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到底怎麼了
在經歷了10年「振興東北」計劃之後，東北經濟陷入了斷崖式下跌。
坊間出現許多對東北經濟的解讀：東北人太懶惰、東北人好面子、東北太腐敗、東北國企在吸血、東北產業結構畸形、東北人口流失嚴重，甚至是東北遭到了「資源詛咒」……
這些說法有多大程度上可信？東北到底為什麼會衰落？
曾經的巨人
要對東北衰落之謎一探究竟，至少得回溯到1949年前的東北。1905年日俄戰爭過後，日本贏得勝利，從而獲得了進入東北（滿洲）的機會。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日本前後影響東北40年。無論日本人出於怎樣的意圖來經營東北，日本都對東北未來的經濟結構起到了難以忽視的作用。
偽滿洲時期哈爾濱市中心一覽 / AP
20世紀初，東北尚屬資源豐富的處女地，松花江、嫩江兩個流域，都是適合農耕的肥沃土地，這些肥沃的平原佔去了東北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積。東北被視為礦藏寶庫，俄國人在19世紀就已經染指東北的金礦、煤礦開採。根據《滿洲開發四十年史》，日本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下稱「滿鐵」）為渠道，先建設鐵路，後投資港口、煤礦、鋼鐵和煉油，推動東北經濟的現代化。
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在東北的投資占外資總額已達72%，取得了壟斷地位。煤炭產業等現代化工業開始飛速發展，當時的撫順煤礦和鞍山鋼鐵廠都由「滿鐵」經營。日本資本使得東北煤炭產量在1930年達到了1004萬噸，大約是1918年的3倍。
即使是1937年中國與日本爆發戰爭，日本在東北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也未曾中斷，東北變成了亞洲最大的鋼鐵工業基地之一，其發展程度堪比當時蘇聯庫茲涅茲克和印度的鋼鐵工業。
1932年1月28日，日本佔領後的哈爾濱工業區 / AP
對比1941年的東北與1952年的中國，人口佔中國8%的東北，貢獻了全中國三分之一的工業產值。戰前東北人均GDP 69.2元（1934年數據，以1934年貨幣為基準計算），已經比中國的59.4元（1933年數據）來得高。而1941年東北人均GDP飆升至103.4元，受到連年戰爭影響，中國直到1952年人均GDP才緩慢接近戰前水平的59.3元。日本人無疑給中國人留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遺產」。
這份遺產的不足在於，東北發展起來的現代工業基本與本土民營資本無關，只受到少數幾個外國財閥的控制；1931年後日本出於軍事和政治目的，側重東北重工業發展，完全無視農業發展，導致產業結構畸形，這種畸形將在未來幾十年深刻塑造東北的經濟脈絡。
另外，由於東北資源大開發和城市建設需要大量勞動力，加上華北自然災害不斷、軍閥連年混戰，外來移民湧入東北。不僅如此，東北城市化速度也傲視全國。曲曉范在《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中估算，1907年，東北總人口1677萬人，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就已經超過10%。
隨著關內移民和國際移民的湧入，1931年，東北地區總人口增加到2990萬人（增加人口的一半為農業移民），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3.5%，而到了1942年，東北總人口為4550萬人，城市化水平達到了23.8%。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5年中國城鎮化水平也才剛達到23.7%。
偽滿洲時期長春煙草工廠的工人帶著醫用口罩在工作 / Gettyimages
無論日本是出於戰爭還是別的目的投資東北工業、現代化建設，無論這些建設計劃對中國人的民生有多大負面影響（例如工資率長期低下），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北經濟基礎雄厚已是不爭的事實。
共和國長子
可惜的是，這份經濟遺產並沒能如數交接到當時的國民政府手中，其中最重要原因是1945年9月-1946年5月蘇聯在東北的洗劫和破壞。
埃爾斯佩斯·湯姆森在《中國煤炭工業：一部經濟史》中提到，蘇聯人進入東北後，搬走所有他們能搬的設備，搬不走的設備就地摧毀。日本史學家伊原澤周的《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也提到，蘇聯一邊和國民政府談判，一邊從未停止過拆除搬運東北工業設備。
