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教授學術評傳

（轉載者按：今年，吾師麻天祥先生將迎榮開八秩之喜，茲轉載同門師兄解啟揚於2013年所撰之《學術評傳》，以饗讀者。文末尚有鄙人於2008年吾師六十壽慶時所撰之賀詩二韻，附於驥尾。——於2018年1月15日）

註：據同門師兄羅凌告知，《容齋隨筆》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故七十壽稱「八秩」。

麻天祥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佛學研究和中國學術史研究專家，其學術研究致力於中國近代佛學、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國禪學、宗教哲學四個方向，每一分支研究都成就斐然，自成系統。本文旨在探索麻先生的學術道路，梳理其學術思想，雖或出於以管窺豹，更期有益於後學。

一、大勇氣中年變法

1948年初，國事未定的動蕩年代，麻天祥教授出生於河南省博愛縣城——清化小鎮上一個普通家庭，祖上薄有田產，無生計之難。不久，新中國建立，其父勞作經營以養家糊口，漸漸的生計艱難，其母不得不做些刺繡類手工以貼補家用。由於其父粗通文墨，因而非常重視教育。麻先生早慧，五歲入學，雖常常食不果腹，但是學業並未中斷，相繼在縣城的文廟與縣一中完成小學與中學學習。麻先生自幼酷愛讀書，在那個圖書匱乏的年代，讀遍了他所能找到的幾乎所有書籍，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東周列國志》、《紅樓夢》等。在那個講政治的年代，他卻有一份難得的獨立思考。據麻先生說，《紅樓夢》給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主人翁們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的階級鬥爭，而是第一與第五回所揭示的人生的因果。

經歷了長期戰爭，百廢待興，大學學科調整以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學一門應用的技術以投身國家建設中是當時讀書人的理想，麻先生也不例外。他在《五十自述》中說：「在我的心裡，唯一的追求是讀好書，將來作一個醫生，一個真正治病救人的醫生，秀才不秀才的，實在沒有，也不可能多想。」

中學畢業後，他如願以償的入讀焦作醫學專科學校，並得以在大動蕩到來之前完成學業，年僅18歲即參加工作，成為一名懸壺濟世的醫生。這未嘗不是一種幸運，在那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動蕩年代，人文學科被套上枷鎖，稍有不慎便會禍及自身乃至家庭。當醫生遠離政治，有一份難得的平靜。

「批林批孔」如火如荼時，他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老子、孔子、韓非等中國思想史上的巨人開始進入他的閱讀視野，「仁者愛人、天下為公、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及有無相成、體用一源的理性思維，彌補了我精神上的空曠之地，正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麻天祥：《五十自述》）正是這一時期的閱讀，埋下了他日後「棄醫從文」的心理契機。他自己亦曾直言：「醫海泛舟近二十個寒暑，風風雨雨而有劫後餘生之感。說不清是好勝而不甘淪落的天性，還是悲天憫人的憂患，或許是少年得志的坎坷際遇，教我在近不惑之年，對人生的道路重新作了選擇。」

常言道：人過三十不學藝，人過四十天過午。麻先生卻以非凡的勇氣，在年近四秩之際，開始了「中年變法」，人生從此另起爐灶，再造輝煌。

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自學英語，並取得英語本科學歷文憑，繼而在鄭州一所中專學校先後教授哲學、英語、語文等課程，當時中國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恢復不久，還鮮為人知，全國每年培養的博士生寥寥無幾。他即萌生了報考的願望。這個計劃是大膽的，因為他並沒有受過碩士階段的學術訓練。不過當時，國家教育系統是被徹底打亂並停滯後再重建的，人們受教育經歷不完整的現象並不罕見。

