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馮立：照片「讓人不舒服」，是我的特長
封面新聞記者 張路延
馮立家裡有三隻貓、一隻鸚鵡，還有一頭豬。
這頭豬來得特別。他妻子在機場上班，去年春節，有個女的帶著豬去搭飛機，安檢人員不讓她把豬帶上去，她一氣之下，把豬扔掉了，手提行李也不要了，直接上飛機走了。安檢人員沒辦法，豬呆了一晚上，沒人理，妻子就收留了。
「很難講得清，為什麼帶豬上飛機？豬帶不上去，行李也丟了？」直到今天，對這個不曾謀面的女士，馮立還是好奇，豬才不管這些，天天黏著他，比先來的「貓主子」們還爭寵，又怕冷，天涼了，縮在取暖燈前的墊子上，絕不挪身。
馮立覺得豬是來找他的，多年前，他網名就叫「自由豬」，爺爺早年也養過，像有一種呼應。他的其他動物也是一樣，「黑貓是路過工地，一搖一晃朝我跑來，鸚鵡更是意外，有天打開卧室的窗戶，一隻鸚鵡pia飛過來，真漂亮。」
找不到主人，也送不出去，他就自己養，畢竟「是一個生命，養了也很高興」，冥冥中，他的親人，也多少和這些動物發生過關聯，他慢慢也就覺得這之間的牽連，可能有種必然性。
拍攝對象也是一樣。
這個以《白夜》系列著稱的攝影師，在十餘年的不間斷拍攝中，捕捉了太多荒誕魔幻的人像。他是怎麼拍到他們的？連相熟的同行都詫異，有次他和攝影師王軼庶在蘭州，對方看他打街回來後的相機，說「我蘭州生活這麼長時間，都沒遇到這些人，你都碰到了。」
他的解釋，是久別重逢，「我沒有找他們，他們來找我，我的鳥、我的貓、我的豬，還有他們這些人，都是沖我來的。」
《廊橋遺夢》的種子
馮立學的是中醫，畢業時，在該地區衛生局工作，他和攝影結緣，還要從一部電影說起。
1995年，他看到一部電影，是梅麗爾·斯特里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主演的《廊橋遺夢》，電影里的男主角，叫羅伯特·金凱，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裡面大量開著吉普車，帶著相機拍攝的場景，打動了馮立。
「具體說不上所以然，可能就是生活方式，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對金凱那一台尼康相機，馮立更是迷戀，家裡存了一年錢，妻子給他買了台相機，足足花了一萬多，是尼康FM2，當時成都的房價，也不過才一千多一平方米。
「回想起來，當時特別傻，專業相機還不普及，能背相機的，都是攝影師、攝影記者等專業人士，我放著三腳架，在人民公園拍菊花，別人搭訕都是問，老師，你好專業哦，你是攝影師嗎？」
現在人，都流行說「詩和遠方」，而在當時馮立的眼中，金凱一車一相機，在路上拍照的感覺，就是他眼中的「詩和遠方」，他後來還買了輛二手吉普車，也經常帶著相機在路上，一來二往，他希望更純粹地去做，實現攝影這個夢。
1999年，他找到局長，說要辭職。對尚有鐵飯碗之說的年份，辭職還是罕見的事情，局長問他為什麼，他說要去拍照。對方很惜才，就跟他說：「區宣傳部搞攝影的，最近辭職了，要不，你去試試？」
在當時的馮立看來，一切和攝影有關的工作，都是美妙的事情。「雖然不能隨心所欲，但能或多或少和照片發生關係，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他一邊拍著工作照片，一邊拍著風景，或是花花草草，完全是一個愛好者的手法，「2003年以前，工作照片和想拍照片是一樣的，重合的」。
對他來說，2003年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結識了同樣愛好攝影的駱丹和阿斗，看了對方的照片，馮立很有感觸，「他們居然這樣拍照片，覺悟是比較早的，不是浮於表面、流於形式的拍，而是在走心，探討人的內心。」
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老師，他們就在各自家裡，互相摸索，彼此交流切磋，探討攝影的可能性，馮立把它形容為黃金時代，「大家都有強烈的求知慾，談起攝影會熱淚盈眶，我的感覺，就像前面有窗戶，但很模糊，但你知道，只要這樣走著，有天就會看見。」
有次，他和阿斗去洗照片，看著照片一張張出來，阿斗很得意，說，日本有個攝影大賽，我這些照片寄過去，肯定一等獎，後來大獎一公布，一等獎果然是阿斗拍的《公交車與中國人》。
每個攝影師，有屬於自己不同的靈感。正如馮立，他做了許多攝影師不會嘗試的公務員路線，還一直做到現在，從不為之束縛，「我不會反感工作中需要拍攝的東西，任何土壤，都有它的養分，會有讓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比如《白夜》的由來。
「那個場景的復活」
2005年的冬天，馮立因為工作的緣故，去拍燈會。
與眾不同的是，平常燈會都在城市，比如公園等里辦，那一次因為搞新農村建設，辦在了一片近千畝的荷塘，荷花荷葉，都是假的。
傍晚起了霧，天色也暗下來了，馮立摸索著，想找一個拍攝點位，突然，chua的一下，燈亮了，一個30米的聖誕樹亮在他面前，他一下子傻掉了。「那個場景，簡直匪夷所思，我一個人在那裡，那個瞬間，簡直不知身在何處，人是被抽離的狀態，忘我，就像處於一個超現實地帶。」
「這是白夜啊。」
