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中國式生存智慧：從「笨拙愚鈍」到「老奸巨猾」｜史間道
原標題：曾國藩與中國式生存智慧：從「笨拙愚鈍」到「老奸巨猾」｜史間道
作者：張宏傑，歷史學者，作家，CCTV《百家講壇》特邀主講嘉賓。
來源：《同舟共進》2017年12月號。
同治五年，55歲的曾國藩在家書中對曾國荃回顧了他一生三次「為眾人所唾罵」及三次軍事大失敗。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對曾國荃回顧了平生「四大塹」。 綜合這兩封信，讓我們曆數一下曾國藩的平生恥辱——正是這些恥辱，最終讓他在性格方面「脫胎換骨」。
五次考秀才名落孫山
第一次大辱是「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這一年21歲的曾國藩又一次參加秀才考試。也許是天資確實鈍拙，也許是父親兼老師曾麟書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曾國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孫山。道光十二年這一次，曾國藩考前下了苦功準備，考後也自覺發揮不錯。結果發榜之日，卻被學台(即湖南省學政，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懸牌(發布公告)，責其「文理太淺」，以佾生註冊(「佾生」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獲「佾生」資格則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只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
在一般人看來，獲得「佾生」資格也算是小有收穫，值得祝賀。曾國藩卻視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懸牌批責為奇恥大辱。回到家塾「利見齋」，他閉門不出，咬牙發憤。沒想到這一次「懸牌批責」，居然如當頭棒喝、醍醐灌頂，學了16年也沒有學通的曾國藩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突破了父親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筆思路，文理大進，轉過年來第七次參加考試，終於中了秀才。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國藩一生功名的開場鑼，又一年，他中了舉人;又四年，中進士，點翰林，從此飛黃騰達。
觸犯潛規則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余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國藩升位實職副部長後10個月，在家信中竟然表示：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為無補於國計民生。如果幾個弟弟有誰能夠出來做官，家裡生計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官場了。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猶如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腐敗已滲透入帝國肌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臟，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裡的乘客，眼看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國藩郁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身居翰林之時，曾國藩只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
這種污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的咸豐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為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為懼，以柔靡為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狀。他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泄沓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為讚賞，對「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布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中心。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其實，官場上對曾國藩這個憨頭憨腦坐直升飛機飛上來的湖南愣頭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鋒芒畢露，人必非之。 看到他的奏摺中把京官描寫得如此不堪，官員們氣不打一處來。好嘛，滿朝皆醉你獨醒，滿朝皆濁你獨清?就你對大清朝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廢物?
因此，曾國藩的這個「笑話」很快騰於眾口，風傳全城，人們見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國藩無地自容，寒了一輩子。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平生第二大塹」。
這「第二大塹」並沒有使曾國藩沮喪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對這個官僚體系的戰鬥決心。在一年多時間裡，他滿懷赤誠，盡忠竭智，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種種危機，官僚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呼籲皇帝大刀闊斧，加以徹底改革。
但咸豐心胸狹窄，氣質庸弱，完全談不上雄才大略。他對如何駕馭大清政治心無定見，曾國藩這些嘔心瀝血的摺子，他草草讀了一遍，隨口誇獎幾句，事後卻扔進廢紙簍。曾國藩大失所望，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為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咸豐皇帝毫無準備，像無頭蒼蠅一樣，指揮混亂，布置失措。曾國藩認為，要想挽救大清帝國，只有敲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為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陳聖德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謹於小而反忽於大」， 「徒尚文飾，不求實際」，剛愎自用、出爾反爾。
