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重用崇禎侍衛長封疆，為何讓他只火了四月？
向敬之
錦衣衛在清朝只是一個過渡機構，一年後被改為鑾儀衛。明朝過來的指揮使駱養性會來事，僅僅在新朝的錦衣衛幹了一個月，便被多爾袞安排到天津總督軍務。
多爾袞是要重用狡詐多變的駱養性嗎？未必！
多爾袞未必不知駱養性行事陰毒、工於心計、能力一般嗎？非也！
攝政睿親王為何對這位前明護主不力、投效李闖馬下的首鼠兩端者，命其封疆？
多爾袞
多爾袞初入京師，駱養性屈膝迎降。多爾袞命駱養性繼續負責禁中的保衛工作，追剿李闖余部。但是很快將其調離外任天津總督，名為封疆一方，實為開疆拓土。
多爾袞之所以這樣考慮，自然有特殊的安排。與其說他是要重用駱養性，還不如說是利用駱養性。
一、駱養性長期擔任禁中衛帥，熟悉畿輔要津各種複雜情形。
二、駱養性擅長特務政治手段，能夠及時處理大範圍的應急突發事件。
三、天津距離近、轄區小，一旦駱養性降而復叛，清軍可快速派出機動力量圍剿。
久在權力中樞任事的駱養性，自然洞察到多爾袞的王者心術。
所以，他上任伊始，便拿鹽稅開刀，並及時請示攝政睿親王，要廢儲明季以來形形色色的苛捐雜稅。
他沒做成亡明的閣中重臣，卻在新朝榮任封疆大員，新鮮，也想做點實事。他在給多爾袞的報告中，說了一句難得的恤民實話：繁重的鹽稅，外加遼餉、練餉等，「在各商苦於上納，食鹽之民又苦價高。病商病民，莫此為甚。」（《清史列傳·駱養性傳》）一個曾久在崇禎身邊工作的人物，能說出此話，未必是新觀察，而是崇禎也曾發出過此般感慨。只是如煙往事，莫由追悔。
或者說，時運不濟，進退失據。或者說，予取予求，左右無源。
當然，他主政地方，既有戡亂維穩之重任，也有開源節流的想法。於是，他又給多爾袞送去了一份報告：他要疏請征納錢糧，照舊例每兩加火耗三分。
每兩加三分火耗，相較於明明每兩加銀六錢五分七厘，算是大大的減負了。但是，他這一份貌似取悅朝廷的提議，卻遭到了多爾袞嚴厲的批評。
多爾袞說：錢糧征納每兩火耗三分，就是明廷貪婪的一大弊政，哪是什麼舊例？何況朝廷正在考慮對錢糧正額進行蠲免，怎還容許你額外加收？！
多爾袞駁回了駱養性的財稅計劃，「著嚴行禁革！」多爾袞不給駱養性推行新政的機會，卻任命了他推舉的前明官員。清初的內國史院大學士黨崇雅、都察院左都御史房可壯、刑部尚書李化熙和天津巡撫張忻，都是駱養性推薦給多爾袞的。
三個月後，算對清廷忠誠的駱養性，卻受到了更加嚴厲的懲罰——吏部要將他革職為民——原因是：他擅自接待了南明福王（弘光帝）派來的左懋第議和團。
南明主動派團北上議和，是對多爾袞聯明剿李的政策的回應。他們必須經過駱養性的轄區。
南明使團副使陳洪範在《北使紀略》中幾回寫道駱養性——
「十五日晚，臨清有舊錦衣駱養性——用為天津督撫，遣兵來迎。」臨清在山東境內，時為方大猷的轄區，駱養性派人越境來迎，無疑是熱情過分了。
「二十六日，駱養性親到靜海縣，將三使臣所帶官丁止許百人進京，余盡安置靜海古寺中，以官守之。養性雖奉旨，語言之際，似尚不忘故國。諜者偵知以報；攝政王怒，疑養性，削職逮問。」
他強令原來配有三千護衛的使團，將兵丁縮減至一百人，然後派出自己的隊伍護送他們進京。駱養性是為不發生武力衝突、流血事件考慮的，提前解決了南明使團的警備力量，算防患於未然。當然，這是多爾袞的命令，早在使團經過臨清時，山東巡撫方大猷就宣布：「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著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陳洪範《北使紀略》）
