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陵唐氏書坊考略
原標題：明代金陵唐氏書坊考略
明朝的圖書出版政策較前朝相對寬鬆，為其書坊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由於金陵所處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濃郁的人文環境，以及經濟和文化的迅速發展，唐氏書坊順應時代需求，所刊刻之作品題材豐富，版式多樣，可謂利益共贏。唐氏書坊高超的刻工和精美的裝幀，對我國的版刻及圖書出版都發揮了啟迪和示範作用，在我國民間書坊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對我國的圖書出版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
1、金陵唐氏書坊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
1.1 明朝的統治由明初的嚴酷到中後期的逐步寬鬆是金陵唐氏書坊產生、發展並不斷趨於成熟的政治條件。出身於世代僱農的明太祖朱元璋，統一天下後，深知權力的重要，在有識之臣的輔助下，親手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典章制度，以期明朝萬年不易。但事與願違，朱元璋在上層實施的廢相制度、分封藩王、宦官政策等。卻為他帝崩之後帶來無窮的禍害。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為鞏固自身統治，誅殺功臣，消除異己，大興文字獄，禁錮文人的思想。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刻書體制也要求統一，更大力提倡程朱理學，以「代聖賢立言」的八股文取士，且規定八股考試的內容只能從《四書》、《五經》中取材，凡是與程朱相違背的書籍，都遭到禁止。在此高壓政策下，人們的思想受到禁錮，民間書坊幾無發展的空間。至嘉靖、萬曆年間，在明朝前期實施的一些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如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扶植工商業的政策措施，收到較好效應，城市工商業加快發展，社會逐步趨於穩定，人們的思想也較前期活躍。在此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湧現出了一大批文人名仕和著名的藏書家及藏書家創立的藏書樓(閣)，為書坊業的繁榮與發展準備了一定條件。
1.2 金陵作為當時江南的重要城市之一，伴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市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閱讀需求逐漸強烈。金陵自古為江南重鎮，物產富庶，人傑地靈，文化底蘊深厚，加之明王朝對書業的鼓勵，不僅官刻極為盛行，民間坊肆刻書也十分發達。明胡應麟云：「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薈萃焉!」。明代的圖書出版政策，較其前代相對寬鬆，沒有繁文縟節，層層把關，逐級審查的圖書出版制度，無論官刻、坊刻、私刻，擬或達官顯貴、讀書仕子，只要財力所及，皆可刻書。到永樂年間，經濟發展迅速，「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擔外，府庫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據考證，明時金陵人口六七十萬，行業六十多種，從業人口13萬。這是一個工商業發達，市民眾多的大都市，且又是南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墨客多會聚於此，書籍需求量很大，這無疑對書坊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書坊經營者看到了這裡潛藏的巨大商機，唐氏書坊正是抓住了讀者的心理，走在了其他書坊的前列，家族聯手刊刻、刊印了大量的戲曲和小說出售，滿足了市民對閱讀的需求，在當地頗具影響，並且似乎具有了一種早期集團經營的特點。
1.3 在經濟得到發展、市民生活普遍提高的背景下，文人需要將自己的作品通過某種渠道呈現給讀者，而書坊正是迎合了這種需求，是為金陵唐氏書坊產生的思想文化條件。明朝寬鬆的經濟政策，使城市的手工業者和市民階層不斷擴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閑暇之餘，希望通過閱讀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唐氏書坊的經營者看到了其中龐大的讀者群和存在其中的強大商機，他們或自己組織人員，或與其他書坊合作編纂，或聯繫當時有影響的文人和喜好藏書者撰稿，然後再由書坊刊刻和發行，獲得的利益雙方共得。此外，還有一些有財力的藏書家，除自己閱讀、藏書外，也希望將自己的思想、觀點和見解傳達給別人，於是由自己寫書、編書、刊刻和發行，從而也促進了書坊業的發展。