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咸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咸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為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
皇帝大發雷霆，曾國藩並不感覺意外。但皇帝的嘵嘵置辯，卻讓他認識到通過苦口直諫使皇帝猛然驚醒是不可能的。此後，他還是不斷地上建議改革的奏摺，不過多是就事論事，不再有類似的憨激之言了。
本來，曾國藩在京官中人緣頗好，然而接連兩次挑戰「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彈劾賽尚阿)，卻令人際關係網出現巨大破洞。因為琦善門生故舊遍天下，與穆彰阿關係也頗深。曾國藩打破了「官官相護」的潛規則，成為官場上的異類。「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背後當然更有無數詆毀之詞。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幾乎成了京師人人唾罵的人物。
在京城的最後一段日子，曾國藩動輒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來愈想念家鄉了。國事頹唐，他百計奮鬥，卻絲毫無補，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意。
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終於得到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外差，他興沖沖逃離這個讓他失望而厭惡的京城，準備從此引退歸山。不料剛走到安徽太和縣，接到了母親去世的訃聞，當即換裝回鄉奔喪，至此正式結束了他14年的京宦生涯。
長沙之辱
曾國藩說：「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咸豐三年六月)不與焉。」似乎長沙之辱在他記憶中無足輕重。事實遠非如此：正是這次強烈刺激，推動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難，成就了湘軍。
事情起因於咸豐二年臘月曾國藩入省承擔公事。是年底，咸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糜爛。咸丰情急之下，詔命在鄉下老家為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里。曾國藩一到長沙，就展現出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
皇帝的諭旨傳到湖南時，太平軍已揮師湖北。湖南雖暫獲喘息，形勢卻依然危急。太平軍走後，各縣的會黨、土匪勢力不斷發難，也試圖步太平軍後塵以求一逞，湖南境內風聲鶴唳，人心惶惶。穩定社會治安成了當務之急。
曾國藩在自己的公館裡開設了一個「審案局」，專門審理社會治安案件。曾國藩命令，凡地方土匪、流氓、搶劫犯被抓獲，不必經過州縣，直接送到這裡。只要捆送來者，一不需要參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實際證據，只以舉報者口辭為信，稍加訊問，立即結案。處理方法只有三種：一是立刻砍頭，二是活活打死於棍下，三是施以殘酷的鞭刑。四個月內，審案局 「計斬決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二名，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曾國藩因此獲得了「曾剃頭」的著名外號。
恐怖政策確實收到了一時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輕舉妄動，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下來。奇怪的是，曾國藩勇於任事，沒有贏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卻招致重重怨懟。出山幾個月後，謗名滿城。甚至當時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表示對他種種作為的不理解和擔心。李瀚章為此專門寫信給他，「勸其緩刑」。
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國藩動了別人的「乳酪」。權力是官員的生命，也是官員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和收穫他人尊敬、巴結、攀附的唯一資本。官員視自己的權力範圍，就如同狗看著自己食盆里的骨頭，可以允許自己無所作為，卻絕不允許別人在這裡有所作為。
曾國藩不遵循行政程序，視湖南通省官員如無物，更是大傷文官們的面子。你要當好官，出成績，這可以理解，誰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們踩得這樣狠，反襯得這樣無能?你半年裡辦的事，超過了湖南幾十年的工作成績，這樣干法，別人的面子往哪裡擺?
咸豐皇帝任命的「幫辦團練大臣」並非曾國藩一人。但只有曾國藩一人，一不要錢，二不要利，只想真正為國分憂。這又觸犯了官場潛規則。一場大風波不久就到來了。
風波的觸發點是練兵。
曾國藩不是軍人，但他深知，依靠目前這支大清軍隊，打敗太平軍是不可能的。因為晚清國家軍隊是一支沒有靈魂、沒有「天良」、沒有精神力量的軍隊。要挽救這個國家，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在接奉聖旨後的第10天，曾國藩就復奏，要在長沙創建一支新的軍隊。
曾國藩練兵，首重給軍隊注入「良心」和「靈魂」。他在中國軍事史上首先發明了「政治教育」。這當然是好事，但問題是曾國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和各地國家軍隊一樣，駐長沙的綠營軍，軍紀廢弛，四處擾民，令全長沙頭疼。曾國藩命令駐省的正規軍隊每月數次與湘軍一起「會操」。他為了喚醒這些兵痞的良心，也確實苦口婆心。
這一利國利軍之舉，卻差點讓曾國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慣例是文官不管軍隊的日常事務。即使是巡撫這樣的實權大官，也不會具體過問軍隊的日常操練。文官們雖然痛恨曾國藩，但也只能形於辭色，性情粗野的軍人們卻沒有這麼好脾氣，他們立刻付諸行動。