倫敦大學出版社於1949年出版的《1931年後的滿洲國》中，也援引鮑萊調查團的數據稱，蘇聯人以奪取日本戰利品的名義，讓東北工業生產能力驟減，電力生產能力下降71%，鋼鐵下降50%-100%，水泥下降50%，紡織品下降75%，直接經濟損失約為8.58億美元（以當時美元價格計算），而搬走和毀壞的設備價值共計20億美元，給國民政府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蘇聯士兵在當時哈爾濱的日本工廠里合影 / Pinterest
國共內戰還未結束，東北已經飽受摧殘，但仍然大部分繼承了奉系軍閥和日偽政府打下的經濟基礎，尤其是較為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劍橋中國史》估計，1949年，東北提供了中國34%的工業產出。
馬迎淇援引《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數據解釋道，1949年，「按照原有設備能力計算，東北煉鐵能力佔全國的71%，鍊鋼能力佔91%，軋鋼能力佔50%，發電設備容量佔30%，各項主要化工酸鹼等土業以及機器土業，東北占的比重都很大」。
除上述經濟基礎外，東北的工廠大多是當時國民政府所有，新中國接管後根本無需將其沒收或者國有化。再加上東北最早徹底解放，蘇聯也最容易對東北施加影響，致使東北成為進入計劃經濟最早、退出計劃經濟最晚、貫徹計劃經濟最徹底的地區。
蘇聯以另一種姿態頻繁地介入到東北的經濟中。中蘇雙方率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一系列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貸款，分5年付給，年利1%。
根據董志凱、吳江合著的《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橫跨1950-1969年的「156工程」對當代中國經濟具有革命性作用，而1950-1952年，蘇聯就幫助設計了42個項目，30個位於東北，其餘位於關內（6個）、新疆（5個）和內蒙（1個）。
1968年，鞍山鋼鐵廠 / Gettyimages
「156工程」最終實施的項目為150個，1960年中蘇交惡前，蘇聯實際援建了其中的133個。在150個項目中，106個涉及民用企業（東北50個，其餘大多位於中西部），44個涉及軍工企業（部分造船廠位於沿海，35個在中西部）。可以看出，沿海地區的浙江、福建幾乎沒得到任何青睞，它們也從此長期遊離在計劃經濟的邊緣。
蘇聯不僅給中國帶來了蘇聯的技術、設備和專家，也帶來了蘇聯計劃經濟的整套模式。東北在高崗的領導下，1948年就率先制定了第一個工業建設計劃，1949年更是進一步執行了包括生產、修建、經理三個方面的國營工業計劃。
中央鼓勵東北起帶頭作用，東北模式很快推廣到全中國，1952年10月，中國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建設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物資供應總局接踵而至，國家還制訂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
國家包辦一切
受影響最深的東北，體會到了什麼叫做「國家包辦一切」。在「一五計劃」中，農業的存在就是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1953年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出台），大部分投資都流向了工業（農業投資不到8%），「156工程」的大工廠受到重點關照。
中央、東北人民政府、省、市、縣的計劃部門紛紛開啟上帝視角，規定企業生產的產品類型、每年的產量還有產出該如何分配，以達到計劃的目標——這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與蘇聯有所不同的網狀監管結構（這些在蘇聯都由中央經濟辦公室來計劃）。
鳥瞰東北某重工業廠區 / 視覺中國
根據《劍橋中國史》，1952年-1956年，全國受上述調撥形式制約的商品數就從28種增加到200種以上。當時國營企業的領導者恐怕還不能認識到，一旦市場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一旦企業的定價機制、工資策略被政府控制，那麼就意味著企業沒有動力改進、研發產品，國企的低效問題、浪費問題只會必然發生。
1949年的工業恢復期，東北許多工礦企業已經存在只重視數量輕視質量以及造成巨大浪費的現象。像未來幾十年的計劃部門一樣，當時的東北工業部發出了《東北工業部關於加強經濟核算制開展反對浪費鬥爭的決定》，徒勞地希望能以精神鼓勵和政治高壓來改善國營企業效率，但這些努力均存在「邊際收益遞減」問題。
1958-1961年，計劃經濟的致命缺陷被無限放大。遼寧鞍山鋼鐵廠在「一五計劃」中表現搶眼，但在全民大鍊鋼運動中，鞍鋼興建了141座小高爐、37座小轉爐和各種土爐子，導致產品質量下降、設備磨損嚴重，鋼產量從1958年的392萬噸、1960年創紀錄的561萬噸，猛跌到1961年的295萬噸，一夜回到1957年水平。
