促成一項新的選擇。如果我們站在「自由」這個價值立場，所有人都有選擇的自由，那馬蓉憑什麼就沒有選擇的自由？我們不能剝奪一個人選擇的自由。如果一個人過著自己不滿意的生活，並且像個木頭人一樣，忍受一輩子——這樣的人生活中有很多——我們只能說他們是自己剝奪了自己的自由。心靈像一潭死水，毫無活力，這樣的人對「家庭穩定」或許有用，對個性解放而言毫無價值。
一個穩固的家庭在蠻荒時代，或許更利於組織勞動生產、養老育兒、抵抗外辱；在帝王將相時代，或許可以用來集聚權力、奴役人民；在今天，一對男女強忍著在一起過日子，有什麼意義？我們可以讚美木頭人嗎？我們一定要批判馬蓉的話，是否也應該肯定她靈魂所具備活力？包法利夫人、蘩漪，大師們筆下的女性，如果把她們拿來和馬蓉比，我們是否更能看見世情的真相和人性的真相？我們不能不重視人性，文學不能不重視人性的需求和力量。
人可以因為人性而墮入泥淖，也可以因為人性而進入天堂。我們面對的王寶強和馬蓉，不過凡塵中一對普通的男女，他們擁有普便的見識，他們過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他們的人性是普遍的人性，毫不特殊。和高尚不靠邊，離猥瑣也遙遠，他們無法擺脫大多數人所承接的環境的影響，精神質地庸常——如果拿文學來對照，如果我來尋找真相，我覺得這才是真相。
接地氣有人氣的文學
上世紀八十年代，《小說選刊》每期的發行量曾經高達150萬份，當時，很多刊物都能發行幾十萬份。目前，《小說選刊》是從130多家刊物上選稿的，我算了一下，即便全國每家刊物平均發行2萬份（實際上很多刊物才發行幾千份），全國所有刊物的發行總量，也不超過260萬份。區區260萬份，在一個超過13億人口的國家，你不敢相信——但這就是事實。
文學期刊的發行量越來越小，另一個現象是，通過電腦、手機等介質看小說的人越來越多。據說，現在僅手機終端的小說讀者，每天的上線人數高達500萬。網路小說家靠讀者點擊閱讀自己的作品來賺錢，一年收入過百萬的為數不少，上千萬的也不罕見。讀者並沒有拋棄小說。小說的讀者分流了：一小部分繼續看純文學期刊上的小說，一大部分去看網路小說。
讀者是作品的受眾，讀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無論你覺得他是你作品合格的受眾合或是不合格的受眾。網路上的小說有一大部分——哪怕它能幫作者賺得盆滿缽滿——純文學期刊也是不願意刊載的。純文學期刊上的作品，換一個媒介，把它放在網路媒介上，閱讀量依舊拉不上來。純文學作家的趣味，不同程度地脫離了大眾；網路作家的作品則因為不同程度的粗糙、水分重，入不得文學精英的法眼。大眾不管你是網路作家還是精英作家，和誰的作品趣味相投他們就選擇誰。
如果把大眾為作品的接受對象，網路作家的作品接地氣、有人氣，需要提高的是藝術水準、思想含量；純文學作家的作品則藝術性較強，需要注意的是接地氣以聚人氣。真正的文學精英，可以僅僅是小眾的寵兒，為少數精英讀者寫作，為時代打造精神殿堂的穹頂。為小眾寫作，可以視為事業。為大眾寫作，不僅可以作為事業，還可以形成產業。面向小眾的文學，並不比面向大眾的文學高尚。如果說媚俗是一種寫作病，那麼，還有一種寫作病一定可以稱為「媚雅」——而「媚雅」是現在不少純文學寫作者的病症。
哈金曾套用「偉大的美國小說」，給「偉大的中國小說」下定義：「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其中，「中國經驗」，我理解為接地氣； 「認同感」強調的是人氣。「認同感」前面加上了「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也就是說，讀者要多，而且都能產生「認同感」。反過來，要讓中國讀者達成這種「認同感」，就得寫「中國經驗」，就得把人物和生活描述得深刻、豐富、真確，寫的時候作家要富有同情心。我認為，哈金的「偉大的中國小說」論述，是從接地氣開始，到有人氣結束的。
現在有一小部分小說家不看重故事，他們覺得故事是小說的羞恥。實際上，選擇如何做小說，都是無可厚非的。小說的故事性強，並不是什麼讓人難堪的事情；故事性不強，也不能說一個作家的小說就是「有毛病」。然而，談到敘事文學我們就會想到小說，想到紀實文學，還會想到戲劇。如果我們把《史記》也當作文學作品的話，我們還會想到故事是一種進入歷史的方式。在小說中消滅故事的種種努力，我覺得是頂著碓臼唱戲，頂著碓臼唱戲是一件很吃虧的事，當然你成功了，那也是很了不起的。
故事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如果我回憶我的一天，我今天幹了什麼？我很快就會想到今天是多少號，我來到山西的原平——這是時間、地點。我見到了哪些人物，我們在一起是怎麼交流的，我說過什麼話。這樣一種回憶，它就是一種故事的形式。我不會去用其他的方式來表達。小說，它恰恰可以擁有這樣一種故事的形式，是便於傳播和記憶的。失去了這一點，小說傳播起來會失去一定的優勢。
我們再想一下，如果追憶一個朝代，也是會想到很多人物，在哪些時間，在哪些轉折點發生了什麼事。就是說，如果拋開故事，我們甚至失去了歷史。那還有一種寫法，就是像霍金，他寫《時間簡史》——這也是一種「史」。《時間簡史》是一部很少有人能看懂的書。如果放棄故事，小說極易混在其他的文體當中，失去文體特徵。
我期待的文學，是接地氣有人氣的文學——我特別希望小說能接地氣有人氣，期待小說裡面能有好故事。當故事被一部分小說家嫌棄時，影視圈裡的人卻非常重視故事。幾乎所有的好電影中，全都有一個精彩絕倫的好故事——好故事是最能帶來人氣的。故事是接地氣的，它直接來源於生活，它和生活的關係異常親密。好故事為電影帶來了人氣，讓電影瘋狂「吸金」。
我偶爾會感到擔憂，偶爾會感到沉痛——我擔憂的是，唐朝的詩、宋朝的詞、元朝的曲、明清的小說——各種文體發展到高峰後會衰落。小說會不會被電影取代？電影相對小說而言，是一種新的敘事形式，電影通過音畫敘事。電影在新的傳播介質的支撐下，會不會取代舊的敘事形式，取代語言的敘事？我希望我是杞人憂天。我堅信，小說不會死，但小說的沒落遲早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可能是100年後，可能200年後——我怕的是50年內它就迅速衰落。真到了那個時候，寫小說想不成為一個「私人化的事情」都難——我不希望小說重蹈詩歌迅速被邊緣化的舊轍。
經常在各種場合，各種純文學期刊，聽見、看見作家們的觀點，諸如「我不在乎有沒有讀者」，抑或「寫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便愈發想喊出自己的觀點：我期待接地氣有人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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