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成了「放養式「教育？他們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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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哈佛雜誌》2017年7-8月刊上發表的一篇關於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稱博雅教育，與通識教育密不可分）改革的文章。
（來源： pixabay網）
前哥倫比亞大學傳媒研究生院院長，哈佛大學76年校友尼古拉斯?萊曼（Nicholas Lemann）在其2016年發表於《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很久以來，教什麼和怎麼教已經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現在看來，這兩個問題又重新被關注起來。」
尼古拉斯?萊曼憑藉自己在職業學校任職院長時期的經驗，提出了大學學習的新方向（來源：《哈佛雜誌》）
萊曼曾任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未來本科教育委員會的成員，他主持過課程改革。
這個經歷讓他堅定地認為職業院校（本文的職業院校不同於國內，而是指以職業發展而非文理教育為主要目的的美國院校）就應該把學生的職業發展作為最高目標。
好的大學教師應該使大多數美國本科生在會計學、工程學、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等方面擁有一技之長，也就是說，學術教育也應該為技術教育服務。
然而，極少數名校精英本科生接受的大學教育卻不太一樣。萊曼提到 ：「在那些提倡博雅教育的名校里，作為少數精英群體的學生們，他們的課程往往不那麼實際和具體。」
作為哈佛本科生院顧問委員會委員和美國文理學術委員會的委員，他經常觀察到這種不同：
「然而，這些精英大學打著重視自由教育和文理教育的招牌，往往忽略了學生必須學習的基礎知識和能力，長此以往，精英大學很難抵抗現在最流行的高等教育理念——重實際和單一的職業導向式教學（很顯然，人文學科就是這種實際的教育理念的犧牲品）。」
從實用角度來看，萊曼認為，精英大學可以借鑒職業化學院的一些做法。
他指出，本科院校為了吸引優秀生源，需要開設涵蓋各個學科的課程，以提供給學生最大化的選擇。但這是非常耗費資金的，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學生自助金，微乎其微的捐贈款和學生對文理教育的不同期待，很多文理學院生存維艱。
他總結道：
「本科教育階段，面對變化的世界，應對挑戰與變化的最好方法就是定義並執行一個清晰的學術目標，作為大學的核心使命。
學術目標上要高瞻遠矚並且落實到每一個學生的教育里，使學生擁有學習能力（比如解釋事物或現象意義和推斷總結能力）而非只關注書本上的具體知識。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培養一個有教養，有智慧，有良好品德的人才是最終的教育目的。」
不過，這些總結並不被大多數精英學校接受。
大學總是假定，新生已經足夠成熟去追求他們感興趣的學科。少數學校的學生會得到一些引導，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設立了必修核心課程，還有哈佛大學本科學院的文理教育課程。
但是，大多數精英學校對學生採取分類限選課甚至是「放養」模式。
比如，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和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沒有任何規定課程。這樣「放養」式的文理教育有很大的隱患，學生們往往會選擇容易的課程來達到早畢業、早拿到學位的目的。
當今的文理教育並不理想。除了容易被職業功利心所侵蝕以外，學生會越來越懷疑文理教育的價值。
如今的大學生學歷背景和職業準備程度千差萬別。他們更加懷疑文理教育帶來的廣泛選擇是否有用，甚至為大學並沒有培養出他們的核心競爭力而感到氣餒。在高等教育停滯不前的今天，他們的種種懷疑與不滿可能成為更大的社會性問題。
寬泛地講，高等教育的長期價值在於，教育學生適應這個多變而複雜的世界。