1978年，鞍山鋼鐵廠的工人從各自的單位中走出 / AP
東北成了各種政治運動的發源地和中心戰場，這些政治運動很多是為了提高國營企業運行的效率。1960年，國家提出「鞍鋼憲法」，主要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技術人員、工人、幹部三結合，號召全國向鞍鋼學習。
但其實早在1960年之前，一場類似的運動已經席捲東北。根據復旦大學林超超的考據，在中央動員下，黑龍江鼓勵大膽突破「陳規陋章」，「誰感到什麼制度不順眼，誰就可以宣布它束縛了生產力而不加遵守。」慶華工具廠在幾天內就廢除和簡化了260餘種報表，齊齊哈爾建華機械廠搞起了無人發放工資、無人收售洗澡票，這是平均主義最風光的時刻。
對於幹部來說，在高指標的壓力下，他們早就失去保質保量完成生產任務的信心，還不如將責任下放給工人；對於工人來說，自己的收入與生產效率不相關，再多「鞍鋼憲法」，也不能提高積極性。這場運動的結果令許多人失望，工廠上下工序之間的手續減少在表面上看起來提高了生產組織效率，但由浪費造成的成本激增、質量下降、機器損壞都非常嚴重。
資源沒有詛咒
資源富饒的東北，從人跡罕至的處女地一躍成為亞洲工業巨頭，在計劃經濟時代更是成為「共和國長子」，可謂風光了數十年。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改革開放後，東北的經濟改革很難稱得上是成功，東北只能眼睜睜看著那些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坐上高速列車，自己卻在泥潭裡掙扎。
2012年吉林冬季採暖碳排放 / 視覺中國
有學者認為，東北的發展其實是陷入了「資源的詛咒」——有時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反而慢於自然資源稀缺的國家或地區，也就是豐富的資源阻礙了經濟的增長。
人們發現，日本、新加坡、瑞士、盧森堡這樣的資源窮國，往往可以擺脫自然資源的束縛，實現經濟騰飛。而中非、尚比亞、委內瑞拉、獅子山等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並沒有長期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反而制約了經濟增長。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那些陷入「資源詛咒」的國家和地區，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制度相對落後。
委內瑞拉石油資源豐富，這些資源卻被政府把控；幾內亞擁有富饒的鋁土礦和鐵礦，但財閥和軍事強人為礦產資源爭鬥了數十年；奈及利亞同樣以石油豐富聞名於世，但豐富的石油資源吸引來了尋租利益集團，使奈及利亞成為腐敗、官僚化問題嚴重的國家。
非洲第一產油國奈及利亞國內煉油效率低成品油仍主要靠進口，加油站前車輛排起長龍 / 視覺中國
反觀澳大利亞、智利、挪威這些自然資源豐裕、同時制度健全的地區，並沒有遇到「資源詛咒」的問題，也就是說，資源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還是人們使用資源的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中國東北的「資源詛咒」其實也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制度詛咒」——東北沒有形成有效的產權制度，而科斯已經說過，「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激發企業家精神必不可少的前提」。
周其仁在《產權與制度變遷》中提到，「當國家間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整體性競爭轉向市場開放，即各種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在同一產品（服務）市場上的競爭時，公有制企業面臨的命運就是，或者在市場競爭中淘汰，或者進行市場化改革。」
周其仁認為，國企搞不好，根子在於沒有把國企看作科斯所說的「一組市場合約」。國企中有國家的資源，但也有私人資源，比如員工的人力資本。國企應與人力資本簽訂市場化的合同，保護私人人力資本的產權，而不是靠行政體制配置資源。
遼寧阜新的露天煤礦，資源對東北來說，是一把雙刃劍 / 東方IC
