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自面對 蘇煒
《獨自面對》
作者：蘇煒
獨自面對
——散文集《獨自面對》後記
作者：蘇 煒
編完這個集子，說一句酸話，有一種走過一段濃縮人生的感覺。這是自己最近十幾年來寫的散文隨筆的一本結集。集子里的文字，從幾十年前的舊事，一直寫到晚近的經驗感受。加上這套叢書對圖片的特別要求（使圖片成為文本的一部分），便有一種照影自驚之感。雖不算自傳體的言述，卻也彷彿把自己前半段人生，根根節節的攤開來清點了一遍。這樣一來，要定一個書題也就頗費周章了。好像是要為小半生「一錘定音」似的，幾經躊躇，落到書頁封面的還是它——獨自面對。
「獨自面對」。這四個字，已經追了我十好幾年了。這些天梳理舊稿，就從十幾年前的稿頁上看到「獨自面對之X」一類的字眼，想起乃是當初幾次夭折未成的一個書題。這一回，終於又讓它頭角崢嶸的擠出來了。看來，文字，實在是心魂的符碼，常常孕蘊著不可逆也不可測的「天機」吧。俗所謂「敬惜字紙」，所謂「文章千古事」，所謂「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其實說的都是一件事情：文字之神、之魅、之惑、之咒。都說咱們漢語的開山老祖宗倉頡造字的當時，是「天雨粟，鬼夜哭」呢，可見平躺在龜甲鐘鼎、竹簡絲絹、紙張平面（現在還有了立體熒屏）上的那些黑抹八道、不言不語的傢伙，其實最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東西。文字一旦成型，它就是歷史本身，存在實體本身了。這樣的「文字之讖」其實我一直是耿耿於懷的——若干年前在北京出的平生第一本小說集曰《遠行人》，二度去國前在京中發表的最後一篇文字題為《永遠的異鄉人》，不料，都「讖」成了自己當下的「存在本體」。這一回，心裡自然犯怵：這「獨自面對」，莫非又要成為自己人生的另一段宿命么？或者，它本身，早就是自己人生來路上一道揮不去、擺不脫的烙痕和印轍？
由作者拍攝提供，《遠行人》
一
平素個性樂天外向，好熱鬧，愛朋友，人來瘋。熟悉我的朋友可能很難想像，我在清理這些文稿、圖片的當兒，竟是一陣陣陳年的孤獨感襲上心頭。
曾經有過一個孤獨而充實的童年。孤獨，除了因為生長在一個多子女的大家庭，父愛母愛似乎尚無暇光顧便已文革劫難臨頭以外；也因為，自己自小就好像顯得比同齡的孩子老成，有更多早熟的歷練，所以常常不容易在同齡人中找到對話的夥伴。
充實呢，則是因為很忙。兒時的記憶里，童趣不多，但是——忙。從小就是個「乖乖牌」，小學三年級加入少先隊以後就一直戴著「三道杠」（「大隊幹部」）忙乎校里校外的各種社會活動。大概又為著對語言敏感（道地南方人卻能說一口標準普通話），從四年級下學期開始，我成為當時草創初期的廣東電視台少年兒童節目的主持人之一，每個星期六都要到電視台和一位阿姨一起主持一個小時的少兒節目（有遊戲、講故事、表演等等）。雖然廣東電視台據說是全國最早建立的電視台，但在當時，連機關單位有黑白電視機的都寥寥無幾，更別說普通家庭了。家人為了要看我主持節目都必得跑到單位去，並且是雪花、波流抖顫的畫面，看了幾次也就興緻索然了。所以，那時候並沒有什麼「追星族」，我也沒有變成所謂的「童星」，倒是由此經常要成為許多公眾場合拋頭露面的角色。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四年初冬，在廣州烈士陵園舉行規模空前的「誓做紅色革命接班人」營火晚會，在幾千人面前代表廣州少年兒童從市長曾生手上接過「革命火炬」並引燃篝火的，正是敝人。可以想見，這樣一個忙得煞有介事的「小大人」樣的孩子，在同齡朋友中一定是顯得相當無趣的。另一方面，家裡因為孩子多而境況拮据，我從來就是破衣爛衫的上學，甚至上電視台主持節目都要向同學借衣服穿，所以又有著許多可以被同伴取笑的臭事。