令人振奮的是，一些高等教育改革正在發生：3個最受矚目的高等教育改革範例分別是：
清單
1、一所距離美西精英大學萬里之遙的文理學院；
2、萊曼提議的21世紀文理學院模型；
3、舊金山的一所靠風投資金建立的大學（即密涅瓦大學），這所大學擁有結構化課程，技術化的教學方法，和輕資產模型：沒有教室，沒有實驗室，也沒有圖書館。
其中兩個已經付諸實踐，一個還處於理論階段。無論如何，這都體現了對於大學生在文理學院應該學什麼和怎麼學的一種積極嘗試。
01
改革範例一：重新定義住宿式學院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一所大學將「高質量溝通」作為最基本的教育目標。
「高質量溝通」 可以這樣定義：在大學裡，學習團體氛圍的形成很大程度來自於學生之間的交流——一種開放的、有理有據的、見多識廣的和自我反思式的對話。聽說讀寫的培養既是過程也是目的，通過這個過程，學生懂得了交流的重要性，並且習得了很多他們想知道的東西——這應該是文理學院教育最核心，最突出的特徵。
文理學院還應該試圖把視覺和行為藝術作為培養學生交流的途徑，特別是對於那些網上交流順暢但現實中很難與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想法的學生，以及那些發現集會的結果與目的背道而馳的人。文理學院的課程設置應該注重面對面交流和高質量對話的形成。
實現這個設想絕非遙不可及。
它已經被一所大學初步實現——通過設置特色通選課程，並集合一支國際化的教師團隊去修訂、教授和更新課程，以及建造一座可容納1000學生的宿舍（2017年秋天將有800名學生入學）。去年五月份畢業的第一屆學生就是按照「高質量溝通」這個目標來培養的。
以上關於「高質量溝通」的定義節選自2013年耶魯－新加坡國立學院 （Yale-NUS college，耶魯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合辦學）的一份報告。該報告反映了創始課程委員會和創校初期教職工的一些看法。他們通過打破院系界限，共同參與了學院的創立。
前委員會主席布萊恩?加爾斯滕（Bryan Garsten）是政治哲學家，耶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和政治科學與人文的教授。
在一次訪談中，加爾斯滕回憶說，2013年也是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簡稱慕課）最火的一年。慕課的火爆引發了委員會成員和教授們的深思：到底什麼才是學院，特別是對於學院的學生來講，什麼應該是最共同的特點。
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些人有機會通過創造一個學院，來探索萊曼之前總結的觀點 ——大學應該教什麼和怎麼教。
當然了，Yale-NUS學院（Yale-NUS college，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又稱新學院）的發展不止如此。它反映了新加坡追求高等教育改革的最新動作。
該校執行副校長譚泰勇（ Tan Tai Yong，前新加坡國立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也是Yale-NUS學院的資金合伙人）提到：
首先，Yale-NUS學院重視對學生職業性的培養，比如培養醫生、律師、工程師和公務員等等。這是借鑒採用了英國的學科模型。
其次，新加坡的教育系統更加註重科研和發展，並且繼續關注經濟。現如今大量資源被用於建造學生住宿——一種創新的小型大學城——以及用於文理教育的實驗。譚將這種創新住宿稱為文理 「歇腳小客棧」。
作為一名南亞歷史學家，譚說，考慮到其複雜的、多元化的人口，追求進化的新加坡正把重心從解決工程學難題轉移到解決社會理解力問題上來，轉移到探索亞洲新興「巨人」的能力上來，轉移到為經濟和科技變革提供廣闊的空間上來。
本著培養出具有多方面能力和能夠輕鬆轉學科的人才的需求，打造一個成熟的文理學院是非常關鍵的下一步。學生在這樣的文理學院里能夠學會怎樣應對多元性和不確定性。
Yale-NUS學院有兩大優勢。創始校長伯里克利?路易斯（Pericles Lewis ，2012-2017年六月任職，之後他擔任了耶魯全球化策略副校長） 在一次訪談中強調說，調動教職工對機構創新和重視本科生教學的積極性對文理學院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Yale-NUS學院創始校長伯里克利?路易斯（左邊）與當時的耶魯大學校長里克?萊文（Rick Levin）（來源： 《哈佛雜誌》）
