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需要食指還是余秀華？
食指vs余秀華
食指（左）vs余秀華（右）
一直以來隱藏於文字背面的新舊文學觀念，在此激烈碰撞，反響悠長。
誰的正統規訓，誰的自由下午？
「看過余秀華的一個視頻，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一個詩人，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
從農村出來的詩人，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嚮往，提都不提，統統忘得一乾二淨，這不可怕嗎？評論界把她捧紅是什麼意思？評論界的嚴肅呢？我很擔心。」
《在北師大課堂講詩》（譚五昌著，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布會只是2018年北京圖書交易會中數百場活動中的一場，卻因著名詩人食指「炮轟」余秀華，引發熱議。
余秀華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自己的理想下午:
對此，余秀華在微博中回應道：
「食指先生說我不提 農民生活的痛苦 ……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個高深的課題：人們嚮往田園生活，憑什麼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為一個農民，眼睜睜看著鄉村文明的流逝啊。再過幾年，哪裡還有原始的農村啊。」
16日，余秀華在博客上發出了《兼致食指，不是誰都有說真話的能力》一文，對食指的批評逐字逐句做了回擊，同時也把食指之前戴到她頭上的大帽子——「不關心國家」、「不關心人類」、「不關心農村」等等，一頂頂給這位「老詩人」戴了回去。
在文中，她毫不客氣地寫道：「如果年紀大了就是好人了，那就沒有流氓了。」
余秀華說她並不覺得農民可憐，更不願去裝可憐，她不需要苦行僧般地通過消解任何慾望或者物質生活，完成食指所期待的、某種意義上的「克己復禮」，相反，袒露一切、野蠻生長、自然流淌是她文字張力的來源，她有權利享受任何一個下午。
甚至用更加激烈的語言回懟食指：
懟完食指，余秀華怒火一消，先是覺得不安，接著轉身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去，並以自由之名為這場隔空論戰做了一個無關詩歌本身的小結：
「姑奶奶就沒打算按任何人要求來寫詩歌，想怎麼玩就怎麼玩……我不自由，所以一定要讓詩歌自由。」
爭議本屬正常，耐人尋味的是：二人話語體系完全不同，儼然在兩個平行空間中「對話」，幾乎無法達成共識。
食指的質疑從何而來?
食指本名郭路生，1938年生於山東，師承何其芳。19歲那年他拜訪了這位前輩，受到了「詩是窗含西嶺千秋雪」的啟蒙，學到了格律、聲韻與視覺模式的營造。
無論是廣為流傳的《海洋三部曲》和《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還是被江青批為「否定現在」的經典詩作《相信未來》——在那個詩歌被政治逼到絕境的年代裡，食指展示了對文字的無盡忠誠，並為此付出了代價。
食指的代表作《相信未來》曾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
文革前夕，北京一些高幹子弟成立個文藝沙龍「太陽縱隊」，發起人是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食指也曾出入這個沙龍。
文革期間，這個沙龍被禁，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 張朗朗流亡南方, 臨行前他在好友王東白的本子上寫下了「相信未來」四個字。食指以此為題，寫出了著名的新詩《相信未來》。
《相信未來》節選
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悵、失敗的苦痛
是寄予感動的熱淚、深切的同情
還是給以輕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諷
