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三大石經」：《正始石經》《開成石經》《熹平石經》
古代「三大石經」：《熹平石經》《正始石經》《開成石經》
石經是中國古代刻於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經籍和佛道經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經籍的石經有七種：
一、熹平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在洛陽太學開刻，共46塊，包括《易》石經、《禮》、《春秋》等七種。
二、正始石經：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陽開刻，用古文、隸書、篆書等三種文字刻成，又稱《三體石經》，經文有《尚書》、《春秋》。
三、唐開成石經：唐文宗大和七年在長安開刻，用楷書刻成《易》、《書》、《詩》「三禮」等十二經。
四、蜀石經：五代後蜀用楷書刻《易》、《書》、《詩》「三禮」等於成都，並有注，是歷代石經中僅有的。
五、北宋石經：北宋用楷體，篆體刻《易》、《書》、《詩》等於汴梁，又稱《汴學石經》或《二體石經》。
六、南宋石經：宋高宗於紹興十三年刻《易》、《書》、《詩》、《左傳》等於臨安，共二百石，現存七十餘石。
七、清石經：乾隆五十六年刻十三經於北京，共一百九十石。
其中，東漢熹平年間《熹平石經》、三國魏正始年間《正始石經》與唐文宗開成二年《開成石經》為我國古代刻儒家經籍最為著名的三大石經。另外，刻佛經約始於北魏之末，盛於北齊，北周，以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最為有名，所刻石經最多為《道德經》。
《熹平石經》（部分拓本、原石）
《熹平石經》東漢熹平年間（公元175年—公元184年），漢靈帝召集蔡邕和堂溪典等人正定六經文字，歷時九年，將儒學經典《周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傳》、《論語》、《春秋》刻石建於太學，隸書體，世稱「熹平石經」。46塊石刻，字體方平正直，中規入矩，極為有名。
《熹平石經》系中國刻於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一稱「漢石經」。其字體俱為隸書，故又稱「一體石經」。漢代立五經於學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經文皆憑所見，並無供傳習的官定經本。博士考試亦常因文字異同引起爭端，甚至行賄改蘭台漆書經字。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議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得到靈帝許可。於是，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由蔡邕等書石，鐫刻四十六碑，立於洛陽城南的開陽門外太學講堂（遺址在今河南偃師朱家圪壋村）前。碑高一丈許，廣四尺。所刻經書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和《公羊傳》、《論語》。除《論語》外，皆當時學官所立。石經以一家本為主而各 石經原石有校記，備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於後。《易》、《書》、《禮》三經校記不存，無可考；《詩》用魯詩本，有齊、韓兩家異字；《公羊傳》用嚴氏本，有顏氏異字；《論語》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諸家異字。共約二十萬零九百一十一字。這對糾正俗儒的穿鑿附會，臆造別字，維護文字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石碑已毀，北宋以來屢有殘石出土。近人馬衡匯為《漢石經集存》，存八千餘字。考證其源流的有顧炎武《石經考》、萬斯同《石經考》和張國淦的《歷代石經考》等，可供參考。
1933年，于右任為搶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銀元從洛陽一個古董商人手裡買來一塊略似三角形的東漢刻石經原石石。關中著名史學家張扶萬確認此石為東漢著名書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經》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經殘石為兩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歸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說卦》，存二百零五字。這是數十年來出土殘石中字最多的一塊，向來為書法界、考古界所珍視。1940年，抗日戰爭形勢緊張，于右任為確保碑石安全，將其由上海轉運至西安，後捐贈於西安碑林，現陳列於西安碑林第三室。
漢代是我國書法藝術輝煌的全盛時期，這不僅僅是隸書由秦入漢已達到了它巔峰狀態，而且其它各種書體（章草、草書、行書、楷書）的發展也日趨完善。漢隸可以說是漢代書法突出的成就。它既繼承了秦隸的一些運筆、結構方法，又下啟了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的書法藝術。隋唐以後直至近代，雖然楷書、行書、草書頗為盛行，而隸書依然經久不衰，這就說明漢隸是有著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學價值的。
東漢時，石刻漸多，特別到了桓帝、靈帝時期，隸書日趨精美，筆勢旖麗生動，結構婀娜多姿，風格流派紛呈，成為漢隸的黃金時代。儘管漢隸風格流派紛呈，但就整體藝術特徵而言，其運筆藏露相間，表現了筆力含蓄蘊精之美，給人以秀潤遒勁之感。以蔡邕的隸書為例，其運筆的典型特徵是波磔（指漢子書法的撇捺），這是一種富有力感與動感的曲線美。隸書運筆波磔所產生的「蠶頭燕尾」「一波三折」正是曲線與直線的相互映照，風神逸宕。它既體現了一種工穩端莊之美，但又有別於小篆的勻齊對稱，而是利用筆畫線條、偏旁部首的組合來形成的平衡。