現在美國文理學院最流行的模式是分散式模型（人文，社會科學，和科學三類）。這種模型的自由度極高，所以教授教學和學生選課都變得更加容易。
「很顯然我們學院採取了相反的培養模式。」 路易斯說。
作為一個課程模板，耶魯大學的指導性學習課程（提供給大一新生長達一年的選修課，對西方哲學、文學和歷史觀、政治觀的浸潤式課堂）後來被廣泛採用。
而作為前英語比較文學教授，路易斯表示，Yale-NUS學院具有全球化視角，而非局限於把傳統經典閱讀課轉化為「亞洲與西方」 調查。
為了培養對生活有責任感的年輕人，Yale-NUS學院的課程設置關注量化推理、科學探究、社會機構分析和對現代社會思潮的理解能力。
「新學院致力於將自己打造成為學習共同體，」路易斯說道，「住宿式學院應該打造一個廣泛的通選課程。」
現在這樣的通選課包括一下10節課：
課程清單
文學與人文（L&H）1和2；哲學與政治觀 （PPT）1和2
量化推理， 比較社會探究 （CSI，均為大一第一學期上課）
科學探究 （大一第二學期）
現代社會思潮，「科學探究2」（大二第一學期）
歷史浸潤 （大三或大四任一學期）
這些課程的名稱反映了其寬泛、非專業性的本質。
01
在過去的一學年裡，L&H課程的學生閱讀了《羅摩衍那》，《奧德賽》，《希臘波斯戰爭史》，《十日談》，《史記》，《阿拉丁》，《暴風雨》，蘇丹小說家塔依卜?薩利赫（Tayeb Salih）的《北遷時節》和其他作品。
02
PPT課程大綱關注如自我、國家、 個性、國家自主性等概念。教學資源包括從古典中國哲學家、《薄伽梵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馬可×奧勒留到笛卡爾、霍布斯、密爾、尼采、甘地和阿倫特。
03
CSI課程檢視國家、市場與公司、社會運動和社會變革、階級、種族、性別、家庭等方面。這些都是政府、經濟、社會學和人類學學者關注的領域。
通選課強調的學科間的融合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然而通選課其他方面的特徵，對學生和老師也產生著更加深遠的影響。
通選課的其他特徵
>首先，通選課是由全體教師共同擁有和運作的，而不是由某一個教授負責。
教授們根據研究興趣分成不同小組，每組教師通過合作，夯實了課程大綱和相關課堂作業。
人文學副教授米拉·西奧（MIra Seo）描述了反覆設計、不斷優化L&H課程的全過程。他們期待，教會學生在彼此的對話中感悟知識，為專業學習做準備。這種在對話中體驗知識的能力，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另一位放棄了密西根大學終身教職來到Yale-NUS學院任教的古典學家提到，當初Yale-NUS學院的教授們是怎麼從教授特定的具體專業教材（比如《荷馬史詩》和《埃涅阿斯記》）到創造一個更有概要性的課程，後者涵蓋各種各樣的教材。他們認為，一個文理學院的本科生應該有「掌握一本教材的能力」，更加註重學習技能而非書本知識。
這樣的教學目標強化了教師合作和重視學院的基本目標——高質量溝通。
比如說，一個教師小組在讀完薩利赫作品後發現，他們很難有效教授這一作品，直到後來有位精通此作品的新教師加入到團隊，且能提供很好的教學思路，薩利赫的作品才被加入課程大綱中。
>通選課的另一個特徵是小組教學，在這種模式下，不一定要把課程按學科分類。
舉例來說，一位人類學教授也可以在「現代社會思潮課2」中教授托克維爾。
Yale-NUS學院通選課主任特里?納爾丁（Terry Nardin）同時擔任Yale-NUS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他也是一位現代歐洲政治理論學者。
他說沒有任何教師願意教授「奇怪的課程」，比如，他發現，教師們在準備教授亞洲政治哲學的時候，學習曲線很陡峭。
「但這就是文理學院的精神所在，」納爾丁堅持道， 「文理學院培養學生對自己領域之外的東西感興趣。我們要求學生不要預判事物的好壞，也不要過早地進入職業性課程的學習。所以，我們需要能滿足我們要求的老師。」
>第三個特徵是，教師們擁有教學上的絕對主動權。
Yale-NUS學院不招收研究生，也不會規定老師們怎麼教。
一個典型的通選課包括每周一節講座（教師們可以互相交流學習彼此的教課方法）和每周兩節研討會（教授們可以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專業特長）。
