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等待總書記的經濟智囊劉鶴在達沃斯特別演講 重讀權威人士研究報告：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小編按：世界正等待一個聲音，來自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將於22日至25日出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年會，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維德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與會人士對於能聽到他的演講的熱情高漲，我們已經接到了很多要求安排會晤的請求。「鑒於劉鶴在理解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屆時人們將非常熱衷於聽到他的觀點，更好地解讀中國的未來。」艾維德說。

此次年會的第二天是「中國日」，期間設置的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包括劉鶴的特別演講，大部分經濟圈子之外的人士對於劉鶴的了解來自於其2015年5月 25 日、2016年 1月 4日後， 5月 9日的《人民報》三次刊登權威人士專訪。而此三次專訪正是奠定了中國最近幾年來經濟的走向和脈搏，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初步從房地產泥潭中走出、GDP也出現了六年放緩後首度出現回升，2017年全年增長6.9%平穩收官。

現在，重新學習劉鶴的一些列研究報告和專訪，對於把脈中國經濟的走向或有重大意義，所以全世界都在等待他在達沃斯的重要演講，小編也是！

《人民日報》主管的《環球人物》雜誌曾經以《劉鶴，總書記的經濟智囊》為題全面?解讀了劉鶴，小編也附錄在後。所有內容都來源於公開權威媒體資料。】.

N分鐘前：中新社

北京1月15日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5日宣布，應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的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將於22日至25日出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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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人士：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劉 鶴

本次危機爆發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啟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這些單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報告，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總的看， 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之一。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危機頻繁發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其中蔓延最廣、破壞力最大的兩次，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內生矛盾積累到無法自我調節程度後的集中爆發。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邏輯

1. 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試圖通過歷史比較來理解過去，推測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工作任務之一是應對本輪金融危機，我們希望通過歷史比較使自己的工作獲得主動性。當我們開始進行這項工作後，立刻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對結論的好奇使我們對這項研究工作的興趣全面上升。

2. 在一些自然科學領域，理解和判斷往往在實驗室進行，而社會科學沒有研究實驗室（自然科學中，一些學科也無法通過實驗室驗證，比如宇宙天體學、氣候學、生命科學等），當統計數據不充分、研究對象又十分泛化時，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進行歷史比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著氣候變化長周期一樣，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只要時間的跨度足夠大，也會發現歷史的重複現象或者相似之處（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資本主義世界存在以固定資產投資為驅動的大約45～50年的經濟周期。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存在大約48～60年的經濟長周期。范杜因在1979年的《經濟生活中的長波》中提出，技術創新具有壽命周期，並將長技術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弗里曼在1982年的《失業與技術創新——關於長波和經濟發展的研究》中，著重從技術創新擴散與就業關係的角度對長技術周期進行了分析）。令人欣慰的是，這兩次危機之間實際間隔約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蕭條之前的歷史背景時間，可用於比較研究的時間超過百年。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發生了兩次重大的技術革命，人類也經歷了兩次最大的繁榮與蕭條的更迭，這使得這個寶貴的時間成為進行比較研究最難得的實驗場所。

3. 本項研究的基本邏輯是歷史的周期率。我們認為，周期性是歷史變化和自然界的本質特徵，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特點。歷史在時間跨度足夠長時會不斷重複自己，經濟社會發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現為繁榮與蕭條的交替，但這種交替只是分析問題的起點（參見《資本論》關於經濟周期的描述）。本項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試圖發現在兩次繁榮蕭條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和相似程度，更準確地說，這項研究是試圖理解兩次危機發生前技術和經濟背景的類似性，刻畫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行為和大眾心理的特徵，描述兩次危機的宏觀發展軌跡，從而為應對危機的決策提供依據。

4. 歷史重複自己有線性方式，也有非線性方式，有符合邏輯的精準變化規律，也有邏輯不清的意外變化，甚至還有很多無法解釋的歷史困惑，這一切既是進行這項研究的迷人之處，也是它的難點所在。在下面的報告中，我們將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歸納兩次危機的不同點，試圖總結出兩者的共性特點，並得出初步的政策結論。由於歷史事件和比較的對象極為宏觀，可以用於翻閱資料和進行數據比較的研究時間十分有限，我們的描述選擇了較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點是「是什麼」而不是「為什麼」。即便是對「是什麼」的描述也十分困難，因此這項研究大綱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點。

