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冰花男孩到溺亡博士：寒門學子的人生為何這樣艱難
前幾天，那個冒著嚴寒上學的男孩刷屏了。大凡有點同情心的人，看到那滿頭白髮般的冰花，都不免有幾分心痛。
其時，我開車帶了兒子去幼兒園。儘管不到一公里，但大冬天的，走路確實冷。看看兒子，想想比他大不了幾歲的冰花男孩。百感交集。
順理成章的，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與冰花男孩相似的童年。
那時，我在離家八里的公社讀書。也是冬天，凍雨一下就是好幾天，通往學校的機耕道泥濘不堪，我卻只能赤腳行走。風裡來雨里去，每天得耗上兩小時。
幸好，川南不像滇北那樣寒冷。雙腳雖凍得通紅，也還承受得住。只是，有時不小心踢到石子上，鑽心的痛讓人直冒冷汗。直到五年級，母親託人從甘肅買回一雙水靴，從此才不再大冬天也赤腳。
我父親在區公所工作，母親是大隊幹部，按理說，在我們村，家庭條件要算最好的了。最好的也只能這樣，遑論其它？
我把這些講給比我小十歲的某人聽，她不相信這是真的。倒不是我們年齡相差太大，而是曾經的城市與鄉村就像兩個星球。我們那個年代最大的不公平，大約就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
好在，這種不公平還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扭轉。那就是高考。
我們那個年代，高考上大學——哪怕上中專——不僅是一件足以改變自身命運，庶幾也是可以改變家庭命運的大事。尤其是我們那種貧困鄉村，一旦收到高校錄取通知書，大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揚眉吐氣，父母也覺得多年的辛苦付出有了最豐厚的回報。
故而，在「學而優則不當農民」的理念下，我老家那個農業大縣，對教育極為重視。
無奈，那時錄取比例太低。一個班五六十人，能考上大中專的不過數人而已。
但比例再低，總還能讓你看到希望的火光。
比如我，復讀一年後，終於拿到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的通知書。我興高采烈地辦了農轉非，我的戶口就由長沖村二組變成某某市某某街，城鄉之間的鴻溝，我用十多年的寒窗終於填平了。
然而，曾幾何時，這種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卻漸成傳說。這感受，來自於另一條新聞。
新聞說，西安一位博士生因前途迷茫而溺亡。這新聞讓我感到一種徹骨的冷。這冷，比冰花男孩帶來的更甚。
儘管博士生溺亡的細節還有待公布，但從披露部分看，攻讀博士期間，博士生得為他的導師「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帘等。」
尊師是應該的，但導師是否有權把學生當作雜役差使？而學生要是敢於拒絕這差使，他到底還要不要繼續讀下去？還能不能拿到畢業證？所以，一般情況下，縱然萬般不情願，人在檐下，也只有忍氣吞聲。
就像冰花男孩一樣，博士生也身出寒門，家境大概只比冰花男孩稍好那麼一點。報道說，從讀大學起，除了學費外，他基本沒找家裡要過錢。本科時，他還在宿舍開過小賣部，給人修過電腦，暑假做過銷售。考上研究生後，同學在食堂碰見他，總看見他吃3塊5一碗的麵條。
這就是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博士生很懂事，很上進，很學霸。但誰他媽會料到，他的歸宿竟是冰涼有刺的河水？這個父母在堂、女友在側的青年，如果不是看不到未來，他會走這條路嗎？他願意走這條路嗎？
站著說話的人或許會批評他脆弱，但要是你寒窗苦讀十幾年，一直到考上了博士生，還得像個雜役一樣為導師服務，還得頻率很高地陪她吃飯，以二兩酒的量為她擋酒，以至「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滯。讀博一年半，只發了一篇論文，而且用的還是碩士期間的實驗成果」，換了你，你不堵得慌嗎？
如果說，導致冰花男孩滿頭冰花的是貧困的話；那麼，導致博士生溺亡的則是導師對他前途的決定性影響。知情人說，12月18日，這位博士生還為導師許諾要送他出國留學而興奮不已，但幾天後，導師卻因他去學英語沒及時替自己報帳批評了他。
這時，博士生意識到導師的許諾只是空頭支票。於是，知情人說，「出國無望，學術無果，這直接導致楊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而作出了輕生的行為。」
事實的完全真相，還有待進一步了解，但目前的報道和知情人的披露，就是這個鳥樣子。
不可否認，隨著擴招，隨著教育產業化，隨著學生把導師稱作老闆，隨著學生不得不依附於導師，大到為其論文捉刀，小到為其擦地洗車，如今的一些大學早就淪為名利場了。
因此，我的擔憂其實是，哪怕冰花男孩從小努力讀書，哪怕順利考進大學，甚至也考上博士生，可是，讀書真的能改變他的命運嗎？
能夠決定他命運的人與事太多了，他的個人奮鬥在多大程度上能走向成功？
在此，祝他好運。
人到中年，我終於明白了一個淺顯的道理：最大的不公平不是大家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是你的跑道上隨時可能升起一面你永遠無法逾越的牆。
至於這面牆到底是什麼鬼，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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