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帝國的最後反撲——義和團之亂
垂死帝國的最後反撲——義和團之亂
山民遇水
殘殺沒有攻擊能力和願望的和平居民，尤其婦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反人類的罪行。對寫作者而言，無論以任何理由或形式，試圖為此類罪行狡辯、搪塞、遮掩，都是文字犯罪。
以全景方式來開義和團亂事是件非常艱難的工作，凝練與詳盡、嚴謹與生動難免自相矛盾，我將竭盡全力不使讀者諸君失望。在過去陸、台學者們的研究中，起點往往著眼底層，步步觀察其如何匯成洶洶之勢。這種研究方法容易使人將亂事的主旨視為一場來自底層的排外暴行，因而批判矛頭亦過多地指向了底層的愚昧與盲目。實則亂事之根在上而枝葉在下，其的本質是絕望之舊王朝的最後反撲。如果我們聯繫數十年暴戾的紅潮，再回頭來看義和團，便不會將上下主次關係倒置。
舊秩序裝裱泡沫的覆滅——洋務運動回顧
我們需要先回顧一番滿清王朝如何失去其「制度自信」。1860年英法聯軍不費吹灰之力攻破北京，古老王朝的中樞首腦們終於見識到了新技術和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亦隱隱意識到舊秩序的末日危機。咸豐皇帝臨終託孤，請大臣想方設法將朝代延續下去。不久西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政變，誅殺顧命大臣肅順，奪取了實權。在舊王朝內部，權斗一如數千來一般殘酷，而鬥爭中的任何一方也都願意維護這一王朝秩序。幸運的是，奕訢是滿洲皇族中觀念最開放的人，他與西後迅速為日後的指導性方針定下基調：聯手漢人中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實權人物，展開「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
這三人分別代表著掌握著「防勇」兵權的新興漢人勢力，對待洋務的三種不同觀念。曾國藩認為王朝陷入危機是因為傳統儒家道德秩序已經崩壞，需要重建這一秩序使其重回古代的清明狀態。他認為辦洋務的指導原則是堅守儒家式信義，與洋人締結互信關係。而左宗棠則對西洋文明表現出真誠好感，認為應當以學生式的謙遜態度來對待洋務，而且，他已經意識到洋人們來自一個比中國更加文明的世界，西洋文明蔚為大觀，遠非中國人所見到的這簡單一角。至於李鴻章，他對洋人懷有一種華夷之辯式的鄙夷，他們只是一群掌握了奇怪技術、既不開化又貪圖利益的不開化宵小們而已，洋人根本不值得信任，與他們打交道必須依仗中國式權術。
（左宗棠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最具眼界見識到政治家）
曾國藩的老病和左宗棠遠赴西北，使李鴻章一黨掌主導了洋務。基於就舊式官僚秩序的內在規律，我們只需了解李鴻章一人，即可了解洋務一派之概貌。李鴻章需要先進武器重拾天朝上國在島夷們面前的威風；而滿洲朝廷需要能夠鎮壓國內叛亂的先進武器。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並非全無是處，它給中國帶來了一些現代化跡象，同時也使清廷基本具備了應付國內叛亂的能力。這段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時光，源自擴大化的對外貿易。但朝廷中鮮有人意識到這一點，除了極少數如郭嵩燾一類呼籲變法的「漢奸」，朝野幾乎一致認為：舊的皇朝秩序仍具備強大的生命力，只需購買或引進一些洋人物件，無須任何內在變革。
日清戰爭打醒了一部分人，李鴻章承認「自強運動」失敗，中國需要另謀出路。比日本更強大的列強如果發動針對中國的全面戰爭，則根本無力招架，先前他們沒有這麼做並非出於忌憚。戊戌變法則使朝廷中樞意識到了舊秩序的危機，它正在遭受更年輕的新一代漢人士紳階層們不斷加深的懷疑。而原先效忠的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之類的漢人重臣，也表現出若即若離，冷眼旁觀，並且他們年事已高，統治中樞面臨著被迫換血的難題。舊秩序急需一股新力量來為自己充電。