二.兩次危機的區別點

在提煉兩次危機的共同點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兩次危機存在的巨大區別。非常明顯，兩次危機對人類社會造成災難的程度不同。從危機爆發初期的情況看，1929年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總量損失和商業破壞要大大超過本次金融危機。但本次金融危機的後續發展演變日趨複雜，美國失業率連續兩年多居高不下，持續維持在9%上下，房價仍在低位徘徊，復甦過程曲折反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不斷深化，經濟社會政治產生共振，負向反饋，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提高。總的來看，這次危機儘管短期殺傷程度要輕，但調整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深度影響難以估計。歸納起來，兩次大危機有幾點主要的區別：

1. 人口結構不同。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會產生重要的作用。大蕭條期間的人口年齡較輕，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機發生的時候，人口的年齡已大大提升，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以美國為例，1929年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5.3%，2007年則佔12.6%（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統計局）），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齡因素造成勞動力的市場適應性減弱，人們更樂於維持現狀而不是變革。

2. 技術條件不同。大蕭條發生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之後，而本次危機發生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之後，在兩次技術革命之後，人類技術進步的程度大大提高。特別是在軍事領域，核武器的發展使得主要國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鮮有國家寄希望於通過世界戰爭解決國家利益爭端。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次金融危機是在信息化技術高度發達條件下產生的，這會加重風險的擴散和共振，使這次危機的傳播速度更快、範圍更廣且市場同步波動更明顯。

3. 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進化。大蕭條後，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且日趨完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了穩定器和剎車系統。另外，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基於對上次大蕭條的認識，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都對經濟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在較短時間內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態。因此，本次危機對經濟和社會的短期損害還沒有達到上次大蕭條的程度。

4. 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框架下，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1928年全球貿易佔世界GDP的16.7%，2007年則佔51.6%（數據來源：商務部網站））。目前全球的貨幣制度以紙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替代了傳統的金本位制度，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資現象比較普遍（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1980年總額為5190億美元，2007年達到18330億美元，年均增長5％，高於同期全球GDP 3.4％的增長率（數據來源：IMF網站，Wind資料庫）），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單個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更加交融。雖然會有保護主義的思潮和損人不利己的種種行為出現，但是這些做法將損害本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利益，因此將是短命的。

5. 新興國家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不同。上次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欠發達國家受到嚴重的外部震蕩，但只有消極接受的無奈，沒有力量拉動全球經濟回升。而本次危機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現了結構性變化（1929年美、歐、日以外的亞非拉國家GDP合計佔世界GDP的23.3%，2010年則佔到42.6%，危機期間的2009年金磚四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90％（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人民網等）），在發達國家內需下滑的時候，世界出現新的經濟增長發動機，這些國家的巨大需求對經濟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經濟危機可能從中心擴散到外圍，但是從外圍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

三.兩次危機的共同特點

通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十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 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長周期理論認為，技術創新引起繁榮，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重大的技術革命引起大繁榮，毫無疑問也會引起大蕭條，這是歷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現。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在第二次技術革命後發生的，而這次危機則發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後（以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驅動力的第二次技術革命開始於1870年，到「二戰」結束。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技術、航天科技為驅動力的「第三次浪潮」開始於1945年，1978年IBM推出個人計算機，開啟了以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驅動力的信息和新經濟革命）。重大的技術革命總是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程度的解放，這不但改變著生產函數和產生「毀滅」的創新效應，而且每次技術革命都對社會結構、地緣政治、國家力量對比產生深遠而根本性的影響。如果生產關係調整滯後於技術創新後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調整滯後於經濟基礎變化，潛在的危機風險必然加大。對這個問題，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做出過十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過大量研究。所不同的是，從技術革命發生到產生危機的時間大為縮短，1870年以後發生的電力技術革命到發生1929年的危機間隔了60餘年，而1980年以後發生的信息技術革命與本次金融危機之間只隔了30餘年。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 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1929年大蕭條之前，柯立芝總統實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稱的經濟政策，政府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基本保持緘默，金融利益集團也對放鬆監管、推動金融自由化發揮了巨大影響。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首先集中在電力行業和汽車行業，自由競爭使主要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和壟斷程度大幅度提高，勞資對立由於經濟繁榮得到一定緩解，而弱勢的農業相對衰退，埋下了產業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經濟投機性增強等種種隱患。但不管怎樣，經濟的放任自流政策創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在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在強大的產業和金融利益集團作用下，從柯林頓到小布希政府也都採取了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際的經濟放任程度和對監管的放鬆接近甚至超過里根政府的做法。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使信息通訊產業和互聯網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房地產業的繁榮已經出現，美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繁榮，人們樂觀地認為，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商業周期已經不復存在。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十分明顯的是，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製造業的衰落，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已經無法適應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過度負債的經濟模式已經充滿風險。