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他在太平軍進攻湖南時曾臨陣脫逃，此時面對曾國藩卻很勇敢。他不僅帶頭抵制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唇鼓舌，四處鼓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行事至剛的曾國藩立刻給皇帝上了個摺子，彈劾清德，並猛烈抨擊湖南駐軍。尚方寶劍很快顯示了威力。咸豐皇帝立刻將清德革職拿辦。表面上看曾國藩在這次衝突中取得大勝，實際上失敗的隱患已根植在這場「大勝」之中。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動輒咬人足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
綠營軍看著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麼看怎麼不順眼，經常借故與湘勇發生械鬥。一次綠營兵竟破門而入，連傷幾個隨從，連曾國藩自己都差點挨刀。曾奪門而逃，幾步竄到隔壁巡撫駱秉章辦公室門前，連連急叩。
駱秉章聽得一清二楚，卻裝聾作啞，暗暗發笑。駱的調處辦法是命人把捆送來的那幾個綠營兵帶來，他親自上前鬆綁，還連連向他們道歉，說讓兄弟們受委屈了!綠營兵面子掙足，興高采烈擁著這幾人而去。只剩下駱曾二人了，駱秉章一句安慰的話也沒說，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將來打仗，還要靠他們啊!」就轉身走了。 曾國藩氣得啞口無言。
一時間，滿城都是對曾國藩的譏笑之聲。
這是曾國藩出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進秀才的艱難，畫稿遭人嘲笑的尷尬，比起這次挫辱來，完全不在同一檔次。堂堂「副部級」官員，差點讓鬧事的兵痞殺了，還沒處講理。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朝的歷史上也不多見。
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向皇上控告。然而仔細一想，他就知道這種做法行不通。這一道奏摺上去，能把湖南全省官員都扳倒嗎?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員，那麼以後他在湖南的處境，豈不是寸步難行?
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曾國藩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他不再與長沙官場糾纏爭辯，而是捲起鋪蓋，帶著自己募來的湘軍，前往僻靜的衡陽。不爭一日之短長，等練成一支勁旅，打幾個勝仗給你們看看，那時自會分出高下——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辦法。
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著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確實是赤手空拳，剛到衡陽，曾國藩面臨著五無：一無辦公場所，二無名正言順的職權，三無經驗，四無朋友前來幫忙。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制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制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系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制。這種體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為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為他慷慨解囊。曾國藩身為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闢固定餉源。
重重困難之中，曾國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長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鬥志。吃盡了千辛萬苦，曾國藩終於練成了一支一萬七千人的隊伍。咸豐四年四月湘潭之戰中，湘軍水陸不足萬人，與三萬之眾的太平軍作殊死戰，十戰十捷，以少勝多，殲滅太平軍萬餘人。這是太平軍興起以來清軍取得的唯一重大勝利。
接到戰報，咸豐皇帝大喜過望，發出一系列上諭，嘉獎湘軍，還特命曾國藩單銜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撫一人之外，曾國藩皆有權調遣。這道上諭從根本上轉變了曾國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諭先發至巡撫衙門，駱秉章接旨後，立即帶著藩、臬兩司等一班官員，擁著一抬綠呢空轎，親自來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國藩入城。
曾國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終於取得了勝利。從這次經驗中，他領悟到，對於有志者來說，挫辱是最大的動力，打擊是最好的幫助。這構成了曾國藩生命經驗中最核心的部分。幾十年後，他還在家書中教育兒子說：「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家居兩年後的「大悔大悟」
湘軍的意外崛起，使黃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時間，朝廷褒獎，紳民歡呼，曾國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說，此時的曾國藩應該會呼風喚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國藩的日子仍不好過。因為體制仍然不順，餉項仍須自籌。曾國藩仍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以致肝氣上升，時常處於焦灼憤懣之中。問題的焦點在於曾國藩沒有實權。大清王朝各省的實權掌握在省長們也就是總督和巡撫們的手中，他們是全省官僚系統的絕對主人。下級官員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們手中，對他們唯命是從。
曾國藩需要實權，這一點皇帝心裡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淺的咸豐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以前只知曾國藩膽子大，這次才知此人本領大，振臂一呼，即集兵數萬，所向披靡。如果他打敗了太平軍後反戈朝廷，那豈不是比太平軍還難對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漢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後滿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盤是讓曾國藩游擊野戰，殲滅太平軍有生力量，最後仍由盤踞在天京腳下的滿族將領收功。因此雖然屢獲大勝，湘軍與清王朝體制上的矛盾仍未理順，曾國藩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這種艱難在江西表現得最為充分。
