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66 宮崎市定 | 東洋的近世（三）

原標題：No.666 宮崎市定 | 東洋的近世（三）

東洋的近世（一）（二） 鏈接：

目 錄

前 言

緒論 東洋近世史的意義

一 世界與東洋的交通

二 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

三 中國近世的政治（本次推送）

四 東洋近世的民族主義（本次推送）

五 近世的文化

結語 東洋的近世與西洋的近世

三 中國近世的政治

中國中世紀的歷史伴隨著一連串的篡奪行為。篡奪天子之位的，往往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大臣。最早的例子見於西漢末年的王莽。平定王莽之亂、復興漢室的東漢光武帝對大臣的專權極其戒備，刻意強化君權，縱然是天下大事，也不讓朝廷大臣參與謀劃，皇帝獨裁萬機，在宮中建立內閣，置尚書數人以掌機密。然而，由於以後的皇帝大多年幼繼位，不得不任命得力的大臣為錄尚書事，總理宮中內閣，尚書一職於是逐漸失去機密性，變為政府機關。東漢末年，社會限於混亂，曹操以漢臣身份，剷平四方群雄，掌握朝廷實權，事實上魏王朝已經成立。曹操設置了直屬於自己的秘書官，稱為中書，讓其商議天下機密。曹操之子曹丕篡奪東漢政權，是為魏文帝，中書於是成為帝室內閣，其長官中書監、中書令的許可權最終。

王莽竄漢時，利用周成王的叔父周公踐祚聽政的古代傳說，廢黜漢室幼帝，自踐帝位。曹丕則仿照堯舜的禪讓形式，迫使東漢最後的皇帝漢獻帝自願把帝位讓給德行高超的曹丕，曹丕也三度辭讓，最後不得不登上天子的寶座，這就是所謂的禪讓。以後，中世紀王朝更迭的正統方式一般均為禪讓。不管背後的事實如何，表面都是被民眾遺棄了的舊王朝，面對德高望重的新王朝，自覺天命所趨，自願將正統的天子地位禪讓給有德者。在禪位的儀式中，新王朝在萬眾矚目和彼此認可的情況下，繼承前朝遺產，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新王朝的正統地位。從曹魏篡漢至五代末的陳橋兵變，七百餘年間，中國一直實行著禪讓式的王朝革命。

曹魏雖說是篡漢，但曹操靠自己的實力平定了東漢末年的大亂，可以說是創業君主，並非坐而橫奪，然而西晉篡魏卻不一樣。西晉司馬氏是曹魏的大臣，父子相續，實權在握，朝廷大勢勢必歸於司馬氏之手。由於朝廷官員中憎惡司馬氏專權，志在盡忠魏室的大臣也不少，因此，擅權三代的司馬氏為了謀求家族的安泰，有必要早登帝位，排除異己。在這種情況下，司馬氏乘平定蜀漢大獲全勝之機，強行篡魏，建立了晉王朝。以後的王朝革命，大多是通過這樣的橫奪實現的，表面上則以禪讓的美名作為粉飾。

進入西晉以後，原本作為皇帝內閣的中書又變成了公共的政府機關，極易受到權臣的控制。於是，天子身邊的門下侍中，逐漸成為皇帝能夠商議機要大事的人員，中書的部分權力因此被侍中分走。整個東晉南北朝，雖說中書和門下掌機要，但它們都逐漸遠離天子個人的掌控，成為由朝廷大臣兼任的對外機構。

禪讓式的篡奪之所以會發生，權臣的野心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權臣的背後，實際上有一群官僚貴族在支持著他。在貴族出身的官員看來，頻繁發生的王朝革命，對謀求自身地位的榮進不無好處。因為每一次革命，最上級的大臣變成了天子，他的位子空出來了，同時，革命之際，必然會有一些犧牲者，他們所佔的位子也空出來了，這些位子理所當然地會轉移到革命功臣身上。革命成功以後，被推上天子寶座的那個人，為了阻止新的革命運動的發生，必須對個別朝廷大臣加以戒備。天子通常是不會給位高望重的大臣以實權的，更安全的做法是在宮中設立內閣，與自己的幾個心腹一同商議政務機要。漢朝以來出現的尚書、中書、門下侍中，都屬於這一類機構。然而，這些機構由於掌握實權，即使地位不高，但也是朝廷大臣們非常希望得到的職位，因此，經過一段很長時間，這些機構逐漸脫離了天子個人的掌控，而由大臣兼任，天子的地位反而時常受到大臣的壓迫。換言之，原本為強化君權而設置的皇帝私人機構，一個接著一個地向貴族公開，最終成為貴族群體的共有物。

西晉因為北方民族的入侵而亡，東晉南渡，以今南京為都，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篡奪東晉王朝建立南朝劉宋政權的劉氏出身軍閥，以後，南朝基本上都處在軍閥天子的統治之下，歷經了宋、齊、梁、陳四個短命王朝。隨著軍閥王朝的頻繁交替，朝廷的貴族官員產生了強烈的門閥意識。這就是說，沒有門第的軍閥，雖然在風雲際會之際得到貴族官僚的擁戴成為天子，但是，貴族官僚與王朝更替幾乎沒有關係，因為貴族官僚自有他們古老的家族譜系，歷朝歷代都出任顯官，因此他們的地位並非自己取得，而是由歷史決定的。帝王或許擁有剝奪他們官位的權力，卻不擁有抹殺貴族歷史的權力。也就是說，貴族作為天之選民，是經歷了長期生存競爭後勝出的優秀者，自有一種自尊心。東漢依賴崛起的豪族勢力，但凡有機會便會進入官界，成為官僚貴族，他們同時又是文化的載體。魏晉以來頻繁的王朝革命，使帝室失去了尊嚴，而貴族反而因自己比帝室用歐更長更久的門第傳統而自矜誇耀。

在華北，自五胡入侵以來，掌權的基本上是外來的異民族帝王。鮮卑出生的北魏王朝統一了華北，以淮水為界，與南朝的漢人王朝對峙。即是在北朝的統治下，魏晉以來的家世連綿不絕的漢人貴族也依然保持著門閥的矜持。新來的北方民族想要管理好漢地，勢必倚仗漢人貴族的勢力。最易行的政策，就是提拔漢人為中央高官，加以優待。在與漢人貴族的交往之中，北族逐漸被漢人貴族的文化所同化，以王室為首的北族權貴逐漸變身為與漢人幾無二致的新的貴族群體。

華北、江南均可見到的這種貴族制度，可以說是封建制度的一種變形。在封建制度下，一個家族的繼承人，在繼承祖先財產的同時，也一併繼承了他們的政治地位。而在貴族制度下，一個家族的繼承人，雖然可以完全繼承父祖的財產，但父祖所得到的政治地位，則必須與其他貴族共有。也就是說，假如父親是宰相，那麼，他的兒子也擁有主張自己成為宰相的權利。不過，宰相的位置並不是由特定的某一個家族所獨佔的，而是分屬於擁有同樣權利的好幾個家族。如此一來，雖然同是貴族，其中既有長期出任宰相的家族，也有運氣欠佳，長期出不了宰相，以致失去既得權利的家族。貴族的這種浮沉盛衰，同時又導致了彼此之間的激烈競爭，甚至鉤心鬥角。只是貴族之間很容易發生的無限制競爭和獵官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彼此的嫉視和牽製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抑制。至此，貴族社會編程了一種極度排外的、封閉的社會。貴族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權益，必須盡量防止新貴族的出現，即使有些人因與君主的個人關係而平步青雲，遽得高官，舊貴族也會將之視為暴發戶或勛門而加以蔑視，極度厭惡這些人加入自己的社會。帝王為使地方統製得以圓滑運作，也樂得利用貴族群體的既有勢力，盡量遵從貴族之間的輿論，授予各個家族適當的官位，維持貴族群體的秩序，從而得到為政公平的稱讚。這樣，貴族間產生了等級，有些家族成為中央政府的高官，有些家族則出任地方州郡的要職，從而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形的貴族制度。