圖：兩次危機之前，美國均處於金融監管寬鬆時期

3.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佔有較多的社會財富（見圖2）。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是私人佔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係。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而且表現在傳統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在全球化和互聯網全面發展的過程中，世界經濟形成了相互依賴的三角形循環，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全球製造中心，資源富足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發達國家通過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國家產能利用。雖然形式上的變化很多，但是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圖2：兩次危機前美國收入兩極分化達到歷史高點（最富1%收入佔總收入比例）

4. 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上次危機美國總統作出「每家的後院有兩輛汽車、每家的鍋里燉著一隻雞」的承諾；而這次危機發生前，兩任總統都承諾提高住房自有率（在1995年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發布的《國家住房戰略》中，柯林頓提出：「要實現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紀末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希在華盛頓競選連任的演講時提出：「任何一個家庭搬進自己擁有的房子都會感到美國比其他國家強」）。歐盟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稅收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但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社會福利安排出現過度化傾向，但絕大部分政治家難有決心和膽量壓縮福利。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對這個問題，橋水投資基金的戴利歐先生在「和諧的去槓桿化」一文中，對政府和民間的去槓桿化過程做了精彩描述。文章認為，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負債都伴隨著一次經濟危機（見圖3），在這期間工資增長都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負債增長都大大超過稅收能力。

圖3：1870-2010美國債務率 數據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

5. 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蹟，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社會心態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槓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於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制度條件下，人類這種自我膨脹的說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相關的質疑：經濟學關於理性人的假設是否具有永恆性？

6. 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使得遲早發生的事終於發生（見圖4）。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1929年大蕭條還沒有明確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而本次金融危機則是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服從於政治選舉目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形勢都缺乏準確的理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的決策者基本沒有總需求管理的意識，而這次美聯儲則對已經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與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所應該執行的貨幣政策認識很不到位。

圖：兩次危機發布前的貨幣政策

7. 危機爆發後， 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2012年歐債危機持續發展，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民意普遍左轉，民族主義和極左、極右勢力明顯抬頭，大選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許多有利於債務問題解決的政策難以實施，歐債風險迅速上升）。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同時，在市場大幅波動中獲益是大金融資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 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 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甦。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面對超高的負債率，先是在財政上採取緊縮政策，去槓桿化進程開始，隨後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往往通過貨幣貶值和債務重組得以緩解。而後，在經濟未實現好轉之前，通脹上升和股市繁榮往往帶來一次虛假復甦，但很快會遇到經濟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是這樣，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美國金融危機一度出現緩解，但歐債危機卻出乎意料地全面惡化，系統風險迅速上升，全球經濟可能由此進入第二輪危險期。同樣，當國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向外部轉移和推卸責任。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大危機一旦發生就註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上次大蕭條最極端的情況是希特勒通過民選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衝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見圖5）。

圖：危機發展過程中意外不斷 數據：Reuters Ecowin

9. 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大蕭條後，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在這次危機中，雖然凱恩斯理論再一次獲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齡化、全球產能過剩、資源約束強化所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下降，加上勞動力市場更加「粘性」，使單純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時，全球通縮壓力、歐洲主權債務惡化等導致的負面效應顯現，全球經濟又一次進入十分困難和複雜的境地。前一段興起的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相結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興起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呼聲提高，這說明全球都在等待著理論創新。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單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而大國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難，急需提出一個可行方案,解決這個全球性的複雜問題。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的惡化又一次產生巨大的倒逼力量，這在最近結束的歐盟峰會上已經體現出來。同時還要看到，儘管理論創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經濟能否走出危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運氣因素，這在1929年大蕭條的末期表現得十分充分。

圖：危機前後世界經濟實力對比 來源：中經網資料庫

10. 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佔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台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見圖6）。

四.三點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穫，也受到很多啟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裡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1. 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2. 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後穩步加以實施。

3. 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衝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以下是去年萬和證券解讀權威人士訪談的研究，小編也放在此，更能說明到權威人士的功力！

主要觀點： 繼去年 5 月 25 日、今年 1 月 4 日後，5 月 9 日的《人民日報》再次刊 登了權威人士專訪，三次專訪對經濟的判斷和政策建議有了明顯變化：

1、從一年來三次專訪的表述分析，權威人士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的「L」 走勢的判斷愈發肯定。