己亥建儲——老佛爺的復仇
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就有投上所好之徒上奏慈禧，請廢光緒皇帝。慈禧重新「訓政」，光緒被囚後，這類奏摺更是雪片一般。慈禧對光緒皇帝、康有為一黨的態度，有私人恩怨和政治觀點的因素，但根本上是政治利害，而在宮廷政治中這三方面又是無法分割的。光緒想要脫離的她的控制使她嗅到了危險，而光緒重用康有為等「心懷叵測」的危險集團，則促使她決心發動政變。政變對她來說是要撲滅一個不可靠的險惡團伙，而非撲滅一場變法運動，她不懂變法為何物，意義究竟何在？光緒和康有為一黨要動搖她的權勢，這是你死我活的政爭。
如果以中國舊式統治倫理來看，慈禧算得上是位「明主」，她願意「任用賢良」，然後將「國是」放手讓她所信任臣子們去辦，這些臣子們又反過來鞏固她的政治地位，將皇家權力牢牢控制在手中。在她統治之下，沒有出現過安祿山、司馬懿一類的狼子野心之輩。她擁有準確的直覺和高超的權術。選擇與什麼人結盟，與什麼人為敵？她從未「犯過糊塗」。
所謂空穴來風，慈禧若無廢帝之心，下面的人豈敢拿自己腦袋來玩笑？康梁一黨逃亡在外，號稱有朝一日要殺回北京「勤王」，擁護光緒歸位。海外輿論大大強化了慈禧的廢帝之心。各國公使館也紛紛發來譴責：一國之君竟因政治觀點而遭囚禁，豈是文明國家所為？英、美、德、法等國希望中國能夠變法成為一個遵守現代秩序的國家，因此普遍同情光緒皇帝。促進中國變法是外國勢力的一致願望，比起翻雲覆雨、反覆無常，閉塞無知的專制王朝，一個現代法治中國更符合他們的利益。文明而強大的中國不僅意味著一個更加開放、繁榮的市場，還可以保護東方貿易之路的暢通，使列強可以省去許多投入在這一領域的開支。而日本則深受種族主義影響，指望中國變法後，能文明繁榮起來，結成共抗白種的遠東同盟。俄國另有盤算，也不得不附和這一論調。
慈禧對外國人的態度在戊戌政變後發生了劇烈轉變，她可以容忍洋人的兵艦外交，甚至割地賠款，但宮廷事務決不容他人置喙。這種熟悉的心態現在叫做「干涉中國內政」。1900年1月24日，一場蓄謀已久的廢帝陰謀被搬上舞台。載漪之子，十五歲的溥僎被立為「大阿哥」。光緒皇帝下詔說自己無法生育，需要建儲，但延續的卻是同治皇帝的帝脈而非他自己。上諭中明確說道，建儲是：「為穆宗毅皇帝（同治）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歸。」
（照片上的「大阿哥」，面相上並不似後世說得那麼不堪）
這份建儲上諭還閃爍其辭地稱：自己多年的皇帝尊號，實際上只是給皇家當「當臨時工」的「種豬」，目的是要生下皇子為同治皇帝的嗣後，皇家事務全賴太后英明把持。可憐自己多年來病病怏怏，連「種豬」都當不好，至今未能生育，深愧慈恩。餘生即便僥倖活命，充其量也是個癆病廢物。
其中要傳達的政治信號再明顯不過，實際上，光緒退位的日子就定在7天後的大年初一，年號寶慶，只等再下一道上諭。一時間天下大嘩。這位「大阿哥」時年15，照親眼見過「大阿哥」日常行徑的張之洞親信幕僚梁鼎芬所說：「不讀書，行為不正，日以飲食為事。」不僅是個典型的遊手好閒紈絝子弟，而且是個活脫脫的「飯桶」。當年慈禧立她的小叔子和親妹妹的兒子光緒登基，不僅出於政治需要，也因為載湉從小聰慧乖覺，惹人喜愛。現在看來，慈禧也許有一點後悔，象她自己的親兒子那樣不學無術而又有所嗜好的皇帝，才更符合她的利益。
義合拳的演化
慈禧不是傻子，舊王朝的權術邏輯是先從宮廷開始攥緊，然後再向全國範圍內尋找盟友。廢帝的陰謀雖然強化了慈禧在宮廷的地位，卻有害於她下一步尋找盟友的企圖。放眼望去，新的盟友究竟何在？