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正是跨越「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年間，對於我，上電視台主持節目的最大吸引力，不是今天一般理解的虛榮光彩，而是每個星期六傍晚一定能吃上一頓帶肉的好飯。每周六下午放學後，我自己一個人坐電車到電視台主持節目，深夜裡由電視台的車子送回到家裡，全家人早就睡了。有一回刮颱風斷電，播報節目中斷，別的參加表演的同學家長接到通知都慌忙跑到台里來接走孩子，我無人過問，折騰到半夜才自己回到家裡，見全家人呼呼大睡，沒有誰把這個颱風夜出門在外的老七放在心上。記得當時，年幼的心裡升起的，就是一縷早熟的——「孤憤」。這樣一個在外頭風光卻蓬頭垢面、獨來獨往的孩子，一副「爹不疼娘不愛」的樣子，以至在學校和少年宮裡，都有老師這樣問我：你是不是你媽媽生的？問得我淚流滿面。成年後，自己那種外向合群卻又喜歡獨處、習慣獨行的個性，大概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生長形成的。
十二歲開始離家到遠地上住宿中學，只有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我的「遠行人」生涯於焉開始。十五歲「上山下鄉」到海南島，別人下鄉哭天搶地的，我雖說不上興高采烈，卻有一種解放感——文革浪潮當頭，一家十幾口中有兩個關了正經監獄，四個關了牛棚。家裡被挖地三尺的抄了六、七次，「探監送飯」這種老戲裡的故事成了我和妹妹的日常功課。所以那時未到「法定年齡」我就主動報名下鄉，並且拒絕隨姐姐一起走，只想孤身一人，走得離家越遠越好。背著抄家劫餘的兩大木箱父親的舊書，我在當年蘇東坡被貶謫流放的海南儋州鄉下，和那些各懷心思的知青同輩的相處經驗並不愉快。按秉性，我本來可以歸入「好學聽話」一類，但因為出身太「黑」，知道「入党進步」之類的事輪不上自己，卻也不願意總是偷雞摸狗磨洋工的過日子，便只有埋頭幹活、埋頭讀書的一途，於是便容易遭到一些年長同伴的莫名嫉恨。告發我專看「黃書」的有之，撬箱子偷看日記、偷毀圖書的有之；因為不願「聽招呼」和「埋堆」（「扎堆兒」），幾位知青大佬便開始設法「孤立」我。家門遭禍，我正守持「沉默是金」的信條（曾有過在日記里「監督」自己一個星期不發一聲一言的記錄），便樂得少與他人打交道。這樣，便又開始了另一段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日子。
白天上工，除了鋤頭砍刀，隨身挎包里總要揣上書本，工間休息別人玩鬧，我獨自看書；傍晚下工，放下飯盆我就鑽進老班長洪德江的小屋裡。他知道我被一些喜歡惡作劇的人欺負，便讓我把桌子搬到他狹小的家裡，在我的大油燈邊上再添一盞小油燈，夜夜陪我讀書（我曾在好幾篇文章里提到過這位鄉下「守護神」的故事，每次提起都讓我感念不已）。說「千山獨行」有點做作，但獨自面對茫茫山野，苦行式的勞作和讀書確實支撐起我青春時代的整個寂寞的天空。因為這個「獨」——「煢煢獨立，形影相弔」（《文選·李令伯陳情表》）的獨，反而把我從人群和世事中抽離出來，和紛擾的現實拉開了一點距離，敏感的心智便像高精度雷達一樣充分敞開著，去細細攝取，去點滴吮吸，儘可能強化和享用每一書本字行、每一偶然聽聞中能夠獲取的最大信息量與最大營養量。一如花冠芽苗上的嬌嫩的絨毛，敏感於每一點雨雪風露的滋味，往往一本凡俗小書，也能讓我讀得興味盎然，一句平常話語，也會讓我悟出受益無窮的微言大義。今天我向許多友伴、長輩提起當初他們某些從根本上影響我人生走向的言談話語，他們每每會大吃一驚：他們萬萬不會想到，自己一句偶然無意之語，一本無名隨意之書，會這樣充實、滋潤、點亮了一個饑渴稚嫩的心靈。這一段獨處的生活留給我今天最大的「遺產」有二：一是我至今仍能保有任何文字閱讀、藝術欣賞中那種飽滿盈盈的新鮮感和「受用感」。只要讀完一篇好文章、看完一部好作品（無論文字的、圖像的），都會長久「受用」——浸潤其中，細細品嘗，而生出風露華滋入襟懷之感。二呢，則是保有可能在我現在的年齡里算是相當難得的體力和耐力。去年（２００２）夏天，我花了兩天時間幫助我的耶魯同事、詩人鄭愁予先生在他家後院挖了一個其大無比的魚池，其土方量大約等於下鄉時挖橡膠樹穴的一天半工作量（那時一天的指標是５個，我最高挖過８個）。鄭老師吃驚、感慨不已：毛澤東真厲害，能把你這樣道地的文弱書生，打造成這樣有能耐的「藍領」！
