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那些投筆從戎的「沈光耀」們
原標題：西南聯大那些投筆從戎的「沈光耀」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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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你離家千里，來到這個地方讀書
你父親和我都沒有反對過
因為，是我們想你，能享受到人生的樂趣
比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比如同你喜歡的女孩子結婚生子
注意不是給我增添子孫
而是你自己，能夠享受為人父母的樂趣
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功名利祿
沒有什麼是你的祖上沒經歷過的
那些只不過是人生的幻光
我怕
你還沒想好怎麼過這一生
你的命就沒了啊
《無問西東》的電影中，母親的一番話讓沈光耀暫時放下了參軍的想法。然而在經歷了一場空襲之後，他還是瞞著母親參加了飛虎隊，並在最後駕著飛機與敵艦同歸於盡。
在真正的歷史中，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師生是「飛虎隊」戰地服務團譯員訓練班的主力軍，甚至還有學生獲得過「飛虎章」，而聯大外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幾乎全部投身軍伍，慷慨赴國難。
這些西南聯大外文系的「沈光耀」們以自己的勇敢和熱血，共同分擔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1941年10月30日，西南聯大昆華工校二樓大教室。許淵沖第一次有了生離死別的感覺。
當學生代表、低他一級的學妹林同珠帶領大家合唱「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往常平淡無奇的學生生涯頓時顯得熠熠生輝、格外親切。
這一年，許淵沖二十歲，是聯大外文系大四學生。八天前，他和同班的黃維、杜運燮、吳瓊、羅宗明、萬兆鳳等三十多人報名參軍。
這一年，抗戰進入了僵持階段，日本人決心使用拖字術，直到中國因內部分裂而崩潰。1940年9月，日本人佔領了越南北部，封閉了河內與昆明間的鐵路線。
於是，國民政府只得依賴於新開闢的滇緬公路、香港的空運和通往蘇聯的路線從外部獲得供給。
時局雖然艱難，但學生們堅信，「敵人摧殘了我們的藝術城，破壞了我們的象牙塔，可是毀滅不了我們三千年來的文化種子。」（錢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10月的一個夜晚，大轟炸過後，外文系教授吳宓穿行房屋毀圯、瓦礫塵土堆積的劫墟，去新校舍講授柏拉圖。許淵沖記得，他是僅有的兩名聽課者中的一個。
正在上課的聯大學生
沒有經歷過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今天我們大概很難體會到聯大的「剛毅堅卓」，是建立在戰勝現實之困和心靈之苦上的。
與戰前相比，僻居西南一隅，昆明的生活實在令人沮喪，尤其是1941年前後，昆明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和微薄的政府補助，使得知識精英們有些無精打采。
不過，過慣了漂泊生活的學生倒不覺得特別地辛苦，為了維持生計，1940年前後學生們開始兼職，到1943年已經非常普遍。
此外，在學習之外，泡茶館、打橋牌，也成為青年人們應對孤獨、派遣憂慮的方法。
許淵沖的同班同學杜運燮和黃維，都是1939年轉入聯大外文系二年級的借讀生。戰時，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戰區失學青年，聯大的不少學生都是從其他大學轉來的借讀生，一學期或一學年之後，只有通過聯大的轉學考試之後，才能算是正式的聯大生。
實際主政西南聯大的清華校長梅貽琦一直奉行著他的學術自由宗旨。於是，自由主義者、激進分子和共產主義者都可以在校園裡找到自己的舞台，他們組織社團，出版壁報，排演話劇和音樂會。
杜運燮是左傾文藝團體「冬青社」的骨幹，每年「五四」和魯迅逝世紀念日聚會的積極分子。黃維則是外文系教授吳宓鍾愛的學生，師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聯大研究《石頭記》（《紅樓夢》）「石社」的核心人物。