最初進入麻先生視野的，並非他後來從事並卓有建樹的思想史與佛學研究，而是新聞學理論，也許在他心中，新聞才能夠立時代潮頭。1985年，他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甘惜分教授聯繫，甘先生慧眼識珠，破格允許他報考。正當他發奮複習迎考時，招生辦的資格審查打碎了他的夢想：學歷不合格！他因此受到的打擊不難想像，但人生的磨難養成了他堅毅的性格，雖面臨萬般困苦，依然鍥而不捨，挫折並不能使他畏葸不前。就在那時候，因緣和合，他接觸到了佛學書籍，由此開始徜徉於深奧的佛理中。他爭取到了中國哲學史名家任繼愈先生的報考同意，但恰好在他報考的那年，任先生不招博士生，但懷著愛才之心，推薦他報考張豈之先生的博士生。西北大學的思想史研究頗有積澱，侯外廬先生在那裡開創了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博士點，由侯先生的弟子張豈之先生掌門。有志者，事竟成，數年磨礪，終修成果，1987年初，麻先生成為西北大學中國思想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並於1990年初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二、大智慧卓然成家

麻天祥教授在近不惑之年，開始人生的巨大轉折，步入學術堂奧，從年齡來說，不可謂不晚。然而人生的閱歷，生活的磨礪，使他一開始學術生涯，就少了年少得志的浮躁氣息，多了治學所必需的沉靜和穩健。這未嘗不是一種生命財富。堅韌執著，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學精神，讓他心甘情願埋首於浩渺的古籍之中，徜徉於知識海洋，二十多年來，成果豐碩，卓然成家，屹立於學林之中。他的學術成就，以佛學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為主幹，旁及其他，影響深遠。

麻先生學術研究之重心，首先在於中國近代佛學研究。二十年來，他的研究獨立不羈，別出心裁，自成系統，共出版專著及主編著作三十多種，以千萬字計。其研究成果沿中國近代佛學、中國禪學、宗教哲學三個支流漫延，最終匯成佛學研究巨流，蔚為壯觀。

麻先生佛學研究之起步，當從《紅樓夢》談起。先生幼讀《紅樓夢》，便注意到其中的因果關係。入讀博士一年來，便在《紅樓夢學刊》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紅樓夢兼收並蓄的文化思想》，文章秉承侯外廬學派的思想方法，從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重點闡述作者曹雪芹儒道融合、以道釋佛的文化心理。這是麻先生佛學研究的初次嘗試。他自己曾說：「與佛原本無緣的我，第一次學術研究便涉足色空觀念，也可說是『東邊日出西邊雨』了」。（《五十自述》）

入讀博士生一年後，經導師張豈之先生允許，麻先生開始進入學位論文寫作。原本希望從自己比較熟悉的醫學入手，循醫學發展變遷的脈絡，作中國思想史的新探索，但在導師張豈之先生的堅持下，麻先生選擇了「近代佛學」這一課題，不僅冷僻，而且與玄奧難解的唯識學關係甚密，其難度可想而知。經歷了五百個日日夜夜的艱苦努力，麻先生終於完成了博士論文《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篇幅是洋洋洒洒的約50萬字。任繼愈、石峻、戴逸、張立文、李學勤諸先生評閱論文後，均給與了極高評價。兩年後，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這一學術成果。

在這部鴻篇巨製中，麻先生強調，宗教雖然是以信仰形式表現出的一種超越生存的意識，但也像其它科學和學說一樣，既是發掘認知無限的心能，又是躬行社會道德的規範。近世思想家公然為佛弟子，兼治佛學，更使勵操幽棲、海蹈山埋、佯狂放蕩、神悠旨遠的空無旨趣和林下風流，一變而為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極樂凈土的外在超越，既是社會批判意識的理論依據，又是即心即佛，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內在超越的終極關懷。佛教普度眾生的菩薩行精神尤其支持了救亡圖存的近代中國使命。如此化出世為入世，變超越為參與，促使佛學在近代史上實現了中國思想的第二次革命。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著作秉持侯派治學一以貫之的方法特徵，從思想史、社會史切入，借鑒社會學、科學哲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著重探尋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依據，用大量的資料證明，佛教的本質在於否定！其一，否定社會主體，側重個人心意的徹底解脫；其二，否定外在境遇，引導人類寄希望於來世和彼岸；如此以心意的解脫和外在超越的形式而表現為出世的傾向。另一方面，又以參與的精神否定超越的形式，向外形成濟世、救世，實現人間凈土的工具合理性的理論基礎，進一步與儒家內聖外王、修己安人的傳統合而為一，從理論和實踐上支持了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社會思潮。論文強調，近代佛學的入世轉向，突出從本體高度反觀人生，因而形成一條求真與致用相結合，由歷史通向未來的玄覽之路。雙相二重否定的理論基礎、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外在超越化內在超越，終至入世轉向，全面參與的二次革命說、思辨與經世並行發展，以及對晚清佛學復興原因的探討，形態、特徵的闡述與個案的全面剖判等。

