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在怕什麼？
導讀：社交媒體是一個「迴音室」，將人們各自的立場放大，並將其兩極化。有極端思想的人在今天有更多機會與其他極端主義者串聯並互相煽動。
作者：基思·羅威（Keith Lowe），全職作家和歷史學家，飽受讚譽的歷史著作《火焰地獄：1943年漢堡滅頂之災》即出自他之手。
撰文/基思·羅威
翻譯/陸大鵬
民族主義正在歐洲高漲。這產生的後果，在幾乎每一天的歐洲報紙上都讀得到：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希望脫離西班牙；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想要脫離英國；英國民族主義者正在領導他們的國家脫離歐盟。全歐洲有很多人對這些事件越來越感到驚恐。
更讓人驚恐的，是更極端形式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我們考慮一下2017年的事件。在法國，去年春天，極右翼候選人瑪麗娜·勒龐距離贏得總統大選已經只有咫尺之遙。在荷蘭，公開鼓吹種族主義的「自由黨」成為第二大黨。在奧地利，同樣奉行種族主義的「奧地利自由黨」成為聯合政府的組閣搭檔之一。在波蘭，去年11月，6萬人在華沙遊行，高唱法西斯主義的口號，這在僅僅五年前還是不可想像的。德國自1945年以來始終避開任何形式的公開的民族主義，而即便在德國，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突然在去年秋季成為第三大黨。
2017年1月21日，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舉行峰會，圖中右三為法國國民陣線主席瑪麗娜·勒龐。
這一切為什麼在今天發生？僅僅是歐洲近期經歷的經濟蕭條造成的反彈嗎？按照德國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的說法，人民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就會轉向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他在《小品警語錄》（Essays and Aphorisms）中說：「所有可悲的傻瓜，自己如果沒有任何東西值得驕傲，最後就會為了自己所在的民族而驕傲。」
或許是因為今天的社交媒體？美國心理學教授尼古拉斯·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說，社交媒體是一個「迴音室」，將人們各自的立場放大，並將其兩極化。有極端思想的人在今天有更多機會與其他極端主義者串聯並互相煽動。
我更願意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待民族主義。我始終相信，如果要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成為他那種樣子，就必須先理解他害怕什麼東西。那麼，這些民族主義者害怕什麼呢？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在那裡見到一位斯洛伐克記者，他為一家民族主義報紙撰稿。採訪期間，我問他，他在政治層面害怕什麼東西，他所在的報紙又害怕什麼。他很高興向我直抒胸臆。他說，斯洛伐克社會受到了威脅；有太多移民來到斯洛伐克，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斯洛伐克的獨特文化可能就完了。他特別擔憂穆斯林移民的問題，他認為這是對他自己的、古老的基督教傳統的威脅。最後，他怨恨歐盟的干預。前不久，歐盟堅持要求斯洛伐克接受一批敘利亞內戰的難民，而斯洛伐克政府只同意接受幾千難民，並且只肯接受基督徒，於是歐盟批評了斯洛伐克政府。這位記者說，歐盟不應當管這麼多；斯洛伐克人應當有權自己決定願意歡迎什麼人、拒絕什麼人。
害怕移民、害怕伊斯蘭、害怕被外來者主宰。我在歐洲不管走到哪裡，都聽到了同樣的擔憂。歐洲各地的民族主義者都有這樣的焦慮。但這種焦慮是理性的嗎？
當我聽到人們表達這些恐懼時，我不禁聽到了過去的迴音。拿我這位朋友對伊斯蘭的恐懼舉個例子：這早就不是新鮮事了。500多年裡，從1095年到17世紀末，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與穆斯林鄰國交戰。1683年，奧斯曼帝國大舉進犯，一直打到歐洲腹地的維也納城下。每個歐洲人都有這樣的文化記憶：他們的祖先對抗伊斯蘭的戰爭。在整個歐洲大陸，這些記憶被保存在故事、畫作、教堂和街道名稱里。
好幾個世紀里，斯洛伐克是基督教歐洲與東方穆斯林國家的邊界。所以當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說到現代伊斯蘭「侵略」時，我不禁認為，他們受到了上述記憶和故事的影響。伊斯蘭對斯洛伐克文化的真正威脅可以忽略不計：今天斯洛伐克境內一共估計有5000到6000穆斯林，僅佔總人口的0.1%。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如果相信這麼微小的人群是威脅，就非常不理性了。他們表達的其實是一種昔日恐懼的迴音，它隱藏在國民潛意識的深層。
民族主義者的另一種恐懼——害怕被「外來」勢力主宰——也是這樣。我們再把我的斯洛伐克記者朋友的焦慮放到歷史框架內。斯洛伐克在過去曾多次被鄰國主宰。大約900年里，它是匈牙利王國的一部分。1918年它取得一定程度的獨立之後，又被鄰國捷克主宰，後來被納粹德國統治，最後是被蘇聯主宰。其實，斯洛伐克真正獨立僅僅是1993年的事情。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有時會偏執地擔憂自己的國家再度被外國主宰，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歐盟這樣相對來講比較溫和的干預，也讓斯洛伐克人為自己的國家主權擔心。