鑒於湘軍是唯一有戰鬥力的部隊，咸豐皇帝命曾國藩出省作戰，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軍出省作戰實行的是「就地籌餉」，江西官僚系統負有供餉之責。其時江西巡撫是陳啟邁，此人氣度狹隘，寸權必爭。他對曾國藩指手畫腳，呼來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為難。對這樣一個毫不知兵的巡撫，曾國藩實在無法敷衍，只好拒不從命。這下子惹火了陳啟邁，對曾國藩「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曾國藩只好自己想辦法在江西籌餉，這又侵犯了陳啟邁的財政權。在他的帶領下，江西通省官員與曾國藩針鋒相對。
曾國藩忍無可忍，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陳啟邁「劣跡太多，恐怕貽誤大局」，上奏參劾。陳啟邁所作所為確實讓人無法為之辯解，咸豐皇帝閱之大怒，立刻將陳革職查辦。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又重複了湖南的經驗，這次參劾不但沒有使其他江西官員束手，反而令他們變本加厲。接替陳啟邁任江西巡撫的文俊行事一如陳氏，江西官員在他的率領下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下絆子設障礙。甚至曾國藩的兵勇也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曾後來形容當時的苦況說：「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當然，使他「積淚漲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員的個人素質，而是咸豐皇帝對自己不信任。
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的難堪經歷。
正在曾國藩痛苦萬分之時，他接到父親的訃告。這個噩耗此刻倒成了擺脫困境的良機。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並且不等皇帝的回復，把軍隊拋在江西，徑直回了湖南老家。
皇帝當然不會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復中催他立刻回到軍中。曾國藩給皇帝上了一封奏摺，一股腦兒地把自己壓抑已久的愁苦憤懣都說了出來，期望皇帝體諒他的苦衷，授予他職權。沒想到逞婦人之智的咸豐帝卻和曾國藩較上了勁。適值此時天京內訌之後，太平軍內部分裂，勢力大衰，看起來已指日可平，有沒有曾國藩好像也沒有大礙。於是順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實際上解除了曾的兵權。
這當頭一棒差點把曾國藩打昏。他萬沒料到苦戰數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果。更讓曾國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勛的千載良機眼睜睜地從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際正當太平軍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他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了家。他的許多部下，都因軍功飛黃騰達。比如以知府投身於他的胡林翼早當上了湖北巡撫，而他卻仍是一個在籍侍郎，職位沒有任何升遷。
原本自詡硬漢的曾國藩這回有點挺不住了，舉動大異常態，整日生悶氣，「心殊憂鬱」，動不動就罵人，理學家的風度蕩然無存。在極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薦的老莊著作。幾千年前的聖人之言給了他意想不到的啟示，讓他恍然見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來的種種情形在大腦中一遍遍過電影，漸漸靜下心來。
曾國藩反思，在官場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臉腫，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個性、脾氣、氣質、風格上的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為人處世，總是懷著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自以為居心正大，人濁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鋒芒畢露，說話太沖，辦事太直，當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國藩終於認識到，行事過於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之人。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虛偽、麻木、圓滑、機詐，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時合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到達勝利的彼岸。
曾國藩把家居的兩年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維方式在這裡發生了重大轉變。
人算不如天算。曾國藩本以為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與自己沒有關係了，不想在天京內訌之後，太平天國勢力又迴光返照，攻破了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咸豐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國藩。大喜過望的曾國藩再不提任何條件，立刻出山。
曾國藩的朋友們驚訝地發現，曾國藩變了，變得他們幾乎不認識了：他變得和氣、謙虛、周到了;對皇帝不再那麼直言不諱，而是學會了打太極拳;他不再痛恨「濫舉」(邀功時拚命保舉下屬，拉攏人脈)，而是「同流合污」了;治軍不再一味從嚴，而是寬嚴相濟了……
晚年的「老奸巨猾」
經過數十年歷練，到了晚年，曾國藩已經稱得上「老奸巨猾」了。