博士論文答辯和著作出版後，前輩學人大多予以充分的肯定，認為這是一部近代佛學乃至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開創性著作。該書後來在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並獲得了多個國家獎項。在此基礎上，麻先生又出版了《佛學與人生》、《反觀人生的玄覽之路》、《歐陽竟無》、《20世紀中國佛學問題》等近代佛學研究力作。

麻先生佛學研究的另一著力點是中國禪學，代表作是《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學術界對中國禪學研究較多，成果也比較豐富。麻先生另闢蹊徑，研究中國禪宗思想，歷時四年，於1996年4月完成五十餘萬字的《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與所有同類著作不同，專著95%放在宋以下，對禪宗思想的中國化、庄老化給以全新的詮釋，為禪學研究獨樹一幟的專著。著作最為集中論述了一個觀點是：禪宗思想是大眾化的庄、老哲學。這一成果建立在前人、今人的研究基礎之上，但並不因循前人的道路和已成之局，而是概述繼承了《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中提出的佛學二次革命論，認為宋以後佛教不是衰落，而是高層次全面滲透和發展，並籍以強調，禪宗思想重鑄了中華民族的人生哲學，豐富了知識階層的理性思維，陶冶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審美觀念和審美情趣。著作用大量篇幅論述近一千年來，禪宗思想與理學，心學，乾嘉漢學，今、古文經學，乃至「帝王之學」，以及邏輯實證、直覺體悟等方法的會通、滲透及至融合，探討它與當時主流文化，社會思潮的親和與互動。著作還追循原始，考證「禪」名之嬗變，以文字考校和思想變遷的歷史事實，指出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既得益於庄、老，亦成就於庄、老。著作發揮其考證長項，考源朔流，指出佛法初來中土，「禪」經創造性翻譯，早已流行於漢魏，慧皎以庄老解禪，當在菩提達磨之前。《壇經》之創，基於《南華》，而承於道生、僧肇諸大德之後，是庄老的哲人之慧，而非僧人定心修身之法。著作還力圖借佛教在中國移植、嫁接過程中徹底中國化的歷史事實，進一步闡明文化融合、互補，即本土化的意義。該著作後來經過再版和修訂改寫，又先後有《禪宗文化大學講稿》等著作問世。

宗教哲學研究是麻先生佛學研究深入的又一領域和陣地。90年代末，麻天祥教授開始關注佛教哲學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六期）雜誌發表產生廣泛影響的《中國佛學非本體的本體詮釋》，認為中國佛學的本體觀念與世界上大多數哲學都不相同，它是一種非本體的本體論。以緣生為理論基礎，否定外在的本體，並以性空為實相，順化而為實相非相的本體論。建立在緣生基礎上的因果論，不僅凸現了非本體的傾向，而且置因果必然性於條件偶然性的架構之中。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之辯，進一步說明非本體論超二元對立的思維基礎。言不可言之趣，說不可說之理，則是佛家非本體的本體詮釋的一般方法。在此基礎上，麻先生先後完成《中國宗教哲學史》、《宗教學新論》等專著，對宗教給與全面客觀和全新的界定。一般認為，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就是宗教，而他指出：這是嚴重的誤解。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不是宗教，只是宗教組織，或者說制度化的宗教。真正的宗教是藉助心力，即認知能力的擴張，超越無限，乃至把握無限，從而實現人生終極價值的合理性過程，它是同無限的觀念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宗教組織則不然，在制度化的過程中同宗教的二律悖反，常常表現出它們的世俗化的、有限的特色。提出有限無限、終極關懷的合理性過程。這種超越常識的宗教定義，對宗教學研究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宗教哲學史》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關於中國宗教哲學的專門性學術專著。《如是我聞——麻天祥佛學與宗教哲學研究》則是他宗教哲學研究的論文彙集，反映了他對宗教哲學，特別是佛教哲學研究的獨特思考。

