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情懷寄丹青：文同與竹

文史 01-20

別有情懷寄丹青：文同與竹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宋代：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瞭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

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斫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並得其法。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材。「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複寫一詩，其略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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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繪畫呈現出類似金字塔形的結構：

帝王

宗室皇親

擅長書畫的士大夫

畫院里的專職畫家

活躍於社會各領域的畫家群體

各階層間畫家由於社會地位、文化身份、人生理念不同、在藝術觀念、審美理想和創作追求上也自然有異。

士階層是歷代統治集團奪取政權和維繫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重要政治力量，他們通過各種形式薦舉，品評、科考等進入權力機構後便肩負起輔君治國的責任，這是食祿者的職責．也是士人成為大夫後的身份確認。忠君輔政是第一要義，其他都在其次，至於藝事，尤其是書畫創作，更屬雕蟲末技，業餘玩玩而已，絕不能干擾和貽誤政事，行政上不允許，社會輿論上也不認可。「丹青宰相」閻立本就是先例，閻立本身為貴族，官拜宰相，又擅丹青，卻一再的告誡子孫，不得習畫。

但宋代由於皇帝本人就熱衷書畫，所以士夫們也就有了較寬鬆的治藝自由，不過即使如此，對於士大夫們而言，繪畫仍屬從政之餘的閑事，不能反末為本，更與政績無關，這也就決定了士夫繪畫的一些基本特點。

首先在身份上他們雖然不如封王賜爵的宗室畫家那樣顯赫與尊貴，但仍屬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享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優渥待遇，體現在文化上，他們有條件接觸宮廷中的豐富書畫珍藏，士夫之間也可以進行交流切磋和相互推舉，作品也就更容易得到關注與傳播，從而影響和知名度也會擴大。其次是他們的身份也決定了創作上的文化品位，與宗室繪畫相比較，他們削弱了「富貴風」，而增強了文人的「書卷氣」。因為他們畢竟是既得利益者。少有落魄文人的失落與孤寞，即使有，也不宜在創作中表現出來至於創作中的俗、賴、痞、怪，更是士夫畫家絕對摒棄的東西：他們也在求新求變，甚至有「遊戲」的成分，但這些探索都是在不悖於理、不謬於情的前提下進行的。

當然，士夫們的出身背景不同。官階有高低，仕宦期間的際遇也有順逆。這些都會影響各自的創作，形成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文同就是一個典型，他的傳世作品也僅有兩件，而他的品行和治藝宗旨卻充分體現了士夫繪畫的特質，並對後起的文人繪畫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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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

文同，梓州永泰(今四川鹽縣)人，少時家境貧寒。後經發奮努力。考取了進士，《宋史》有傳。稱其「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享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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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同《墨竹卷》

文同任集賢校理長達二十多年，由於出身寒微，全無依仗，故在任期間謹言慎行，本分做人，一向不介入朝廷內的黨派之爭，對錶弟蘇軾的言談行舉也屢加勸阻告誡。或許正因為不會諛諂討巧和精於算計，文同一直得不到重用，後又因「議禮不當」而被奪官，於是乞求外放，朝廷也就批准了，但所放之地乃是既偏遠又貧困的陵州。

到任後，目睹滿目的凄涼景象，大出文同意料，曾賦詩道：「前年為郡得陵時，不謂其州陋如此：蕭條官宇岩嶺上，零落民家坑谷里。西城初人已可厭，竊渭豈堪余所止。」然而雖身處此境，文同並沒有抱怨，而是積極治理，在深入了解實情後，多次上書朝廷，奏請減免陵州賦稅，增強軍備，派遣專職官員監管鹽政等，做了許多福利於民的實事，勤勉清廉。是一個稱職的父母官。兌現了自己「願傾竭犬馬疲駑之力。夙夜勉勵所屬僚吏，宣布陛下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養育賤臣無涯之惠」的諾言。

與文同同時代的名臣呂陶曾撰文寫道：

「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眾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小州，其胸中之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明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小，知不知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暗道也。」

(《浮德集》卷十四)

」

這是在為文同嗚不平。但文同自己卻未必這樣想。或者說他把個人的榮辱得失看得很透。他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不過經過調整會重新找到平衡：