救國與求學
不過，在許淵沖記憶中，那時候聯大校園裡最大的政治便是「抗日」。
1938年底，左派學生加入當地的金馬劇社，排演了多幕劇《祖國》，由聯大教授陳銓改編，講述無私的教授帶領學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
《祖國》演出時，獲得了巨大成功，觀眾們自發地跟著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等口號。
而教授們在上課時，也經常與現實聯繫。歷史系教授皮名舉上必修的《西洋通史》課時，講到英法百年戰爭，鼓勵背井離鄉的學生們：
英國開始打勝仗，但無論打多少勝仗，結果還是法國取得最後勝利。所以，「無論日本佔領了我們多少土地，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的」。（許淵沖：《聯大九歌》）
二十歲的青年許淵沖因此堅信，無論日本人怎麼轟炸，中國也不會屈服。
西南聯大校舍
但是，如果人們因此相信聯大的所有學生熱血沸騰地要求上前線去，那一定只是個傳奇。
事實上，從抗戰開始，救國與求學，團結與自由，一直就是彼此矛盾的主題。
南京陷落後，一位狂熱的抗日分子對那些等待戰爭結束、拿著畢業文憑盡職盡責的學生極為蔑視：
「百萬將士流血過野，他們平日何嘗得著國家的好處？而我們卻是平日受國家待遇最優者，每個入學生每年國家津貼至少一千元，……今日還依戀這輝煌的校舍，能不愧對死者？」（易社強著，饒佳榮譯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教育工作者則反對「戰時教育」主導大學教育。梅貽琦決心要保存文脈：學生的使命便是完成學業，為民族復興這個長遠目標鍛煉才智。
1941年4月他在《清華校友通訊》里說，「敵機更番來襲，校舍被炸之聲，弦誦之聲，未嘗一日或輟，此皆因師生怵於非常時期教學事業即所以樹建國之基……」
聯大學生在圖書館
不過，青年人的熱血不是可以輕易涼卻的，仍然有不少人堅持投筆從戎。
長沙臨大時期，至少有295名學生提出保留學籍申請，領取了參加抗戰工作的介紹信。不少學生未辦任何手續就直接去了前線。這是聯大抗戰初期的第一次從軍熱潮。
到1941年7月，情況發生了變化。
美軍陸軍航空隊退役軍人陳納德，在上一年受聘擔任中國航空委員會顧問。他帶著68架飛機、110名飛行員、150名機械師和後勤人員來到中國。
被稱為「飛虎隊」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航空大隊，急需要配備翻譯人員，教育部號召各大學外文系高年級男生參軍一年。
軍事委員會在昆明成立了為期兩個月的「戰地服務團譯員訓練班」。聯大動員學生擔任翻譯官，尤其是外文系學生。
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
10月15日，聯大常委會決定，充任譯員工作一年後可回校復學。
許淵沖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和同學們的回應，並按照哲學系教授馮友蘭的「四境界」說給同學們貼上標籤：
有的同學囿於舊觀念「好男不當兵」，寧肯休學也不願意給美軍當翻譯官，這是自然境界；
有的同學，比如吳瓊，生活艱困早已在圖書館半工半讀，參軍既可練習英文，掙得比大學教授還要高，這是功利境界；
而像羅宗明這樣的同學，本來在英國領事館兼任英文秘書，待遇優渥，如今毅然放棄高薪從軍，這是道德境界。
他自己則在前三種境界之間徘徊不前，既有好男不當兵的舊思想，又因高中軍訓的經歷，對軍隊生活深惡痛絕。但想到中學的幾位同學參加空軍，有人已經為國捐軀，可說是進入了天地境界。
於是，這位外文系最用功的學生也報名參軍。最終，除了徐樹湶、馬稚甫，四年級的外文系男生全部投身軍伍。
上前線
崇尚自由的學子們，很快便經歷了一場考驗。
當四年級外文系三十幾個男生去翻譯訓練班報到時，一位軍事委員會的接待者讓大學生們很不舒服——他提醒大學生們，報到之後便要遵守紀律，不可以再像從前一樣自由散漫。
為此，黃維發起了一次民主商議，討論是不是和系裡、訓練班交涉，保證學生有回校聽課的自由。
有的同學提出，不同意的話，願意去訓練班的就去，不願去的就不上訓練班了；有的同學反對，國家需要我們去做翻譯，到底是兩個月的課重要，還是做一年的翻譯重要？
最終責任派佔了上風。
1941年11月3日，譯訓班開始上課。聯大的一些教授也受邀擔任訓練班教員，趙九章講「氣象學」，皮名舉講授「美國史地」，張德昌講「英國概況」，美籍教授溫德講授「英文辭彙學」等。