像之前提到的，教學小組的成員們每學期末聚在一起，討論完善每節課的作業設計，並且為以後加入教學研討的老師提供參考。
自Yale-NUS學院創立以來，無論教授何種背景的學生，教師們一直保持著對通選課的主動權，並且更加側重於科學探究和基礎性問題。
譚總結說，Yale-NUS學院的通選課側重於教師間的通力合作和主權性，這與傳統的「沒人管」的文理教育課程大相徑庭。
因為所有的本科生前三個學期都要上通選課，他們會一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
為了鼓勵學生以學習為中心，他們第一學期的課沒有期末考試，也不會判分數，而是對他們的習作、小組項目、口頭展示進行評估和反饋。
老師還會指導學生對自己的進步進行反思。
簡?雅各布（Jane M. Jacobs）教授是另一位通選課的創始成員，現任社會研究系的系主任。她強調了通選課的重要性。她提到，第一學期的社會研究補充了哲學和政治觀課的內容。
路易斯強調了這樣做帶來的積極效果：學生在課堂之外的高質量對話中形成了學習團體。
西奧提到，因為Yale-NUS學院學生的國際化和多元化背景遠比美國的學院複雜得多，第一學期大家在學習新知識和遇到新挑戰時的害怕程度差不多，所以，他們發現通選課非常有用，因為他們都有要學習的地方，這些學習加強了他們對學術和團體的認同感。
Yale-NUS學院的學生們不僅可以享受和美國本科生一樣的選課自由度，還從集體合作中收穫良多。
Yale-NUS學院的通選課給予學生的福利
>Yale-NUS學院的通選課也加強了學生對學習技能的掌握。
L&H和PPT課都要求寫作業，比如分析教材的一篇文章，搜集論據和對比分析。CSI課要求學生寫一篇更長的研究性論文。
納爾丁說：
「這種結構性的技能訓練已經被整合到所有通選課中，學生們獲得了多學科的寫作能力。另外，學生們通過學習第一學期的量化推理課具備了使用數據和數學分析的能力，他們可以在科學探究和其他課堂上使用這個技能。」
>通選課提供學生平行課堂的經驗，讓他們在課堂之外也能學習。
在通選課的第7周，新加坡的大一新生會和教授一起在全世界各地進行實踐作業。在完成實踐後，學生們要展示他們的經歷。
學生還可以利用春假和每年年末的「雙周實驗室」，與老師們一起去其他國家做研究。而學院會結合學生的個人興趣和學術發展，為他們匹配留學國家。
職業和國際化經驗院院長特麗莎?克雷格（Trisha Craig）強調，所有的留學機會都與學習緊密掛鉤，學生不是去「玩玩而已」。
布萊恩?本博瑞茲（Bryan E. Penprase）教授說，通選課讓學生通過課外活動和彼此對話加強了學習效果。這是邁向打造「新學術文化」的重要一步。
Yale-NUS學院設置通選課，不過分追求專業深度的學習
設置10門通選課使得Yale-NUS學院在專業方向上有不同的界定，但這種界定可能不被哈佛大學或者其他研究機構所接受：專業方向包括至少8門課和一門頂點項目課（capstone project）。
學生如果感興趣，可以選修更多專業方向上的課，但不是強制性的，而很多沒有核心課程的美國大學，他們要求學生修10-12門、甚至更多的課程。
「可是哲學專業的學生真的需要上15門專業課嗎？」路易斯質疑道。
納爾丁說：
「通選課是有其專門的培養目的，而不是為了之後的高級專業課鋪路而已。當然了，學生可以將通選課作為連接專業課的橋樑，但是通選課的目的在於，為學生提供整合的文理教育而不是為考取研究生做準備。」
本博瑞茲是一個天體物理學家，他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追求通選課深度的專家。然而，他強烈建議，通選課不要過分追求深度。本科生可以追求某一特定的物理或者化學分支，但是物理通選課的目的是讓學生意識到物理世界的博大精深。
他還提到，學生通過前兩年的通選課學習，具備了學科知識的廣度，升入大三進行專業課學習時，也就更能夠進行整合式、多學科式的思考。
本博瑞茲覺得，文理教育對於學生利遠大於弊：讓學生得到了高質量溝通能力和其他潛在的能力，這比文理教育提供的有限的專業課深度學習要有用得多。文理教育成果是非常強大的教育和經濟推動力。學生成為了更加有趣和更加有創造力的小人文學家和小科學家。
?Yale-NUS學院的通選課的設置起了多大作用
首先，Yale-NUS學院走在亞洲的文理教育發展的前沿。
其次，它並不關注學生畢業後在研究生階段的成績，但至少真的有一批學生充滿了學習的熱情。
來自菲律賓的大三學生賈森?卡蘭塞哈（Jason Carranceja）曾放棄阿默斯特學院學院的offer，轉而求學於Yale-NUS學院。
他覺得，Yale-NUS學院第一學期的通選課對於自己理解不同背景的人有很大幫助，讓他從物理科學和數學專業轉入了全球化事務專業。