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
那無數次的探索、迷途、失敗和成功
一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相信未來、熱愛生命
（1968年 北京）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點零八分，一列滿載去山西插隊的知青的火車緩緩駛離了北京站，站台上送別人群的哭聲和淚雨，冬日夕陽下的北京城在轟鳴的車輪聲中遠去了。
列車在加速，望著滿車廂青春熱血的戰友們，北京市25中67屆高中畢業生郭路生心潮起伏，就著昏黃的車燈，在一張白紙上即興寫下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知青上山下鄉告別北京的場景
——這首描寫知青上山下鄉告別北京的詩，在廣大知青中不脛而走，廣為流傳。後來郭路生在山西汾陽插隊時經常給知青們朗誦他寫的詩，每次聽到這首《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知青們都淚流滿面。
憑著《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來》，食指名揚天下，他的詩在當時全國各地的知青中秘密流傳，無論是在山西、陝西，還是雲南、新疆、海南島、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食指的詩在流傳。
有人把食指稱為文革中新詩歌運動的第一人，他的詩影響了芒克、多多、北島等許多青年詩人的成長。
多年後，定居國外的北島在法國回答記者提問時，回憶說自己當時之所以會寫詩，就是因為讀了食指的詩。
文革歲月與插隊勞動是食指創作的根基，讓他和農村牢牢地綁在一起。近半個世紀來，他多次強調要以知識改變農村，由衷地相信只有農村好，城市才會好，詠嘆農民祖祖輩輩的使命感。
而身為當下農村生活的當事人，余秀華筆下的景象、生活與心緒或深沉或燦爛，總圍繞著一個「我」。
「我曾經有一個美好的願望
把秋天的原野裁成紙張
用紅的高粱，黃的稻穀
寫下五彩斑斕的詩章」，
——食指《願望》1983年
食指對農村甜美的吟哦，到了余秀華筆下，變成了：
「我一次次按住內心的雪，
它們過於潔白過於接近春天」
——余秀華《我愛你》
故而當從農村走來的後起之秀將理想的下午形容為「聊天打炮喝咖啡」時，他作為農村生活的旁觀者和見證人，湧起了深深的憂慮甚至憤怒。
「紅高粱回家以後
有多少土色柔情於我
生存坐在香案上
我的愛恨
生怕提起」
——余秀華《風從田野上吹過》
然而隨著理想主義的沒落、消費時代的蓬勃和個人主義的興起，食指所代表的口號式話語的傳達力量漸漸被削弱，人們更推崇內化的經驗，詩歌價值的標準正悄然改變。
如何看待食指對余秀華的批評？
對於關心詩歌與藝術的人來說，這個問題並不輕鬆。
關心人類的命運、祖國的未來、底層的苦難，確實是詩人的使命之一。在這層意義上，食指的觀點是有道理的，我們也需要食指這樣的詩人。
然而，食指以這些宏大的主題來指責余秀華，卻未必有道理。對余秀華及其作品的評論，不應脫離她的個人生活背景。
她自小因腦癱而飽嘗生活苦難，嚮往自由的靈魂又與不自由的婚姻發生激烈的碰撞，她的前半生一直是在與坎坷命運的抗爭中度過的。
詩人 余秀華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余秀華能寫出那些打動人心的作品，憑藉的正是她對生活美好一面的敏銳感觸，以及強烈的個人特質。指責余秀華「不關心宏大命題」，是有些脫離實際的苛責。
余秀華曾在《我愛你》中寫道：「巴巴地活著，每天打水，煮飯，按時吃藥。陽光好的時候就把自己放進去，像放一塊陳皮。」
能夠從這種單調乃至苦澀的生活中尋覓到詩意，足夠體現余秀華的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余秀華必然會對個人的生活體驗更為敏感，「人類的命運、祖國的未來」並非她的側重也情有可原。
在文學批評中，同情與理解至關重要，食指對余秀華的批評之所以遭人詬病，就是因為缺乏對余秀華的同情與理解。