滿蒙貴胄們雖普遍忠於舊秩序，而象當年奕訢一類的幹練可靠、又有見識之輩已經絕跡。他們身居高位，是朝中最腐化無能、最愚蠢的一個集團，慈禧需要他們的忠心卻又擔心被這群豬隊友坑害；舊的漢人集團已經老去，且變得貌合神離；新的漢人集團中不乏袁世凱一類幹練之輩，但人心難測，對她持有懷疑態度的人普遍集中在這一集團中；至於守舊派，他們從頭到尾都只是用來摯肘李鴻章一黨的一枚棋子，她從未動過大用之心。她必須突破舊式目光，向官僚階層之外尋找可以依賴的新力量。
二十世紀的最後25年，受全球氣候變遷和人為的環境破壞影響，中國北方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持續乾旱。舊秩序以盤剝農民作為生存的最重要財政根基，即便晚清一定程度的開放所帶來的有限現代化，也無法阻止華北農民向普遍赤貧步步滑落，新一輪的北方亂事正在醞釀。平原上無險可守，是流寇的天堂，農民們或者加入流寇，或者組織起來保衛村莊，而民間自衛組織也很可能瞬間變為流寇。在1895年前後，華北已經產生了大量似寇非寇，似團非團的農民會、社。有的帶有某種宗教色彩，系各類中國傳統迷信的一鍋大雜燴；有的是練拳強身，防衛性質的半合法民團；還有些是職業或半職業的匪幫。關於義和拳的起源眾說紛紜：白蓮教殘餘、土匪、正宗或冒牌的捻子殘餘、民團、洪門、武術門派、靠以求雨表演為生的流民劇社……可以肯定的是當時華北已經進入一種不安的躁動狀態。
這種躁動狀態在其早期並沒有出現明顯的排外苗頭，農民與教民之間的衝突主要圍繞兩個環節：第一是教民們不參與求雨募捐，認為那是偶像崇拜行為；二是當教民與傳統農民發生民事衝突時，便尋求傳教士庇護，官府不敢惹傳教士而使傳統農民們認為受到了不公對待。這些衝突是零星和純民事的，遠遠達不到政治潮流的地步。而且，他們對朝廷和相互之間的禍心遠勝過對外國人和教民。
到了90年代的最後幾年，各種躁動勢力開始呈現兼并串通之勢，流寇危機的陰雲出現。對清廷來說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義合拳起源複雜，難以在短時間內統一到一個旗號之下。地方官或剿或撫，或者睜隻眼閉隻眼不管，只求熬過自己的任期。這一時期，山東成了最值得關注的焦點地區。1895年甲午敗北後，李鴻章失勢，洋務一黨迅速退出華北官場。接連三任山東巡撫都頑固守舊，李秉衡、張汝梅、毓賢這三人喜愛清廉之名，以忠臣節士自居，又剛愎自用、目光狹隘、無知而殘忍，以維護舊的王朝秩序為自覺要務。
李秉衡率先開啟了收編民間會、團，賦予他們合法的民團身份的先河，他上書朝廷，稱之為「固結民心」，然後將這些民團引向排外。有了巡撫撐腰，各類會、團馬上活躍起來，我們不知道李秉衡是因為嗅到危險氣息，出於「忠君體國」之心，故意將對朝廷潛在的巨大敵意引向另一個目標，還是單純地因為他的排外主張需要炮灰？他危險的縱容政策成為災難真正意義上的開端。一股名為「大刀會」的武裝逐漸做大，他們得到了巡撫或明或暗的贊助，以幫巡撫「剿匪」為名打敗了幾個敵對的小型會社，將其誅殺乾淨，別的小型會社很快被納入其旗下。大刀會的起源與號稱「反清復明」的洪門有一定關係，他們自稱「強身自保」，行為模式已經基本具備了後來義和團的形象：唱戲、施法念咒、宣稱能刀槍不入、強賣平安符和燈油錢聚斂錢財……但還不是一支排外武裝。
這支地方惡霸勢力從1896年開始向教民發難，因為他們幾次搶劫教民之後沒有受到官府的追究。合法的土匪行徑成了誘人的入會理由，大刀會迅速做大。1897年，大刀會公開「聚義」，祭出「替天行道」的旗號，聚眾十萬發動「東征」。這一旗號非常危險，既有可能為清廷所用，又有可能向清廷發難。李秉衡看到了這些苗頭，並努力將其進一步引向排外，以避免矛頭指向官府。
大刀會的「東征」一路打殺教民和外國人，摧毀教堂，將教產和教民們的家產洗劫一空，事態越來越大，接下來他們的打砸搶劫遠遠超出了教民和外國人，所到之處所有的店鋪、商號、稅務所甚至官倉，一律洗劫一空，藉口是鋤滅「洋物」。這場亂事導致兩名德國傳教士和無數「二毛子」遇害。德國趁勢派軍艦在膠州灣登陸，隨後強租膠州灣作為軍事基地。李秉衡的親信下屬毓賢則胡亂抓了九個無辜老百姓當「盜匪」殺了，作為替罪羊給德國人賠罪。
