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領袖神話」之心理意義

一本號稱最為晦澀難懂的、由著名心理學家榮格所撰寫的名為《紅書》的書中記述了一個榮格的夢境：榮格謀殺了德國神話英雄齊格費里德、且陷入深深的自責與惶恐中。這個看似荒唐的情節實際上蘊藏著20世紀席捲全人類的一個持久而重大社會/歷史主題——領袖與人民的關係問題。而榮格發現了這一主題的無意識機制。

對於一個在二十世紀初說德語的人而言，古代日耳曼神話英雄齊格費里德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某種集體無意識原型、這個原型左右著二十世紀日耳曼心靈的一個重要的向度。當「基督」這個原型意象被古代日耳曼蠻族普遍接受後，齊格費里德的意象被悄悄置換了、它失去了對說德語的人們的內心的實際統治。直到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展開激烈競爭而日耳曼民族在這場競爭中的敗落後，齊格費里德原型被喚醒了。換言之，落敗的日耳曼心靈演變成了一個英雄原型的「溫床」，它「召喚」著神話英雄齊格費里德的「復活」，因為， 在集體無意識的層面，齊格費里德意味著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集合體的日耳曼人的尊嚴和希望。當一個納粹士兵高喊著「嗨希特勒」的口號前赴後繼地去送死，難道他們只是為那個名叫希特勒的竊取了領袖寶座的肉體凡胎去送死嗎？非也。他們其實是在為他們無意識中的英雄原型去送死，而希特勒不過天才地呼喚出了他們內心的那個神話英雄的原型意象而已。歷史進程讓希特勒及其事業失敗了，但那並不意味著日耳曼心靈中英雄原型的失敗，因為，那個英雄原型的真正失效，在於那個召喚出英雄原型的處境的失效。也就是說，二戰後的地緣政治格局不再以資本主義列強懲治戰敗國為重點，二戰後的新一代德國人不再整體而深切地感受到他們是失敗而無價值的人。日耳曼心靈中英雄原型才失去了它真正的民意基礎。

一種原型意象足以統治人心的前提是某種相應的現實處境的出現。英雄原型佔據人心必出於人們普遍的失敗感與無價值感的社會現實，這一原理，任何民族概莫能外。沒有最為普遍的失敗感與無價值感的社會現實，任何形式的英雄/領袖崇拜是沒有心理基礎的。

然而，人類的無意識心理法則是：任何原型意象被召喚出來服務於現實處境的同時，將意味著為這個無意識原型付出的「犧牲」是必不可免的。「英雄」帶領人民創造奇蹟，但人民也必將為他們要求的奇蹟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就像一個蹺蹺板，當人們要求蹺蹺板的一頭翹得老高的同時，蹺蹺板的另一頭豈能不落得很低呢？

可惜，人們總是那麼地健忘，當一個民族或社會共同體不再感受到來自其他民族的深刻威脅、人們就不需要蹺蹺板的一頭翹得老高了，因而人們便開始注意到蹺蹺板的另一頭的低落、且開始抱怨和憎恨蹺蹺板翹得老高的那一頭了。這就是為什麼在太平的年月，人們會對他們過去的「救星」懷著一種群體性的無意識的憎惡情緒、且競相以「謀殺」之為時髦了。

時下的中國，以高華者流所代表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這麼一群「齊格費里德」的「謀殺」者。他們帶動著一群鸚鵡學舌的跟風者。他們主張，對「領袖」意象的徹底拋棄是社會進步與自由的前提。他們的主張看似有理，不過，他們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倘若人們沒有群體性地遭遇到深重的失敗與無價值的境遇，英雄意象這個集體無意識原型是不會被激活的。換言之，足以徹底否棄英雄原型的前提，是無需英雄意象的普遍安適與公平的社會現實。倘此社會現實遠未到來，人們仍然普遍地忍受著失敗與無價值的境遇的催逼，則人們對英雄原型的期盼、渴望及其現實性投射就不會終止。

關於「齊格費里德」的敘事，有著一個非常玄妙的版本，亦即舞劇「天鵝湖」的故事。在這個敘事里，齊格費里德不但不像是一個「純雅利安人」頂禮膜拜的英雄，到更像是一個無明而糊塗的奶油小生。擺在他面前的可供結婚的對象有黑白（象徵善惡）兩個天鵝。而齊格費里德一度被黑天鵝給騙了。據說此故事有悲觀和樂觀兩個版本：樂觀的版本是齊格費里德最終識破騙局而和白天鵝結了婚，悲觀的版本是沒能戰勝黑天鵝而遭毀滅。眾所周知，舞劇《天鵝湖》可是蘇聯芭蕾舞台上的拿手好戲，但一般人卻看不懂這出俄國戲那極其深邃的無意識玄機。對於俄國人而言，人民需要英雄/領袖意象猶如日耳曼人之需要齊格費里德。但人民會錯誤地投射英雄/領袖意象（比如崇拜斯大林個人），這就像舞劇中齊格費里德選擇了黑天鵝。但這並不意味著英雄/領袖意象的不必要以及人民之投射過程的不必要。因為，令人感到失敗和無價值的社會現實未被消滅、而齊格費里德保留著選擇「白天鵝」的可行性。

那些個如高華般深受英美自由主義思維「加持」的時下的右傾知識分子是斷然不相信齊格費里德和白天鵝結婚的可能性的，在他們看來，英雄/領袖意象和黑天鵝的「婚配」是必然的。因而，齊格費里德是必須被「謀殺」的。這些右傾知識分子的錯誤在於：他們並不試圖「謀殺」那足以讓英雄/領袖意象被那些備受挫折人們所投射的不公平的、令人絕望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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