君主的政治權力有時也可以對貴族進行抑制，特別是在王朝革命之際，甚至會出現一些強勢的貴族因為政治鬥爭而犧牲滅亡的現象。但是，君主的權力雖然能夠消滅某些特定的貴族成員甚至貴族家庭，但卻無法消滅呈金字塔狀的貴族群體。在兩三家權勢貴族滅亡以後，其他貴族立刻替代補缺，金字塔依然是金字塔。

隋朝過後，到唐朝統一天下，這種形勢依然未能消除。各貴族家庭雖然因南朝的滅亡和隋末的動亂受到衝擊，發生了劇烈的變動，甚至出現了部分的新陳代謝，但天下一旦平定，一種新型的唐代貴族金字塔又重新建立起來了。官員之間的風尚，並不是尊崇唐朝創業之際崛起的功臣之家，而是尊崇魏晉南北朝以來以悠久家族傳統為榮的崔氏、盧氏這樣的家族。唐王室雖然自稱出自隴西名族李氏，但在舊貴族眼中，李氏只不過是遠遠劣於門閥的勛門。舊貴族社會的封閉性，在婚姻問題上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於婚姻是兩個家庭之間的結合，姻戚必須有對等的交際，因此，婚姻只有在門當戶對時才有可能進行。唐王朝統治下的新貴族們向舊貴族求婚而遭拒絕的事情時有發生。不僅新貴族如此，即使是皇室本身，也發生過唐文宗之女欲婚崔氏而遭謝絕的事情，於是才有「吾家已有天下過二百餘年，門第豈仍不及崔、盧」之嘆。

在這樣的社會情形下，中世紀的貴族是官僚的母體，是文化的載體，同時又是社會的安定力量。但是，自南北朝進入唐代以後，貴族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究其原因，在唐朝的統治下，承平日久，出現了中央集權逐漸加強的趨勢，中央政府的機構日益龐大，包括都城長安在內的關中之地，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消費經濟。安居樂業的貴族官僚們，在任地長安附近的便利之處尋求發展的據點，憑藉政治勢力取得輾磑（水車）等經濟利權。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他們身上的豪族色彩逐漸褪去，純粹的官僚貴族性質日益濃厚。他們雖然依舊自誇是與唐王朝有別的天生的貴族階級，但世紀上已經成為他們自己蔑視的唐王朝庇護下的寄生貴族。所以唐中期以後，帝室的衰微自然導致了寄生貴族的衰微，社會進入了軍閥跋扈的時代。

在五代軍閥帝王的統治下，舊貴族悉數步入沒落的境地，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型的軍閥貴族。軍閥貴族的父祖們，都是在政界培植了勢力的著名武將，作為他們的子孫，或者倚仗父祖們留下的財產，或者倚仗其父祖舊部的餘威，力圖維持其特權階級的身份。然而，五代只有短短的五十餘年，加上政權更迭頻繁，因此，比新興階級的勃興更加顯著的，不如說是舊勢力的徹底崩潰。到了北宋一統天下時，唐代的門閥貴族已差不多掃地盪盡了。

五代軍閥帝王的君主個人獨裁理想，到了五代末期的名君後周世宗時顯現出了端倪，到了宋太祖、太宗時已基本確立。力圖發揮君主獨裁權力的君主，在古代和中世紀雖然也屢屢出現，但是，他們不過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以個人的能力去實行獨裁，他們死後，政治權力通常又會回到貴族群體的手中。宋代以後的情況則不同，君主獨裁成為一種制度，君主獨裁政體確立了。黨我們把作為中世紀體制的集大成者——唐代的政府組織機構，與宋初的政府組織進行比較時，兩者的差異便一目了然了。

唐朝中央政府機構以三省為核心。三省之中，中書省是被稱為「取旨」的部門，是制定政策的機構，門下省是協贊中書省制定政策的機構，尚書省作為行政官廳，是向天下頒布、實施朝命的機構。中書省的長官稱中書令，門下省的長官稱侍中，尚書省的長官稱尚書令。但實際上並沒有任命過尚書令，尚書省的政務由左、右僕射代行，左、右僕射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掌行政、司法等事務。

唐代政府機構的特徵，在於天子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絡通道非常狹窄。也就是說，天子只與內局之長的中書令一同討論天下政務，然後立案。中書省的次官中書舍人基於這個立案，起草敕命，送往門下省審議；門下省若覺得敕命不當，便可行使否決權，稱為封駁，這是門下省次官給事中的執掌。與中書省處於天子權力之下的情形相比，門下省則代表了貴族的勢力。經門下省審議通過的政令，隨即轉到尚書省，頒行天下。尚書省中，吏部掌官吏的進退，許可權最重。吏部尚書需精通天下門閥貴族的譜系，為了奏薦人才時能夠順利地將合適的位子安排給合適的貴族家庭，吏部尚書的人選通常出自名門，因此其許可權往往重於宰相（即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僕射）。

這樣看來，中央政府的三省，幾乎只是在名義上將天子作為君主。尤其是門下省，甚至擁有駁回天子成命的封駁權，而且未經門下省審議的天子之命甚至都不能成為詔敕。因此，三省的意志若不完全一致，政策便無法實施。除非天子個人具有特殊的威勢，否則中央政府就只能說是由貴族出身的大臣組成的合議政體。若是追尋三省的起源，正如前文所述，中書、門下、尚書，原本都是天子個人的秘書官，以加強天子的個人權力為目的設置的這些機構，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都慢慢變成了貴族勢力的掌中之物。

然而，唐代晚期，天子的獨裁傾向開始顯現，在官制上則表現為中書的強化和門下的弱化。由於門下省的封駁權與君主權的行使背道而馳，因此門下省被天子的代辦機構中書省吸收，中書省的長官宰相，正式的稱呼雖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稱同平章事，但實際上名不符實，並不行使封駁權，而六部尚書則直接受同平章事的指示。這一變化，意味著與天子最親近的中書省合併了其他兩個省。同時，這也顯示了君主權不再受到封駁的掣肘，經由中書省直接下達。更值得注意的是統帥權的獨立。唐末開始，宮中設置了樞密院，專掌控軍事機密，經過五代到了宋朝，樞密院掌握用兵之權，成為能夠與執掌行政大權的中書相抗的權力機構，二者合稱「二府」。

君主獨裁，並不是說君主就能夠在政治上恣意而為。從官制上來說，這種體制指的是儘可能多地將國家機構置於君主的直接指揮之下，方方面面的國家運作，均由君主一個人來統轄。在這樣的政體之下，如果設想一下沒有君主將是什麼樣的情形，那麼就會呈現出民政歸民政，軍事歸軍事、經濟歸經濟這樣一盤散沙的解體局面。宋代的君主獨裁權，就是在這樣一種構想下確立的。所以，中書省、樞密院之外的三司、審官院、審刑院、禮院，等等，都是各自獨立、直屬天子的機構。而當天子發生意外無法聽政時，則由太后或者皇太子臨時攝政，掌握實權，而不像中世紀那樣將國政委託給外戚或大臣。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軍隊的分離。軍隊即近衛軍，稱作禁軍，並不由政府指揮，而是處於天子的直接掌握之下。儘管樞密院是政府的一個機構，但它只是一個像總參謀部那樣的統帥府，有出兵的命令權，但卻沒有軍隊的指揮權。在保證君主獨裁權的行使上，禁軍其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初之制，禁軍人數約十二萬，這支軍隊駐紮在京師，直屬天子，地方上的軍隊則由折衝府和刺史管轄，處於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內，出征之際，由中央政府臨時任命將領統一指揮。其後，地方軍隊歸由藩鎮節度使掌握，中央則無法對之進行制馭。然而到了宋代，禁軍的數量多達六十至八十萬，禁軍不但駐紮在都下，更廣泛地分布在全國的要衝之地。分布在地方上的禁軍，與西方行政系統並無關聯，直屬京師的殿前司。殿前司分為三衙，有長官三人，直屬天子。唐中期以後，實行兵制改革，進入了兵農分離的時代。到了宋代，兵制改革已反映到職官制度上面，文武官員分離，文官統治人民，武官掌握軍隊，兩者截然二途。然而，為了抑制武將的專權，武官只有隻有指揮局部戰鬥的局限，而擁有最高戰略決策權的中央樞密使以及地方軍隊的總帥安撫經略使，通常均由文官擔任。出任知州的文官，雖然直接掌握著該州的廂軍，但廂軍不過五代地方軍的殘骸，所謂軍隊，只是名目而已，實際上是從事雜役的民夫群體。兵制上的兵農分離，官制上的文武分離，為宋以後的歷代所遵從。北宋中期王安石執政時曾試圖恢復唐代兵農合一的制度，但未能實現。這也是中國近世史的一大特色。