最能表現曾國藩「老奸巨猾」的，當屬李秀成案的處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後，曾國藩首先對他進行攻心，套取資料情報。他幾次面訊李秀成，雖稱「訊」，卻態度謙和，言語體貼。和李秀成交談過程中，他也表現出一派真實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態，對李的才華表示讚賞，對他「誤入歧途」則深表惋惜。李秀成為曾國藩的魅力所傾倒，在自述中說曾國藩「有仁愛」、「有德化之心」，對他「恩情厚義」。從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話語來判斷，曾國藩當對李秀成有過暗示，比如許諾將為他向朝廷乞恩。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時意志動搖，從而寫下了數萬言的自述書。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後，曾國藩卻迫不及待地違反朝廷獻俘北京的命令，提前在南京殺了李秀成。因為一旦將李獻俘到京城，湘軍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機密也許就會曝光。當然，提殺李秀成的過程仍然進行得周到而富於人情味兒。曾國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級幕僚李鴻裔面見李秀成，向他通報「國法難逭，不能開脫」，告訴他將於當天被處死。這一行動既表達了對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諱」、「開誠布公」的作風。曾國藩也並未按自己彙報中所說的那樣將李千刀萬剮，而是斬首了事。事後將李氏之頭傳首諸軍，屍體仍賞給棺材一口，進行葬殮。李秀成臨死前對曾仍毫無怨意，說：「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
曾國藩生平以「誠」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錄李秀成自述時，他卻多處作偽。經羅爾綱等人考證，曾國藩在李秀成原稿上進行了以下幾處關鍵修改：
一是關於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跡本稱「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說明洪秀全病死。曾國藩為了誇大曾國荃的戰功，將此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證明洪氏直接死於曾國荃的軍事壓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經過。李秀成是在隻身一人逃難過程中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如果照此彙報，則李秀成之被俘與湘軍本無關係。曾國藩在原稿上用硃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
三是李秀成衝出天京的時間。李秀成的原話是：「初更之後，舍死領頭衝鋒，由九帥放倒城牆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時至二十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衝出，曾國荃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他的責任。
第四是刪改「天朝十誤」之第十誤。《李秀成自述》中總結了太平天國政治的十大失誤，第十誤原稿為「誤立政無章」。曾國藩將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誇大了曾國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釋為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回保衛天京。
吳方在《傳送思想的能量與局限——由曾國藩看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舍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這麼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是對朝廷最忠誠的。除了極少數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舊利益之處外，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 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以至李鴻章在信中說：「吾師蒞津後，章疏皆系老實話，每為人所挾持，此鴻章所不敢出者。」
曾國藩雖然掌握了官場生存的秘密，有時也使用權詐手段，但內心操守卻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場，並不特別得心應手。
最能表現曾國藩晚年風骨的是這樣一件事：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譞托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但曾國藩數次峻拒。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曾國藩維護了這個政治原則，卻深深得罪了醇親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後，他及他的派系對曾國藩之攻擊不遺餘力。
曾國藩早年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單線思維、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中年以後，曾國藩終於在與世界的戰鬥中變得圓融了。然而這種圓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來的，是從質樸方剛中升發來的。這是曾國藩與別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他的圓融是質樸剛正為基礎的，與世俗的油滑機智不可同日而語。歷經千折百磨之後，曾國藩的初衷並無任何變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不再認為通過雷霆手段能迅速達到目的，然而他還是相信通過浸潤之功，日將月就，終會實現這個理想。他的計劃是從自己做起，浸潤周圍，培養出一批正人君子，佔據要津，通過這些人逐漸影響整個社會風氣，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默察天下大局，萬難挽回，待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因此曾國藩在做官的同時，還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對自己的屬下親信進行道德學問方面的培養，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幾為中國歷史上無人可比。
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慘烈代價。許多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在與世界的一次次衝突中斬關奪隘，終於伸縮如意，本領大長。
梁啟超說：曾文正者……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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