國營企業作為東北經濟最重要的一部分，改革顯然用力不足。根據《東北振興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一文的數據，1978年到1997年間，全國國有工業產值比重下降了52.3%，而同時期東北僅下降了27.8%，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2001年，浙江的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85.0%，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分別是34.6%、19.8%、17.3%。2002年，浙江的非國有固定資產投資額是2366億元，而遼吉黑分別是960.8、402.2、569.1億。2002年，東北三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黑龍江是89.3%、吉林是77.8%、遼寧62.7%，遠遠高於全國平均的52.8%。
東北的國企改革，直到90年代才算真正起步，之前雖然也有改革，但總體上還是小打小鬧，沒有觸及真正的改革核心——產權。
80年代，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工業品價格都逐漸放開，但煤炭、原油、基本化工原料、軍工產品等產品仍然由國家統一調配，而這些化工產品正是東北特產，當時東北的工業產品實行統配價格的比例都在一半以上。
比如，石建國在《中國工業化的路徑轉換與東北工業基地的興衰》中援引數據稱，1985年，黑龍江省的木材依然實行」統配材「和」非統配材「雙軌制，統配材佔全省的70%。六五期間，黑龍江省的原煤凈調出7501萬噸、木材4383萬立方米、原有21907萬噸，分別占產量的40.5%、57.7%、82.7%。
2013年，東北大連一鍊鋼廠工人正在作業 / 視覺中國
2003年，中國政府啟動振興東北戰略後，將目標對準國有企業改革。雖然經過幾年，東北三省的國企改制基本完成，但是質量堪憂。很多企業不僅沒有改掉國企的弊病，反而重新加入央企，到2007年，遼寧省有四成國企重新加入央企。
這種改革方式，沒有觸及核心問題——產權改革，反而是強化了公有制特徵，無異於引鴆止渴。2015年8月，全國工商聯發布2015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其中遼寧省有6家企業上榜，黑龍江3家，吉林則無上榜企業。相比之下，浙江的上榜企業為138家，江蘇為91家。
東北人真的懶嗎
長期浸泡在計劃經濟父愛主義保護下的東北，改革開放後一直被計劃經濟的遺毒所困擾。東北以國企為首的公有制經濟占絕對主體，公有制經濟用官僚等級制替代了產權制度，其官僚化程度居全國前列，似乎讓外地人對東北人形成了刻板印象：懶惰，而且崇拜權力。
《鳳凰周刊》上曾刊登過一篇文章《振興東北，先震東北人》，身為東北人的作者激憤地說道，「懶成了現代東北人的通病。在南方，你可以到處看見30度高溫下，民工揮汗如雨，幹活不惜力的情形；而在東北，你會看見大家更願意衣著光鮮，不管真實情況如何，也要刻意表現尊貴而不屑選擇『下賤』的勞作；許多青年寧願遊走江湖、給人看場，用鮮血和生命去搏殺，以期一朝富貴，也不願意本分地幹活，靠勤勞吃飯。」
2007年11月23日，遼寧阜新，三名揀煤女工，工作的辛勞全都寫在她們的口罩上 / 視覺中國
但東北人並不是天生如此。實際情況是，民國時期東北不僅有東北傳統文化、山東膠東文化、西方文化，還融入了魯西、豫東、晉南、江浙、兩湖文化。
《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提到，在20世紀頭幾十年，關內移民融入東北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必須要面對嚴酷的社會壓力和生存壓力，接受近代大工業流程所特有的勞動分工和細密的職業分工，勤勞是必備品質。
關內移民的身影出現在鐵路沿線車站，裝卸、搬運、打包貨物。他們從事房屋和道路建設，工作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但是可以獲得比農業勞動更高的收入。像林木採伐和加工等危險性高的勞動，徵召對象也普遍是關內移民。
移民進入東北後，許多人甚至會進行東北範圍內的二次遷徙，以求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這種自發的有理性的遷徙活動使東北地區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狀態得到改善。
黑龍江黑河，冒著嚴寒在街頭賣茶葉蛋的老奶奶 / 東方IC
當時的本土東北人不僅沒有擔心因此失去自己的生計，反而擔心勞動力不足，「按現今的狀況，要雇百萬、二百萬的苦力尚無甚不便，但苦力的需要年年增加，將來對於僱傭苦力，將不免感覺困難。」
20世紀頭30年，在東北永久定居的關內移民就將近1000萬，現代的東北人許多就是這些關內移民的後代，也是上述不排外的本土東北人的後代，說其具有懶惰「天性」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就是改革開放後，除遼寧之外，黑龍江和吉林都成為了人口凈流出地區。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東北地區人口凈流入36萬。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餘萬，除去流入人口，凈流出180萬。