隸書在漢代為什麼如此興盛呢？這有它的社會原因，由於漢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字的使用也日趨頻繁，而隸書的書寫要比篆書迅速簡便得多。正如書法家衛恆在《四體書勢》所言：「隸書者篆之捷也。」於是，原先在民間使用的隸書官方也開始確認了它的使用價值而加以採用。這就為隸書藝術的發展準備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書寫隸書在當時蔚然成風。另一方面，寫隸書也是當時入仕做官的一種途徑，所謂「史書令吏」就是指擅長寫隸書的令史，所以漢人稱隸書又叫「史書」。當時曾流傳這樣的諺語：「何以禮為義，史書而仕宦。」意思是說，何必去講究「禮義」，能寫好隸書就可為官作宦。
《熹平石經》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印刷術發明前的一種圖書編輯出版活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是訂誤正偽，平息紛爭，為讀書人提供了儒家經典教材的範本。
二是開創了我國歷代石經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經文範本的做法，自漢代創例後，又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宋石經、清石經。同時，佛、道等諸家也刻有石經，構成我國獨有的石刻書籍林。
三是啟發了捶拓方法的發明。捶拓技術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因此，石經對印刷術的發明也有間接影響。
《正始石經》（《三體石經》）
《正始石經》又稱《三體石經》，建於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共約二十八碑立於河南洛陽，是我國繼東漢《熹平石經》後建立的第二部石經。此經用古文、篆、隸三種不同字體刻寫，因此我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三體石經》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傳世的拓本皆為宋人摹本。後在清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洛陽東龍虎灘村的發掘出殘石出土。1922年洛陽東大郊朱家古墩（距龍虎灘隔岸約二、三里）也發掘出三體石經巨石一方，表裡刻《尚書·無逸·君￥》及《春秋·僖公·文公》經文，正面存字34行，反面存字32行，為洛陽商人所購，後鑿裂為二，損二十五字。在三種字體中，古文一體歷來為人們所推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遼字，夏辣著《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
《正始石經》到北魏時期，還依然保存在洛陽城內。但北魏孝文帝時期的馮熙、常伯夫等人，在他們先後擔任洛州(今洛陽)刺史時，竟然取《正始石經》的石板作建材以建寺廟，《正始石經》才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此事參見《魏書·崔光傳》和《魏書·馮熙傳》)。從此，《正始石經》便逐步在地面上消失。從清代光緒年間起，《正始石經》碑版的殘石數次出土於洛陽地區，這在當時的學術界是件大事，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重視。民國十一年(1922年)出土的一塊殘石，正面為《尚書·無逸》、《君爽》，共34行；背面為《春秋》，共32行。這塊殘碑下部略有缺損，但所存文字完好，是迄今出土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塊。這件殘石也表明《正始石經》石板的正反兩面都刻有文字。截至目前，出土的《正始石經》殘石大約有二千五百餘字。
《正始石經》碑文出自誰人之手，歷代學者眾說不一。
一認為是出於漢魏間的著名書法家邯鄲淳之手。蕭梁袁昂《古今書評》評其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北齊魏收《魏書》載江式延昌三年（514年）上表云：「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都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唐人李延壽《北史》所記載的也略同上說。贊同這種觀點的還有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清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人杭世駿《石經考異》、清人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等。
二則認為是出於邯鄲淳而由嵇康書寫。此說流傳甚廣，影響至今。全祖望於《石經考異序》中首先提出此觀點。近年來的數部大的著作如台灣省林尹、高明主編的1968年版《中文大辭典》「石經」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修訂版《辭源》「三體石經」條；俞劍華主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邯鄲淳」條；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魏晉南北朝書法》「正始石經」釋文等皆取此說。
