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為何輸給島國日本？日本人兩個絕招成功逆襲！

作者：張海鵬，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曾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會長。季我努學社演講嘉賓。

上海機器織布局

在發展資本主義企業的方向方面，中日之間也有著本質的區別。在中國，洋務新政初期引進的軍事工業，全部是官辦，此後開設的民用工業項目，大多是官督商辦，也有官辦，民辦企業極難生長。清政府沒有提出促進民營企業的任何政策，毋寧是處處在壓制它。李鴻章控制的官督商辦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華盛紡織總廠的經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主持機器織布局的鄭觀應在1881年請求李鴻章給予織布局專利權，要求在10-15年內，「通商各口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李鴻章依據這個請求上奏清廷，同意「酌定十年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這就是說，10年內不準各地商人另建紡織廠，壓制了商人建廠參與競爭的積極性。織布局火焚後，重建的華盛紡織總廠，李鴻章又同意主持華盛紡織總廠事務的盛宣懷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立案，要求全國「無論官辦、商辦，即以現辦紗機40萬錠子，布機5000張為額，十年之內，不準續添」。李鴻章、盛宣懷主持的官督商辦企業就這樣取得了壟斷地位。在官督商辦企業這樣的專利權政策壟斷下，民辦企業很難在紡織企業中展身手了。輪船招商局與洋商簽訂的「齊價合同」也同樣限制了民辦輪船公司的成長。

日本實行了兩個並舉：引進資本主義企業與引進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並舉，舉辦官辦企業與鼓勵民營企業並舉。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引進、移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企業同時，也引進、移植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包括公司制度、銀行制度、貨幣制度、公債和保險制度；明治初期為了倡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大量舉辦了官辦企業，其中陸軍省主辦的軍工企業佔了主導地位，據統計，到1884年，陸軍省所屬軍工企業的職工人數，是工部省所屬工廠人數的9倍，馬力則是3.5倍。在開辦官辦企業的同時，明治政府也重視發展民營企業。

清政府把民間資金吸引到官督商辦企業里來加以控制，設法阻止民營企業的發展。日本政府卻盡量地鼓勵推動民間辦企業。民間資本不足，明治政府設法調動資金來支持民間舉辦各種企業。1872年開始成立國立銀行，到1979年這種銀行增至153家。國家還改革貨幣制度，實行公債和保險業務，銀行發行貨幣，大大促進了資金的融通。國家發放「勸業貸款」，發放「勸業基金」和「創業基金」，為各種民間商人提供發展資本主義企業的資金，大大緩解了「殖產興業」中的資金困難。據統計，1870-1885年度，日本政府發放的「興業費」達到2970萬日元。同一時期，通過政府機構向私人企業和個人放款80萬日元，向國立銀行和私立銀行放款2900萬日元，向舊官僚和特權商人放款310萬日元。其中向三菱公司一家就放款186萬日元。所以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像雨後春筍般很快的成長起來。尤其是在188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改變國營企業過多造成財政虧損的狀況，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企業發展的方向。1880年11月，明治政府頒布了「處理」國營企業的條例，確定了廉價「處理」國營工礦企業的方針。除了保留部分軍工等企業外，在實施過程中，日本政府將大部分國營企業廉價處理給各類資本家。有些企業，實際上等於無償轉讓。中國學者萬峰認為，這些措施，相當程度上壯大了私人資本的力量，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成長。日本學者依田熹家認為：「這一事件對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和近代國家的確立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像三井、三菱、川崎等一大批「政商」，逐漸發展成為後來日本社會的大財閥。

屹立至今的三菱

在中國大量是官辦，其次是官督商辦，商人有錢，但他不敢辦公司，所以在官辦的名義下或者在官督商辦或者官商合辦的名義底下來辦一些公司，力量很小。純粹商辦的企業很少，而且資金也很少，缺乏資金融通的渠道，企業風雨飄搖。純粹商辦的企業面對幾方面的競爭，既面對洋商的競爭，也面對官辦企業的競爭，面對官督商辦的企業的競爭，很難生長起來。所以，直至清末，中國未能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未能突破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未能出現資本主義企業蓬勃發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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