而受獎學金資助到阿根廷暑期短暫留學的經歷，也讓他大開眼界。如今，他在研究東西方世界與南北方世界的關係（比如南美洲和南亞洲的互動）。
來自印度新德里的大二學生盧奇卡?高（Ruchika Goel）說，來新加坡之前，自己對亞洲國家的區別一無所知。但如今，她們宿舍就有來自6個不同亞洲國家的學生，大家能說8種不同的語言。
在Yale-NUS學院，她的第一個研究項目是關於印度的性別權利問題。她還去過古巴的實驗室實習。在這個暑假，此前已上過一學期韓語課的她，還學習了韓國當代文化。
與此同時，還有很多方面可以看出這裡的集體合作精神。
校園裡古老的白牆上掛滿了抗議學校對學生社團集會規定的招貼（抗議者很禮貌地用無痕膠張貼）。
一位常駐教區長（哈佛大學稱之為faculty dean）曾經邀請學生們一起看超級碗。
在校園裡的一面黑板上，大四學生用粉筆寫下了他們想要實現的願望，從「名利」到「和朋友出去玩」什麼都有。
?Yale-NUS學院的巨大投資得到回報了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陳祝全說：
「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源於注重早期專業化、分工化的英國教育理念，但是現在，我們要注重培養既有微觀視角也有宏觀視角的學生。這樣的學生能夠發現問題，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且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良好關係。為了應付 「多中心化」的 世界，我們急需嚴格地培養學生的知識廣度。」
（校長本人是一位腎臟專家，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過去的幾十年，他深入遊歷過、甚至是艱難地跋涉過多個亞洲國家，並用畫畫的方式來記錄他的見聞。）
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陳祝全（來源： 《哈佛雜誌》）
陳校長讚揚了新加坡政府的長遠考慮和對培養與國外大學長期合作關係的重視（比如杜克大學藥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音樂與藝術學院，還有最近建立了合作關係的耶魯大學）。
他認為，Yale-NUS學院滿足了有創造力的思想者探索東西方世界的需求，並最終為新加坡乃至亞洲提供了優秀人才。
陳校長說：「文理教育將學生的課堂所學與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比如說，一批學生通過在尚比亞的一個村莊里，和教授一起進行可持續化發展的研究，不僅了解了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係，還更好地檢視了自己感受他人處境的能力。」
陳校長總結道，Yale-NUS的文理教育（通選課加實踐經歷、住宿式教學和融合傳統教學方式）將會影響學生未來10到15年的發展。似乎他的教育理念與文理教育的本質完全相符。
他充滿信心地問道：
」我們的學生會成為新加坡、亞洲、乃至世界範圍內的領導者嗎？他們會在自己的領域內成為改革的有力推動者嗎？」
02
改革範例二：全新的課程計劃
Yale-NUS學院推動著能夠反映文理教育本質的課程改革（哈佛大學之前的核心課程也有類似之處），它高度整合的課程更好地培養了學生寫作和其他方面的技能。
然而，萊曼希望能夠推行一種顛覆傳統的課程。他希望文理課程能夠顯著培養學生作為成年人所需要的一切能力。
他曾寫道：
「掌握這些技能將會讓人理解大學生的真正意義，無論學生來自何種專業，他們應該深刻而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定位。在這方面，職業性學院就做得很好。」
在一次訪談中，萊曼提到了文理教育的諸多優勢。對於那些學術背景較弱的新生，文理教育課程將幫助他們了解大學是怎樣運作的。這些核心課程將會作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為學生更好地融入高校文化做出貢獻，並幫助更多學生順利畢業。
他回憶自己在哈佛讀書時，需要自學統計學和定量研究方法，才能夠為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爾斯?穆雷（Charles Murray）的著作《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 寫書評，但哈佛當時並沒有提供相關訓練。