德國干涉引起了朝廷恐懼，大刀會很快被定性為亂匪，洋務派高官劉坤一派兵進山東將其打敗，李秉衡被免職（很快改任四川總督），風波暫時過去。但以會、團為名的各種亂事卻蔓延開來，影響到直隸、河南。朝廷要求調查山東各種民間組織的性質，負責給李秉衡擦屁股的信任張汝梅給朝廷上了一份各種會、團組織的調查報告，在「匪」、「莠」、「良」之間定性。其中稱：「義合拳是一群無害的良民。」
從此，各種會、團組織開始不約而同以「義合拳」為名活動。儘管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名稱，卻並非一個整體，幾股大的義合拳勢力口號各不相同，首領互不買賬，時常相互攻訐、毆鬥。代表性的有：「興華滅洋」、「反清復明」、「滅清鋤洋」，這些秘密口號或明或暗流露出排滿主張，而且將滿洲人的政權當作是頭號敵人。朝廷的指示是「團必撫，匪必剿。」而張汝梅採取所謂「調和民教」的政策，把義合拳收編到政府的控制之下，作為民團的外圍力量，監視起來。在張汝梅治下，義合拳進入了相對安分守己的時期，張汝梅對那些敢於不聽官府管轄的山頭採取堅決剿滅的態度，其中包括祭出賣乖討好旗號「扶清滅洋」的趙三多一夥，而對受官府節制的山頭，又約束其紀律不得滋擾各方。
不知不覺間，義和拳的排滿情緒漸漸衰落，而仇外情緒在不斷積累。張汝梅的確是位玩弄手段的高手，他在短短兩年間將這股洪流中所蘊含的動蕩因素，成功地從指向朝廷扭向了排外一邊。到了1899年，張汝梅離任，毓賢接任山東巡撫，大規模的暴亂隨著毓賢的升遷正式掀開。毓賢同張汝梅遮遮掩掩的手段不同，他常年在山東當官，從李秉衡時代起協助巡撫對付或者管轄義合拳，對義合拳了如指掌。
毓賢和政治投機客朱紅燈早有交情，兩人一拍即合。朱紅燈扯起「天下義合拳興清滅洋」的大旗，毓賢則迅速授予他們民團的正式身份，編入保甲。巡撫衙門下達指令，所有城鄉青壯男子必須入團練拳，「義和團」之名正式行走開來，他們吞沒了所到之處的一切教堂、鐵路、電線和電報線纜、商鋪和私人家裡的洋貨……人員死傷無法統計，大量的教民、新式學堂里的學生、販賣洋貨的商人……凡與洋人沾邊之輩，悉數被扣上「二毛子」的頭銜遭到殺害。「二毛子」的帽子鋪天蓋地，多數時候僅僅是出於搶劫或者純粹施暴的需要，把某人定性為「二毛子」，並不需要多少理由。就象半個世紀後把某人定性為「反革命」一樣隨心所欲。
（外文報紙上的義和團照片，相當珍貴，他們排斥洋物，上照片需要非常湊巧的機緣）
我們不再敘述義和團的暴行和所帶來的災難。今天關注的重點在於一個專制政權如何與暴民群眾運動結合。儘管中國傳統的政治中充滿了暴戾。義和團之不同於以往之處，在於其「奉旨害人」的特性。它的規模和暴力程度爆發性地擴大，直接源於上層統治者的意願。大量大外國人的死亡使外國勢力決心干涉，洋人的兵船向天津開來，毓賢很快丟掉官職。他象李秉衡一樣很快又被任命為山西巡撫，並將原本和平的山西迅速捲入義和團火海。而在山東，新巡撫袁世凱受命鎮壓「拳匪」，山東義和團被擊敗後潰散到直隸、河南，亂事的重心從山東轉到了直隸。
清宮與義和團的相互利用
洋人在1900年1月要求清廷取締義和團，並抗議建儲；慈禧在內外反對聲中不得不暫時推遲光緒退位計劃。3月一支聯合艦隊陳兵渤海演武。4月，八國政府正式通牒清廷，要求在兩個月內平息匪患，否則只有自己出兵鎮壓義和團。另一方面，義和團在直隸如魚得水，他們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開始攻掠城市，洗劫一空，然後靠搶劫得來的財務擴充實力，已經呈現出古代流寇的跡象。