1940年代西南聯大外文系師生合影。後排右邊第一位 站立者為外文系主任葉公超，席地而坐者右邊第二排第三人為吳宓。
幾個月後，翻譯訓練班的課程提前結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許淵沖、杜運燮等外文系的同學們大都分到昆明巫家壩機場美國志願空軍第一大隊。
真做了翻譯官，還挺神氣。
「去了以後先發一身美軍的衣服、美軍的皮靴，而且每人發一塊手錶……這些同學還時常回學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槍，頂神氣的，而且可以很快學會開車，沒事就弄輛吉普車，順便帶我們出去玩兒。」（何兆武：《上學記》）
許淵沖被分到航空大隊機要秘書室，他的直接領導是機要秘書林文奎少校。林是清華大學地質系畢業生，可謂文武雙全。
而黃維由於成績特別優秀，被授予「空軍上尉」（大部分同學是中尉）。他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主動申請隨遠征軍赴緬甸。
而外文系年輕的助教査良錚——他以「穆旦」這個筆名聞名於現代中國詩壇—— 這位天才詩人此時也飽受著失戀的痛苦，也一同參加了遠征軍。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現代主義詩人、翻譯家。
昆明東南三公里外的航空第一大隊機要秘書室里，許淵沖正在絞盡腦汁翻譯情報。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昆明行營的軍事情報譯成英文，送交陳納德。根據這些情報，和美軍自己的情報，分配三個中隊81架P-40飛機。
正是通過翻譯工作，許淵沖獲得了一枚「飛虎章」。
一日，許淵沖看到情報說日本一艘軍艦到達海防，登陸士兵多少人，飛機多少架進駐河內機場，覺得事關重大，趕緊報告林文奎秘書。
和四個參謀研究之後，認為日軍可能會對昆明空襲，於是命令許淵沖火速翻譯成英文，派專車送他到陳納德的指揮室。
次日，飛機果然光臨昆明。飛虎隊早有準備，不待敵機飛去市區上空投彈，就進行截擊。
飛虎隊
「我只聽見飛機爬高的嗚嗚聲，機槍掃射的啪啪聲，」他在日記里寫道，「只看到一架架畫著一輪紅日的日本飛機，尾巴冒出一團團濃煙，被擊落在西山滇池上空。」（許淵沖：《聯大人九歌》）
從此，昆明很少遭到空襲。然而，飛虎大隊也損失了幾位飛行員。許淵沖寫一首詩並翻譯成英文，紀念這些美國勇士。
許淵沖的工作得到了上司的肯定，後來逢聯大有學術報告，林秘書會派專車送他回去聽，然後向秘書室傳達，以期提高軍人們的素質。
而他的同學黃維卻沒有這般幸運。在遠征軍失利撤退會昆明的途中，黃維和他的愛馬在渡瀾滄江江時落入水中，被急流捲走。
穆旦雖然不曾丟掉性命，卻度過了一段煉獄般的日子。他跟隨杜聿明親自率領的22師則向北進入緬甸最北方的野人山區中，24歲的穆旦雙腿腫脹，迷失在胡康河谷。
他的戰馬早已倒斃在路上，傳令兵也犧牲了。沒有糧食，甚至地上的水、溪里的水，因浸泡過死屍也不敢喝，他只能用樹葉接些雨水來喝，一度斷糧八天。
穆旦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前後攝於昆明
經歷讓人發瘋的飢餓之後，穆旦從地獄中生還，五個月後到了印度。
更多人沒有這般「幸運」。聯大物理系的朱諶，這個聲音洪亮為人熱忱的年輕人，早在1938年參軍，參加過崑崙關戰役；1940年他考入聯大，又在1941年底再次入伍。
在野人山，他把糧食和藥物和同伴們分享完後，又累又餓，背靠著一棵大樹坐下去，就再也沒有站起來。
多年之後，他的同學仍然記得，朱諶頗有相聲天賦，參加文藝晚會時，編排歪講大一國文、大一英文，引來滿堂大笑……
1926年，吳宓為清華大學外文系定下了目標：「使學生成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 ; 熟讀西方文學的名著，諳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國內教授英、德、法各國語言文字及文學，足以勝任愉快；創造今日的中國文學；匯通東西方之精神而互為介紹傳布。」
許淵沖和他的同學們，堪稱聯大（清華）外文系教育的典範。正如聯大外文系教授、詩人馮至曾經在詩中寫到的：
「我們曾經共同分擔了 / 一個共同的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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