除了佛學研究，中國學術史研究也是麻先生學術研究的另一個中心。《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在學理和現實生活中的親和，觸發了他對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研究的興趣。如何評價傳統，如何引介西學，如何建設中國文化的未來，無疑是中國學術在現代化轉型中的重要課題。而古今中西，皆可從佛教中國化及其在近代入世轉向中見其端倪。所以，早在1995年，麻先生就發表了《挑戰與回應的百年學術》（《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三期），論文借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文明研究中的「挑戰」與「回應」說，指出近代百年的中國學術演變是中國學術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與回應。認為晚清無法維繫其天朝上國的封閉文化格局，面對西方文化如決堤的潮水，百年學術也就是以對中西文化，連帶對中印文化的比較、選擇，及由此而做的趨同假設與實踐，作為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回應。而《創變中的民國學術》（《浙江學刊》2001年第二期）則是對民國學術史的宏觀研究，文章指出，就民國學術的社會背景和思維方向，由幾個問題入手，力求對民國時期的學術作宏觀的把握。認為民國學術在由私向公質變的基礎上，充分顯示其固有的兼容並包之長，緩緩地流向世界文化潮流，從而表現出中西交匯的特徵。

學術史的個案研究與通史相結合，是麻先生學術史研究別開生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博士畢業後不久，麻先生就承擔了《湯用彤評傳》的寫作任務。湯用彤先生學貫中西，兼通古今。對湯用彤先生的研究直接影響著麻先生的學術史觀。1993年，《湯用彤評傳》出版，該書以考據、比較、綜合的方法，通過對湯氏生平、學術的條分縷析，展現其中印文化接觸、衝突與調和的歷史觀念，著重強調不同文化趨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進一步指出因革損益、並覽今古、中西互補、創造性轉化的文化發展態勢。把佛學研究與學術史研究進一步擴展到導致當今社會衝突與振蕩的整個文化領域。

如果說《湯用彤評傳》以個案來呈現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獨特風貌的話，那麼，六十萬言的巨著《中國近代學術史》，則是他全面研究近代學術史的成果匯聚。該著作涵蓋面廣，包含了近代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概述根據對社會變革和世界文化趨同的分析，立足圖強富國的社會文化大背景，在古今中西文化交匯融合的前提下和比較的基礎上，展現中國近代學術選擇性的創新與趨同。其內容集中在如何評價傳統，怎樣引介西學，建設什麼樣的未來文化等諸問題，充分展現了「變」與「合」的特徵。全書從文化哲學的角度，集中表述中國近代古今中西文化爭論及選擇與趨同的理念，為近代學術的變與合提供理論根據。內容涵蓋了經學、子學、佛學、史學、文學，以及現代意義上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乃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等；書後附近代學術年表，以明學術發展之脈絡；是迄今為止全面系統展示中國近代學術的專著；為中國近代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麻先生還非常注重學術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他主持編撰的六卷本《民國學案》就是具體表現，為學界研究民國學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系統的侯派學術方法訓練是麻先生取得非凡學術造詣的基礎。英國思想家培根在論及學術方法時，曾比較螞蟻、蜘蛛與蜜蜂。螞蟻是非常勤勞的小東西，它們成天都忙忙碌碌，把食物從外面搬回自己的窩裡，貯存起來準備冬天用。蜘蛛則整天忙於吐絲織網，從自己肚子裡面往外吐東西。只有蜜蜂不同，先忙於採集花粉，吃進肚子里，以後又把它們吐出來，釀成美味的蜂蜜，既來於花蜜花粉，即不同於花蜜。這個比喻應用到學術研究中，就是對學術方法的深切反思。麻先生無疑是學術研究中的「蜜蜂」。侯外廬學派非常注重學術方法訓練與養成，麻先生深受教益。他在談到自己的學術方法時，把學術方法歸結為三條，第一條是學術研究的原則：歷史和邏輯相結合。也就是說，思想史研究，不僅要注重思想生成、存在、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歷史條件、生存方式等外在環境，尤其要注重思想的內在特徵和邏輯必然性，即其與社會符契、反映時代精神的內涵，體現思維深度的邏輯框架，以及昭示未來並與時俱進的厚度和張力。第二條則是從內容來說：精英思想與平民思想的互證互補。他認為，思想史研究以精英社會為主幹，以正史為依據，無疑能準確反映社會思潮，而窮古今之變。但是，平民文化和平民思想同樣是社會思潮的組成部分，哪怕是細流或涓滴。民間資料對思想史研究自然大有裨益，與精英、正史的追尋應當說是相得益彰。思想史研究尤宜要注視同日常行事密切相關的平民思想，而搜求於市井草莽之間，予以抉擇綜合，推陳出新。在具體的研究中，「三學、三義、三難」構成學術研究的第三條原則。麻先生認為，治中國學術，有文章、義理和考據之三學，三者不可缺一。治學還需釐清三義：字面義、文本義和詮釋義，三者不可缺一。為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更難。這三條原則在麻先生對自己學術研究的方法要求，也是他研究成果的關鍵。