在「五普」中，黑龍江省15-44歲年輕勞動人口占遷出人口比例達70%，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口占遷出人口75%，其中有許多外出尋找就業機會的東北人，你也很難把這些人稱為「懶惰」。
2017年東北大學生冬季招聘會 / 視覺中國
只是那些留下來的東北下崗工人，確實有不少還懷念改革前的國企時代。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他們都繼承了安德魯?華爾德(Anderw Walder)所說的「計劃經濟時期國營工廠存在的權威關係」，即個人對單位組織的「組織性依附」和以「庇護關係系統」為核心的權威制度文化。國企工人對單位組織產生極強政治和經濟依賴性，以換取合法的身份、特殊分配的福利。
在那個年代，工人的收入和生產效率不相關，積極性低落也不是什麼要命的事，反正他們捧著鐵飯碗，平均主義又何妨。過了數十年，當這種關係或者文化開始消褪時，他們只能感到無所適從。他們在原子化的計劃體制中融入太深、過得太久了——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錯。
東北計劃經濟的遺毒還表現在東北惡劣的營商環境。2008年，中國社科院和世界銀行聯合推出《2008年中國營商環境報告》，選取了四項指標：開辦企業、登記物權、獲取信貸和強制執行合同，將樣本分為東南、環渤海、東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六大區域。沿海城市如廣州、南京、上海、杭州，營商環境綜合指標毫無懸念地領先全國，東北數據並不樂觀。
東北（長春、哈爾濱、瀋陽）開辦企業所經歷的程序、時間和花費分別是最後一名、第三和第四；登記物權（例如房屋土地產權）的流程，上海只需要4個步驟、29天，東北表現最好的瀋陽也要12個步驟，整個東北平均得花54天。
獲得信貸方面，中小企業融資便利程度哈爾濱、瀋陽、長春分別排在了第10、第14和第19；強制執行合同，東南沿海審理一件普通的商業糾紛案件平均花費230天，東北地區竟然需要363天時間，地方法院系統執行效率和信息透明度都存在明顯差異。
遼寧大連，散落在地的商務區規劃圖 / 東方IC
根據智庫Bruegel員工在知乎上公開的2012-2014調查數據，在東北地區461家受調查的外地企業中，有306家企業「已實際撤資/停止在東北地區經營」或「在（2012）未來五年內有離開意願」，佔66.38%。這些企業以製造業（99家）、批發零售業（91家）、服務業（79家）為主。剩下的115家五年內不準備離開東北的企業，以房地產業（74家）和重化工業（69家）為主。
在Bruegel的調查中，超過半數的企業（51.33%）認為「當地政府以及相關政策」是企業「在東北地區發展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在全國範圍內比例最高，浙江所屬的華東地區，認為當地政府及相關政策是最大發展阻力的比例僅佔18.93%，遠遠低於東北。是制度，而不是資源，再一次成為東北的詛咒。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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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speth Thomson(2003),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 An Economic History,Routledge.
[10]伊原澤周.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Francis Clifford Jones(1949)Manchuria Since 1931,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1]董志凱,吳江,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廣東經濟出版社.
[12]Alexander Eckstein, Kang Chao and John Chang(1974).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The Rise of a Frontier Econom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4,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pp. 23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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