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佛圖古籍丨清代佛山印刷業的盛況（二）

文史 01-19

原標題：揭秘佛圖古籍丨清代佛山印刷業的盛況（二）

上一期文章與讀者分享了史實：清代的廣府地區刻書在全國佔有領先地位，書坊數量之多在全國僅次於北京、蘇州位居第三。「清代刻書要地」六處，其中兩處是廣州和佛山。從18世紀中期開始，佛山、廣州、潮州成為廣東刻印書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廣東最重要的商業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清朝中葉，佛山的木版印刷業與廣州齊名，也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印刷業中心，現在保留下來的佛山木版年畫是清朝佛山印刷業輝煌歷史的見證。今天推送第二期，敬請讀者垂注。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嚴艷從事越南漢籍整理研究，她從2013年開始關注佛山印刷業，並發現清代佛山印刷的書籍隨著水路漂洋過海，現存越南、法國、英國等地。享譽學界的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美國漢學家艾伯華等對佛山印刷業充滿好奇，曾在書中提及探訪佛山坊刻歷史遺迹的記錄。而嚴艷也效仿前輩，多次到佛山探尋，欲解決心中謎團：為何佛山在清代成為廣東刻印書籍的中心之一，且印刷書籍廣泛流傳海外？

國內外學者關注佛山古代印刷業

嚴艷回憶，為了學術研究，她曾於2015年和2016年到佛山實地考察，與她同行的還有「越南翰林院」屬下單位——越南漢喃院的教授阮蘇蘭，「我們梳理了幾十個佛山古代印刷業遺迹，但是到現場一看，有的路名更改了，有的地方變成商鋪或者學校，找起來很困難。」

在現實生活中定位清代佛山刻書坊的位置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據古籍記錄，佛山經營時間最長的刻書坊同文堂位於十七間，民國前屬福德鋪，現在的福祿路、錦華路交界處。主要經營印售曆書、歌集、粵劇班本等的刻書坊芹香閣設於清代走馬路，屬於豐寧鋪，即現在的福寧路……然而記者在今天的福祿路、錦華路和福寧路看到，這裡充滿現代城市的生活氣息，鋼筋水泥林立、主路車水馬龍、食肆茶樓熱鬧，古代印刷業在今日的街道上沒有留下痕迹，歷史的親歷者也難以找尋。

福寧路上的舊書店裡，店主對佛山印刷史一無所知。

雖然實地探訪沒有很大進展，但是嚴艷和阮蘇蘭不斷在文獻中尋找蛛絲馬跡，讓她們感興趣的是：眾人皆知佛山是歷史上的商業中心，但是，鮮有人知道佛山還是印刷業重地，佛山刊印的古籍現存大英博物館、法國博物館、越南國家圖書館、越南漢喃院等，對世界漢學研究產生影響。為此，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漢學家艾伯華和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就慕名到佛山實地考察，並在著作中留下探訪佛山坊刻歷史遺迹的記錄。

綜合學者們的研究，一百多年前，一本「漢文或越南喃文」書籍經歷這樣周折的漂流足跡：一個越南文人，運用本民族語喃字或是漢字來寫作，創作結束後捨近求遠，由越南書商將書籍送到佛山鎮的書坊里刊印，刊印好的書籍漂洋過海送回越南國內。19世紀中葉後越南逐漸淪為法國殖民地，法國的漢學家精選了存於越南的佛山刻本，帶回法國，存於博物館或圖書館。

現存越南圖書館的佛山刻本（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為何百餘年前的越南創作人如此頗費周折在佛山刊刻書籍？嚴艷在整理越南河內漢喃院留存喃字小說戲曲文本中發現，越南刊刻文本除少數經文人點校出版的較為精美外，大部分作品刊刻較為粗糙。她認為，法國的漢學家在轉運書籍時多將佛山坊刻書籍運走，也可從一個側面說明，佛山坊刻喃文小說戲曲作品相較於越南所刊的同類作品質量更佳。