麻先生深受近代諸子治學方法的影響，不願僅僅做窄而深的舊式學者，更傾向於在多元的學術文化中兼收並蓄，博取眾家之長，匯通中西古今學術。他認為，學術研究成果的取得一方面來源於勤勉的研究，傅斯年先生所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是學術成績取得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另一方面，廣泛的學術交流也非常重要，為學術研究提供開闊的視野與辨識能力。麻先生非常重視學術交流，而早年自學的英語為其進行學術交流提供了諸多便宜。他多次走出國門進行學術交流，或開會，或講學，或作高級訪問學者，遍及歐美、東南亞、港澳台等諸多國家或地區，心得頗豐。

研究近代學術，激發了他對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沉思與對建設未來文化的思索。帶著這樣的問題，1995年，他走出國門，赴美參加學術會議，希望在美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中，體察它的長和短，探究現代文化因革、互補的必然性和可能性。1997年又作為教育部公派的高級訪問學者，在喬治·華盛頓、馬里蘭大學做研究與交流，並與相關學者進行交流對談。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僅關注作為精英學者的學術研究，而且深入到美國大眾文化之中，甚至在廣場上參與大眾進行文化交流，並作宣傳介紹中國文化的演講。兩岸文化交流開放後，他又多次應邀涉足台灣，參加台灣舉辦的佛學研究會議，足跡遍及台灣的每一個地區，影響甚巨。作為在文化上有血緣關係的日本與韓國，更是他考察的對象，並多次赴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國家做學術交流，並在學術大會上選讀論文。遊學對學術研究最直接的受益是其研究成果少了偏狹，而展現著恢弘大氣的學術風格。

三、大慈悲育人養心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麻先生是學者，更是大學教師，博士研究生畢業二十餘年以來，他先後在西北大學、海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任教，講授課程二十多門。尤其是在湖南師範大學、武漢大學任教時間較長，弟子眾多。

由於中國大學專業分割比較明顯，相當多的高校教師在講授人文課程時也受這種條塊分割影響，講課過於「專業」，閹割了人文課程最為核心的人文精神，弱化了對學生人文素質的陶冶。而麻先生則更像一個豁達優雅的智者，武漢大學建築學院的一位學生在人人網（http://blog.renren.com/share/251085292/6962512528）上這樣來描寫麻先生的課堂：「他可以在一些眼花繚亂的極為相似的佛塔圖片中精確的說出他們之間的細節形態區別以及歷史文化關聯，他十分熟練的使用對我們來說都很生僻和複雜的建築學術語，並把這些對建築的講解嵌入到一個完整的佛教的傳入和地方化的過程梳理之中。雖然是在探討建築，但同為嘉賓的另外兩個建築系的年輕老師卻被麻老師的侃侃而談襯托得像是不知所措的小學生。」

