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絕無僅有的紅色「五面間諜」

袁殊是中國絕無僅有的五面間諜，他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1929年到日本留學，回國後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創辦《文藝新聞》。他有多重身份——軍統、中統、青洪幫、日偽，然而他的秘密身份是貨真價實的中共特科人員。

左翼文人革命鬥士

1931年2月，作家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被國民黨秘密殺害。國民黨當局嚴密封鎖消息，任何報紙均不敢報道。為揭露國民黨的反動本質，袁殊不顧個人安危，與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馮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雙簧戲。

首先，馮雪峰寄來一封署名「藍布」的讀者來信，打聽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藝新聞》頭版發表了一篇題為《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讀者來信探聽他們的蹤跡》的文章。接著，馮雪峰轉來兩封讀者來信：《作家在地獄》（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訴讀者，這五位作家「已被槍斃了」。袁殊在《文藝新聞》上以《嗚呼！死者已矣》的題目刊登了這兩封來信。隨後，袁殊將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並發表了各類人物對這五位作家被害的態度。兩人將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向社會披露，引起國內外巨大反響。

不久，根據隱蔽鬥爭的需要，潘漢年將他調到情報戰線。從此，袁殊從進步文化圈子中銷聲匿跡。

戴笠的角色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立即轉入特科工作。1932年春，通過表兄賈伯濤的關係，袁殊見到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打入了中統內部。後來他由吳醒亞介紹，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從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並在這期間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

當時，中日正在談判，談的是貨幣兌換匯率與關稅問題，這自然成了新聞界關注的焦點。由於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這位「涉外」記者立即成了紅人，連吳醒亞都對他刮目相看。過了一段時間，岩井便開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這樣，他又成了日方的情報人員。自然，這是得到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批准——成為了三重間諜。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國後，袁殊為了加強自身的保護色，開拓情報來源，於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幫。1937年6月，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從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區，在潘漢年的導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場出色的情報戰。

抗戰爆發後，袁殊由戴笠親自任命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後根據組織安排充當「漢奸」，打入日本諜報機關，出面組織「興亞建國同盟」，並以此為招牌，秘密組建新的情報據點，將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發送到了延安。

當抗日戰爭爆發後，戴笠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有相當的日本關係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關係不錯，戴笠聽了很高興，於是親自登門拜訪。

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給袁殊安排了兩項任務：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報；二是堅持留在上海，不管時局有怎樣的變化。

就這樣，袁殊又多了一個身份：軍統，加上中統、青洪幫、日偽，以及貨真價實的中共秘密身份，他已經是五重身份的人了。這在中國情報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最多面間諜了。

袁殊通過各種關係，大量獲取日本情報。自然，他首先向潘漢年彙報，然後，有選擇地向軍統彙報——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國共之間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置生死於度外，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深入到了日軍陣地偵察，為中共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使中共避免了很大損失。

情報戰績

上海淪為孤島後，袁殊奉命（潘漢年之命，表面則是戴笠之命）留了下來，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與槍殺臭名昭著的漢奸，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1937年上海淪陷後，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並成立了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特別調查組」，袁殊自然也成為了其中一員。當然，這事不僅潘漢年知道，軍統也是知道的……由於袁殊屢立奇功，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獎勵。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兩項任務：一是暗殺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關係，交換和平意見。袁殊回到上海，同軍統潛伏人員策劃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號」。沒想到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等人叛變，把他給出賣了。後來，袁殊被作為「外務省情報人員」，引渡到了岩井那裡。

根據潘漢年指令（事實上，是中央的具體部署並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興亞建國運動」的本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於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館成立。

潘漢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這麼一個機構，除了掩護一個電台外，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

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隱蔽戰線工作的任務也更為艱巨，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在這之前，潘漢年已派關露打進「76號」。有袁殊進入日本人活動的圈子中，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於遠離情報中心上海，正亟待掌握日本大本營動向及日、汪、蔣三方相互勾結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係與變化，於是袁殊將大量情報發往延安。

在歐戰全面爆發之後，蘇聯始終擔心腹背受敵。在有了確定日軍南進的情報後，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到西線。

當然，這期間袁殊完成的其他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人進入根據地；由於情報及時，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軍統遲鈍的嗅覺

自1937年到抗戰勝利，袁殊從來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後來，袁殊又擔任了一系列偽職，如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

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廳長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袁殊被國民黨方面任命為忠救軍新制別動隊第5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3站站長，被授予中將軍銜。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於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

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人去蘇州抄家。「雙十」協定簽訂後，袁殊隨軍北撤。

時任華東組織部部長的曾山親自找袁殊談話，讓袁殊暫時改名，跟他姓曾。從此，「曾達齋」的名字他一直用了幾十年。

最後的歲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轉到了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

潘漢年每次到北京開會，兩人都會見面。最後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看望潘漢年，潘十分傷感地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在潘漢年事件發生後沒幾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滿時正趕上「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監獄寫下了「豪情自負忘生死，毀譽一生甘自羞」的詩句。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極為紊亂，時常嚎啕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於北京，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摘自《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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