這個念頭主動闖進了他的大腦，他說，當時整個腦子迴旋的，就是「白夜」二字，讓人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想像和真實。
彷彿是醍醐灌頂般，他決定以後就要拍《白夜》，再現這種魔幻的場景。他還特意跑到一些城市去尋找，比如上海、重慶，「都是些很魔幻的城市，現實就是這樣的，如果你去看，它有豐富的想像空間。」
後來，他拍攝的《白夜》系列作品，都是復活，馮立說，那個視角啟蒙了它，一切魔幻的瞬間，都是那個場景的復活。
閃光燈，是一種復活的標識。和其他人不同，馮立一直採用閃光燈拍攝，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有種去真實化的效果，他把它稱做一種減法：「所謂白夜，分不清白天晚上，分不清具體地點，把構圖時間地點模糊化，去掉一切多餘東西，減到最少，聚焦人的精神狀態，把最打動人的拍出來。」
要抓住打動人的，除了做減法，還要快。
在打街的路上，看過馮立拍照，他和尋常人一樣，走路、說話，彷彿一心二用般，其實早在暗中觀察，突然就湊到某個人面前，一秒按下快門，對方往往措手不及，來不及下一步反應，那個定格瞬間，是真實的。
這些瞬間里，有點火抽煙的人，手上還流著血；有滿面皺紋的老人，在燈紅迷離里燙頭髮；有穿著全套兔子服的人，單腿拄著拐杖；有身穿迷彩服的人，倒栽蔥掛在圍欄里……許多人疑惑的，是他怎麼碰到了這些瞬間？
馮立的回答，也是尋常，基本都是身邊，從小生活的街道。
「駱丹、阿斗他們，都長時間在路上，去拍東西，我也試過，發現不行，不適合我，我更希望和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從小在大慈寺一帶長大，父母也在這附近長大，我照片大部分，都是在大慈寺、春熙路這一帶拍的。」
這些和他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被形容為久別重逢，「所有出現在我照片里的人，都有不期而遇的默契，我看到他，有種直覺，這個人就是我要拍的，這種感覺，具體很難說得清楚。」
在他看來，《白夜》吸睛，並非自己厲害，厲害的是拍攝對象，「他們都是厲害角色，很多時候，一扭頭看到，立馬被鎮住，完全想像不出來。」
比如一對打架的人，他路過蜀都大道，突然碰到兩個人扭打在一起，可能都是喝醉了酒，一個處於上風，另一個被摁倒在地，掐住脖子，鼻子上還有血，馮立離得很近，突然相機湊到面前，咔嚓拍了一張。兩個人都愣住了。他們沒有被激怒，三個人對視了幾秒。
「讓我意料不到的是，突然兩個人起來，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肩膀摟著肩膀，走了。」
皇帝的新衣
對很多人而言，馮立的照片，看起來總是令人不適。
策展人海傑曾如是評價：怎麼看待「活熊取膽」，就可以怎麼看待馮立這些影像所呈現的內容。攝影師韓磊則說：馮立從未有拍出賞心悅目照片給你看的動機。拍得「不好看」是他的特長。
這些怪誕、乖戾、甚至頗帶兇相的照片，在閃關燈模糊化其他加持下，愈發的尖銳起來，讓人不舒服卻無法不去看它。
馮立從未想過去修正這種帶給人的不舒服，「我為什麼要去考慮他們感受，每天，那麼多社會新聞發生在我們面前，比如狗被活生生打死了，考慮過我們感受嗎？為什麼要假裝神經脆弱，不堪一擊，對這些照片里的真實視而不見，僅僅因為我用了閃光燈？」
在某種程度上，他驚訝於很多人的視而不見，輿論事件來了，大家吼一聲，三兩天，輿論過去了，又假裝什麼都沒發生。
「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樣，大家能很快恢復，我不可以，這些匪夷所思的東西，我有很強的代入感，寧願戳穿它，所以我拍攝的照片，指示性很明顯。」
這些魔幻的現實，甚至令他親切，因為獨特的經歷，他能感受一些常人感覺不到的東西。
「從小到大，我最親的人就是奶奶，爺爺出事後，她變得瘋瘋癲癲，但一帶我時，人就會平靜很多，我們兄弟姐妹，她最愛我，會往我枕頭下悄悄塞一塊餅乾。有時，她抱著我在街上走，孩子們就丟石頭，說老瘋子帶小瘋子出來了，她越被激怒，孩子們就越鬧騰，奶奶就抱著我背對著他們，我能聽到石頭打在她身上，咚咚咚的聲音。」
他心中卻沒有恨意，「孩子是不懂事，如果我是其中一員，可能我也會參與，但我會記得這種荒誕感，對我來說是親切的，甚至會讓我想念一個人。」
在他的《白夜》里，每一個人，每一個場景，似乎都是荒謬的，甚至似乎很陰暗，但他覺得只是表象，「從氣質來說，他們都是平等的、高貴的，不會因為荒誕的一面遮蓋它，就像我奶奶一樣，她是瘋的，她也是尊嚴的。」
這些有尊嚴的人類，為什麼會有荒誕的一面，才是他想提出的問題。
「看到《白夜》照片時，很多人問我表達什麼，我無法解釋這些照片的確切含義，就像我沒有弄明白這個世界一樣，但這些又是真實存在的，我遇到看不懂的，只能不斷的提問，這些照片就是我的問題，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或者說，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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