清廷夾在兩股危險的勢力之間，洋務派全面從中央失勢後，朝臣中已經沒有一個幹練的集團能夠勉強應對這種水火夾攻的勢態，朝臣們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向洋人求和，聯合洋人剿滅義和團，理由很簡單：根本不可能打贏一場與洋人之間的戰爭；另一派主張借義和團之力與洋人決一死戰。前一派大多是些空有品銜而無實權的漢人文人，或者失勢的洋務餘黨。後一派則以滿洲王公和漢人中的極端仇外者為主，他們全部的才能都用在體察老佛爺的心思底細上，是整個朝廷中私慾最膨脹，見識最狹隘，手段最狠毒的一群人。這群人的首領便是「大阿哥」的父親：端王載漪，他有望在廢帝後當上攝政王。庄王載勛和剛毅是他的左膀右臂，這夥人紅得發紫，不惜一切手段廢掉載湉的帝位是他們的唯一目標，而他們的智商堪比豬玀。這夥人中相信法術和刀槍不入者大有人在，或者相信「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洋人」。甘軍主將董福祥是他們最倚重的軍事力量，此人大字不識，從亂匪搖身一變為官，是個「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典型。甘軍洋槍很少，匪氣十足，信奉「兔子不吃窩邊草」這類土匪邏輯，這支軍隊幾乎一無可取之處，紀律、戰力全無，兇殺成性。
慈禧太后夾在兩派之間，一面放出清剿的命令，一面公開地派員與義和團接觸。洋人要求釋放光緒皇帝的呼聲令她非常不爽，但她又不知道義和團有對抗洋人的實力。風傳義和團有法術並且刀槍不入使她頗為動心，幾路小股官軍被義和團打敗的消息則，似乎表明其戰鬥力至少在官軍之上。她派出剛毅這個糊塗蟲去調查義和團的底細，剛毅給她帶來「人心可用」的報告。當然，最重要的情報是：義和團願意幫助慈禧除掉光緒皇帝。
（這張罕見的義和團照片中連男女都難以分辨，只見撲面而來的妖氣）
真正打動慈禧的也許正是這一點：如果可以假義和團之手除掉光緒，則自己既無需落下罵名把柄，還可以為日後剷除義和團留下藉口。她需要多手準備，派剛毅和載漪赴直隸，統領義和團，試圖將其控制在自己親信手裡。而這兩個草包根本沒有統率群眾運動的能力，他們對義和團的控制力幾乎為零。直到最後正式對洋人宣戰之前的頭一夜，是剿或用？慈禧還在猶豫不決。
在中國古代史上曾經發生過很多官府招安民間勢力的事，每一次都會湧現出大量民間領袖投向官府，謀求神官發財之道的事例。甚至不用官府招安，叛亂勢力中也會分裂出一部分投降官府。但我們在義和團之亂中卻沒有發現此類事例，草根領袖們似乎僅僅滿足於當一個草根領袖，而無人謀求在官僚集團中的仕途。
再聯繫起當義和團大規模進北京前，曾經爆發過一場擁清派和反清派之間的大規模內訌。以及他們趁著洋人進攻，從背後發難，配合洋人全殲參戰清軍中最精銳的聶士成部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感受到隱藏在擁清旗號之下，一股令人脊背發涼，深不可測的野心。
清宮與義和團之間居心叵測的相互利用有一個共同的默契：將洋人引來製造亂局，局面越亂越好。但他們的一切陰謀都建立在一個不可能的前提之下：清——團聯手可以擊敗洋人。遺憾的是，他們都將這一荒謬假設視為必然的事實。
載漪的野心、東南互保和革命序曲
專制政體下，國家被極少數人玩弄於鼓掌之間，一念之差，顛倒風雲。雖然統治的根本來自慈禧，我們還是要選擇載漪來作為這一關鍵的主角。並非想要宣揚什麼小人作祟式的的歷史觀，專制政體下的政治充斥著無數作祟小人，不過是看是哪個小人，撞上了歷史的關鍵點而已。
洋人兵船雲集大沽口，慈禧的態度久久不見明朗，她一面縱容義和團佔領從北京到天津的所有大小城市、集鎮，一面又允許洋人派兵進京保護使館。使館區內擠滿了前來避難的各類外國人和「二毛子」們。朝中主戰派與主和派吵得不可開交，相互威脅要除掉對方。最具實權的兩個人：榮祿和奕劻，此時卻彷彿置身事外。老奸賊們關心的是如何平安地度過這場政治風波，以免殺身之禍，兩敗俱傷後繼續掌握實權。
兩個月期限一到，洋人進軍天津、大沽炮台，史稱八股聯軍，實際上只有7國派兵，要求清軍移交兩地的防務，被清軍守將董福祥、聶士成拒絕，戰事實際上已經爆發，雖然雙方都未曾宣戰。慈禧太后已經到了抉擇的節骨眼上，她幾乎天天都在朝令夕改，在兩個極端間跳來跳去。一旦她決定掉轉槍口剿滅義合拳，則意味著載漪的失勢。他必須斷絕慈禧留後路的念頭。