北宋初期確定下來的中央官制，其後歷經了多次變革。有宋一代，大體上講，同平章事為宰相，參知政事為副宰相，樞密使、樞密副使作為軍事統帥部兼陸軍司令員，以上共計六七人，只有這六七人能與天子合議政事，決定最高決策。天子猶如其中的最高委員長，保有最後的決斷權，以行使其獨裁權力。

明代創設了內閣制度，天子的獨裁專制進一步得到強化。在這個制度下，作為宰相的內閣大學士，針對百官的奏章，事先預備好天子的批複，由天子作最終裁定，然後付諸施行。天子最終裁定的話稱為旨，大學士預備好的原案稱為票擬或擬旨。大學士只有立案的資格，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決定權，如果他們的意見與天子相左，那麼擬旨就只有作廢。天子的許可權雖然極度膨脹，但其中也隱藏著很大的風險。那就是天子如果把最終裁決權下放給宮中親近的宦官，那麼宦官便會竊取天子的大權，導致宦官專權，從而引發弊端。不過，如果天子能覺察到這一點，自己重新掌握裁決權，那麼一度猖狂專橫的宦官便立刻失勢。歷朝歷代，明朝可算是宦官猖獗、為害最大的時代。明代宦官的猖獗，原因在於宦官假借天子的獨裁權威壓制官僚，與東漢及唐朝宦官以自身的力量壓制天子不一樣。雖說都是宦官專權，但明代的宦官專權與中世紀以前的宦官之禍仍然表現出了不同的性質。

君主獨裁權的加強，也表現在選舉制度即官員的擢用制度上，即從唐以前的門閥選舉制向宋以後重視個人能力的科舉制轉變。中世紀官員擢用制度的核心是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從三國曹魏開始實行，一直持續到隋朝。設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不拘門閥，順從鄉里的輿論，推薦基層社會的人才為官，因此在州縣專門設置了中正官，負責官員候補人的選撥工作。但是，當時社會上擁有絕對勢力的貴族群體偷梁換柱，把這個制度改造成了貴族家庭的專利特權。首先，州縣的中正官是從門閥貴族中選出來的，他們向中央推舉的官員候補人只限於門閥貴族子弟，這些貴族子弟將成為中央和地方的官員，這樣一來，國家的公職自然就落入了門閥貴族的手中而無法改動。九品中正制是這樣事與願違，變成了維護中世紀門閥貴族特權的制度。

隋廢九品中正制，改行科舉制。這是政府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的一項制度。唐朝繼承了科舉制，並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唐代依然重視與科舉相對的任子制度。任子又稱恩蔭，根據這個制度，父祖若是大官，那麼，子孫不必通過考試就可獲得較父祖低數等的官位。與科舉士子們苦心應試，經過激烈的競爭方得進士及第，卻僅能獲得任高官的資格相比，任子取得官位的時間要早得多，而且也容易得多。入仕以後，兩者在官途上的晉陞速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唐代，中世紀的貴族意識依然很旺盛，任子出身的人比進士出身的人在官場上具有更多的優勢。吏部負責官吏的進退，但從吏部尚書開始，往下的各個官員多是門閥出身，寒門出身的人很少有機會在人事問題上置喙。而科舉則由禮部所司，科舉出身的進士僅能獲得任高官的資格，向要得到實際的官員地位，還要再經過吏部的考試。吏部考試稱銓試，科目分為身、言、書、判。身是容貌風采及應對態度；言是言語；書是書法；判是法律知識。從容貌風采足以成為考試內容這一點上來看，就可以覺察到濃厚的貴族意識，事實上，寒門出身者也每每在吏部考試中被黜退。

進入宋代以後，隨著君主獨裁權的加強，科舉亦為天子直接控制。科舉考試原來分為兩個階段，地方上舉行的預備考試稱為解試，中央舉行的正式考試稱省試。解試在地方上的州舉行，解試合格者集於京城，在禮部（宋代為知貢舉）接受省試。到了宋代，又增加了一場考試，即殿試。殿試在宮中舉行，故有其名，天子自任考官。一直以來，考官與及第者之間很容易產生弟子門生的私人關係，因此常常導致朋黨之爭，天子親任考官後，這種危險便小得多了。因為天子一旦成為師傅，那麼，進士便全是他的徒弟了。作為師傅的天子，若要作為徒弟的進士們盡忠全節，那麼，誰都不會有半點越軌行為。宋代的進士們都自誇是天子門生，所有的官員既然都是天子門生，那麼，縱使官員的地位有高下之別，但他們與天子之間的私人關係卻是平等的。這種平等的想法，也促使官員們衍生出可以不經宰相中介而直接與天子接觸的意識，這又稱為天子獨尊這一近世制度的一個支柱。

更重要的一點是，所有的進士都是在殿試中經天子直接認可的人才。對於天子認可的人才，吏部等官員自然不能另有想法。其後，吏部的銓試有名無實，官位升進的快慢基本上由殿試的成績決定。對大臣子弟雖然仍保留著任子之制，但靠父祖的餘蔭進入仕途被看成是男人的恥辱，於是乎大家爭相用力，走向科舉之途。中世紀以來家世特權的思想從而近乎完全消失。

一般來說，科舉是用來選拔文官的，因此又稱為文科舉，另外還有以選拔武官為目的的武舉，但後者幾乎沒有多大的意義。由於武將只有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才能證明他的才能，因此單靠兵法和武技的演練並不能證明一個人的實力，所以武舉出身的武官晉陞速度非常慢。加上宋朝偏重文官，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職悉數委以文官。中央的樞密院原本是以武將為樞密副使的，但不久即以文官代替。地方上指揮禁軍的經略安撫使通常也是由地方文官兼任。武官的進退受這幫文官的左右，時常處於人下。在以後的歷朝歷代，雖然在大動亂之際或開國之初有武將因功勛得以重用的時候，但一旦恢復和平，武官早晚會被逐出政治圈之外。由於文官人軍部大臣成為制度，所以武將沒有掌握軍權的機會，向中世紀那樣的軍閥叛亂、藩鎮跋扈的現象也就沒有了土壤和溫床。

仔細考察科舉制度，雖然其中包含著種種矛盾和弱點，但以考試的方式給予高等文官資格的思想，是極具近世特徵的。普遍採用文官考試製度的，在西洋的英國是1870年以後的事，尤其在武官的選拔方面，長期以來實行買官制，到了1871年才引入考試製度。而美國通過考試任用文官是1883年。如此說來，中國遠在隋代就已實施科舉考試製度，不得不承認其具有令人驚嘆的進步意義。

科舉的初衷是給四民平等入仕的機會，排除世襲貴族制度的弊端，但實際上並不是任何人都具備應試的條件，這受到很多經濟條件的制約。科舉考試的科目，簡言之是古典的教養，若不是擁有大量的參考書，並有條件隨師學習的自由的有閑階級，其實是很難參與的。父祖已經是知識分子，子孫在家庭之中即可接受古典的的基本教養，可以節省學費十之七八。富農、豪商若要依靠財力把子弟轉變成讀書人，也不是一件難事。但要一般中下層人民或每日為糊口而營役的人們利用餘暇發奮求學，是在不是專業讀書人的對手。到了這個地步，只是階層很自然地就會固化，有知識就可以成為官僚，是官僚就可以積累財富，積累了財富，子弟就有可能遊學。這樣，從文化上來說是讀書人，從政治上來說就是官僚，才經濟上來說就是地主、資本家，以至於出現了三位一體的新貴族階級，即被稱為士大夫的那些人。

