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九層之台，起於累土

原標題：馬建紅：九層之台，起於累土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各種資料庫的建立，人們獲取資訊的通道越來越廣，也越來越便捷，無論你想找什麼資料，只要在網上「搜一搜」，即可獲得「海量」的信息，提高了相同時間裡的工作效能，也可以理解為變相地增加了人們的壽命。不過，什麼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在網上搜集和下載資料是方便了，別人的東西很容易就能拿過來為己所用，不過人們開始變懶了。比如說，小學生們在網上搜個作業，大人們則可能找到各行各業的工作總結，這就有可能在「述職」的時候，出現銀行職員展望其他行業發展前景的笑話；這還不算，在其他一些頗具個殊性的工作中，也會出現「雷同」的文本，比如最近就看到一則消息，說浙江省某市中院審理了一起有關辯護詞的著作權侵權糾紛案，原被告都是律師，而被告在某一案件中的辯護詞，竟然大量複製抄襲了原告的辯護詞！法院認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侵權，並要求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萬元。雖然該案的裁決引發了一些爭議，不過這被告律師的「引用」方式還真是比較奇葩，居然連自己委託人的辯護詞都懶得寫。互聯網或資料庫帶來的最大方便，還體現在研究生論文寫作「審閱」，以往紙書時代還需要剪刀糨糊，這時卻只需滑鼠一點，來個複製粘貼，幾經剪裁，改頭換面，鴻篇巨製即可大功告成。當然，這樣造就的學術垃圾也引起了人們的反感和警惕，於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為防止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還催生了一種所謂的「查重經濟」，這「共享」時代的人們可真是互相成就呢。

互聯網儘管造就了一些投機取巧、走捷徑的人，不過它也為學風嚴謹的學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畢竟只要是入「庫」的資料，無論是最前沿的，還是最久遠的，都可以通過那些奇特的「引擎」搜索得到，見到有用的資料，大可以列印、複印或掃描，還可以拍照查看，寫作的時候則可以通過敲鍵盤來「碼」字。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的學者比以往的學者要幸運的多，想想那些著作等身的大家們，為了搜集資料，他們得整天泡圖書館，踩著梯子在塵封的文獻中尋覓自己要用的隻言片語，搜尋到後得辛苦地抄在卡片上，寫作時還需用毛筆寫小楷的書稿，單單是完成這樣的工作量就很讓人佩服，更不用說深藏在其著作中的洞識和卓見了，這大概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學者的治學精神和治學方法了吧。

最好的例證是梁啟超先生，他是公認的學術大家，在其《飲冰室合集》一千多萬字的皇皇巨著中，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幾乎每一門現代社會科學都可以從他那裡找到源頭，而且有些核心概念和範疇，他有首創之功。以法學領域而言，梁啟超就在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法史學及國際法學等方面都有貢獻，而他的一些相關著作，至今仍在大學或研究生教育中被列為最重要的參考書，而他通過《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提出的「法理學」，也早已成為法學領域中最基本的基礎學科。記得有一年的研究生入學試題中，有一道問在中國誰最先發明了「法理學」一詞的填空題，好多學生想當然地填寫了他們所知道的法理學老師的名字，因此而給枯燥的閱卷工作平添了幾分熱鬧。

梁啟超的博學和高產，並沒有影響其文章的水準，其論著的嚴謹、客觀和全面，堪稱學界之楷模。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論著中，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繞不過的一座山峰，其中他對古人「民本思想」的扒梳整理，為後學省卻了不少查找搜羅之苦。不過，當我們毫不費力地運用他的研究成果時，對其背後的辛苦卻是我們無從體味的，讀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則可窺知一二。該書是先生在天津南開大學的講義，其中的第五章專章討論「史料之搜集與鑒別」的方法。他以自己研究中的幾個實例加以說明。比如，他說他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的情狀，故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匯而錄之，得到六十多條；從《逸周書》中搜錄，得到三十餘條；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中搜錄，得七十餘條；從金文款識中搜錄，得九十餘條；其他散見於各書中的還有三四十。除去重複的部分，其夏商周古國名之可考見者，有將近三百國，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分之二，其中最為稠密之處則在今山東、河南和湖北等省，有現今一縣而跨有古代三四國之境者。足見古代社會結構完全不同於今日。再比如，梁啟超言其曾研究六朝和唐時的造像，見初期所造者大率為釋迦像，次則多彌勒像，後期始漸有阿彌陀像、觀世音像等，因此則可推見各時代信仰對象之異同及印度教義之變遷。從文中的敘述，我們可知其在研究過程中，披覽了大量書籍，而披覽的過程也絕非蜻蜓點水，當我們閱讀他的那些著作時，何曾知道其背後所做的這些功課！

不惟如此，梁啟超還不惜以「自黑」的方式，講解鑒別史料中「偽事」的方法。比如有些「雖非偽而言之過當者」之事，即以他自己所著之《戊戌政變記》為例，認為後世治清史戊戌之事者，都會認為這是最可貴的史料，然而他自己卻不敢自承其「悉為信史」，原因是他作為親歷者，受感情作用的支配，難免將真跡放大。明乎此，治史者在進行研究時，對史料的鑒別就務須謹而慎之。

從這些記錄中，我們可以推知作為高產的學術大家的梁啟超，其成就背後是點點滴滴的努力和積累，正所謂「九層之台，起於累土」。我們在文章開頭談到互聯網或資料庫時，並非要人們拒斥其帶來的便利，而是希望我們老實而合理地去利用它，不要讓它的便捷扼殺我們的創造性。其實，無論是在故紙堆中查抄卡片，還是通過資料庫下載資料，其目的都是為了知識的再生產，不同的只是方式，相同的則是背後嚴謹的學風和治學精神。拋卻浮躁，靜心向學，雖不一定能成為梁啟超那樣的大家，做一個真誠而小有所成的學者還是可能的。

（本文發表在北京青年報2018年1月13日第二版。這段時間或出差或開會，無暇上網，故推送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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