詩人 食指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食指說的就都是錯的。在風雲激蕩的年代橫空出世的食指，是一位擁有大情懷、大氣魄的詩人，他將「人類的命運」等宏大敘事視為詩人的天職，是相當值得讚許的。
理想主義本來就是大多數詩人的天性。
食指提出這樣的批評，本意未必是想針對余秀華，而更有可能是想表達對詩壇功利化、世俗化現象的不滿。
面對這場爭論，我們沒必要選邊站隊，互噴口水。多元化的文化價值，才是中國詩壇真正需要的東西。
詩歌向來是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中國詩歌需要食指們的偉大情操，也離不開余秀華們的天才筆觸。
爭論背後是士大夫詩人的衰落？
不同的時代背景熔煉出不同時代詩人的底色。
食指那一代人詩人寫詩，表面上是詩人，心底里裝著士大夫的情懷。
他們和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這類詩人看中詩歌的社會屬性，風格往往高屋建瓴、縱橫捭闔。
而余秀華更聚焦於個人的情感體驗，她的詩歌是個人的抒情、個人的感官體驗，她認為「詩歌是一個很小我的事情」。
詩人余秀華
由此生髮出一點點哲學思辨，如「有時候我是生活的一條狗/更多時,生活是我的一條狗」，又如那句傳播甚廣的「告訴你稗子那提心弔膽的春天」。
而食指的創作服務於這種觀念，《相信未來》就是典型例子，一句
「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那無數次地探索、迷途、失敗和成功/一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
將個人情感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將詩人的形象濃縮為「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戰鬥的人，這麼多年，食指還是那個食指，時代卻已不是他熟悉的時代。
食指
在他的那個時代，並不是沒有詩人聚焦於個人的矛盾，但這種「凝視個人」的努力最後仍會屈服於集體，被宏大的辭彙所吞沒。
郭小川的《望星空》即如此。這首本為慶祝1959年人民大會堂落成的詩歌，花了詩人半年的功夫。
乍看之下是一首典型的政治抒情詩，出現了「在天安門廣場，升起了一座美妙的人民會堂」這樣的詩句，但它又體現了高度個人的一面，甚至因此在五十年代末被抨擊為「虛無主義」、「小資格調」，迷茫、惆悵是《望星空》不可忽略的情緒組成。
光是「我不免感到惆悵/於是我帶著惆悵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臟」這三行詩，詩人就兩次提到「惆悵」。
可是，到了第四章，郭小川又回歸宏大，回歸對民族和人類的禮讚，高喊「人生雖是暫短的，但只有人類的雙手，能夠為宇宙穿上盛裝」。
詩人郭小川
他們在為社會寫詩，為「人民」寫詩，但在此，「人民」是一個高度虛化的符號，而士大夫的形象才是清晰的，食指這一代人把白話詩的社會屬性發揮到極致。
而余秀華這一代詩人，從「為社會寫詩」轉變為「為自我寫詩」，他們更強調自我的主體性，刻意淡化集體的痕迹，甚至自覺與貴族式的知識分子保持距離，而歡迎庶民的入場。
有趣的是，食指的青春期同樣身處庶民時代，但他們那一代詩人，無論是他，還是郭小川、賀敬之，甚至是作詞的閻肅先生，他們都有禮讚平民的勇氣，但他們的姿態都是自上而下的。
而余秀華，她處在一個新式庶民時代——由網路構建的大眾部落里，她很少呼籲關懷平民，但她寫詩的視角是與平民對等的。
余秀華《搖搖晃晃的人間》劇照
所以，當食指倡導白話詩應回歸「大眾性」與「民族性」，看熱鬧的大眾反而傾斜於余秀華這邊，這一方面是由於余秀華近年來的高熱度，另一方面跟大眾對這兩位詩人的「符號認知」也有關係。
在大眾眼裡，「為天地立心」的食指是一位老詩人、一位權威詩人，他已經進入經典，同時這也意味著他成為「過去時」，實際上，當食指患病後，他就已經一步步淡出大眾視野，更有人感慨他成為「被祖國埋葬的詩人」。
而截然相反，余秀華被塑造為「進行時」，從底層詩人、農民詩人一步步走入公眾視野，儘管她竭力撕下這些標籤，一些評論者也建議將其歸於「人」或「女人」的身份看待，而非農民、底層，但坦率而言，的確是後者構成了大眾對余秀華的第一步認知。
如今，能夠走紅的詩人幾乎都有「底層」或「農民」「工人」烙印。
打工詩人許立志