三是為魏國書法名家衛覬所寫。衛覬系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漢末為司空掾屬，魏國既建先後任侍中、尚書、￥鄉侯。清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稱其「鴟視虎顧，雄傳冠時」。劉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也稱其「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其「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華麗微瘦，而筆跡精熟。」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220年）正式稱帝以魏代漢的《魏受禪碑》，即是衛凱以金針八分書，在魏初可謂名盛一進，深得曹氏親信。謂衛覬為《三體石經》書人源於晉人衛恆《四體書勢》。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引《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衛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顧為武《金石文字記》，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及近人楊守敬《魏三體石紅殘字跋》都主衛覬書，云：「此石經即衛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於《恆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四則認為是魏國文學家嵇康所書之，嵇康是一代名士，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他的書法很有名，尤精草書，唐人張懷￥《書斷》謂「叔度（嵇康字）善書，妙於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說嵇康為《三體石經》書人是依據同時代人趙至親眼目睹。《晉書·趙至傳》云：「趙至字景零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紹《趙至敘》亦云：「（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清人朱彝真《經義考》、劉傳瑩《漢魏石經考》及周貞亮《魏三體石經殘石拓本跋》等皆據此主嵇康書。
第五種觀點認為是張揖所書。王獻唐《漢魏石經殘字敘》據北宋郭忠恕《汗簡敘略》並改動《魏書·江式傳》文字，主張揖書。
第六種觀點認為是三國魏書家韋誕寫的。吳維孝《漢魏石經考》卷三亦據《魏書·江式書傳》，主韋誕書，雲「則正始之經其或出誕屬之手歟？」韋誕之書，諸體並善，尤精署書，魏之寶器銘題，皆出誕手，又傳誕作剪刀篆，並善飛白。
此外，除上敘六說外，近來也有人認為《三體石經》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力所能及。范邦瑾在《書法研究》上撰文《魏〈三體石經〉書人略論》提出了這種看法。從《三體石經》所刻碑文名字的字體大小，筆畫寫法和書法風格來看，極不相似。王國維《魏石經殘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隸三體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則三體似由三人分別書之，而書品字式古文與書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獨書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畫一。」所以，《三體石經》非一人所書，而是由集體合作書寫的，但書寫人的具體名單，因原碑毀嚴重，自宋以出土殘石均未見有書人姓名，加上《三國志》等文獻的闕載，在新的考古資料發現以前，目前也不能妄加推斷。
《正始石經》中古文一體，據載是漢代流傳的先秦古文字，不過因輾轉摹寫書刻，字形已經失真。儘管如此，這部《正始石經》無論對研究經學還是戰國古文字，都具有重要價值。尤其自晚清至近代以來，海內外學者考證這部石經以及研究它的內容和文字的著作很多，使其成為又一新的顯學。
《開成石經》
《開成石經》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介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經。其中包括《周易》、《尚書》等十二種經書和《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每碑經石高約1.8米，面寬0.8米，下設方座，中插經碑，上置碑額，通高約3米。共650252字，人們稱讚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書」。
「刻成後立於唐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是我國古代七次刻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儼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質書庫，這在我國印刷術發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專家說，《開成石經》刻立之時，已經到了晚唐，大唐帝國的輝煌時期已經過去，藩鎮割據，宦官專政，紛爭不斷，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已經動搖。石經刻成後過了38年，便爆發了黃巢起義，中國又陷入了唐末、五代的戰亂和分裂之中，而《開成石經》則與古老的長安城一起，面臨著歷史風暴的衝擊。
自「安史」叛軍攻佔長安後，長安連續幾次受到破壞。唐昭宗天佑年（904）正月，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朱溫（全忠）劫持唐昭宗遷都洛陽，並肆意毀壞長安宮室和民舍。至此，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破壞。留守西京的佑國軍節度使韓建從防禦考慮，放棄原有外郭城和宮城，只將皇城加以改建，構築的「新城」東西長2820米，南北寬1843米，周長92公里，面積52平方公里。韓建縮建長安城之後，《開成石經》就處於荒郊野外，在許多人的建議下，韓建和後來的劉郇陸續將這些碑石移到了城內的文宣王廟內，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大街社會路一帶。由於那裡地勢低洼，對保存經石不利。於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運大使呂大忠的組織下，又將那裡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1949年以前「碑林管理會」將碑石去額平列，成現存的形狀。開成石經的版面格式與漢魏石經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約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從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經篇的標題為隸書，經文為正書，刻字端正清晰，按經篇次序一氣銜接，卷首篇題俱在其中，一石銜接一石，故不易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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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奸臣」因何喜歡「蔡中郎」？
