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本不反感洋人，卻因一事勃然大怒，掀開與歐洲的百年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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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來自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抵達肇慶，掀開了近代天主教傳入我國的序幕。到清兵入關之時，天主教入華已經82年之久，著名傳教士湯若望、郎世寧通過編製曆法及繪畫，獲得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發展，甚至在京師郊外有了多座教堂。
而在中國南方，早在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1月2日，多明我會高奇神甫就從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抵達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中國傳教，在當地農村發展了大量信徒。2年後高奇神父去世，更加保守的黎玉范神甫接替了他的傳教任務。面對先進入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教士，黎玉范頗為嫉妒，於是特地趕到羅馬向教宗英諾森十世打小報告，指責葡萄牙的耶穌會對中國信徒過於寬容，竟然允許後者尊孔祭祖，由此引發了抗日持久的「禮儀之爭」。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耶穌會在清朝各地已建立150餘座教堂，教徒多達25萬人之多。次年欽天監監正楊光先為獲得皇帝青睞，撰寫《辟繆論》對湯若望大加攻訐，不僅批評其曆法不準，還誣陷後者圖謀不軌。此時的顧命大臣鰲拜正好不滿於外邦人士參政，於是公開支持楊光先，湯若望因罪下獄，天主教也隨之受挫。
康熙皇帝扳倒鰲拜後，重新啟用南懷仁、安文思等外邦人士。其中南懷仁利用西洋小發明獻給康熙，並對清朝的相關物品加以改進，重新建立起天主教士的聲望，並利用該基礎為湯若望平反。隨著康熙皇帝下詔對天主教解禁，康熙初年因此成為傳教士的蜜月期。隨著雙方交流加深，文化差異帶來的矛盾日益凸顯。
當初利瑪竇抵達北京時最初自稱「西僧」，但他很快就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掌握，因此他認為想要在中國傳教，必須要從士大夫著手，於是改稱為「西儒」，研讀四書五經、穿士大夫服裝。針對「夷狄之分」，他還積極向人們介紹天文、數學、地圖等知識，以表明自己絕非「蠻夷」。然而這些都是細枝末節，關鍵在於中國對祖先的崇拜完全違背教會的要求。
為迎合傳統士大夫階層，利瑪竇宣布祖先崇拜只是表達對祖先尊敬的世俗儀式，只要不摻雜祈禱等成分，並未違反教義。同時他又主張將神譯為「天主」，因為「上帝」一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古代典籍之中。此後耶穌會教士均按照利瑪竇的方式行事，雖關於「禮儀之爭」有不同聲音，但都屬於內部討論。然而在黎玉范打小報告導致羅馬教廷介入後，「禮儀之爭」陡然升級。
事實上，「禮儀之爭」早期只是純粹的學術問題，並未演化成重大政治議題。但隨著各教派在中國的競爭加劇，紛紛向教廷尋求支持，這才導致事態愈發嚴重。黎玉范返回歐洲後，向教廷提出了17個問題，包括是否允許中國信徒祭孔、祭祖，信徒尊拜孔子時是否可用「聖」字，教徒是否能稱呼皇帝為「萬歲」「天子」等。
教皇英諾森十世於是發布通諭，明確要求信徒不得祭祖祭孔。然而10年之後，新任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又採納了耶穌會教士的申辯，允許中國信徒們參與祭孔，此後歷任教皇對此頗為反覆，但一直沒有修改亞歷山大七世頒布的通諭，各方維持著表面上的妥協。
然而到了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福建主教閻當公開禁止教徒沿用中國禮儀，爭議被迅速擴大為清朝與梵蒂岡之間的政治鬥爭。梵蒂岡方面，於康熙四十年、五十八年先後派兩名特使來華，但都以失敗告終。針對清朝的反制，新任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即位之初就發布了詳細的禁約，要求中國信徒除讚美天主外不得使用「天」「上帝」等字，「敬天法祖」之類的牌匾一律不得懸掛。
此外在春秋二季，信徒們不得擔任主祭、助祭，不得參與祭典，甚至不能站在旁邊觀看。凡是入教官員、進士或舉人，一律不得入孔廟行禮。對於祖先崇拜，教廷要求信徒不得進入任何祠堂，不得祭掃、不得憑弔，牌位上不得寫「靈位」二字，否則將被逐出教會。
此令一出，更激起康熙皇帝的憤怒。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教廷特使多羅前往南京發布該禁令，結果被康熙皇帝親自點名收押，隨後轉交給澳門的葡萄牙人看管，5年後多羅逝於獄中。兩年後，康熙皇帝派法國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對多羅來華、中國及西洋禮節等詳細交涉，但教廷仍不退讓，於是康熙皇帝禁止洋人傳教。
無奈之下，教廷特使嘉樂附加了八條變通之法，准許供奉祖先牌位，但只能寫姓名，不得帶有「靈位」字樣；准許參加葬禮、掃墓、祭孔等儀式；准許在符合要求的牌位前叩頭；准許焚香點燭，但要聲明只是理解而非迷信等。然而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教宗本尼狄克十四世重申禁約，於是此後歷代皇帝均執行禁教政策，直到咸豐八年簽訂《天津條約》才再次放開，但那都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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