詩人鄭愁予
記得，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的那個著名的「人生三段論」，曾在當時被我工工整整抄錄在幾個筆記本的扉頁，陪伴我走過知青時代那一段孤獨、沉默而晦暗的歲月。雖然今天它已成坊間熟語，作為青春的印轍，在這裡，不妨再抄錄一遍：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可不經歷三種之階級：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階級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階級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階級也。未有不經歷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身入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
二
鄉下十年（1968_1978），有過許多幸運與不幸的遭遇，這些，集子里的文字已大體言及了。1977年恢復高考，我那時已被上調到農墾機關作「筆杆子」，便和幾位同為「筆杆子」的知青好友（如今天大家熟悉的黃子平等）一起報名、複習，參加高考。幾個月後放榜，朋友們全都金榜題名了，當時自卑而低調的黃子平，喜出望外的被第一志願的北京大學錄取。我的落榜，據說是因為我的數學考試100分里只得了5分或0分（因為我只會初一學過的那兩道方程式題，還不知是否做對了）。
我把黃子平等一眾好友歡天喜地的送回廣州，送上北上列車，自己孤身一人回到海南島，四顧茫茫，「荷戟獨彷徨」。那時候，城市下鄉知青們能走的、該走的，都差不多走光光了；知己好友，更是走得一個不剩。我曾有過多次被推薦、借調進廣州、北京各種文學、電影培訓班的機會而被當地領導緊扣不放，如今又高考無門，我覺得自己成了歷史的人質，便想到一個譬喻（我後來在一篇小說中借用過這個譬喻）：我是知青上山下鄉這艘沉船的船長，大概要等到所有人都上岸了，獲救了，我才能最後一個離船，或者隨著沉船一起沉下海底去。當時我寫給黃子平一首贈別詩，題目叫作：「埋下頭來，走」。在海島的孤燈長夜，我接到黃子平寄自北京的步原韻回贈詩，題目叫作：「我又在長安街上走」。他的越是意氣風發、深摯叮嚀，我便越是有一種「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感覺。「念我獨兮，憂心殷殷」（《詩經.小雅》）這種時候，少年時代的「孤憤」變成了一種「孤奮」，儘管「獨自面對」於我，幾乎帶著「烏雲壓城城欲摧」的架勢，也只能埋下頭前行，再伺機殺出一條血路來。我又開始安排自己新的讀書計劃（因為剛剛從廣州搬了一堆解禁的經典大部頭回來），甚至開始了一部後來夭折的長篇的起筆……。卻不曾料想，烏雲的縫隙，正悄然漏下縷縷陽光來——