全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都受到類似恐懼的折磨，而這些恐懼是同等地非理性，但同等地情有可原。比如，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堅持說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統治的受害者，而事實上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最富裕、自治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這些人自認為是受害者，這與現代的事實沒有關係，而完全關聯到過去，因為歷史上加泰羅尼亞的確曾經受過西班牙的壓迫。同樣，蘇格蘭是英國一個高度自治的組成部分，有立法權，有徵稅權。但在蘇格蘭民族主義者看來，今天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友好關係不能彌補歷史上的不公與剝削。而作為一個整體的英國，以及它對脫歐的執迷，又是怎麼回事呢？
在這個問題上，歷史也有很大影響。英國每個小孩在學校里都聽過他們的島國受外來威脅的故事：9、10世紀維京人入侵不列顛，1066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進犯，英國還與荷蘭、法國和德國不斷發生戰爭。我在上一篇專欄文章里講到，英國民族主義報紙經常把脫歐與1940年英國在敦刻爾克逃離希特勒軍隊相提並論。上述的所有歷史事件都和今天的現實沒有任何可比性。但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總是喜歡把不相干的事情作比較。
我們很容易指出民族主義者的恐懼是多麼非理性，但歐洲的其他人呢？那些立場較溫和的人呢？那些主流政黨、文化精英和平凡百姓呢？比方說我這樣的人呢？我們對歐洲的未來也有恐懼。他們是怎麼說我們的呢？
我在布拉迪斯拉發的時候在該市的主要劇院參加了一系列公開辯論。參加辯論的人很多，觀眾席坐滿了人。在舞台上參加辯論的有來自全歐洲的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不僅有我這樣的歷史學家，也有哲學家、政治家、小說家、詩人、記者和經濟學家。這一系列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東西讓善良社會變邪惡？」
很快，大家就有了答案。在我們的辯論當中，我們很快就清楚地意識到，討論的真正主題不是「邪惡」，而是民族主義。辯論的絕大多數參與者自然而然地相信，民族主義是一種危險的疾病，正在歐洲大陸擴散。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名言所說，民族主義是「人類的麻疹」。會議結束時，觀眾和辯論者都把「邪惡」和「民族主義」當作同義詞。
現在回想這次辯論，我不禁覺得，我們講話的方式有一些非理性的地方。首先，我們一直沒有真正定義什麼是「民族主義」。今天的歐洲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從奧運會期間人們表達的無害的愛國熱情，到很多教會和宗教團體表達的宗教民族主義。並非所有民族主義者都屬於極右翼。有些民族主義者，比如法國共和黨，比較溫和。有些民族主義者，比如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的民族主義運動，其實屬於左翼。雖然我不同意上述絕大多數群體的立場，但說他們「邪惡」也不對。
其他絕大多數民族主義者也是這樣。2016年有超過50%英國人投票支持脫歐，這些人都是惡人嗎？去年有將近34%法國人投票給瑪麗娜·勒龐，這些人都是惡人嗎？投票給右翼政黨的20%奧地利人、13%荷蘭人、12%德國人和10%捷克人都是邪惡的嗎？我確信這些人都受到了誤導，或許是非常危險的誤導。但他們是邪惡的嗎？當然不是。
我們在布拉迪斯拉發的辯論用善惡來衡量民族主義，所以這次辯論更多體現了我們自己的恐懼，而沒有體現民族主義的問題。
我們看到右翼政治家在奧地利當選，我們立刻想到希特勒。我們看到「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德國大選當中取得很大成績，我們立刻想到納粹。歐洲近期經受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隨後是民族主義興起。這讓我們很容易想起20世紀30年代。我們沒有說出口的恐懼是，今天就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也許隨時可能爆發戰爭。同樣，我們看到今天的穆斯林和當年的猶太人一樣受到妖魔化，我們害怕發生新的種族滅絕。
考慮到我們的歷史，我們有這樣的恐懼實屬正常。但要假裝這些恐懼是完全非理性的，也很愚蠢。身為歷史學家，我不斷提醒自己，雖然今天的歐洲和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有很多相似點，但也有很多不同點。今日的歐洲比那個時期團結得多。我們擁有一些強大的、全歐洲範圍的機構，它們緩和了經濟衰退的惡劣影響。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法國和德國今天相處融洽。它們之間幾乎完全不可能發生19世紀和20世紀初那樣暴烈的衝突。今天的民族主義也和20世紀30年代的民族主義不一樣：總的來講，今天的民族主義更溫和。就連最不寬容的政治群體似乎也願意接受法治。沒有人希望戰火復燃。對這些群體保持謹慎是對的，但我們還沒理由驚慌失措。歐洲仍然是世界的一個非常溫和與穩定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布拉迪斯拉發的辯論得出的結論不是很準確。今天歐洲社會面臨的最大邪惡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恐懼。所有人都會恐懼，不管他們是不是民族主義者。恐懼會讓我們當中最優秀的人也作出非理性的事情。對今日歐洲來講，最重要的教訓是克服這種恐懼。
我們的世界在快速變化。新技術、越來越多的移民、新思想出其不意地湧現：這一切都會讓人焦慮。歐盟需要找到辦法來應對這些變化，但也需要控制這些變化發生的速度。歐盟需要幫助人民更好地面對未來，但也需要讓大家放心，他們不會喪失自己的古老傳統。歐盟需要在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架起橋樑，畢竟60年前歐盟建立以來一直是這麼做的。
我希望歐盟能達成這些目標。如果它成功的話，那麼也許所有人，不管是不是民族主義者，都能冷靜下來。那麼也許將來就不需要辯論我們社會裡的善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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