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造假難以維繫 「自曝家醜」是理性選擇
作者 樊軼俠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2018年伊始，內蒙古和天津均承認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而遼寧省此前已公開承認連續多年數據造假，筆者發現，財政收入是這些省份數據「注水」的重災區之一。其造假的後果，不但影響中央決策層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決策，還直接影響到各省轉移支付規模，降低了省以下的可用財力和民生保障能力，與新時代從「高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相悖。
1月3日，內蒙古表示，經審計部門核算後，調減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30億元，佔總量的26.3%。之後，天津公開承認虛增財政收入300多億元。早在2017年初，遼寧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外確認，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的問題。
數據造假在經濟新常態與財政新常態下難以維繫。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滑、實際增長率下調相對應，財政收支缺口擴大，財政赤字增加，發債規模擴增，這些都是財政新常態的基本特徵。
經濟財政數據本應是財政風險防控的重要機制，為中央和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提供防火牆，然而地方政府為數據注水，在信息失真的情況下無疑使中央到地方相關的宏觀調控機制失靈。在以往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情況下，這些弊端不甚凸顯，但在經濟形勢差的時候就沒有了所謂的「蓄水空間」。現在地方政府紛紛自曝數據造假，正是因為它們的財政已經不堪重負。儘管可能面臨一定的問責，但兩者相害取其輕，「自曝家醜」是省級對未來的財政風險提高警惕、未雨綢繆的理性選擇。
一方面，當前多省財政收入增速減緩甚至停止增長。減稅降費政策落實還在繼續，土地出讓金等非稅收入的增長不可持續，在民生支出剛性增長壓力之下，多地財政收支矛盾不斷加劇。營改增後中央地方增值稅五五分成，財政收入虛增的稅收數額，也要按比例向中央和省上繳。中央財政在轉移支付測算時，往往是補缺口與強激勵並舉，省級虛報財政收入無疑會使其「缺口」收窄，實際的收支矛盾會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財政數據造假的省份過去存在明顯的投資驅動特徵，部分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較大，存在較嚴重的風險隱患。政府性債務包括政府負有償還責任、負有擔保責任、可能有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確保財政可持續性要求對隱性債務和或有負債保持清醒的認識。
例如，目前遼寧等省企業養老保險收支缺口不斷增大，為應對這一特殊問題，省級採取了一些非正常措施，如從一般公共預算中劃撥大量資金建立養老風險基金，緩解短期支出壓力，但這一風險敞口對區域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帶來較大衝擊，諸如此類的隱性債務不得不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高度警惕。而且經濟、稅收數據下台階，實實在在地削弱了地方償債保障，令地方債務壓力上升。
而防止經濟數據注水要從機制建設抓起。首先要加大統計執法力度。中央要嚴肅相關規章制度，對經濟數據造假的，一經發現依紀依法追究責任。要求各地區對主要經濟指標數據進行嚴格評估審核，做到基層數據準確、宏觀數據匹配，指標統計數據客觀真實。加強對相關宏觀經濟、財政、微觀數據的交叉比對。
其次，科學設置考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正當其時，這意味著唯GDP作為重要考核指標的舊時代過去了。然而，如何建立新的考核評價體系以體現各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成效，尚待進一步研究並明確。諸如資本形成率、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單位GDP能耗等應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考量，新的評價體系應綜合權衡各區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要求與成績，體現上級政府對主體功能區、創新示範區、自貿區等差異化的戰略定位。
最後，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財稅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主要稅種的分配政策也做了調整。目前，收入側和支出側的政府間財政關係改革並非同步推進，地方稅體系改革滯後較為明顯。為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與效果，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亟待進一步推進。要以法治方式界定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注重發揮兩級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同時，從財政收支兩側著眼，從全口徑收支著眼，通盤考慮分配關係，優化配置稅權、產權、債權、財力、支出責任等體制要素。
總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能否順利接續還具有不確定性，結構調整存量和增量並舉也具有不確定性，各地區必須前瞻性地破解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在財政收支矛盾加劇的預期下，樹立新的風險理念，有準備地做好財政風險管理，並應對經濟社會改革中可能出現的公共風險，對於財政的可持續性和區域發展規劃的落地，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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