2、在工作重點方面，與前兩次突出穩增長的論調不同，此次發聲表明 宏觀調控重點再度切換為調結構。

3、對於貨幣政策的建議，提出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鬆貨幣加碼來加快 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槓桿的幻想，給市場預期的貨幣寬鬆潑了一盆冷水。

權威人士三次專訪內容解讀 從去年 5 月至今，權威人士三次談論中國經濟，均刊發在《人民日報》上： 2015 年 5 月 25 日，人民日報刊登權威人士專訪《五問中國經濟》；2016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報刊登權威人士專訪稿《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 年 5 月 9 日，人民日報刊登權威人士專訪《開局首季問大勢》。

相關文章一經發表，引發 熱議，市場反應巨大。 從一年來三次專訪的表述分析，權威人士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的「L」走勢的 判斷愈發肯定。從最初的「下行壓力不小」到「可能經歷一個 L 型增長」，再到 「這個 L 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判斷的清晰對經濟政策的指導 更加科學。 在工作重點方面，首次表示「加大力度穩增長」，第二次提出「堅持宏觀政 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最新的一次表述「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不能也沒必要用加槓桿的辦法硬推經濟增長」。 可見，與前兩次穩增長的論調不同，此次發聲表明宏觀調控重點再度切換為調結 構。

而對於貨幣政策的建議，三次專訪均表示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細微之處 有所差異。最新的一次表述中提到「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鬆貨幣加碼來加快經 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槓桿的幻想」、「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 造成短期興奮過後經濟越來越糟」，這給市場預期的貨幣寬鬆潑了一盆冷水。 具體的三次專訪內容請參加如下表格：

劉鶴，總書記的經濟智囊

習近平曾向外賓介紹：「他對我非常重要」

本刊記者 田亮 《 環球人物 》（2015年第18期）

2015年6月23日的一則消息，讓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當天，兩年評選一次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獎作品公示，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獎。作品將公示1個月，不出意外，劉鶴將獲得10萬元獎金。

對劉鶴本人，業界已有諸多評價：「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操盤手」「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國新經濟計劃的總設計師」……美國彭博新聞社稱劉鶴為「中國的薩默斯（美國白宮原首席經濟顧問）」，以強調劉鶴在經濟決策中的重要性。

準確判斷危機後形勢

孫冶方（1908─1983）曾留學蘇聯，後出任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是經濟學界傑出的學術領導人之一。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被譽為國內經濟領域最高獎。吳敬璉、樊綱、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強、許小年、陳錫文、樓繼偉等先後獲得此獎。

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我們自己並不說孫冶方獎是最高獎，但它得到學界相當一部分人的認可。它1984年就設立了，是國內在經濟領域最早設立的重要獎項。由權威學者組成的評委會，非常注重作品的學術水平。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的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的獎金都是100萬元，我本人也是吳玉章獎獲得者，但這兩個獎的評選對象是人，孫冶方獎評選的是作品。雖然劉鶴身居高位，但評委會並不受其身份影響，以前有很多部級以上領導的作品沒有評上。」

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發表於2012年，比較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認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別是對2008年危機以後走勢的判斷，現在看來都是準確的，比如緩慢地復甦、還會出現新的問題等等。文章最後得出的啟示，比如樹立底線思維方法、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等，對現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參考性意義。」張卓元說。

此次論文獲獎，並非劉鶴第一次引起關注。

為3任總書記起草經濟講稿

2013年10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文介紹了劉鶴。文章稱，2013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倫飛往北京參加一場中美高層會晤，習近平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的助手對多尼倫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這樣的介紹出乎多尼倫的意料，他本來並未安排與劉鶴見面。當晚，多尼倫的隨行人員與劉鶴在人民大會堂預訂了一個會議室，雙方在會面期間都做了筆錄。

這篇文章被國內媒體爭相轉載，使剛上任中財辦主任7個月的劉鶴受到高度關注。多家媒體稱，劉鶴參與了「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和「十二五」規劃綱要的編製，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已為3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經濟講稿。他還讓「頂層設計」一詞火了起來。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劉鶴在近年來的五年規劃綱要編製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堅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導語部分寫道：「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是黨和國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頂層設計」這一概念，而劉鶴全程參加了「十二五」規劃綱要的起草。「頂層設計」一詞源於信息產業，劉鶴曾在1998年至2001年負責國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後，又當了兩年辦公室副主任。