1.4 隨著我國印刷業、造紙技術的不斷提高，催生了一大批技藝精湛的刻工，是促使唐氏書坊大發展的物質條件。唐貞觀年間，雕版印刷作為一種已經比較成熟的技術開始在民間應用，據史料記載和文獻實物，至晚唐懿宗咸通年間，雕版印書之風漸盛，並漸為士大夫所注意而形諸記述。至北宋初期，宋太祖重視文治，大量官府刻書擠壓了書坊自主刊書，影響了書坊獨立發展的空間，書坊在朝廷禁令和官刻本市場雙重擠壓的夾縫中，艱難前行，民間書坊業發展緩慢。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記述：「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這應是當時京師開封民間雕刻印賣書籍的真實記述。改朝換代無法阻止社會前進的腳步，到了明朝，朝廷為鞏固統治，統一民眾思想，大力發展官刻本，培養了一大批技藝精湛的刻工為其服務，同時，民間書坊也開始逐漸嶄露頭角，使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達到鼎盛。金陵作為明王朝的陪都，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政治的寬鬆、經濟的發展、文化的活躍都促使大批刻工涌人這裡，為書坊業的繁榮、發展和壯大補充了重要的人力資源。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中著錄金陵書坊為93家，繆詠禾在其《明代出版史稿》中又增列10家，戚福康在其《中國古代書坊研究》中列出了唐氏書坊共16家，他們分別是：金陵唐對溪富春堂(又稱金陵三山街綉谷對溪書坊唐富春，或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金陵唐綉谷世德堂、金陵唐氏文林閣唐錦池(又稱賢集、唐惠疇)、金陵書林唐鯉躍集賢堂(又稱唐鯉耀文林閣)、金陵唐鯉飛(季龍)、唐少林興賢堂書鋪(即金陵書讀唐少橋)、金陵書林唐振吾廣慶堂(唐國達)、金陵唐晟(亦稱世德堂)、金陵書林唐文鑒、金陵唐羽中宇、金陵書肆唐廷仁、金陵唐龍泉、金陵書林唐廷瑞、金陵唐建元、金陵書肆唐謙(益軒)、金陵唐際雲。可見，唐氏書坊在明朝達到了鼎盛。
2、唐氏書坊刊刻的主要作品
唐氏書坊在嘉靖、萬曆年間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成為江南一帶民間同族經營坊間最多(據戚福康著《中國古代書坊研究》考證有16家，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有名號可考者多達15家)、刊刻種類較為齊全、規模較大的書坊之一，在我國民間書坊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對我國的圖書出版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唐氏書坊以富春堂、文林閣、廣慶堂、世德堂最有名，它們刊刻的書籍包括版刻圖釋涉及多個門類，裝幀精美，刻印清晰，蜚聲江南，在江南民間書坊史上佔據一席之地，諸如科考之書、戲曲、小說、詩集、琴譜等，特別是戲曲書籍的刻印更是名聞全國。
唐氏書坊刊刻的作品非常之多，查閱《明代版刻圖釋》、《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及《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坊刻本》，即可見有以下作品：
《綉谷春容》十二卷。明羊洛敕里起北赤心子彙輯，明世德堂刊本。四周三欄，白口。正文上下兩欄，上欄半葉十四行，行十二字，下欄十二行，行十七字。
《新刊古今名賢品彙注釋玉堂詩選》八卷。明舒芬選，舒琛增補；楊綜注。明萬曆七年(1579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四周雙欄，白口，單魚尾，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
《南華真經旁註》五卷。明方虛名輯注。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左右雙欄，白口，單魚尾，半葉六行，行十七字，六小行夾注，眉欄行七字。
《新鐫衛生真訣》二卷。署「辛豐居士校梓」、「林泉散人蔘訂」。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金陵世德堂刊本。四周單邊，白口，無行格，字數不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七集二百三十六卷。宋祝穆、元富大用、祝淵編。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雲林唐積秀德壽堂重刊本。四周單欄，白口，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
《春秋公羊傳》不分卷，附《考》一卷。漢何休注；明閔齊伋裁注。明天啟年間(1621至1627年)文林閣唐錦池刊本。四周單欄，白口，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字數同。
《羅經秘竅》十卷，明甘霖撰；《新鐫唐氏壽域》一卷，明福賢撰。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文林閣唐氏《五種秘竅全書》本。四周單欄，白口，單魚尾，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
《新鐫諸子拔萃》八卷。明李雲翔評選。明天啟七年(1627年)秣陵唐翼甫、張賓宇朱墨套印本。四周單邊，白口，半葉八行，行十九字，無行格。