讀書已無效，何用轉勞苦。

閑齋幸無事，目共古人語：

古人議論好。善惡皆有補，

舍此欲奚為，惟應睡滿午。

(《丹淵集》卷十二）

又自我調侃道：

看畫亭中默坐，吟詩岸上微行。

人謂偷閑太守，自呼竊祿先生。

(《丹淵集》卷十六)

他一直以一顆「感恩」的心看待境遇，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尸位素餐，辜負了皇上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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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總是懷著感恩之心，所以在朝期間敬業盡職，外放之後勤政恤民，這位溫情太守疏於交際，摒絕聲色，自稱「性本不耐雜，況復茲寡侶，孤懷托寥曠，世慮絕參缸。」(《丹淵集》卷十五·獨游)人間少有知音，釋解塵累、調整心緒的可行方式就是讀書、吟詩和作畫，「若無書籍兼圖畫。便不教人自發生」：再有就是觀景格物了，而在窮山惡水的偏遠陵州，以及後來的洋州，都少名山秀水，多的是荊叢野竹，可就在這些尋常景物葉，文同卻獨有發現，將那些自生自滅，滅後還生，頑強倔強的山谷野竹，看作了自己的知己。觀竹、牖竹、吟竹、刪竹，將難以說向世人的心裡話都訴之於竹子。專設「墨君堂」張掛自己創作的墨竹畫，並請蘇軾撰文記之。

文同自己也寫有《紆竹記》。記述了自己在陵陽時所居北山坡上生有野竹，由於受到環境局制和蟲蠍之害，不能自然生髮，只能「蟠空繚隙，拳局以迸」，於是讓僕人清理掉荒榛腐蔓，想將其扶直捋順，培根固本，而竹子依舊「堅強偃蹇，宛鼽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還是竭力恢復了原狀。文同為之大為感動。說道：「觀其抱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轢，萬草之奇植也。」稱之「瑞」不適合，名之「怪」也不妥，於是想到「天之生物，概授以生，其各有所得失之者，莫不啻繫於其所託。竹之為物乃草木之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旁閼。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則天之所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茂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蹙於其外也。且其所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日纖。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不得已而取之也」(《丹淵集·拾遺卷下》)。這裡講的是竹，想的是理，抒發的則是情。於是將紆竹形諸於筆墨，懸掛於庭堂，日日觀滕。既是對竹的欽敬，也是對己的安慰與激勵。這就是今天我們依然能夠欣賞到的文同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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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同《墨竹圖》

為紆竹寫記並存影，時在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072)，去今已近千年。但畫中青竹依舊風姿綽灼。光彩照人，而文同為紆竹所發的感慨也仍然發人深思。引人感慨：這就是原本意義上的士夫畫——以君子之學修身勵志，以君子之行濟世利民。以君子之心觀物察微，復以君子之興遊藝抒懷。寄情書畫，乃是末中之末。無求於世。惟在自適耳。故蘇軾有言：「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史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蘇東坡全集》卷二十·文與可面墨竹屏風贊一首)蘇軾的感嘆是有道理的：不了解文同的為人(即好其德)，也就難解文同畫中之意，這時所謂的欣賞也就只能止於竹之形態的妍丑和筆墨的章法格局而已。至於為何如此措思，如此立意，如此安排。如此布置則茫然不知，由於不知其所以然，所獲得的感受也必然會打折扣。為此，不讀《紆竹記》就不明自為何畫曲竹。而不了解文同的人生際遇與品行操守。也就難以理解四品州官為何會對紆竹感興趣。創作是積源而成流。欣賞則是逆流而溯源。景觀都在沿途，意義盡在過程。這乃是中國傳統繪畫創作與欣賞的津梁所在，舍此則難以深解，就這樣，文同在創作中將主觀與客觀、人品與畫品統合起來了。賦予尋常之物以非比尋常的意蘊與象徵，為梅蘭竹菊「四君子」題材的出現做出了最初的探索和有益的啟示，也為繼起的文人畫發展樹立了典範，這乃是文同在畫史上最重要的貢獻至於他在繪畫技法風格上的造詣。大體不出宋畫的規範：精細雅緻，形肖韻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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