讀過集子篇首的《詩人之矛》，讀者可能會驚詫於我的漂流歷練中匪夷所思的幸運經歷。其實，改變我整個人生的最大一段幸運經歷，我卻至今無緣言及：1978年暮春，一個驕陽當空的午後，廣州中山大學派出兩位教授專程飛到海南島，要對我這位「落選考生」重新進行面試，然後決定破格錄取。這是我人生經歷過的最大一次狂喜：「漫卷詩書喜欲狂」，「青春作伴好還鄉」。——我清楚記得，那是1978年5月4日，海天萬里澄碧，我登上海口至廣州的「紅衛」號海輪（正是我當年渡海下鄉到海南島坐的同一艘海輪），趕赴中山大學中文系報到。在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七七級）已經開學幾個月後，我成為當時全省僅有的兩、三個「破格錄取生」之一，坐進了滿堂閃爍驚詫目光的課室里。其中的過程跌宕有趣：原來，大半個月前，當時已在各級報刊發表過「文學作品」的幾位年青作者的高考落選在省作協內（當時還叫「省創作室」）引起議論，歷來像母親樣善待作者的好編輯郭茜菲老師聽在耳里，便回到家裡向他的先生、中山大學著名文藝理論教授樓棲言及……於是，便出現了前面大喜過望的一幕。
多少年來，我時時心存感激：儘管常年四海遊盪，孤身獨行，每在人生關鍵處，冥冥中似乎總有「貴人」相幫、「保護神」相佑。命運的猝不及防的善意每每讓我受寵若驚，更讓我時時銘切深記：獨行，不是要背向人群，俯視他人；反而要用更大的善意回報他人，以更寬厚的心懷面對世界。記得，每當我向郭、樓二位長輩老師表達我的刻骨銘心的謝忱，他們總是淡然笑道：我們沒做什麼，是你自己的努力所應該得到的。這些年來，我對這「應該」二字，一直誠惶誠恐。不，不是「應該」的，命運的天平向你傾斜純屬偶然，絕不是必然地「應該」的。正像造物主讓人類在宇宙獨享優越其實純屬偶然一樣，自然對人的賜予並非是天經地義的，反而人對自然賜予（包括冥冥中的那個「它」——上帝？命運？偶然？）的善意回報，應該是天經地義的。英文里說的「Take for granted」（視之當然），已經成為今天一切利益攫取者的招牌標籤，人性的貪婪，在其中顯出一種大刺刺的「征服者的傲慢」。這裡面，其實深蘊了文明的某種悲劇宿命。我在《詩人之矛》、《佛拾》與《打撈願望》諸文里曾對此有所探究：人，對人生、對宇宙、對自然，多帶一點臨深履薄的謙卑敬畏，在你志滿意得的時候才不會忘形忘性，在你孤獨無助的時候反而會多一點無言的依傍。這種謙卑，與其說是一種宗教情懷，不如說是一種良知底線。學會感激，其實是守護人性良知底線的第一道關卡。認識自我、一己的有限性，對世事人生常存敬畏之心，我們才可能在康德所言的「頭上的星空」與「心底的道德律」之間，找到自己渺小而尊嚴的位置，從而最終把握自己的命運。
三
自十二歲離家出門上寄宿中學開始，從粵地鄉間到海南島山寨，我是一次走得比一次更遠。大學四年，是「遠行人」成年後終於可以回家、傍在父母身邊的僅有日子。卻萬沒想到，人生中真正的「遠行」，這才於焉起步了。
一九七七、七八、七九三屆大學生的院校生活，在一種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恐怕可以配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一句大話。解凍年頭乏善可陳的課程設置，和禁錮深久驀然釋放的知識饑渴與救世激情，把我們這一群年齡上參差不齊（父母輩和兒女輩共處一室）、知識上先天不足（大多數無以完成中學教育）而使命感上自視過高且能量四溢的時代寵兒們，薰灼成一片片缺薪少柴卻呼哧哧滾燙的沸湯，不敲不碰也恨不得隆隆作響的大鼓。在我，今天敢坦白說，四年上課，全是在混（因為當初算班上最好成績的幾位「人物」之一，拿過兩門文學主科考試的滿分100而破了學校記錄，我一直被師長同學視為是「用功讀書」的），幾乎所有精力，都投注在課外的各種社會活動上了：辦雜誌，和一眾同學發起了文學刊物《紅豆》並被推為主編，因為神通廣大的北京同學找來正在廣州養病的周揚題詞而使《紅豆》倍受各方重視，成為當時全國所有民辦刊物中僅有的鉛印本雜誌（一般都是手刻油印本，《今天》的打字油印加印刷封面，已是當時異數）。演話劇，自己親自兼任編劇、導演和舞美（請姐夫協助）的五幕話劇《同輩人》在大學禮堂「隆重推出」，然後再張羅一個「中大學運史大型詩歌朗誦」，爭回一個全省高校會演的優勝獎。