6月19日，清廷用非常客套的措辭下達了逐客令，要求外國使館人員撤退到天津暫居。驅逐使節意味著宣戰，從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密布著數十萬義和團和清軍，所有人都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但直到此時，慈禧還在給自己留後路，次日，她馬上又反悔了，電諭李鴻章袁世凱進京主持大局，發出「上諭」給董福祥，要求他「勸導」遣散義和團，嚴加管束。
撤往天津意味著九死一生，各國公使們召開會議商量下一步對策，德國公使克林德建議聯合行動，到總理衙門尋求保護。但其它國公使們不同意，認為固守使館區更加安全。克林德只好獨自前往總理衙門想謀求談判，總理衙門的負責大臣正是載漪，他下令一名軍官槍殺了克林德。這是一出幾乎無法逆轉的外交事件：一國公使在謀求外交談判時，竟被所駐國軍官殺死。
如此一來，清廷再也無法撇清干係。21日凌晨，最具權勢的觀望派榮祿被一份連夜送來的洋人密報驚醒，洋人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各國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四、勒令皇太后歸政。
榮祿大驚失色，一旦皇帝攜洋歸政，作為鎮壓戊戌變法的頭號幹將，他的末日近在眼前。他立刻持密報進宮，與慈禧相對痛哭。天明時分，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公讀了洋人的四條要求（她沒有讀最後一條）。稱洋人已經明確開戰，是「戰亦亡，不戰亦亡！」朝中一片慟哭，呼天搶地，這時候載漪跳出來說：「甘心坐亡！不如一戰而亡！」
說來也巧，此時一份來自天津、大沽前線的「捷報」飛報而來：包括兩艘鐵甲艦在內的6艘洋人軍艦被擊沉！義和團的法術奏效了，海水倒退9里，洋人軍艦近岸不得！（實際上，大沽炮台已經在4天前就被攻佔了。）
早已六神無主的慈禧大喜過望！立即定詔：向萬國宣戰！
（慈禧太后需要對這場國難負首要責任，儘管她根本負不起）
這份宣戰詔書並沒有指明是向哪國宣戰，而是向所有在華外國人宣戰。因為當時與大清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的共有十一國，因此史學家稱其為向「十一國宣戰」。以其說是一份宣戰書，更不如說是一份「屠洋令」。慈禧太后拿出自己的釵釧，折作錢糧贊助義和團，官府出告示：「斬一洋人首級賞銀50兩，洋婦40兩，洋孩30兩。」
當然如果非要將其理解為一份宣戰書也並非不可，不過古來從未有過對平民的宣戰書，而一個號稱「文明禮儀」的泱泱之國，對婦女兒童的開出懸賞殺戮令，百年之後讀來，也讓後人忍不住為之羞愧恥辱。
後來證明，所謂「洋人的四條照會」和「捷報」都是載漪一手捏造。我們無法判斷載漪的智商究竟幾多，總之他認為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徹底扳倒光緒皇帝。我們不再去糾纏於載漪、慈禧一類的宮斗，宜將目光轉向南方。
當宣戰的上諭下達，負責郵傳、鐵路等事務的盛宣懷立即截下電文，僅將電文傳給各省督撫。並通電各省督撫，要求他們不要奉詔。首先響應的是兩廣總督李鴻章，他當即回電，稱「亂命也，粵不奉詔。」還派自己幕僚致電孫文和梁啟超，請他們赴粵共商對策。南方各省迅速聯合起來，在上海與各國領事達成一個《東南互保章程》。內容大概是：外國不新增軍隊進入參加互保的省份，而這些省份則禁止拳匪進入，全力保護中外商、民人命財產安全。
張之洞提出，一旦北京朝廷垮台，即擁戴李鴻章為「大總統」，接管中國政府權力。張之洞在和幕僚們商議如何遣詞造句回覆北京上諭時，有人提出「臣罪侍東南，不敢奉詔」，張之洞把煙槍一扔站起來說：「這老寡婦要駭她一下！」命令改成：「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詔！」
參加東南互保的有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另有四川總督奎俊、山西巡撫端方雖未參加，但通電錶示支持，拒絕奉詔。