如今，他覺得，這個缺陷可以通過精心設計一系列關於知識是怎樣創造的課程來彌補。
在另一篇發表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的文章中，他提到，文理教育不僅僅是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和培養公民意識，還要培養學生實用且有回報的職場技能。
為此，他設計了如下的大一和大二課程：
課程清單
信息獲取：互聯網時代的社會學和知識庫
因果關係：定義一個問題，形成假設並論證假設
解釋與演繹：細讀法
計算能力：掌握量化推理，概率論和統計方法
洞察力：不同人對世界又怎樣的不同體驗
形式語言：看到，用到和產生可視化信息
思考當代：具有歷史觀和延續感
論述：書面和口頭表達
舉例來說，儘管「因果關係」類課程會涉及到科學研究方法，而「思考當代」類課程更多是關於歷史內容，但按照萊曼的解釋，這兩種課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科學課或者歷史課。
他對因果關係類課程的解釋如下：
這門課更像是介紹科學方法的入門課，是為那些以後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準備的。
這節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一種核心思考過程，即表述你想要回答的問題，建立假設，並運用一種方法來收集可靠數據驗證假設。
這節課名稱的內涵是因果關係，是所有領域的重要概念……很多年來我都在給記者們上類似的課，他們的數據就是新聞故事。比如，如何解釋紐約市的暴力犯罪率比芝加哥減少得快得多?
這門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學生明白推理能力是一種技能，並且很多思考方式方法都對培養推理能力大有裨益。
而他對「思考當代」的解釋則是：
思考當代是指超越對歷史研究的學習。
對於很多新生來講，歷史總是比實際上的情況更安全，歷史問題總是比當代問題更容易解決，那些有效的假設對於我們今天的問題更適用。
歷史觀的形成將培養學生完全不同的思考視角，他們更加理解，單獨的個體總是處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網路中。
萊曼下定決心在高等教育界發起這樣的討論：
為了培養學生獲取和理解各行業信息，並且長期來看能夠獲得更成功的教育、事業和生活，教育應該賦予他們什麼樣的一套智力技能？
換句話說，文理教育應該改頭換面了。
那麼，學術界是否接受了他的方案？或者至少對他的設想有所回應？答案是尚不清晰。
他覺得，這是意料之中的。目前尚沒有有組織的、連續的文理教育改革（非學術界的人也沒有直接發聲過）。各國領導人只重視學生的組成成分，他們並不關心「大學正在教什麼」。
卸去行政職務之後，萊曼可以更加自由地通過寫作的方式吐露心聲。他可以沒有約束地寫出什麼是他認為有效的教育改革實踐。
多年的教學和學習經驗讓他懂得：為什麼關於核心課程的討論異常艱難和不受歡迎？為什麼方法學並不是本科教學的重點？
忽略了這兩點，本科教育的結果往往與目標背道而馳。
萊曼認為，為了重新找回高等教育的初衷，一個廣泛的討論會讓文理教育更加有效和更加持久。
03
小結
Yale-NUS學院的成立標誌著，如火如荼的博雅教育改革已經從北美髮展到了亞洲。
從Yale-NUS學院的課程設置中，我們看到了新的元素，即教師間合作精神和以「高質量溝通「為基本目標的高等教育。這樣的元素值得深思、探討與借鑒。
當前美國的通識教育已發展到比較平緩的狀態，大多數文理學院都會提供門類齊全的通識教育類課程，但是效果卻良莠不齊，並且難以測量。
正如萊曼所說：
大學生應該學什麼或者怎麼學，大學老師應該教什麼和怎麼教，都是長期被忽略、但是非常值得重新重視的關鍵問題。
高校不應該僅僅是培養各行各業的技術機器，而應該培養「有教養，有智慧，有道德」的，具備應付「多變而複雜的世界」能力的年輕人。
但目前的高等教育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目標，一場廣泛的、深刻的討論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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