數年來教學南北體驗，麻先生針對現代人對宗教的偏見和重物輕人的社會導向，一則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二則對宗教予以學術性的闡釋。

眾所周知，作為培育人的德性和技能的教育事業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歷史前進的決定因素不僅僅是生活資料、生產工具的生產、再生產，更重要的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再生產。國家的現代化也不只是生產技術和物質享受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不言而喻的道理，卻往往被耽於物質享受的現代社會所忽視。這些話固然是老生常談，然而，生不滿百，卻懷千歲之憂，大概是中國知識分子不易之本性，藉此表示對國家、民族和人類前途的一點憂患罷了。人文精神與人生使命貫穿於日常的課堂教學，對學生有著「潤物細無聲」的效果。麻先生作為一名人文學科的大學老師，在日常講課中注意學科貫通，融中西，通古今。把人文修養自然而然的融入到親切自然的課堂教學中。有學生因受他課程影響而改變自己的人生選擇，甚至有理工科學生因此而改學就業前景不太好的思想史。

作為大學學術中堅，培養研究生是他重要的工作。為學先做人，做人須讀書。麻天祥教授有一篇演講叫做「多讀書，讀好書」，鼓勵學生讀書，認為讀書首先能「繼絕學，明事理」，讀書可以教人不以個人的尊嚴奴役他人的尊嚴，不以自己的自由侵犯別人的自由，不以個人的權利剝奪民眾的權利。讀書其次能「熔鑄人生觀念和道德情操」，「陶冶性情與審美氣質」。因為明白事理，才能確立正確的人生觀念和道德操守。讀書能給人以美的享受，能使人的精神得以升華。不難看出，他是把讀書當做培養健全人格，具有人文精神的現代人的當然「法門」。這也是他對自己學生的基本要求。他先後在中國近現代史、宗教學、國學等專業招收培養研究生，方向涉及學術思想史、佛學、醫學倫理，乃至國學等。在二十年的研究生培養中，培養碩博士生與博士後數十名。港澳台也有多人因聞名而投其麾下。他還培養了多名外國留學生，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麻先生幾乎保持著平均每年一本書的學術高產（包括再版或修訂版），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成果豐碩，影響超越了國界。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正是他自己常說的：吃飯是應付自己，飲酒是應付他人，唯有堅持不懈追求人生目標才是實現人生價值，而他的目標就是學術思考與研究，在學術研究中體認人生的價值。饅頭加麵條，清心寡欲的簡單生活是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入了學術研究，如今雖年逾耳順，仍不敢怠惰，孜孜矻矻做學術耕耘。

儒家有「三立」之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立言成為中國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然而，做到「三立」何其難哉？於是，立言便成為讀書人的人生價值的重要追求，而「立德」與「立言」正是麻先生的人生追求。他不是個僅僅為學術而學術的人，他對學生說，學術要有擔當，也是他對自己的學術要求。他常常引用宋代哲學家張載的話來表明自己的學術追求：「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麻先生研究佛教，自己卻並不是佛教徒。他認為，人類的情感需要一種思想、理論，或者是宗教，來維持世界的前進和發展。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思想，任何一種思想、理論，都向人們提供種一思維方式、生存價值和生存觀念，到底哪種思想好呢？這就需要有所揀擇。他推重佛教以緣生為基礎，以和合、眾生一體的現實關懷思想。在他看來，佛教的思想資源理所當然的未來中國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

（原文刊發於《天中學刊》2013年第3期）

附錄：賀吾師麻天祥先生六十壽（姚彬彬）2008-5-19

其一

少壯有奇志，俯仰嘗問天

不忍眾生苦，懸壺濟世間。

返身明大道，貝葉探幽玄。

行腳遍五洲，法音動大千！

其二

風骨宗魏晉，悲心契近賢。

禪道明不二，行化六十年。

吾愧為宰我，仰高鑽彌堅。

惟具香一瓣，頌師福壽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