《士商類要》四卷。明程春宇編。明天啟六年(1626年)文林閣刊本。四周單欄，白口，單魚尾，半葉八行，行二十字。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二卷。明劉兌撰。明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積德堂刊本。題記稱「金陵樂安新刊積德堂刊行」，是為現存南京本戲曲之最古者。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二十卷。晉干寶撰。明萬曆元年(1573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
《新鐫增補全像評林古今列女傳》八卷。漢劉向撰；明茅坤補；彭烊評。明萬曆間(1573至1619年)金陵富春堂刊本。
《新刻出像音注岳飛破虜東窗記》二卷。不著撰人。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書肆富春堂刊本。
《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註拜月亭記》二卷。元施惠撰。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
《新刻出像音注劉玄德三顧草廬記》二卷。不著撰人。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書肆富春堂刊本。
《鐫新編全像三桂聯芳記》二卷。署「秦淮墨客(紀振綸)校正」。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對溪富春堂刊本。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一百回。明吳承恩撰：華陽洞天主人校。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卷，八十九節。不著撰人。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鑒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明陳氏尺蠖齋評釋。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重校青袍記》二卷。不著撰人。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書肆文林閣刊本。
《新刻全像古城記》二卷。明人撰，佚名。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書肆文林閣刊本。
《新刻出相音釋點板東方朔偷桃記》二卷。明吳德修撰。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廣慶堂刊本。
《新編全像點板竇禹鈞全德記》二卷。明王樨登纂。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廣慶堂刊本。
《新編全相點板西湖記》二卷。署「秦淮墨客(紀振倫)校正」。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廣慶堂刊本。
《新鐫武侯七勝記》二卷。署「秦淮墨客校正」。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廣慶堂刊本。
《新刻出相點板八義雙杯記》二卷。署「秦淮墨客校正」。明萬曆年間(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廣慶堂刊本。
當然，上述所列僅僅是唐氏書坊刊刻作品的冰山一角，未列的還有很多。據張秀民的《南京的印書》一文，其中以唐對溪富春堂為最多，據說有百種。他刻書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紋圖案，稱為「花欄」，打破宋元以來傳統的單邊雙邊的單調。但足以看出，唐氏書坊在萬曆年間的發展達到鼎盛。又由於其多採用優良紙質，裝幀考究，質量上乘，並配有精美圖釋，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迎合了大眾口味。因此，深受當時市民階層和廣大讀書人的喜愛，更是受到藏書家們的歡迎。
明清易代，政治社會動蕩不安，書坊業跟著也受到影響，唐氏書坊自然也遭遇了迫害。由於是同姓家族經營，它們之間不免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盛極必衰，這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但它仍然留下了流傳廣泛、膾炙人口的精品之作，並為國內很多知名圖書館所收藏。
3、研究唐氏書坊的現實意義
金陵唐氏書坊對我國今天的圖書出版業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之處。書坊所面對的主要讀者群是廣大市民階層，他是應普通民眾的需求而印，追求盈利，但並非獨此而已，他同時也考慮科舉仕子、文人和專業人士的需要，刊印了大量科考、戲曲、詩歌、醫藥等類書，滿足不同階層讀者的需求。在今天看來，這與現代出版業確有異曲同工之處，即他們所追求的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是相同的。古代民間書籍的傳播，多得書坊之力，他們刊刻所用套印、餖版、版畫、拱花等技術，在今天我國古籍保護和修復中仍在使用。現代出版技術正是汲取了古代的優點和長處，才逐漸發展走到了今天，這種文化的傳承對我國出版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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