此次東南互保非同小可，大半個中國在實質上脫離清廷，靜待局勢發展。敏銳的梁啟超早在幾年前便已經覺察到了南方各省有脫離清廷獨立的可能，並將其視為未來中國轉型變革最可行的政治道路。而此時，梁啟超的同事、譚嗣同摯友唐才常，則乘機組織軍隊，以進剿拳匪為名北伐，發動憲政革命，擁立光緒歸政。他因機緣巧合，躲過了戊戌變法中的迫害（收到光緒皇帝詔書進京途中，變法便已失敗）。隨後持摯友譚嗣同的絕筆書信，謀求革命之路。
唐才常是中國第一位真正具備職業革命家素質的人。他出身於一個負債纍纍的敗落書香門庭，既受過良好的舊式教育，又有堅定的維新信念。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對中國社會的所有階層都有相當深的體悟。他擁有寬廣而的胸襟、執著的憲政信念、決死的獻身熱情以及務實的行為風範。他是一位真正有可能將革命的潛在支持力量全都團結到一起的人。除了名氣之外，無論從任何一角度，他的品質、才幹都遠在康有為和孫文之上。遺憾的是在那個時代，革命的土壤還過於貧瘠，唐才常策劃沿長江流域發動一場連鎖的暴動，推動南方各省脫離清廷獨立。但因康有為關鍵時刻掐斷其軍餉而功敗垂成。下定必死決心的唐才常本有機會逃亡國外，再謀求捲土重來，而他卻決心赴死，在遣散大部分會眾之後，唐才常事敗就義。
唐才常實現了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短暫的團結，並將海外和國內的各種維新力量聯合起來。在他選擇就義之後，中國的變革力量們重新陷入無休止的分裂爭鬥，海外的革命力量從此從未真正意義上地與本土變革勢力結合起來過，他們似乎從革命的醞釀階段到革命「成功」後，都不願意謀求結合。民主革命最終落得個不倫不類的尷尬面目，在內外交困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成果徹底落敗。
唐才常領導的憲政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他相比，孫中山發動的那些起義就象過家家，而且毫無現實意義。他遣散潛伏的會眾在後來的辛亥革命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們將在後文分解。
窮途末路
董福祥曾向慈禧打包票，稱自己既有能力擊敗洋人，也有能力收拾義和團。我們不知道他的自信從何而來？是來自他擁護的制度？還是他受侵染的文化？或者什麼道路、理論？如果他有的話。
戰爭可以用電視劇《走向共和》里慈禧太后的一句哀嘆來總結：「為什麼捷報一封接一封，可這槍聲卻越來越近？」榮祿很快意識到自己著了載漪的道子，他致電各省督撫，讓他們不要奉詔。當董福祥和團民們一路從天津敗退到的北京，向他討要重炮，轟擊外國使館時，他大怒：「何不向老佛求吾頭？」
洋人兵臨城下之時，自知末日將至的載漪帶領數十義和團闖進皇宮欲殺「漢奸總頭子」光緒皇帝。被蓬頭垢面的老佛爺趕來喝退：「大阿哥我所立也，我亦能廢！」
慈禧一面電令李鴻章速速趕來，與洋人議和，但李鴻章以路上危險為由，一直滯留上海。唐才常召集國內的維新派們在上海召開「中國議會」，彙集了幾乎來自全國的維新人士，比當年戊戌變法時康梁一黨把持「維新大局」的狀況更加壯觀、包容、熱烈。「議會」希望李鴻章能夠代表一個新的中國政府去與洋人談判。至於光緒皇帝，則可以在宣布清政府倒台後擁立他為「國主」這一模稜兩可的頭銜，為日後變法留下更大的包容空間。李曾經大為動心，但隨著唐才常被張之洞處死，他似乎又重新倒向了清廷。
七月二十一日，八國聯軍進城的謠言傳來，慈禧挾持光緒皇帝，化妝成民婦倉促西逃。光緒皇帝曾經想留下來，和洋人談判，但慈禧不許，還在出逃前處死了已被打入冷宮的珍妃。如果光緒皇帝能再決絕一些，拿出視死如歸的態度，此時正是他歸位的最好時機。但似乎是「孝心」戰勝了國運的責任，他沒有過多地反抗便隨慈禧走了。洋人攻佔北京城，義和團坐鳥獸散之後，李鴻章才搖搖晃晃乘船而來。他猶豫不決，究竟是作為大清的臣子與洋人談判，還是作為南方各省的聯合代表，接管中國政府前來談判。作為一個官場上的老滑頭，他更願意等待坐觀局勢變化而不是自己做出選擇，以免惹事。如果李鴻章堅定認為自己代表一個新政府，此時便等於判了大清國的死刑。聯軍原本堅持要求先「兩宮迴鑾」，再開啟談判。但戰事中日、俄大量增兵搶功，並主導了戰爭和談判桌，他們並不希望清廷和慈禧太后的統治終結。最後各方搭成協議：先和談，再迴鑾。
