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還需要正直的領導力嗎？
1月20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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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Patrick Hanley：
Ryan Patrick Hanley是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馬凱特大學獲得梅隆基金會傑出成就獎的政治學教授，其研究著作包括論述資本主義固有的道德困境的三部著作：《亞當·斯密與德性》（Adam Smith and the Character of Virtue）、《亞當·斯密：他的人生、思想和遺產》（Adam Smith: His Life, Thought, and Legacy）以及《愛的啟蒙：重新思考現代社會中的慈善》（Love』s Enlightenment: Rethinking Charity in Modernity）。
如今企業領導者面臨極為艱巨的挑戰，其中一些挑戰與他們自身的倫理道德上的限制有關。他們面臨尖銳的短期需求、激烈的競爭、法規和政治壓力。但同時他們也有個人和職業上的使命去保持正直的品行：要避免腐敗和欺壓下屬，並對客戶和投資者坦誠相見。如今有很多領導者及公司未能達到這個德性標準，那麼，究竟如何才能成功實現這一目標？
在Ryan Patrick Hanley看來，也許可以從亞當·斯密的著作中找到解決這個難題的答案。Hanley是研究斯密著作的學者，而斯密被公認為是第一位現代經濟學家。斯密在開創性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中闡述了自由市場理論：正如他所言，不受約束的經濟像一隻「看不見的手」，組織調控利己者的活動，以促進公共利益。Hanley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該著作深入探討了道德和德性這些問題。該書於1759年首次出版，在最終出版的第六部當中，斯密探討了包括商人在內的公民如何抵制腐敗和剝削的誘惑。
法律規定和社會譴責是限制人類行為的兩個最明顯的方法，但僅憑這兩個方法還不夠。法律規定往往是衡量道德的硬性工具。總是有辦法可以鑽法律規定的空子，遵紀守法的人也因而常常承擔不合理的成本。至於社會譴責，就連最開明的社會也有盲區，一些社會甚至飽受令人厭惡的價值觀之害。然而，除了法律和公眾譴責外，還有什麼可以約束那些過往的「強盜資本家」，或者如今的違背民心者、數據操縱者和洗錢者？
基於其所謂的「公正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理論，斯密提出了一種解決辦法。他表示，發出這種聲音的人不僅僅關注自身的願望、需求和成功，還關注整個系統的總體長期價值。公正的旁觀者是指來自內部的一類講故事的人（storyteller），他們能提出正確的問題，幫助人們看清自身和自身的行為。管理者要如何在動蕩的商業環境下確保審慎的領導力？
Q
如今每個高級決策者都面臨巨大的道德和聲譽壓力。亞當·斯密的德性概念將如何幫助處理這個問題？
斯密不斷重申複雜系統遠遠超出任何個人的有效管理能力這一概念。他寫道，有的經理像擺布棋子那樣使喚下屬，他對此十分反感。這種領導者最錯誤的一點在於，他以為自己比別人更了解對方的興趣或利益。
斯密曾多次稱這種態度為傲慢、自大、喜歡盛氣凌人的代名詞。從中得到的最直接的教訓是，人們要提防斯密所說的這種「系統人」（man of system），這種人堅稱自己解決得了所有問題，並隨時準備踐踏公司里或社會中其他人的自身利益。
Q
但是成功的企業領導者須不斷挑戰他人（包括他或她自己在內）的極限，並進入到之前其他公司尚未涉足的領域。
是的，斯密是這方面的真正倡導者。他注重進步；他說，由於專業分工，人們往往專註於個人的進步。實際上，發明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有一個實驗室，斯密當過實驗室的管理員。斯密在書中寫過阻礙創新帶來的危險。譬如說，他曾批評朋友大衛·休謨（David Hume）對某一受國家支持的宗教進行的辯護。斯密更推崇宗教派別百家爭鳴，因為這樣就不會出現某派宗教過於強大的情況。他想要竭力保護能最大程度促進創新的環境。他十分認同這個觀點：創新也來自於意想不到的地方。誠然，像瓦特這樣得到大學資金支持的知名發明家可以想出許多創意。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了一個打工的十來歲男孩，他負責管理消防車的鍋爐。這個男孩發明了一種自動閥門，以便自己能有更多時間和朋友玩耍。而他發明的自動閥門最終成為了鍋爐的一項重要改進。
Q
斯密是如何發展這個觀點的？