宋代以後的這些新貴族階級，與中世紀的門閥貴族在性質上有著極大的差異。首先，士大夫家庭只能靠每個成員的努力去延續家庭的聲望，而不能像中世紀貴族那樣單憑自家的歷史就能得以延續，如果懈於努力，即可便會陷入衰敗的危險。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很少像中世紀貴族那樣，由於特定的貴族與貴族之間的政治鬥爭而被捲入內亂的漩渦，招致滅門的慘禍。相反，親戚知己相互聲援，堅守讀書人階層的底線，他們的地位反而更具有彈性和韌性。其次，由於近世士大夫家庭的特權不被承認，因此，家庭沒有門閥的高下等級，沒有中世紀貴族那種排他的矜持新和自賞的封閉性，更加開放和自由。

不過，近世貴族階級的最大特色，還是表現在天子的相對地位變化上。中世紀的貴族，往往誇耀自己的血統比天子家的更高貴，而近世士大夫則將自己的名譽和權力的源頭全部歸於天子。進士的資格是天子給的，官位也是天子賞賜的，只有獲得了天子的恩惠，官僚才有可能區別於一般民眾，成為特權階段。天子的地位具有絕對的尊嚴，無可比擬。

在中世紀，婚姻是兩家之間的結親，通過聯姻，才可以證明兩家的家世和門戶是對等的。這種意識同樣也適用於天子之家，因此產生了外戚專橫的弊端。這是因為天子家和皇后家在私人關係上是對等的，對天子家，外戚擁有最多的話語權。朝廷大臣無法抗衡外戚的權勢，一旦外戚同時又是大臣，那麼，篡奪之事則會屢屢發生。然而在宋代以後，外戚只是一介臣僚，他們對政治的干預受到高度的警戒，並且，聰明的外戚為了保全自己，還力求遠離政權。

明成祖為了維持極端的君主獨裁製，防止外戚勢力的膨脹，在為皇子選妃時，極力選擇那些庶民家的女子。缺乏教育、少有親戚的庶民，即是成為外戚，也不必擔心其在政治上指手畫腳。即是有人因缺乏教育而又貪財，又因貪財而釀成弊害，這總比政治上有野心，乃至收攬人心篡奪權力所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宋代以後的新貴族，即士大夫階級，對高高在上的天子，有如溫順的綿羊，因而國家避免了中世紀那樣因大臣專權篡奪皇位而引起的政治混亂。天子的地位穩定，一直可以持續到因外部壓力而使其亡國為止。不過，士大夫對左右的同僚，以及下層的民眾未必總能那樣謙遜。以天子門生而自負的官僚們，彼此都以忠君為口號，將政見不同的官僚稱為奸臣，相互排斥，朋黨比周，弊害無窮，政策上也因此缺乏一貫性。就拿北宋和明朝滅亡前夜的情況來看，雖然外敵已兵臨城下，但內部政治鬥爭依然，怎能不誤朝廷大事？

對於下層民眾而言，官員就更談不上是什麼好的政治家了。箇中原因無非是兩點：第一，由於天子的獨裁專制，官員的許可權逐步降低，哪怕是些小事，官員也得一一向天子彙報，獲得許可才能付諸實施，政治上的自由度大大地受到了掣肘。並且，地方官的任期大多在三至五年，在這樣一個有限的時期內，政策無暇研究，實情不及調查。第二，官僚自身汲汲於營私，道德頹廢，將民眾的利益置之度外。

政府支給官員的俸祿，用當時的一般生活水平來衡量是非常低的。單靠俸祿解決一家的生計問題尚且困難，更何況還想為子孫留下些錢財，這些幾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另一方面，官員卻管理著龐大的國家資產，在於下層民眾有關的經濟政策的行使上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因此，官員地位的優越性，並不表現在他們的俸祿上，而在於他們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獲得的特殊利益。官員在處理地方上的一些經濟權益時，如國有土地的使用或轉讓，官用物資的採購或倒賣，等等，行賄受賄是常有的事。官員還會利用自己的地位，以親戚、僕人等相關人員的名義進行商業投機，從中獲得私利。只要是官員，即使擁有大量的田產也會設法逃避租稅，甚至巧取豪奪，廉價兼并小民的土地。這些非法行為大多都能逃避法律的追究。據稱，即使是行政官員中最下層的知縣，在三年的任期中，也能積蓄起供子孫三代游閑度日的財產。

由於君主對官員的專橫嚴加戒備，限制了地方官的任期，而且制定了官員不得在原籍任官等迴避制度，因此，地方官成了無根的漂萍。官員藉助地方培養自己的勢力與中央對抗的弊端雖然消失了，但同時也失去了對地方政治的熱忱，而地方政治還能夠勉強運作，靠的卻是胥吏。

胥吏贗本出自為官府服務的百姓。在地方政治的運作上，盡量不採用徵稅的形式，由民眾各出勞力共同協辦官府的雜役，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理想。例如需要建衙門，民眾則合力進山伐木，然後懂木工的立樑柱，泥水匠砌牆抹灰，會蓋屋頂的把屋頂蓋好，一分錢不花就可以把衙署建起來。衙門中的事務若讓百姓輪值當班，也沒有必要安排專人負責，當然也就沒有必要支付薪酬。地方政治應該通過民眾的這種奉獻去運作。只是由於中央政府並不直接統治地方和民眾，因此政府運作所需的費用才不得不採取徵稅的辦法，將徵收的地方稅租送到都城。但是，地方上的州以及州以下的縣是直接管理土地和人民的官府，所以地方政治的運作，都必須由民眾去承擔，中央只是派遣數名官員進行監管而已。

然而，隨著中央政府機構的日漸龐大且日趨複雜，尤其是唐末以後，兵農分離，供給龐大的軍隊成了中央政府的責任，中央對地方的物資需求也越來越多，這也導致了地方官府事務變得複雜多端，需要有大量的辦事人員，而且若非辦事練達的專人，很多事情變不能順利處置。到了這時，州縣官府的辦事人員也逐漸走向職業化，這些職業化了的辦事人員就是胥吏。不過，胥吏的工作原本應該是民眾承擔的事務，因此沒有薪俸，也不給予任何特權，只不過所謂的庶民之官。胥吏是從普通的應聘者中招募的，若問民眾為什麼會踴躍應聘沒有報酬的崗位，那麼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能夠在工作中撈到油水。在物資的出納以及辦理訴訟事務之時，胥吏自然要收一些好處，其實在幾乎所有的事務只能夠，他們都有望接受賄賂。這樣，官府的辦事人員可以通過撈油水來賺取私利的預期下，逐漸變得專業化，走向胥吏化。與之相反，在縣以下的鄉村，那些戶長里正們，因為在平時的工作中只有花銷沒有所獲，因此，民眾之役被永久性地保存了下來，在租稅以外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胥吏本是民眾之役，所有沒有任何薪俸，也不經政府選任。胥吏職位的獲得，通常是由各個部門的前任胥吏推薦的，長官的職權也只是認可而已。因此，即使長官知道下屬部門中有自己不喜歡的人，除非發現他有明顯的過失才能進行處罰，否則無法對其進行罷免，這有點類似今天「食糧營團」的僱員。而且由於各個部門的前人胥吏退休時推薦繼任成為慣例，胥吏的職位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一種股票，授受之際需要花費大筆的金錢。如果退休的胥吏不想把這項權利作永久性出讓，也可以通過簽約的形式規定繼任者的在職年數。總之，胥吏的職位在民間變成了一種權利股，具有可以買賣借貸的性質。前任胥吏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部門中以對待徒弟的態度培養下級胥吏，因此，為了籌足部門所需的日常經費、人頭費，只能通過向民眾征派費用和受賄的形式來進行。長官既然沒有選拔或罷免胥吏的權力，而且任期也只是三到五年，對地方政治當然就缺乏熱忱，大小事務任由胥吏處置，自己能做的只是閉著眼睛在文書上簽字、蓋章而已。胥吏是本地人，不但明了地方事務，而且通曉法律程序，親戚、侍從把守著政府部門，地方政治一任胥吏包辦，在地方官府中樹立了牢固的地盤。長官即使認識到了這種弊端，但卻沒有揮斧肅正的實力。歷代政論家都在討伐胥吏所造成的危害，將之比喻成「放百萬之虎狼於民間」，但是，假設沒有了胥吏的話，卻又意味著一個社會的政治運作將會停擺。因此，當長官想出手肅正吏風時，胥吏則會結成同盟，以罷工對抗，結果必以長官的敗退而告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嘆息，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的。