接下來的情況大可一筆帶過，慈禧太后被保全了下來，舊秩序人心盡失。拳亂的始作俑者李秉衡吞金自盡，1897年，他在四川時又策划了一起大刀會的排洋暴亂，卻被手下軍官鎮壓，四川官紳並不買總督大人的賬。宣戰上諭發出後，他稱義和團為「火鍋拳匪」，又倒向東南互保，鼠首兩端。不過為了「忠君體國」的名節，沒有手下追隨的李秉衡幾乎只一人進京「勤王」。慈禧封了他一個總指揮的虛銜。他誰也指揮不動，兵敗如山倒後，他留下遺言控訴手下兵將們貪生怕死，只知道搶劫老百姓，一聽見戰場槍聲便四散潰逃。載漪被發配新疆，「大阿哥」被剝奪了儲位，去新疆「侍父盡孝」。毓賢、董福祥、剛毅被賜死。這些亂事的元兇得到了報應，而那些亂事中遇害的百萬生靈，又有誰能知悉？
庚子國變的深刻影響
時翰林院編修惲毓鼎在稱：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
光緒皇帝未能複位，這位清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值得人們寄予同情心的皇帝，有一百個值得同情的理由，但實在過於軟弱。慈禧還在攜舊秩序苟延殘喘，但已經無人再願意為舊秩序張目，她希望可以通過變法繼續保全江山，而朝中已經沒有任何值得信任和依賴的力量。
中國需要為了這場亂事賠付4億5千萬兩白銀，每個中國人賠償一兩。39年還清連，本帶利共需9億8千萬兩。後來，美國倡導下，尤其在辛亥革命後，獲得賠償的各國中有英、法、意、比、荷蘭發起退款，共退還約3億兩海關銀，用於華人教育事業，在華興辦大學並接納中國留學生。著名的清華大學即庚子退款所建，而梁思成則是庚子退款留學生中的佼佼者。對俄國的賠款隨著沙俄倒台而終止，抗戰爆發則停付了對日賠款。美國在此後重大國變後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避免了被瓜分的命運。自鴉片戰爭以來，英美各國呼籲多年的門戶開放政策，被清廷拒絕了半個世紀，終於在這場國難之後得以實現。這一政策簡而言之便是外商可以進入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通商，和全球市場終於完全聯繫到一起的中國市場，在接下來的年頭裡爆發出巨大的潛力。光靠著關稅和厘金的利息，清政府又運轉11年，而且這11年，似乎是有清以來運轉得最良好的11年。
（自稱「江南美女」的芙蓉姐姐，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清華園所出產的最著名人物）
皇朝秩序失去合法性接下來的必然，便是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士大夫階層，從中國歷史舞台上退場。和失去皇權相比，失去士大夫階層對中國的影響更加深刻。這影響將在內外因素的推動下，將中國引入迷惘之中，走出迷霧是一段漫長而悲愴的歷程。一個友好的內外環境之下，士大夫的消失也許是中國步入真正現代化的一大利好，然而歷史不容人們喘息和幻想，更慘痛的內憂外患，在新世紀等待著中國。對億萬「黔首」而言，他們依然沒有發言權，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因為他們「民智不開」。沒幾個人來給他們「開智」，那些自認為已經「開智」的人對他們更多的是指責而不是幫助。當變亂來臨之時，要麼響應上層成為害人者，要麼成為受害者。歷史的輪迴，不知還要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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