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化部長於會泳自殺內幕
1977年9月的一個深夜，北京城的大街上已是一片沉寂。突然，一輛救護車從街上直駛過來，劃破夜幕，呼嘯著奔向醫院。車上躺著一個不尋常的病人，他服用了大量的來蘇水，試圖自殺。
很快，某一中央機關桌上的電話鈴響起。電話里傳來：「正在接受審查的原文化部長於會泳，今晚喝來蘇水自殺身亡。」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分析于會泳的一生，很快就會發現這種考察的意義。于會泳其實只是一個典型，是那個時代許多人人生的縮影，他的經歷昭示了特定環境下很多「藝術家」的命運。
顯露天賦
從年輕時代起，于會泳就顯露出自身藝術方面的天賦。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後，血氣方剛的于會泳從膠東鄉下參軍來到部隊。在新兵聯歡會上，他為在座的首長和戰友們唱了一段家鄉小調《誇女婿》。他扭胯擺腰，尖腔細嗓，把一個小媳婦演得維妙維肖。他的表演把戰友們逗得樂不可支，哄堂大笑。他也由此得到一位首長的賞識，入伍伊始，他就被調到膠東軍區文工團。
1949年9月，上海舉辦「第一期音樂教育幹部訓練班」，面向華東地區招生。當時，于會泳已經轉業到煙台文工團工作。在文工團的幾年經歷，使他對各種民族樂器都很精通，隨便拉個笛子、二胡什麼的，他都能弄出像樣的曲調來，他還能譜曲，編排一些簡單的曲目。於是，他做為骨幹被選拔到上海學習。一年之後，他被分配到上海音樂學院。在上海這座極富文化氣味的城市裡，于會泳才深深體會到自己知識的淺薄。據當時熟識他的人講，整個50年代，于會泳學習、工作刻苦用功，經常熬到深夜，苦練揣摸民歌、曲藝以及西方音樂的精義所在。他迷戀於音樂的藍色海洋，如痴如醉，魂不守舍。逐漸地，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見解，音樂感受力越摸越精細。
1964年，全國舉行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為了迎接這次戲劇界的盛會，各個京劇藝術團體紛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上海也不甘落後，同時排練《智取威虎山》和《海港》兩部戲。為演好這個劇目，上海文藝界的一些內行被邀請來參與創作。這樣，于會泳做為一個小有名氣的民族音樂工作者，被調來為《海港》的一部分女聲唱腔作曲。他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從人生一個台階到另一個台階的跳躍。
扶搖直升
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前後，江青從北京京劇團那裡奪走《智取威虎山》的劇本，讓上海排演。她的想法與當時在上海的張春橋一拍即合，于會泳也就在半夢半醒之間加入了他們的陣營。
1965年3月28日，于會泳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一篇題為《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的文章。據說，江青看了這篇文章後，曾情不自禁地像看到京劇精彩場面時一樣叫了聲「好」，並把作者的名字記了下來。
6月，細雨霏霏。江青在上海觀看《海港》。她專心致志地看演出，對其中的幾段音樂很感興趣，搖頭晃腦地哼了起來。突然，她轉過頭問坐在身邊的張春橋：
「于會泳是什麼人？」
上海市委書記一時目瞪口呆。
「找一找，我要見他。」
張春橋趕快回去查找，最後才得知，江青要找的，只是音樂學院的一個中年教師。他於是給上海音樂學院打電話，要于會泳晚上到錦江飯店，江青要見他。
于會泳受寵若驚。在上海錦江飯店兩個人談得很投機，幾乎把張春橋給撇在一邊。長談之後，江青回過頭來對張春橋說：「小於很懂藝術，我看以後京劇的事應該讓他多管管嘛！」
張春橋已看出江青對於會泳的重視，當即答應了。此後，于會泳負責「樣板戲」的工作，陸續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鵑山》、《平原作戰》等等劇目。
「文革」開始以後，于會泳才開始正式跳到政壇上來。不過事情的起因卻是一件「偶發」事件。當時，全國範圍內開展揭發、批鬥運動，于會泳也未能倖免，20年前他寫信給「蔣軍官兵弟兄」的事件被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和群眾查出，把他從「樣板團」里揪出，關進「牛棚」。10月4日，上海京劇院赴京演出《海港》、《智取威虎山》。在北京，張春橋、姚文元到劇團所在地來看望。張春橋問到于會泳，劇團負責人答道他還在上海接受審查。張春橋立時火冒三丈：「什麼審查？你馬上打電話給學校，說江青同志要見於會泳同志，叫他們立即放人。」
第二天早上，從「牛棚」鑽出的于會泳又鑽進了飛往北京的飛機。
一到北京，他立即受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接見。規格如此之高，是他心中所沒有想過的。
年底，于會泳重回上海音樂學院「視察」。他趾高氣揚，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據說，他曾喝令整過他的學校黨 委領導和群眾跪在學校門口，迎接他「衣錦還鄉」。他大搖大擺地穿行於跪著的人群中，好像在品味得到權力的快感。
「文革」中於會泳和庄德淳夫婦在北京天安門合影
但是，于會泳仍然繼續扶搖直升，他從一個普通教師很快升到上海市文化局黨 委書 記，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九大、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 員，最後升到文化部長。
事實上，于會泳也沒有使他們失望。自從他接任文化部長以來，文化部成了「四人幫」一夥不折不扣的「打手」。「四 人幫」要打倒誰，批倒什麼，總是首先在文化部透露其暗示。于會泳這時也就會調動自己全部的藝術細胞和政治神經，從所要批倒的藝術當中嗅出「首長」們所要的東西來。
1975年,江青和于會泳在大寨合影
1975年初，長春電影製片廠以大慶油田為背景，製作了電影《創業》。影片後期製作結束後，送到文化部審查。于會泳和其他負責人看過以後，認為這部電影「不錯，是部好片子」，並立即寫了報告推薦，準備在春節期間向全國發行放映。沒想到，江青看了這部電影后，以為是為余秋里、康世恩等以前主管石油部門的老同志翻案，不同意它在全國放映。「聰明一世」的于會泳沒料到江青不同意，慌忙收回了自己以前說過的話，決定對這部電影「不繼續印製拷貝、報紙上不發評論，電視、電台禁止播放」，把它打入冷宮。這還不算完，他又順著江青的意見在《創業》里找錯誤，最後提出10條意見。4月，他還把負責《創業》的有關部門負責人叫到北京，勒令其寫出檢查。憤懣之下，7月18日，《創業》編劇張天民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了這些情況。7月25日，毛澤東給他回信。信中寫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份了。不利於調整黨內文藝政策。」毛澤東的信把江青和于會泳的意見完全否定了。
消息傳播開來，廣大藝術工作者和群眾奔走相告，拍手稱快。8月2日和4日，青年作曲家李春光在一次學習毛主席關於《創業》批示的討論會上，先後3次發言批評文化部。
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這是江青一夥迴光返照的短暫時期。于會泳又瘋狂起來。他首先想起了李春光。3月，他迫使音樂學院對李春光「批鬥教育」。6月，他又下令手下「採取果斷措施」，「組織強有力班子」，對李春光進行審查和批判。
自殺身亡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于會泳也被隔離審查。許多天，他神情恍惚，其心情與走上街頭熱烈慶祝的人們形成鮮明的對比。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歷史和人民拋棄了。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到繼續揭批「四 人幫」及其親信，並點了于會泳的名。這下，于會泳意識到自己的末日到了，於是在9月的一天，乘看守人員不注意，偷了刷廁所用的來蘇水，到晚上，就發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摘自：《「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著/李永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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