聰明的長官決不與胥吏為敵。只有胥吏的營利行為不太過分，沒有嚴重違背法律，長官則以默認為上策。事實上，長官本人的私生活也不能說是絕對清白無私的，倒不如說長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胥吏，藉助胥吏為自己牟取私利。長官所需的食糧、衣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如需胥吏採辦，長官自然不必付費。在近世社會的官場中，上自天子下至知縣，生日時無不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遇到這種場合，按例是由胥吏從中斡旋，收取大量禮金，呈獻長官。胥吏不僅是地方政治的運作上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地方長官私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胥吏是官府的辦事人員，這一性質決定了他們是知識階層的一部分。在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是文盲的社會裡，胥吏能看懂文書，具有的一般的法律和經濟知識，在有志於科舉但久不及第的讀書人中，也出現了改行做胥吏的現象。官員和胥吏，再加上一些居住在城市裡的商人，這就是中國社會知識階層的總和。所謂輿論，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並無關係，而僅僅是這些居住在城市裡的知識階層的輿論。這種輿論時常因他們的階級利益而被濫用和惡用。城市居民的資產調查常常被忽視，所有的負擔都轉嫁給了農村。在農村，地主的負擔有轉嫁給了小民。這樣依賴，如果農村因為過於疲弊而陷入生產困頓，而生產困頓又將導致社會混亂之際，有遠見的政治家會嘗試施以公平負擔為目標的新政策，或展開對私有土地的調查，但他們每次都會受到所謂的輿論的反對，窮於進退。宋代王安石的新法和明代張居正的土地丈量，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其結果，社會的大勢就是這樣盲目地向前滑行，不到終點，無法停止。民眾的負擔越沉重，社會就越容易產生不公，社會越不公，民眾的負擔便越重，這種惡性循環，不是兩三位政治家以人為制定的政策就可以阻斷的。農民的力量非常輕微，沒有組織，他們的訴求難以形成輿論，地方上的農民一旦發起暴動，立刻就會被鎮壓下去。去結果就是，地方的疲弊影響到了中央，當中央政府疲弊到了極點，社會便開始陷入巨大的混亂。動亂的首謀並不是理所當然擁有反抗權利的農民，而是第三勢力。這股勢力不是國內的秘密結社，就是國外勃興的異族勢力。宋、元、明、清的易姓革命，就是這樣完成的。因此，這樣的革命永遠是爭奪政權的革命，是王朝的交替，而不是社會革命。宋代以後社會上形成的士大夫階級制度，並未因王朝的交替而有所改變，原因就在這裡。

四 東洋近世的民族主義

歐洲近世史的一大特點是民族主義的勃發。在封建體制下分裂的中世紀，因封建領主 個人慾望，毫無意義的戰爭接二連三，飽嘗戰亂之苦的不用說是廣大的普通民眾。雖然，建設一個真正為民眾設想的正度這種思想會應運而生，但民族這一主體卻不夠清晰。於是，逐漸形成了一種主流意識，這就是鼓吹擁有同樣歷史，享有相同文化的民族必須團結。在義大利這個曾經是世界中心的地方，雖然有人想復興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國家，但空想的嘗試均告失敗，而建立以民族為基礎的統一政府的理想，在其後的歷史演進中得以逐步實現。

然而，民族這個群體並不是自然發生的。共同的文化和歷史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同時，人類又不能離開土地而生存，因此，地域也成為民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的地域單位又不一定能夠制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與地域之間會產生矛盾，民族的範圍，也就不得不按一定的地域強行劃定，而居住在這一地域範圍內的人們，卻又不一定完全擁有相同的歷史和文化。這種現象，在歐洲列強那樣的地理環境複雜的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並且在國境地區表現得更加明顯。結果，民族主義便成了一種意志力，即使有些矛盾，有些摩擦，都不得不通過這種意志來加以克服。正像力學中平均正負達到平衡一樣，在某一個地域範圍內，產生能夠成功地統合大多數人的力量，這個地域就會出現具有近世意義上的民族。這種現象雖然在任何時代都會反覆出現，但之所以在近世表現得尤其明顯，其原因就在於文化的普及。在歐洲，文字的普及尤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羅馬統治時期，用來書寫拉丁語的拉丁字母在歐洲得到了普及，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們，應用拉丁字母的音素，可以記錄不同地域的語言，擁有共同的日常語彙的民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逐漸擁有了更加豐富的共同語言，彼此間的民族自覺意識自然得到了提升，而這種自覺意識便會朝著民族主義運動的方向發展。

在東洋，秦漢帝國的領土擴張，與羅馬帝國在歐洲的稱霸可以一比。正如羅馬帝國以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為界與日耳曼世界發生衝突那樣，秦漢帝國以萬里長城為界，遭遇了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的抵抗，雙方長期對峙不下。而進入中世紀以後，在歐洲，羅馬文化滲透到了日耳曼世界，與之相反，在東洋，漢文化進入蒙古高原的程度卻非常微弱。不過，在萬里長城以南的內地，漢文化卻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具體說來，在中國北方，凡是侵入到內地的異民族，他們從部落制到風俗語言，無一不被漢化；不僅北方如此，在中國南方，棲居在山間、與漢人對抗的異民族，也慢慢地同化於漢文化。其中的關鍵是構成漢文化基礎的漢字，漢字是象形文字，乍看似乎非常不便，但它卻是促使周邊異民族走向漢化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歷史上帶有貴族氣息的文字，受先世經典的束縛非常大，無法自由地按說話時的語言進行記錄。因此，各地方言中的語言差異，在使用這種文字進行記錄時便會消失，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出現的語音變化，在寫成文章後，也會因使用古典式的修辭手法而變得不見蹤影。還有，漢字由於字形複雜，流傳到異民族地區後，也很少有被其他民族改造的危險。這種帶有貴族氣息的文字，要想越過長城在蒙古高原長期過著游牧生活的北方民族之間擴展雖然困難重重，但在語言系統相同的中國南方各民族豪族之間，卻能夠順利傳播，並且將他們逐漸改造成漢人貴族。在漫長的中世紀，中國的南方反而成為民族融合的舞台，避免了像歐洲那樣在政治上陷入封建割據的狀態。當北朝也逐漸漢化以後，重要的民族問題已不再是南北朝的對峙，反而是萬曆長城以南的漢人國家，與長城以北蒙古高原的蒙古系游牧民族之間的對立。

隋唐時期，土耳其系統的游牧民族突厥、回紇等，以外蒙為根據地，建立起了龐大的國家政權。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些民族的民族自覺意識，以及與漢地民族的對抗意識逐漸濃厚起來。在唐朝的威勢達到頂峰時期的玄宗開元年間，外蒙古的突厥出現了一位英雄闕特勤，闕特勤力圖挽回瀕臨衰頹的突厥勢力，並取得了一定成功。立於其根據地鄂爾渾河畔的《闕特勤碑》記錄了他的功績。碑的一面用韓文銘刻了唐玄宗對他的哀悼之詞，其他三面則用突厥文字記錄了當時的土耳其語語音，歌頌了他光輝的一生。自古以來未曾擁有過文字的漠北游牧民族，至此終於出現了可以記錄本民族語言的文字。突厥文字的來歷雖然不明，但有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在漢字的影響下產生的。這些文字可能屬於西亞所用的敘利亞文字的系統，是一種表音文字，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民族意識的昂揚，一定程度的文化，尤其是通過文字來記錄本民族的歷史，這一項是必不可少的。從碑上用土耳其語所記錄的闕特勤事迹中我們可以看出，突厥已經察覺到了自己獨有的國粹，並且有意識地去努力維持自己的國粹。《闕特勤碑》由其兄毗伽可汗所立，毗伽可汗在碑文中這樣勸誡國人：