不只是余秀華，還比如打工詩人許立志、皮村文學小組的詩人群像等，雖然他們都強調自身主體性，反抗標籤，但某種程度上，工廠、村鎮的在地經驗是他們的詩歌的鮮明特色，也是他們區別於學院詩人的地方。
當然，我們還能看到北島、西川、歐陽江河、于堅、韓東等人的身影，前不久，北島在豆瓣開課還引起一批粉絲的熱議，但這些已經被寫入文學史的詩人，他們今天再度進入公眾視野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學熱的餘溫，是他們背後那個經典的影子。
詩人北島
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新作，像歐陽江河，他仍然保持旺盛的寫作熱情，但這已經不是一個依靠詩作出名的時代了，這個時代走紅靠的是人設、是高度濃縮的符號氣質。
詩歌從士大夫時代走向庶民時代
從食指到余秀華，國內詩歌從士大夫時代走向了庶民時代。這並非一蹴而就，而經歷了三十年的流變。
新中國成立後民眾識字率的大幅提升為此埋下伏筆，不懂字，何以談詩？
在廣大群眾普遍是文盲的年代，詩歌乃至文學的話語權被牢牢控制在文化精英和政治領袖手中，回望唐宋元明清，莫不如此。
但當大部分人普遍識字，文化傳播的媒介亦迅速改變，文化精英的掌控權也隨之鬆動。
山村孩子讀書識字
食指那一代人寫詩，他們是寫給當時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領袖看，而余秀華這一代詩人，她們的作品不只發在權威刊物，也發在網上，網民才是評議的主力軍。
這在前互聯網時代就露出端倪，八十年代，權威的地位就已經鬆動了，所以文學革命是一浪接一浪，青年人力氣足，大有一副掀翻老子自個兒當家做主的氣派。
到了九十年代，「詩人之死」，文學熱退潮。詩人很難再成為意見領袖，顧城、海子式的文學偶像成為歷史。
海子
與此同時，詩歌開始「下移」，首先有「第三代詩人」，拿來西方的後現代流行辭彙，颳起一股反英雄、反崇高的浪潮，繼而又有所謂的「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對著干，大有華山論劍的態勢，甚至還有「下半身寫作」，強調寫作中的「身體性」。
這一派的代表詩人沈浩波曾說：「『下半身』一方面是指身體感，但更多的是指『形而下』的『下』，是很嚴肅的詩歌寫作態度。」
總而言之，早在九十年代，白話詩的走向就已經背棄了食指的理想，而余秀華是「民間寫作」「下半身寫作」的繼承者。
但無論詩歌圈子裡討論怎麼激烈，流派如何繁雜，詩歌也不再熱門了。千禧年後，詩人甚至被污名化。
以「梨花體」、「烏青體」為代表，白話詩成為公眾懷疑甚至嘲笑的對象。
而像余秀華這樣的詩人，即便有機會曝光在公眾眼中，依靠的與其說是那些優秀的作品，不如說是媒體出於關懷而出現的集體動員，與那些被文化工業製造的標籤。
其實，詩歌一直以來都是小眾的運動，即便在熱烈浪漫的八十年代，寫詩也更多是知識人的專利，專門的詩歌評議圈子並不廣闊。
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以詩歌為引子生髮出的社會話題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由此能讓我們管窺社會價值判斷的變化。
顧城
在八十年代，人們敬仰詩人，詩人之死如同偶像之死，那時候，詩人被供奉在一個神聖的位置。
但如今，詩人仍被尊重，卻已經從神壇跌落，甚至，詩人成為被同情、憐憫的符號，因為他們越來越被主流話語形容為「一群貧窮落寞而不被理解的人」。
食指與余秀華的爭論，最後很可能是自說自話，而當喧囂過後，若有一天庶民時代走向黃昏，詩歌又會通往何方？
是走向AI時代，還是重回人類精英的懷抱？而身處庶民時代的詩人，又是否能寫出永恆的詩篇？
這不是今人能解答的問題，而是交付時間的思索，下一個十年過後，當我們再回首這個時代和它的詩歌，答案也許就能浮出水面。
本文參考文章：《食指與余秀華爭論背後：是士大夫詩人的巨大失落》《詩歌需要食指 也不開余秀華》《食指的氣憤與閻連科的憂慮：為的是文學本身還是失落的話語權？》（書房記、西安讀書會整理，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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