佛山具有書籍海外傳播的地理優勢

嚴艷打開地圖，對佛山刊印書籍的傳播路徑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因為書籍通過水路運輸，佛山靠近清朝政府規定的全國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口黃埔港，具備書籍海外傳播的地理位置優勢。

據悉，佛山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踞廣州上游而處西江、北江下游，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清朝中後期，廣州成為漢唐以來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進一步規定黃埔為全國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口。佛山地處西、北兩江交匯要衝，三面濱河，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商業發展甚至凌駕於廣州之上，「佛崗(山)之汾水舊檳榔街，為最繁盛之區，商賈叢集，圜閱殷厚，衝天招牌，較京師尤大。萬家燈火，百貨充盈，省垣(廣州)不及也」。佛山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津渡碼頭就有近30個，有定期航船(粵人統稱之為「渡」)直達廣州及順德，朝夕可至。

由於越粵水道的便利，兩地人員交流頻繁，廣東地區也成為書籍流入越南的主要區域。越南朝廷派人來粵專門採購書籍。如梁章鉅《巧對續錄》卷上所載，「咸豐丁已(按，當作巳)，越南國陪臣鄧廷誠，奉其國王命來粵東採買書籍，余遇之友人座上。」阮綿審在《倉山詩集》中《購書》記載了這一情形：「世俗學干祿，坊書乏佳者。粵東估船至，雜物積巨舸。《節要》與《時文》，束之高閣可。列單寄某某，錯買誰能那。」

眾所周知，絲綢、瓷器、茶葉等是中國外銷的重要商品，書籍是否也是外國商船採購的商品之一？嚴艷解釋，出使中國的外國使節喜歡購書，但是會經過嚴格檢查之後才能帶出境，因為書籍的海外傳播是有諸多限制的，第一種限制來自於清政府的管理，諸如兵書、曆法等書籍不能隨意寫和銷售，防止重要信息外流。第二，書籍的閱讀對讀者的語言有一定要求，因此，不會像陶瓷、絲綢等商品一樣人人用得到，所以難以廣泛傳播銷售。好在佛山刻書坊有便利之處，那就是刻印通俗讀物，例如老百姓用的掛曆、年曆、通俗文學等，受海外華人華僑歡迎。

工商業發展為出版業發展提供支撐

佛山市圖書館古籍研究專家劉淑萍認為，雖然廣東的版刻在宋代就已經出現了，但是由於嶺南地處偏南一隅，開發較晚，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千年里一直未形成文化中心，刻書業也一直萎縮不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直到清代才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清的中後期，阮元和張之洞相繼督粵，他們大力提倡科舉，廣設書院，籠絡知識分子，為雕版印刷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商品經濟的發達，使以贏利為目的的書坊業特別興盛。

2016年，嚴艷在自己的學術論文中分析了佛山為何成為清代廣東刻印書籍的中心之一。她認為，作為四大聚的佛山，工商業發展，為印刷業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順德馬崗當地的女刻工，為出版業提供了勞動力；佛山當地商會雲集，徽州商人在佛山經營的墨業，也為書籍刊行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作為中國木版印刷中心之一福建(建陽)的刻印技術，長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佛山木版印刷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刻印紙張價格低廉。當時，佛山坊刻紙張來源主要有兩種：一種由福建商人運來的福建紙。廣東毗鄰木版印刷強省福建，閩人從明代就大量移民廣東。在佛山的外省商人中，福建商人最多，且大都經營和佛山木版印刷有關的紙業。第一所在佛山設立的商業行會會館便是福建眾紙商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設立的福建紙行蓮峰會館。一種是由南北紙行經營的北江紙，「制自南雄各屬之竹笱，由南安運來，名目頗多，較福建紙質略粗而價則稍廉，銷路與福建紙略同，從前北江紙來粵先到佛山。」佛山大量的北江紙促進了當地的刻印業，也令其在圖書價格上更有競爭力。

佛山的坊刻在清中後期達到鼎盛，一直持續到上世紀四十年代，隨著機器印刷業的發展等原因，佛山刻書坊完成使命，退出歷史舞台，被人們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