唐人言語甜蜜，絹物柔滑，以甘言柔絹，招引遠民，與之接近。誘唆我民，謂遠者給予惡絹，近者給予良絹。無知者感其言，與之接近，被殺者多。無突厥之民，如近彼邦，必將死亡；若留守於都斤山之地，只派遣商隊，則無危險。能確保於都斤山之地，將永保國不滅。

從這些話語中，我們可以窺見突厥民族保有國粹意識的片鱗半爪。毗伽可汗曾計劃在其根據地於都斤山的山麓興建漢式的城郭都市作為都城，但作為老宰相暾欲谷所諫止。暾欲谷說：

突厥人戶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又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並。

取代突厥佔領漠北的回紇，乘著唐朝的衰頹，待唐有如屬國。在文化上，回紇深受西亞伊朗系文化的影響，創立的回紇為也遠教突厥文字進步。回紇雖然在唐末受到更被的黠戛斯族的如今而滅亡，部族分散，向南遷徙，但已經擁有相當高度的文化。有著較強民族覺醒意識的回紇，所到之處，總會捲起波浪。天山南路沙漠中的各城邦國家，原本屬於說伊朗語的伊朗系民族，以回紇這個大部族的遷入為契機，這些城邦逐漸回紇化，最終改說土耳其語。以往游牧民族的頻繁入侵和政府，在文化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回紇的這次遷徙卻大不相同，可以說是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說，已經掌握了文字的回紇人，將文字作為武器，強迫被征服民族使用回紇的語言文字，天山南路長期適用的伊朗系各種語言隨之滅絕了。不過，天山南路土著居民高度發達的商業才能，加之這一地域在東西交通上的重要性，使得新來的游牧民族不久便變身為商人。從此以後，回紇人在中國便以練達的商業民族而著稱。

回紇的另一部分餘眾，從外蒙朝著東南方向遷徙，來到今內蒙和東北一帶，進入了契丹民族當中。東遷的回紇在契丹社會中激起了一些與西遷的回紇稍稍不同的波浪，這就是刺激了契丹民族自覺意識的產生。契丹民族通常被視為蒙古民族的一支，是唐代以來便與中國長期對立的大部族。唐末，英雄耶律阿保機統一了契丹各部，以後又乘五代時期中國的分裂動亂，將領土擴張到了萬里長城以南，佔有今北京至大同一帶，即所謂的「燕雲十六州」，繼而建立了統合內外蒙古的巨大帝國，這就是在北宋一代與中國對立的遼朝。遼朝自太祖阿保機開始，歷朝君主都有以蕭氏為皇后這一不成文的規定，而蕭氏據說本來是回紇族。太祖阿保機創立契丹大字，皇子迭剌創立契丹小字。雖說契丹小字酷似漢字，但有人說也是應用了回紇文字的原理創立的。不管在契丹民族的政治大一統上，還是在象徵民族覺醒的文字創立上，都可以看到回紇的影子，這種現象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遼朝把大本營置於萬里長城之外，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國俗。記載這個王朝歷史的《遼史》，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代正統王朝的正史之一，並不單純是因為該書成於同樣是北方民族的元朝時期而受到了特別的關照。以往興起於北方的民族，當其盛時，每每視中國為屬國，但這種威勢只能維持極短的時間，不久他們內部就會發生內亂，政局因此動蕩不安，因此大多都不值得將之視為具有牆固統治力的國家。然而遼朝的國家基礎卻極為穩固，雄視北方二百一十多年，對北宋採取對等的國交政策，毫無屈從之情。這是東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也成為東洋近世史的一個特徵。

遼朝境內除契丹民族外還居住著很多異民族，最多的當然是漢人，此外還有渤海人、回紇人、奚人等。有著如此複雜民族問題的國家，如果從過去的例子來說，最終的解決辦法是採取所謂的漢化政策，即乾脆放棄自的國粹，採用漢人的文化，大家一起義無反顧地變成漢人，鮮卑出生的北魏孝文帝便果敢地推行了這種政策。然而，擁有一定程度文化和民族覺醒意識的契丹王朝，卻採取了另外一種政策，它把人民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有可能同化於自己的北方民族，另一類是無論怎樣都難以同化的漢人。對於北方民族，用契丹傳統的法規來加以治理，設置北面官進行統治，而對漢人，則用漢法來加以治理，設置南面官另行統治，形成了遼朝特有的雙重體制。在北面官的統治下，對北方民族實施的契丹同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這從契丹之後興起的女真人金王朝將契丹小字原封不動地作為女真大字使用這一點上就可以察知一二。

建立在穩固統治基礎上的遼朝，它的出現不能不使中國王朝固有的傳統世界觀發生重大變革。秦漢統一王朝出現以後，中國實行的是皇帝政治，皇帝不單是中國人民的主權者，同時也必定是整個宇宙的統治者。皇帝是不能有對立面的，所有的一切都隸屬於皇帝。因此，外國和中國的交際不可能是對等的國家交往，一定是朝貢關係。不過，這個皇帝制度因社會情勢的需要有時也會出現意外的情形。像三國時期那樣，中國內部同時出現了兩個以上的皇帝，他們之間就不得不採取對等和平的交往。但當時也有誰才是真正的皇帝的論爭，即所謂的正統論。南北朝時期，北朝將南朝貶為島夷，南朝以索虜卑稱北朝。即使在唐代大一統的背景下，當北方的突厥、回紇等佔有上風時，唐朝皇帝也會表示出明顯的卑屈心態，苦心博取他們的歡心，但這也僅止於所謂的儀從夷禮，並且這種交往通常不會持續多長時間。

然而，遼、宋關係卻大異其趣。遼朝第六代皇帝聖宗越過國境侵入宋朝領土，到達黃河北岸後，宋朝第三代皇帝真宗也率兵親征，兩國最後締結了澶淵之盟，彼此願意和睦相處。澶淵之盟締結以後，兩國之間展開了和平外交，直至北宋末年，百餘年間沒有變化，這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現象。宋朝政府為了接見遼朝國使，還專門制定了一套禮儀，這就是現存《宋史·禮志》中的賓禮。在中國人的意識中，禮是萬代不易之典，這一套禮儀承認了宋、遼兩國的對等交往，這一點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交往，這種與歐洲的國際關係近似的灌南，首次在東洋的歷史上得以實現。

當然，這種觀念上的轉變，並不是中國自一側發出的，而是因遼朝的出現迫使中國在禮儀上不得不承認的一種現實，這一點意義非常重大。而強大的遼朝之所以能夠建立，其基礎之一就是他們民族意識的激發和民族主義的勃興，民族意識的激發和民族主義的勃興，正像前面我們所說的那樣，不用說是因為他們的文化程度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同時還應該指出，這也與中國對北方民族的態度轉變不無關係，中國態度的改變大大地刺激了這些民族的覺醒，而這種狀況，在稍晚於契丹、崛起於西北的党項民族國家西夏的興起中看得更為清楚。

党項是吐蕃民族的一支，是唐代以後佔據了黃河北部彎曲部分與長城之間即所謂的河套地區的游牧民族。宋朝對當時興起於東蒙古又不斷西進的遼朝深感不安，於是招降河套地區的党項民族，試圖將之作為防禦遼朝的屏障。太宗曾收買了党項的酋長，並在這一帶推行漢化政策，但這一政策反而招來了党項的反感，於是爆發了酋長李繼遷的叛亂。