駱養性也是在執行多爾袞的指示，收歸南明使團多餘的兵丁。職責所在，但他不該不經請示，擅自在靜海縣私自接待了左懋第一行。雖然他是以清廷的總督，去彰顯大公無私地訓令南明使者，但這卻是得意忘形，忘記了他有前明降臣的身份。
吳三桂
同樣是前明降臣，洪承疇、馮銓、謝升、吳三桂卻很聰明，絲毫不給南明使團以親近的機會。
使團抵達京師後，被安排在會同四夷館。內院大學士洪承疇、謝升、馮銓受命接見他們，洪氏兩次「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墮」，謝升「時而夷帽，時而南冠，默然忸怩」，但到了關鍵時刻，他們還是如馮銓一樣，言語粗魯，毫無曆數，毫不理會故人近乎囚禁在清冷刺骨的鴻臚寺的窘況。
左懋第派人找到吳三桂，希望他出來調解，因為他是明朝的平西伯、清廷的平西王，軍功卓著。不料，吳三桂傳話：「清朝法令甚嚴，恐致嫌疑，不敢出見。令所親來致意，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遺。」
左懋第再找人二請吳三桂周旋時，得到的回報是：吳大人領兵西征了！
洪承疇、吳三桂們唯恐避之不及，而駱養性主動出面，在無監督的場合與南明使團面對面地交談，著實大膽，不知所謂。
無知無畏，大膽則罰。多爾袞沒有批准吏部的懲罰報告，卻直免了他的天津總督。
駱養性興緻勃勃地就任封疆，四月而止，雖然被保留了明朝轉過來的太子太傅、左都督的虛銜，一年後被敘迎順之功，給被象徵性地給了一個太子太師的榮譽。
級別和待遇沒變，只是換了一個響亮的說法。
多爾袞不再重用他，甚至授意人重提他貪婪通闖舊事。正史白紙黑字地寫著「養性從賊」（《清史列傳·佟養性傳》），是多爾袞早早定了調。
當駱養性找多爾袞乞討新的委任時，多爾袞在報告上徑直批示：「靜候簡用。」（《清史列傳·駱養性傳》）國家用人之際，駱養性卻靜候靜音，也是無奈之舉。
簡用，選拔也，有破格之意。駱養性在家苦苦等候了三年多，等來的是吏部不用、兵部降用。他被安排到浙江做掌印都司。
都司為明朝傳給清朝中層軍官名，正四品，位在參將、游擊之下。做了二十多年一品大員的駱養性，最後被安排以一品都督的級別去干四品都司的工作，也算是明朝兩朝的獨一份。
而他在總督任上趾高氣揚地去接見的南明使臣們，命運也是各有不同。左懋第以「生為大明忠臣，死為大明忠鬼」自許，被多爾袞處死，做了「明末文天祥」。而馬紹愉、陳洪範自虧降清，成為了禍害南明的民族敗類。尤其是陳洪範自請南歸，甘為密探，輸送城防機密，為多鐸徹底擊潰李自成的主力後，突然兵鋒南指，進軍江南，俘殺朱由崧、史可法和馬士英，一舉搗毀曾懷抱請清自退、定鼎紫禁的弘光美夢。
一場與虎謀皮的和談亂局，看似給南明政權平添了復仇剿闖的希望，卻給清廷借力打力、逐個擊破創造了機會。清軍入關時，將士加壯丁，不過十七八萬人，加上王永吉、吳三桂投降的軍隊，也不過三十萬人，卻能夠很快把李自成、張獻忠和南明軍近兩百萬軍隊追擊得如喪家狗。
南明政權始終帶著剿滅義軍的心理，對義軍的聯明抗清熟視無睹，結果只能成就了原本弱勢的清廷日益強大。
史可法
而堪為南明弘光柱石的史可法，也懷著熱熱的休戰議和心理，無疑是一種僥倖和奢望。
顧誠在《南明史》中感傷地說：「明清易代之際激於義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弘光命短，可法悲哀。良將史可法死於非命，連遺骸都沒有找到。百姓將史可法的衣冠葬於揚州城外的梅花嶺。
紅梅怒放。這是當初對對清和談持樂觀態度而壯烈殞命的史可法的人生寫照，又何其不是諸多努力死志衛護南明政權的官員士紳難逃的血色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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