辦舞會，則是在當時開放伊始，年青人「憋」舞欲舞卻舞之無名的古怪情狀中，官方不鼓勵，學生會、校團委不敢出頭，鄙人便以《紅豆》雜誌社的名義，領著幾位熱心同學找到外系幾位膽子大的女生當領頭舞伴，在學校「東四大食堂」舉行了文革後大學裡第一場破天荒的男女共舞的大型舞會，一時，舉校騷然。隨即，這種過剩精力和參與熱情，又溢泄到社會上去了。帶同學上北京，和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等十三所大學的學生編輯相會合，發起全國性的學生文學雜誌《這一代》（刊名是我起的，黃子平寫的發刊詞）。結果在「團中央支持，陳荒煤約見」的一片光明前景中忽然風雲突變，便又在查禁的風聲中，趕在「有關方面」找我談話以前，領著同學們站在廣州街頭，在一天之內把剛剛從武漢搶著印出、寄到的缺頁《這一代》全部發售完畢，令得遲來的「查封」不了了之。廣州號稱南大門，本來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開各種風氣之先。但７９、８０年的文壇藝壇卻顯得保守沉悶，令我們這些院校文學青年覺得憋氣得不行。於是，便又聯絡廣州其他幾家大學的文科學生，和廣州的青年作家一道籌組「廣州青年文學會」。發宣言，辦演講，定期聚集，開各種作品研討會，並開始在報刊上推出各種探索性的創作與批評特輯。那時候，我們是涉世太淺，初生牛犢不怕虎，又憑著一腔對改革年代的天真期待與熱情，並不知道世道的險惡與陷阱密布。自《這一代》被禁之後，隨著各種收緊的風聲，各種民刊與高校文科學生刊物都被強令叫停。《紅豆》因為有「周揚題詞」作擋箭牌，勉力撐到１９８１年春，終於無以為繼了。有好心朋友悄悄告訴我，你已經上了什麼什麼的名單，並且在什麼什麼的會議上被點過名，同時又因為有什麼什麼的人物為你作保，今後好歹應該什麼什麼的了……。
我的感受其實頗複雜。一方面，這時候才驀地明白，自己是裸身暴露在一片四面通透的曠野台地上。以當時的年少輕狂，既自以為有「獨步天下，誰與為偶」（《後漢書·戴良傳》）之雄，迎受各方風梭雨箭，便是「題中應有之義」了，在這一點上，我其實倒反而頗為認命。但更觸動我的是另一方面，我第一次清醒意識到：以世界之大，自以為「獨步天下」，其實只是憋悶在一個看似開闊卻四壁密封的透明殼子里，自以為能量無限、力大無邊，其實是視野狹窄孱弱不堪的一隻軟爪小雞子，如此井底稱雄，實在太無知太可笑了。校園之外有社會，廣州之外有北京中國，中國之外呢？……除了神秘的外部世界、個人的野心雄心之疆域外，還有，那片無垠的靈魂世界的疆域呢？……
恰在這時，新識了一位最早一批到大學作「訪問學者」的美國年輕教授，他的一句今天看來很普通的話，呼啦啦點燃了我的本來就異常敏感的好奇心。記得我問他：你覺得中國年青人和美國年青人，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他一愣，大概是一時還不習慣回答這麼籠而統之、一言定千秋式的大問題。不過認真想一想後，他還是回答了我，曰：我想，最大的區別可能在這裡，中國年青人很容易就有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判斷，美國年青人的判斷上有太多的標準，不能輕易說出「對」和「錯」。
——他一點兒也不會想到，這樣的在今天已經成為「多元主義」ＡＢＣ的話題，在我當時心中，引起的卻是石破天驚的震撼：噢噢噢，原來外面還有一個「判斷上有太多的標準」的世界嗎？……從那一刻起，那個突破了、模糊了、擴展了「對」、「錯」疆域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那樣魅惑了我也改變了我。我真真正正開始明白，這個所謂「對」、「錯」，是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大問題。「解放全人類」很容易，「解放自己」卻很難。不能認識世界的多維與真面，再多的豪言壯語都是架空的、虛假的。