就在「十二五」規劃綱要公布前5個月，時任中財辦副主任的劉鶴在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同屆校友胡舒立採訪時說：「『頂層設計』指的是主體結構和主要模式。有了這個設計之後，才談得上其他。提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改革30多年，現在到了一個新階段。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和面臨各種各樣新的重大改革議題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頂層設計，包括主要目標以及先後順序。具體的順序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安排。」

身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在2013年9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如今，「頂層設計」這一概念在中國幾近家喻戶曉。

曾給任志強「打工」

劉鶴曾就讀於北京一〇一中學。這裡東臨清華，南接北大，1952年8月與中組部所屬幹部子弟學校「華北中學」合併，1955年取現名。郭沫若為校歌作詞：「你是永不自滿的象徵，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年，劉鶴和當時很多城市知識青年一樣，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上山下鄉的道路，來到吉林省插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年以後，他結束知青生涯，加入38軍當了一名軍人。38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贏得「萬歲軍」稱號，在全軍聲名赫赫。據同時期在38軍服役的企業家任志強回憶：「這支部隊對我個人的成長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嚴格的紀律，頑強的拼搏，勇奪第一、永不服輸、不屈不撓、寧可戰死絕不後退的戰鬥精神，在每一位戰士和幹部的心中紮下深深的根，最終影響整個一生。」

當了3年兵，劉鶴來到北京無線電廠當工人，後轉為幹部。據該廠原副總工程師嚴毅回憶，當時廠里的主打產品是暢銷全國的「牡丹」牌收音機。改革開放前，收音機屬於奢侈品，「最便宜的『牡丹』牌收音機的價格也在100元以上，大部分產品都要賣三四百元」。

劉鶴在2008年撰文回憶：「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1978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恢復辦學，他考入該校工業經濟系。該系有兩個班：工業經濟班和建設經濟班。系裡一位同學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劉鶴在建設經濟班。「建設經濟班的好多同學畢業後分到了建設部（今住房城鄉建設部）。」官方微博「人大校史筆記」稱，劉鶴於1986年獲得工業經濟系碩士學位。

現為中財辦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的陳錫文，於1978年從黑龍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1983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任教的楊偉民，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讀研究生，現為中財辦副主任。這3位大學校友也許沒有想到，30多年後會在一起工作。

「改革初期，鄧小平同志決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那時，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項歷史性決策的非凡意義，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出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劉鶴後來寫道。

任志強說，劉鶴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曾給我打工」。1984年春，北京市西城區準備拆除重建西單老商業區，任務交給了華遠公司。當時在華遠下屬的人才交流開發公司當經理的任志強，接下了撰寫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任務。「那時沒幾個人懂什麼是『可行性研究報告』。我與人民大學工經系研究生班建立了聯繫，領頭的4個人是鄒剛、黃鐵鷹、劉鶴與顧從之。這個團隊先後完成了西單食品大廈（今華威大廈）、四川大廈、青島市人防工事利用（後得了國防部二等獎）等3個研究報告，另外還完成了《西城區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他們調查了包括廣州南方大廈、北京的百貨大樓和西單商場等當時許多大型商場的經營方式、財務與盈利情況，結合西單地區的客流和現有商業經營的情況，給出了商場經營規模與盈利能力的對比、建設資金的要求與經濟效益的分析等。經過反覆討論、修改，報告讓公司和區里的所有領導都大開了眼界。」

「儘管這些當年的學生們如今都當了大官、教授，成就了一番事業，但最牛的還是我，是我給他們發的第一份工資，並幫助他們走入了社會，1984年就讓他們成了萬元戶。」任志強回憶道。

20年前的預見性

1987年離開學校，劉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此期間就開始站在國家的高度，主筆撰寫《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受到國務院負責人的高度重視，於1988年被調到國家計委（2003年改稱國家發改委），從事產業政策工作。他曾擔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副司長，共在國家計委工作了10年，主持制定了11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部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插隊時期的1年農村生產經驗和北京無線電廠的5年工業工作經驗，有助於他認清國家產業結構狀況，為他研究和制定國家產業政策打下了基礎。

進入國家計委後，劉鶴每年都有研究成果發表。他在1998年發表的《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談到，今後 20 年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很可能是小城市為吸納更多的人口進城而實現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整和競爭過程，10 萬—20 萬人口的上千個小城市會逐步形成氣候，與大中城市形成互補的城市網路，這必然將派生出來巨額的投資需求並相應對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產業構成發生影響。他的觀點引起學界共鳴。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公布，學者認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發展協調機制、增強中小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加快發展中小城市、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等內容與劉鶴當年的觀點是一致的。