中國古代非常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有一段複雜的個人經歷，尤其是「突變」的家庭氛圍，讓這位美麗女人，派生出傳奇歷程。
蔡文姬的父親——蔡邕，可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漢獻帝時，他當過左中郎將，後人又稱之為「蔡中郎」。蔡邕是家裡的擎天柱，他翼護著全家老少，漿育著聰明伶俐的寶貝女兒。范曄專門作了一篇《蔡邕列傳》，足見老先生名流大家的重要地位。
蔡邕是位大孝子。老娘病了，他就煎湯熬藥，一勺一勺地喂。睡覺不脫衣服，稍有動靜就爬起來伺候。常說「久病床前無孝子」，蔡邕愣是低聲細氣地陪護了三年，直到老娘躺進了棺材。不管哪個朝代，衡量人品的標準大體相似，那就是「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先」。一個連親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怎能照顧兄弟、提攜朋友呢？又怎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哩？
漢代還沒有科舉制度，從民間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就是「舉孝廉」。以蔡邕之德，舉一百次「孝廉」都有富餘。為什麼他能青史留名，難道僅憑當過三年出色的「家庭護士」嗎？顯然不是。《蔡邕列傳》記述了他種種過人的本領：「博學多聞，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
范曄還繪聲繪色地講了兩段故事：
蔡邕赴江南，在一家旅店借宿。忽然，灶堂里傳來「噼噼啪啪」的燃燒聲。他耳音非常敏銳，立刻辨出，火里燒的肯定是塊上等琴料。於是，起身衝進廚房，把那塊木頭從烈火中搶了出來。精心剪裁之後，那塊黑不溜秋的劈柴，竟被製成一把珠圓玉潤的古琴。琴弦一響，那美妙的聲音，的確舉世無雙。可惜，有點兒美中不足，琴尾殘留著一塊兒焦痕，他便將錯就錯，取名「焦尾琴」。不服行嗎？蔡邕的「耳力」就這麼刁！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升任「議郎」。他位列朝班，最上心的還是儒家經本和六經文字。那些泛黃的古籍，已被酸文、腐儒，以及各種各樣的「二把刀」，糟蹋得面目全非，字裡行間，謬種流傳。為了不貽誤後學，蔡邕向朝廷請旨，希望重新勘校這些經文。
請旨容易，做起來很難。這可是一項見功夫的文化工程。倘若書底子不深厚，怎敢對古聖經典動手術呢？蔡邕就有這個本事，朝廷一點頭，他立刻扎進了故紙堆，汗流浹背，秉燭夜讀。這項文化工程剛結束，他又親自書丹立碑。蔡邕堪稱當代一流的書法大家，他擅長隸篆，還創造了著名的「飛白書」。活兒都幹完了，他長出了一口氣。
如今，46塊鐫刻著經文的石碑矗立在太學門外，慕名而來者絡繹不絕，車帳堵塞道路，每天足有一千多人來觀賞、摹寫。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也是中國第一部「漢石經」，它奠定了蔡邕「文化教主」的地位。太尉馬日磾由衷地讚歎：「伯喈，曠世逸才。」由此可見，著名文人——蔡邕，已經具備了非同凡響的書法功力，也就是「筆力」。
這位「曠世逸才」居高聲自遠，遍結天下名士，他和青年才俊曹操，亦師亦友，情意相投。幸虧有這層私交，否則，蔡文姬後來的命運將會更悲慘。
蔡邕不像老祖宗蔡勛那麼有血性，他實在抗拒不住軍閥董卓的淫威，就被迫就範，委身於「漢賊」的智囊團。真應了那句話：「被一個混蛋誇獎，還不如拿刀宰了我。」別看董卓臭名昭著，就是欣賞「蔡中郎」，他慷慨地提拔蔡邕：先讓他做文化長官——祭酒；再當副部級高幹——侍御史；隨即保薦為正部級——「尚書」。「三日之間，周曆三台。」「初平元年（190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此時，蔡邕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拜相封侯，普通文官一輩子都熬不到手。只因拽了董卓的「貓尾巴」，小小的讀書人，一步登天。可惜，對並不醉心於功名的蔡邕來說，這場「被混蛋」欣賞的官運，絕對算不上福音。當然，蔡邕也不袖手旁觀吃白飯，他曾替董卓出了不少好主意。「人在矮檐下」，想熬過去，就不得不低頭，哪怕違拗做人原則和道德底線。這並不是為「附逆邏輯」與「漢奸哲學」開脫，歷史不應苛求任何人都做「強項令」或者民族英雄吧。
曾經，有人在大會上指前蘇聯責赫魯曉夫為「軟骨頭」，當初為什麼不反抗斯大林？赫魯曉夫怒不可遏，厲聲質問：「這話誰說的？你給我站出來！」會場上鴉雀無聲，一片死寂。人們正等待領袖排山倒海的謾罵，想不到，赫魯曉夫仰面大笑，他說：「當時，我追隨斯大林的處境，和你們現在的處境一模一樣。」蔡中郎即是如此，他騎在老虎背上，根本就下不來了。
很快，董卓就倒台了。凡是跟他綁在一起的人，都沒有好下場，蔡邕也沒有保住這條命。他被巧施「連環計」的司徒王允視為「騎牆派」、「軟骨頭」。漢獻帝初平三年，也就是192年，61歲的蔡邕，沒能躲過「阿附董卓」之罪，他還是淪為了反攻倒算的犧牲品——被殺了。據說，他身後哀榮無限，「縉紳諸儒莫不流涕」，甚至連劊子手王司徒，都痛悔不已。可惜，「欲止而不及」，一切都晚了。
蔡邕窩窩囊囊地死去。蔡家的天，也就塌了。蔡文姬生活的靠山，轟然倒地。（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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