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裡的筒子樓、貧民窟

作者高文新，曾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

大學裡的筒子樓、貧民窟

文/高文新

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我國已經解決了城鄉居民的居住問題，實現了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

十幾年前，我在哲學系的同事孫乃紀教授分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子，邀我去他的新房子看看。我們兩人坐在寬敞客廳的落地窗前，圓桌上兩杯清茶，心情愉悅，對眼前的生活深有感觸。我問他，70年代一起讀書的時候，想過20年後的今天，能住上這麼好的房子嗎？他說，做夢也想不到。是啊，對於我們兩個70年代留校教書的普通教師來說，簡直是"換了人間″。

1980年代初，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到吉林大學，看了學校里的一棟"筒子樓″後，說了一句實話:這是貧民窟。這句話迅速傳遍了整個學校。

所謂"筒子樓"，是當時各大學的普遍現象。"文革"中停止招生，而教職工住房緊缺，尤其是76年以後，被下放到農村的教師返回學校，於是，學生宿舍變成了家屬住房。學生宿舍沒有廚房，不分單元，直筒筒地幾十個房間並排，人們稱為"筒子樓"。(這區別於《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

吉林大學的筒子樓位於理化樓對面的解放大路南側，四層，每層64個房間，每個房間11.5平米，全樓擠進了200多戶教職工。兩米寬的走廊兩側擺滿了各家的煤油爐和炊具，人們走過時要側身，一不小心，沾得滿身油污。因容量不足，走廊的電燈度數很小，光線昏暗。200多台煤油爐一年四季的熏烤，牆上掛滿了油灰網，空氣中瀰漫著煤油的氣味。孩子送到幼兒園，老師一聞，就知道這是"解放大路"的孩子。沒有工作條件，孩子不睡，沒法看書，青年教師們往往嘴裡嚼飯，就提著包往閱覽室、實驗室跑，孩子睡了，再回來伏在小桌上備課。

學校分房按分數排隊，知識分子政策不對頭，工令佔比重過大，許多新留校的研究生分數少於工人，所以，許多青年教師都在這"貧民窟″里受過訓。從筒子樓里走出了幾百位教授，吉林大學的許多學科帶頭人、校領導，都出自這裡。

筒子樓條件這麼艱苦，但人們回憶起來，並沒有怨恨的情緒，而且津津樂道，就象老前輩們在延安生活過一樣。人們沒有被苦難壓倒，因為心裡對未來充滿希望。我還記得下班後十幾家一齊做酥餅的情形，大部分人不會做，一個人喊口令，往麵粉里加水、加油、拌糖、擀餅、下鍋，十幾家一個味兒，大夥不由得笑起來。

1979年秋，我"強佔"了筒子樓的103室，陰面，隔壁是洗手間，對面是水房。一位老師走了，我未經允許搬了進去。學校的副校長、房產科長、哲學系總支書記、組織部幹事四個人來攆我搬走。他們事先去我家看過，10口人，18平米，人要擠瘋了，我不可能搬回去。學校的權威要維護，我必須從這裡搬出，最後的妥協是我搬到教學樓西方哲學教研室去。我搬出了筒子樓，1982年，我正式分到了筒子樓，又搬了回去。十幾年時間，我在吉林大學搬了8次家，最後住進了4室的房子。

影視劇里有個張大民，北京大雜院的普通工人，居住條件很差，但我覺得，他的情況比我好。

在吉林大學，80年代初青年教師的生活都很艱苦。吉大二舍共6層，一個研究生把6樓的廁所收拾了住進去，門口貼上字條:兄弟們對不起，去5樓的廁所吧！樓里東、中、西有三部樓梯，一個研究生在西側5樓半放上床，鍋碗瓢盆放在樓梯上，過起了日子。人們頑強地生活著，奮鬥著。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走過了怎樣的生活歷程。沒有人不能承受的苦難，只要心中有信念，有希望，身體的痛苦都是可以克服的。

微信編輯：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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