宋朝為了封鎖李繼遷，對邊境貿易加強了管制。當時最大的問題是青白鹽。河套地區靠近長城北側的地方有名為烏池和白池兩個鹽地，出產優質的青白鹽，其中大部分被運往中國內地以供消費。党項族長期以來從青白鹽的生產和銷售中獲取利益，作為生活之資。宋朝為了對李繼遷的叛亂進行報復，下令嚴禁輸入青白鹽，嚴禁輸入青白鹽事情的後面，其實還有宋朝多年來希望完善內地鹽法的意圖，作為一種國內的經濟政策，是想讓內地人民只消費內地所產的食鹽，禁絕外地鹽的流入。不過，這項政策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壞結果，它促使党項變得更加團結。長城附近的党項部族過去一直保持溫和的態度，至此再也無法忍受鹽利的犧牲，於是一起背叛宋朝，投向了李繼遷一方。到了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時，党項終於建立了西夏王朝，攻入長城以內，甚至佔據了今甘肅西部一帶，成為世所公認的一個獨立政權。由於河西地區控扼通往西亞的交通路線，因此，宋朝傾舉國之力加以討伐，但卻連遭敗績，徒令國威掃地，反而不得不輸與歲幣，以求和睦。然而，西夏的實力到底不及遼朝，沒有能夠取得與宋朝對等的外交地位，表面不得不依然保持著朝貢的形式。然而，宋朝實質上並沒有將西夏視為屬國，西夏使節的接見儀式同樣也載於《宋史》的賓禮中。

西夏為了記錄本國的唐古特語，創立了西夏文字。西夏文字近年來由俄國的探險隊進行了搜集，文字的構造已經比較清楚，可以看出西夏文字基本上模仿了漢字的造字方法，有偏有旁，同時存在會意字和形聲字。

破壞了宋、遼、西夏三邊勢力均衡的，是興起於東北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王朝。宋朝曾力圖利用這個新興國家的勢力，與它結盟共同夾擊遼國，但由於宋朝政治軍事力量的衰落，新興的金王朝實力過於強大，加上宋朝的外交政策屢屢失敗，結果中國北部為金朝所佔，宋室南遷，在大運河南端的杭州重新建都，版圖也縮至淮河以南，是為南宋。中國歷史進入了南宋與侵入華北的金王朝對立的時代。

遼為金所滅後族人耶律大石西走，得到回紇等民族的援助，於是，中亞錫爾河以北出現了一個哈喇契丹大國，中國歷史上稱之為西遼。契丹民族大團結的結果，能使其失去根據地後依然在西方之地生存下來，其國內的維持幾乎與敵國金朝相始終。

北宋在與金的戰爭中為敵所破，都城開封陷落，最後的兩代君主徽、欽二帝成為金軍的俘虜，這當然是前所未有的國恥。至此，南宋的士大夫對金人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南宋與金兵交戰，在處置俘虜時，曾把其中的女真人殺掉而將漢人放免。如果從儒家思想的原理來看這一問題，人各為其主，女真人為金朝而戰是理所當然的，而漢人加入金朝的軍隊與南宋交戰，這應該受到重罰才是，但是，當時身居要位的人卻不這麼想。在他們眼中，女真人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感化的夷狄，他們不是人；漢人雖然應該尊崇宋朝皇帝，但由於皇帝的薄德，所以他們實際上才是應該受到憐憫的人。北宋與遼朝締結條約之後，兩國就進入了長期的和平交往時期，南宋與金朝雖然締結了條約，但其後仍然在國境線上屢開戰端。在這樣的時代里形成的朱子學，必然會帶有強烈的攘夷思想。因此，到了南宋時期，可以稱其為漢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已經非常顯著。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這又是東洋近世史的一個特徵。朱子學後來傳播到了日本，在幕末維新之際，攘夷思想被用於現實的外交活動，給外交帶來了諸多的困局，這些，我們至今記憶猶新。

若把目光從北方的長城內外移向中國的南方邊境，同樣也可以看到非漢族的民族主義在搏動。在雲南，撣族建立的南詔國在唐末自立為大理國，至南宋末年一直保持著民族的獨立，自稱皇帝，設置百官。在大理之南的安南民族，雖然不時被編入中國版圖，但長期以來不停地試圖擺脫中國的羈絆，五代時期終於完全獨立，在宋代稱大越國，名義上是宋朝的朝貢國，但事實上已經成為獨立不羈的民族國家，後來演變為純粹的外國。這一方面顯示了他們的文化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準，同時也是因為當時中國不停地受到來自北方民族王朝的壓力，無暇在南方伸出經營之手。因此，在南宋、西夏、金各國陷於矛盾山積、內外交困、國內衰竭之時，北方新興的蒙古國開始以破竹之勢一路南下，甚至征服了大理和安南，大理國從此永久地退出了歷史舞台。

蒙古國極其強盛的統一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好不容易才露出端倪的東洋民族主義，作為東洋近世史特徵之一的民族主義一時趨於消失。這一點，可以將之視為原本在平行線上發展演進的東洋史與歐洲史出現了背離。民族主義的根基，當然不一定十分合理。歐洲民族主義的表現方式中，較之尊重其他民族的權利，更強烈的是主張自身的權利，因此，出現過的一些摩擦和抵抗，從一開始就被抹殺了。民族主義的著眼點在於同化和吸收弱小民族與少數民族，力圖使之形成一個統一的大民族。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的趨同難度很大，必須要有一股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強大向心意識，並讓這種意識的總和在統一的運動下不斷膨脹，因此，各地因民族主義的興起而形成的民族，不單是因歷史、感情之類結合而形成的群體，更多的不如說是較量的結果。如果維繫民族結合的力量十分強大的話，那麼民族便會最終擁有的共同的歷史，享有共同的情感，形成永久性的民族團結。然而，民族主義常常會將自己無限擴大，帶來最終走向帝國主義的危險。民族也好，國民也好，絕不是上天所賜、永久不變、無法改動的。在歐洲，由於地形上的分割和歷史上的割據，各國國民所持有的民族主義的外延，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有個限度，所以最終形成了多個民族並存的狀態。這並不是因為民族主義本身謙讓的結果，而是民族主義在現實中受到制約的結果。所以，在羅馬那樣有著特殊歷史地位的地方，才會屢次出現夢想以羅馬為中心重建世界國家這樣空想的民族主義。

東洋近世的民族主義，由於地形的單一性，迫使各方都意識到不壓倒對方絕不能罷休。蒙古人以蒙古至上主義君臨漢人，他們期待漢人的蒙古化。事實上，元代漢族中也有人穿蒙古服，改蒙古名。加入蒙古的統治能長久持續下去的話，也許能給中國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但蒙古在中國的統治不滿百年便告終，代之而起的是標榜漢族王朝的明王朝，以漢人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隨之登場。

明太祖的民族主義，似乎在於將異民族逐出中國，把那些殘存在中國的異民族完全漢化，將漢人居住的範圍全部視作明朝的領土，對外建立起堅固的國防線，主張中國不必為外國消耗國力。然而，中國擁有絕對優勢的資源和經濟力，對於那些物資匱乏的外國而言，為了生存，勢必會叩中國之門，乞求貿易。對於這樣一種需求，明朝只允許與承認明朝的主權、對明朝皇帝執臣僕之禮的外國進行通商，因此，所謂通商，實際上採取的是朝貢的形式。換言之，明朝皇帝直接統治漢族，面對異民族，則滿足於通過他們的君長實現對他們的間接統治。

但到了太祖之子成祖永樂皇帝時，認識到單以萬里長城為國界，無法充分保證漢人居住地的平安，於是改變政策，盡量將國界線推向更加遙遠的地方。在東北方面，一直進軍到黑龍江口，招降滿洲人。在外蒙，則將兵鋒推至鄂爾渾河畔，招降蒙古人。在南方，也曾試圖政府安南，將之內地化。雖然在安南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強烈抵抗，迫使下一代的宣德皇帝不能不放棄經營安南的政策，但對東北和蒙古，明朝始終在堅持不懈地確保自己的主權，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動用武力。及至明末，女真人建立了清朝，這世紀上就是對明朝武力統治的反抗。