1998年，劉鶴做了另一件意義深遠的事。「記得是在1998年6月，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狀態，我感到，需要在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層面上交流學術思想。我和樊綱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討論了這個想法，我們之間有強烈的共鳴，決定發起50人論壇的組織工作。論壇的宗旨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改革的重大問題獻策獻力。論壇的定位是，集中國內重大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單純學術性的討論，希望邀請國內經濟學界各主要領域有代表性的學者參加，進行不定期的交流。我們的想法得到了吳敬璉老師和易綱老師的認同，大家共同倡議，組織一個非正式論壇。」劉鶴回憶道，把這個論壇稱為「50人論壇」是樊綱的主意，他認為這個名稱比較符合國際慣例，也可以體現論壇的包容性。不久，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就成立了，主要由一流學者組成。目前，論壇中有包括劉鶴本人在內的多位十八屆中央委員。

吳敬璉評價說：「從組織『50人論壇』開始，劉鶴的特點就很明顯。他能鼓勵學者們發揮專長，獨立地對經濟問題發表諮詢性意見，長於集思廣益。」

論壇的氛圍是輕鬆的。「記得在2003年5月，當非典疫情仍在全社會心理上造成較大威脅的時候，50人論壇的經濟學家們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討這一重大社會事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啟示。當時，論壇的組織者在頤和園租了一條龍船，在昆明湖上討論和總結非典帶來的寶貴經驗。」劉鶴回憶道。論壇參與者也敢於直言。在今年2月舉辦的2015年年會上，樊綱說，「十二五」期間，政府選擇一些產業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特別是一些新興戰略產業，一旦我們列入了這種產業政策，各級政府都去資助，市場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變成了一種過剩產能」。樊綱建議，今後應更多實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勵各行各業應用和發明新技術。

中國經濟50人論壇發起後，成為競相模仿的對象，各種「50人論壇」紛紛出現，如中國汽車50人論壇、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中國社會治理50人論壇等。

「

最重要的經濟智囊」

2003年3月，劉鶴出任中財辦副主任，開啟了在中財辦的職業生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的中財辦，是負責經濟工作的最高議事機構，是一個正部級機構。近20年來，中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兩天後，金融海嘯即將橫掃世界，時任總理溫家寶派劉鶴到美國與哈佛大學的一組專家會面，商談對策。劉鶴曾於1995年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學位，此次他見到了哈佛大學校友、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教授。賽奇回憶說，劉鶴的使命，就是向溫家寶傳達美國陷入金融危機的深度。兩個月後，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划出台。這項計劃現在受到質疑，但很多人認為，在當時，這樣部署是正確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鶴的影響力愈加突顯。他的獲獎論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發表在吳敬璉主編的學術期刊《比較》的2012年第五期，獲得學界的廣泛好評，特別是文章結尾處的3點思考：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我國的戰略機遇，在本次危機前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危機後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國在危機前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危機後應把握這些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底線思維」理念得到習近平的認同。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此後，習近平在多個場合提及「底線思維」。

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新常態」：「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張卓元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時說，劉鶴所講的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即指危機過後，我國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徵，「這與後來中央提到的『新常態』的含義是一致的，劉鶴的觀點有其預見性」。

2014年8月，某財經媒體篩選出當今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智囊榜單，劉鶴居首位，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等也入選。該榜單的入選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諮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低調，思想開放

細心的人發現，劉鶴2014年12月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5年4月到上海調研時，頭髮已變得幾乎全白。張卓元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以前是染髮的。大約在兩三年前的一次春節團拜會上，他說，染髮對身體不好，想來想去還是決定不染了。」當被問到劉鶴的性格與處事特點時，張卓元說：「低調，思想開放，雖然身居要職，仍注重研究問題。」時至今日，劉鶴與任志強、余永定等一起工作過的很多人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開會的時候，針對別人提出的敏感問題，劉鶴並不正面作答，而是會提出自己的問題。因為患有喉疾，他說話聲音很輕。中財辦在回復《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網站公布了「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名單，此前呼聲較高的劉鶴沒有進入該名單。余永定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中財辦是「在後頭領導，不一定直接出面」。有評論認為，「十三五」是中國從大國向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劉鶴將繼續受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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