一九八二年初，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渡口，又一個早晨》在《花城》上連載刊發，《酒娘》等短篇獲獎。恰逢七七級本科畢業，在大家為畢業分配繃緊神經的時刻，我出其不意的向全班同學宣布：我決定到美國去留學，已經被洛杉磯加州大學研究生院錄取。所有同學、親友都瞪大了眼睛，詰問連連：你你，你在文學圈子裡剛剛開始打開局面，為什麼……？你的英語完全是一張白紙，為什麼……？你這個學中文的跑到西方去，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其實我也在反覆問自己。
步出國門前夜，我這樣告訴送行的朋友：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拼接回來。
——如果打碎了，再也拼接不回來呢？
——那活該。
《米調》
作者：蘇煒
四
碎得不輕。
崔健曾經把文革成長的一代人稱為「紅旗下的蛋」。如今這個「蛋」，是結結實實撞到一天到晚喊著「Independent!」「Independent!」（獨立）的西方個體主義至上的文化石頭之上了。我發現，原來號稱在「革命大風大浪」里「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自己，其實只是生活在一個被「黨啊媽媽」保護著的體制殼子里，一被拎出「殼」外，這個「蛋」馬上出彩現形。我曾在多年前寫的一本小書《西洋鏡語》里詳述過我初到異國受到的諸種「文化震撼」（CultureShock），其中最大的震撼，就是這個「獨」字。小則找房子、辦保險、入學註冊、修課選課，大則生存飯碗、打工求職、爭取獎學金、完成學期論文，一切的一切，真真全要你獨自操持，獨自面對。
離開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離開了「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你自己，真的就是獨楞楞、孤伶伶的自己，捉襟露肘、凄凄惶惶的自己。你只能在剎那間自由得讓人輕飄飄無所依傍的空氣里獨來獨往，卻必須放棄母語優勢像一個呀呀學語的稚童一樣在東西文化的邊緣夾縫中獨言獨語。幾乎每一個瞬間你都要獨自面對類別紛繁的諸般選擇，選擇之後則必須獨自承擔從到女友背叛到求職失敗的全部後果與責任。如是者，從加州大學「獨」到哈佛大學，從太平洋西岸「獨」到大西洋東岸，走得連滾帶爬磕磕碰碰，卻也漸漸走出了臉上不再僵硬的微笑，走出了「常青藤」講壇上嗓門偏大手勢偏多的侃侃而談，走進朋友堆子中間重新成為「人來瘋」的中心，走向灰狗巴士紐約地鐵愛荷華「五月花」公寓大峽谷和幽思美地的叢山……
然而，真正觸使我思考「獨自面對」的內在意義的，其實是赴美留學幾年後讀到已故台灣旅美學者唐文標先生的一段話。已經記不得是在哪一篇文章里，唐教授說：他的一位美國學生某一天告訴他，他想一個人到加州西北部的沙漠上去渡一個長周末。他很驚訝：「為什麼是一個人？還要到沙漠上？」學生說，因為他需要一段獨自面對自己的時間。唐文標為此深深感慨：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群體意識、群體生活的動物，從來很少個體靈魂的位置，更不知道獨立個體的精神價值為何物。這樣一種獨自面對自己，同時獨自面對自然、獨自面對世界向生命發問的需要及其能力，我們實在是睽違久遠了。這裡複述的是記憶中的大意。我記得，正是這一段話的觸動，成為我早早開始規劃一個人的「歐洲流浪」之旅的具體動因（在八０年代的歐洲，持中國護照的私人旅行幾乎絕無僅有，光是辦五、六國簽證，我就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它使我驀然驚覺：所謂自由，是由個體獨立的精神價值為主軸的。