無論怎樣算，滿洲的壯丁只有十五萬，總人口不過五六十萬，但以滿洲人為主體建立的清王朝，能夠進入人口比自己多出數百倍的中國內地，並維持了三百年的統治，是在是歷史上的奇蹟。清王朝興起的背後，同樣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勃發。清朝建立之初，夢想中似乎並沒有推翻明朝而成為其後繼者的野心。當時他們只滿足於將滿洲作為一個地域，在這個地域建立以滿洲人為主體的國家，實現與明朝對等的國家交往。但是，在於明朝的對抗中，清王朝帶動下的滿洲民族實現了民族大團結，以驚人的速度一步一步地實現了推翻明朝入主中國的事業。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對當年的同一種族的金王朝集結滿足民族的光輝歷史的回憶，必定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金朝滅亡以後的數百年間，外部，在元、明兩朝的統治下，滿洲民族長期遭受蒙古人和漢人的壓迫；內部，經歷了滿洲各強勢酋長的割據爭鬥。因此，新興勢力之所以能夠風雲際會突然崛起，在清朝的旗幟下很快實現了民族的大團結，說到底是大勢所趨。毋庸置疑，這是在整個東洋民族主義潮流的強烈驅動下實現的偉業。

清朝的統一，是東洋歷史上最後的大統一。這次統一的地域範圍，雖然不及蒙古帝國初期那麼廣袤，但在統治的牢固程度上卻遠遠超出蒙古。蒙古帝國一開始便採用了封建制，因此，在領土擴展到西亞的同時，分封的四個汗國也隨之出現分裂，有手足之情的四個汗國之間互相攻伐，大大地削弱了蒙古民族整體上的發展勢力。居於宗主國地位、統治者帝國東方的元王朝，亦屢屢為諸王公的叛亂所苦惱。然而，清朝治下的滿洲民族，在八旗制的統轄下，直至最後都甘於作為清朝皇帝的爪牙，其忠誠度從未有過折扣。儘管大多數滿洲人在清朝的主權下得以統合的歷史非常淺，但忠勤於清朝的歲月卻非常長。這固然與周圍的形勢有關，此外，清朝的利益與滿洲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理由，但是，如果沒有具有近世意義的民族主義潮流風靡東亞這樣的時代背景，相信事情大概也不會進展得那麼順利。

將政治上的統一趨勢和民族主義運動作為近世歷史的兩個特徵，可能會有人進行反駁，認為上述兩者在性質上是難以相容的。不過正如前文所述，民族主義本來就不是自律的，從另一個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在機會來臨之際，它會出現無限地自我擴張的傾向。如果我們領悟到了這點，那麼，在東洋的近世歷史上，所謂大統一，不論是由占絕大多數的漢人來實現也好，還是由作為少數民族的蒙古人、滿洲人去完成也好，都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民族主義並不是對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也不是任何時代都會出現的，因時因地，強弱有別。強與弱較量的結果是由力學的法則決定的，從強中剔除弱者，這就是答案。因此，歐洲因為民族主義的勃興，少數民族和弱勢民族遭到淘汰，最後在幾個強勢國家的對立之中安定了下來。在東洋，民族形成的主體出現在不同的地方，蒙古族、漢族、滿洲族先後成為民族形成的主體，實現了大統一的局面。東洋近世的大統一，與東洋近世的民族主義並不是沒有關聯的，也不是互相矛盾的，相反，是民族主義發展和競爭的結果。

歐洲的民族主義，原本也有著無限發展的意欲，但在碰到現實的抵抗後，不得不承認與其他民族之間劃定的國界。而東洋近世的民族主義，政治上的國界線幾乎處於一種可以無限擴張的狀態之下，這就是元、明、清的大統一。無須否認，這樣做的背後，當然有著被征服者犧牲了的民族主義。這樣的犧牲只是程度上的差異，歐洲的民族主義同樣也難免這樣的命運。如前所述，歐洲的民族主義在國界的劃定上顯得非常現實，表示出了妥協的一面，但在國界線之內，卻義無反顧地實行嚴峻的同化政策，其中，國家官方語言的統一尤其受到重視。官方語言的教育促使民族走向統一，並且幾乎成為民族主義的核心，而國內少數民族的屢屢反抗以及因此引起的騷動，原因也就在這裡。

東洋的民族主義，與政治上的國界線容易向前推進和擴張相比，國內的同化政策反而進展緩慢。尤其是在北方民族征服漢族的時候，從一開始他們心中就非常清楚，要想徹底廢掉漢族的語言和古典文化是不可能的。元朝也好，清朝也好，他們都沒有強制統治下的漢族學習或使用蒙古語或滿洲語，這並不是他們不想這樣做，而是他們無法這麼做。他們有時會選擇在一些抵抗較弱的方面強制推行同化政策。清朝入主中國，強制所有的中國男子剃髮，這就是一個最有代表的事例。如果我們將這件事與中世紀北孝文帝禁止鮮卑人用國俗、講國語，強制穿漢服、用漢語的歷史對比，便無法不驚訝。剃髮令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暴亂頻起，但清政府採取了強硬的態度，將這項政策貫徹了下去。剃髮是臣服清朝的標誌，不剃髮者視為是有意反抗清朝，對這樣的人，清政府絕不容赦。經過了清朝的長期統治，中國人已將辮髮視為中國固有的風俗，錯覺中產生了感情。到了清朝末年，青年人剪去髮辮，模仿西洋人的髮型，被認為是背叛了中國的良風美俗，引起了老一輩的不滿。因此，清政府並非不想讓漢族徹底滿洲化，讓漢人寫滿字、說滿洲話，只不過是因為辦不到才不得不就此罷手。同樣，漢族建立的明王朝，認可滿洲人使用女真文字、女真語，允許蒙古人使用蒙古文字、蒙古語，與非漢族之間的溝通全憑通事翻譯，滿足於使用翻譯文書。明朝的四夷館，世紀上就是因這個目的而設立的。

清朝幾乎毫無改造地將蒙古文字作為滿洲文字，用來書寫本組的語言。但當他們以征服者的身份統治漢人時，卻因面子上的原因，公文書原則上又是滿漢二體並用。清政府雖然不禁止滿洲人學習漢語言文字，但要求並獎勵他們首先必須通曉滿洲語文，因而設立了滿洲語文的教育機構，並以滿洲式的教養為考題內容錄用滿洲官員。但是，滿洲人建立的國家已經不在滿洲了，整個民族幾乎都成為新的旗人貴族，移居到了中國內地。移居到內地的滿洲人，人口不及中國的九牛一毛，文化上又明顯落後於漢人，雖然歷代皇帝都以懇切的態度不厭其煩地訓誡滿洲子弟，但旗人們還是逐漸忘記滿洲語，忘記了自己的滿洲國籍，最終變成了漢人。其實，首先漢化的卻是告誡滿洲人不要漢化的皇室自己。在政治上將漢族納入民族主義範疇的滿洲人，在文化上卻反而被漢族消極的民族主義所融化吸收。清朝三百年的歷史，從一個側面來看，就是滿洲這個歷史大民族的消亡，一種民族主義也因此消亡，連滿洲民族數百年前大舉移居中國內地後空出來的滿洲故地，隨著漢人的不斷遷入亦已完全漢化。

如果元朝或者清朝都像近世歐洲那樣，對政府民族實行嚴格的蒙古語或滿洲語的同化政策，那麼，他們在政治上不要說控制中國了，就是控制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是相當困難的。這種強制政策必然會使漢地陷於混亂，而混亂之際必定會有新興的反抗勢力出現。元朝和清朝的皇帝們深知這其中的奧妙，像清朝那樣，也只得滿足於改變人們外形的剃髮令。他們以緩和民族主義的內容為條件，並且犧牲了自己作為征服者的特權，從而在政治上換取了國界線最大限度的擴張。這是東洋和歐洲這兩個近世社會的不同之處，但是如果尋求根源的話，那麼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依然存在著共性，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

《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

宮崎市定 著，張學峰 馬雲超 等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本文未完

最後一部分將於下周六繼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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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載[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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