他是個完美的經驗主義者。我們知道，他待在格拉斯哥的那段時期，適逢當地商業蓬勃發展，當時格拉斯哥的船隻進出於世界各地的港口。他所說的大頭針工廠（用來喻示勞動分工）這一著名的例子，就源於他親眼見過的一家工廠。可以說他預先洞見了商業生活。
他還熱衷於研究歷史。他不僅對經濟史中的事實和數字頗感興趣，對個別人士的領導風格也很感興趣。這也是他吸引當代讀者的其中一個原因。他沒有抽象地描述「審慎」這一概念，而是選擇描述他觀察到的審慎的人。他力圖展示他們如何按自己信奉的哲學和理論行事。
斯密描述了我們現在熟知的全球化在發展初期的情況。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活動讓他十分擔憂。這家公司除了為曼徹斯特、愛丁堡和倫敦帶回滾滾財富外，還會給印度人們帶來怎樣可怕的影響？他研究了企業活動的人力成本，包括喪失工作流動性和當地經濟受到的損害，並建議如何將道德情感轉化為商業決策。
Q
理解道德情感對當今的領導者會有怎樣的幫助？
研究斯密的學者對於他只是簡單地描述德性是什麼，還是提議德性應該是什麼莫衷一是。在我看來，他的德性理論是規範性的：該理論描述了繁榮的商業社會所需要的那種德性。一方面他是理論家，贊同有時所謂的「布爾喬亞德性」具有實際效用。他和本傑明·富蘭克林私交甚好絕非偶然。譬如說，斯密青睞審慎，但他又不認為最理想的社會是普遍具有審慎的社會。其他德性也促進了社會的蓬勃發展，其中包括仁慈、寬宏和自製等，雖然它們的經濟效用並不那麼明顯。同時他也不認為我們需要百分之百地循規蹈矩。
事實上他恰恰認為，若不尊重這些價值觀，我們看重的種種貿易關係以及商業社會所需要的相互信任都無法開展起來。這就是斯密所說的「公正旁觀者」的背景——你頭腦中構建了一個完美形象，你渴望與之相稱。但是當你反觀自己的德性時，相對於那個絕對的行為標準，你會自慚形穢。正如斯密所言，你因此會變得更加「寬容別人的不完美」。
Q
換言之，人們不斷追求沒人可能達到的超然完美？
是的。斯密對此非常明確。你知道絕對的德性是不可企及的，但你還是渴求於此。這之間有個微妙的平衡，因為一旦你現實地認識到實現自身目標可能會影響其他人，就不那麼渴求於此了。如何在降低社會成本的同時使領導者行為帶來的好處最大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清醒、溫和、且吸引人的思考方法，它有助於我們解讀當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選擇，並搞清楚如何保持社會的長期經濟增長。
Q
斯密有沒有解釋如何發展這種思維方式？
在斯密看來，具有德性的人往往長期冷靜旁觀平凡生活，他們逐漸形成了建立聯繫、綜合歸納和識別模式的能力。我認為，斯密本人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例。他潛心研究事物的運作方式，力圖了解他認識的企業組織中哪些更成功、哪些更失敗。
「有意識」還意味著他對所謂的「腐敗」非常敏感，也就是不審慎和冷酷無情帶來的危險。他在《國富論》中通過指出貧窮社會的悲哀之處來捍衛商業：貧窮社會中的人被限定在他們覺得必須淘汰老弱病殘的環境。商業社會避免了這種道德悲劇。有財富時，對生命才有尊嚴和基本的尊重，但前提是你有責任以斯密所說的審慎的方式來管理繁榮。
Q
你在最近的著作《愛的啟蒙》中提到了四位哲學家，他們試圖弄清楚這種「感同身受」的心理可以擴散到多廣大的群體。
我覺得上世紀18世紀引人入勝的地方之一就是，它強調「共同的人性」（Common humanity）這個概念。譬如說，大衛·休謨寫到了人們對於其他所有人會有的一種本能感覺，因為我們認識到他們與我們自己「頗為相似」。今天，我們可以提出疑問，是否人們進入到了一種更狹義的感性，退回到我們的小圈子，而在小圈子更難看到共同的人性。說到種族和非歐洲人方面的一些言論，我們現在可以說就連休謨和康德都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另一方面，斯密撰文反對奴隸制和殖民主義，不僅因為他明白其歐洲同胞「無恥」對待非洲和北美本地人所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更是因為他有能力一眼識別卓越和德性，不會因種族或地位方面的差異而有所偏頗。今天，我覺得這個能力非常吸引人，斯密的著作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例。
【作者Art Kleiner是《戰略與經營》雜誌（strategy+business）的主編。本文由普華永道思略特諮詢公司授權刊登。】
作者 |Art Kleiner
編譯 | 沈建苗
微信編輯 | 李昊原
審稿編輯 |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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