它無須依附於任何功用實利，它本身就是價值，就是目的。古人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其核心內涵，就是個體自由造就的個體生命的豐富。我想在結束美國學旅歸國之時，通過這一段橫跨歐亞大陸的隻身萬里行，在獨自面對世界的同時獨自面對自己，把這個「自己」作為一個「他者」加以觀照和叩問，去清理、拼接「自己」身上已然粉粉碎的各種碎片，以重新確立自己生命的坐標和存在的依據。同時，我也想把這個已然在一個陌生異域里滾爬過來的「自己」，重新扔回到另一個意義的「大陌生」里，看「一切將會怎麼發生？」——也許在人生的極限處、臨界點，你會驟然獲得靈魂的救贖與頓悟？……當然，這一切都是「事後之言」了。我在書中諸文中對歐行中發生的各種奇思奇遇有所記述，更對二度去國後獨自面對的種種有所涉獵，所有言述都只能算是自己生命感悟中的片言隻語，但，這樣一種認識在其中是明晰的：人，只有真正把自己放到真實的大世界上，才可能認識一個真實的「自己」；「自己」，卻又是一個獨立的宇宙，至少應該是一個讓「大世界」充盈其中的宇宙，讓真生命、真靈魂注入其中的宇宙。這樣，在任何情境、任何際遇里的「獨自面對」，才不至於「失魂落魄」了。
五
這篇後記已經不短。本來沒打算這樣鋪陳著寫，一開頭便收不住筆了。也好，就算逼自己再作一次人生的「盤點」吧。
自美歸國，京城蝸居。恰趕上八十年代中後期的諸種「熱點」、「新潮」，親歷親灸了當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一個重要時期的跌宕與激變，又不期然地卷進時代狂濤之中而二度去國遠行。這些，書中著墨不多，恐怕是需要另一番心情另一種篇幅，方可能盡述的吧。古人云：以三尺之孤，托百里之命。轉瞬之間，７０年代的烽煙未褪，８０年代的熱潮尚溫，９０年代的「話題」剛落，又驀地「跨世紀」作「隔世」之言——人生，則已從「而立」、「不惑」忽而步向「知天命」與「耳順」之年了！也許是因為歲月的淘洗，說「秋水靜，寒潭清」也好，說「平常心」、「平常是福」也好，近年來自己日常最享受、最沉迷的一種生存樣式，反而是獨自面對某種空無、空白與停頓。在紛繁的一周工作之後，在柴米油鹽、「五子登科」（房子、車子、妻子、孩子、平常日子）的世俗時序鏈條之中，設法給自己掰出一段獨處的時光，辟出一角虛靜的天地，或者關掉電視走進書房面對山積林立的書本，隨便抽出那麼一本、兩三本，擰亮燈（冬天點著壁爐更好），在燈下漫無目的的讀，不為「知識」也不為「上進」的讀，充分享受在靜靜的閱讀中眼前、心中彌散開來的那片虛茫溟朦的空泛空白，讓自己浸入一種莫名以言的冥想狀態；或者帶上大狗出門上路，走進林蔭道上的人聲市聲，走向山邊水涯的溝溝壑壑，靜靜聽著人與狗的踏踏蹄步，坐看水中魚兒的悠然起落。於是，心思反因空無而飽滿，無目的本身就成了目的，無意義反而就生出了意義。我漸漸發覺，從孤獨童年、孤身上路，到逐漸在獨自承擔中形成個人的獨立品格，再在獨自面對世界中澄濾混雜騷亂的「自己」碎片，走到於今這一步，「獨自面對」，才又是另一種文本、另一番語境的長程伊始了。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這個地球村、全球化、信息資訊充斥、圖像宰制而消費挂帥的時代，獨自面對，首先面對的是選擇的困局（以往，則更多是面對無以選擇的困局）。作為一個思想的知識者，守得住這個「獨自」已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敢於去「面對」：面對真實。面對蛻變。面對「顛覆」。面對不同於「上一個世紀」的世界格局與思維向度，面對人類基本價值的守持和多元化的包容，面對當下世界諸種社會轉型中的真問題和假問題，面對各種迴避、矯飾及其眩目光環後面其實不敢面對的事理常識及其基本命題；當然，不僅僅只是面對外在社會、世態時潮的浮沉、興亡，也要面對自身靈魂的一次次質疑與肯定，再生與死亡……，等等等等。明人呂坤在他的語體筆記《呻吟語》中曾言：「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眾傾之、眾毀之而不為動，此之謂男子。」（呂坤《呻吟語·內篇》）每在白雪飄飄的長路，星空朗朗的清夜，傾聽來自內心另一個遙遠緯度的聲音，享受采拮精神之果的愉悅，那就是「獨自面對」最大的福報啊。
末了，這本小書，算是我睽別故園多年後向鄉親父老獻上的一瓣心香。年前，曾在登程賦歸前夜，戲步辛稼軒舊韻，寫下幾句舊體歌行，明知音腳有瑕，「辭章久疏料理」，在此也不妨獻哂，以紀行跡吧。
金縷曲
———遠歸感賦
萬里歸來矣。算平生，蘭襟素袖，幾多知己。酒紱清愁花消怨，一醉寧泯舊恥；千岩外，山月還似。誰問舟上行歌者，知倦未，倦也猶飛去。無人解，滄浪意。
孤人三尺命百里。感天憫，憨愚若我，雷霆平地。秋信久違秦樓雁，紅葉何時題字；毋言起，漁樵心事。雪霽聞琴芳辰近，對鄉關，有淚如傾耳。知我者，獨蘇子。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
仲春於耶魯袞雪山房
蘇煒，中國大陸旅美作家、批評家，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曾任耶魯東亞系中文部負責人。文革中曾下鄉海南島農墾兵團十年（1968-1978）。1978年進入中山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1982年赴美留學，獲洛杉磯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後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1986年回國工作，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90年後定居美國。
曾出版長篇小說《渡口，又一個早晨》（1982，廣州《花城》）、《迷谷》（1999 ，台北爾雅出版社；2006，北京作家出版社）、《米調》（2007，廣州花城出版社），《米調》曾被評入「2004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磨坊的故事》（2016，美國南方出版社）；短篇小說集《遠行人》（1988，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學術隨筆集《西洋鏡語》（1988，浙江文藝出版社）；散文集《獨自面對》（2003，上海三聯出版社），《站在耶魯講台上》（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 《走進耶魯》（2009，北京鳳凰出版社） ；交響敘事合唱——知青組歌《歲月甘泉》歌詞（2008，廣州太平洋音像公司），歌劇劇本《鐵漢金釘》（2011，北京《中國作家》），《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2012，香港大山出版社；201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天涯晚笛》被新浪、鳳凰、文匯、新華等網評入「2013中國好書榜」），古體詩詞集《袞雪廬詩稿》（2015，廣東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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