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讀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蘇格拉底無疑為牛虻之始祖。他在雅典法庭上這樣為自己辯護——
我是上帝帶給這個城邦的牛虻，我隨時隨地都盯住你們，喚醒、勸導和責備你們。你們將不容易再找到像我那樣的另一個人，所以我勸你們不要置我於死地……如果你們攻擊我，像安尼圖斯勸說你們的那樣，並輕率地把我處死，那麼，你們在今後的生活中將永遠沉睡不醒了，除非上帝關懷，給你們送來另一隻牛虻（《申辯篇》）。
大家都知道，雌性牛虻以吸食牛、馬等家畜的血液為生。蘇格拉底自比為牛虻，當他的尖嘴扎入麻木、沉睡的牛、馬等身上時，就可將其喚醒，從而避免慘遭虎狼毒手之命運。然而，雅典的那些法官們悟不到這點，最終毒*死了這名無比寶貴的牛虻！
但自此之後，人類的牛 虻便不絕如縷。凡古老而沉睡之民族，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兩隻這樣的牛虻，以批判自己民族的劣 根性，喚醒民眾奮發圖強為己任。旅居法國，寫出《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的盧梭是也；因為發表了《哲學書簡》中的第一封信後，而被沙皇認定為瘋子被迫接受治療的恰達耶夫（1794～1865）是也；主張脫亞入歐，著有《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的福澤諭吉是也。中華民族歷史古老悠久，當然也不乏牛虻了，像漢之王充、明之李贄、明末清初之黃宗羲是也。但這些牛虻，都為純種或曰土產之牛虻，因其生長在儒家文化圈裡，甚少受外來文化之影響，故而體型較小，所刺較淺，其喚醒作用，也就十分有限。
遠不如後來那些經過中西文明碰撞、雜交而誕生之牛虻塊頭大、刺之深、喚醒力強，如梁啟超、如魯迅、如殷海光、如李 敖、如柏楊、如龍應台是也。魯迅之赴日留學，龍應台之自美留學歸來，柏楊之赴美講學，殷海光自乃師金岳霖（金留美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學習形式邏輯，李敖又從殷師而受教，這些經過土洋思想碰撞、雜交之牛虻，個頭遠較土產者為大，刺向母體就更深、更加有力，喚醒作用也就更為巨大。魯迅大家都十分熟悉，在此不論。
殷海光服膺亞里士多德的「是什麼就說什麼」原則，認為自己的思想遠超胡適、唐君毅等，用西方自 由、民 主之思想來觀照傳統文化，著有《中國文化的展望》。
柏楊於1984年9月24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做《醜陋的中 國人》之演講，把中國傳統文化比作一個無所不染之大「醬缸」。
龍應台赴美留學，經過一番歐風美雨之洗禮再回到TAI WAN，就覺TAI WAN社會渾身是病，從而颳起了一股「龍捲風」，她指出，「在TAI WAN，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的床上，他寧可閉著眼睛假寐」，於是有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不是衛生紙》《TAI WAN是誰的家？》《以「沉默」為恥》等，她這隻牛虻可真夠勤奮、努力的，因為她「拒絕活在一個野蠻的國家裡」！
你可能會說，牛虻有什麼好的，叮肉、吸血，帶來的都是痛苦，滿滿的負能量。此言差矣，這麼說吧，TAI WAN之所以能成為今日之TAI WAN，固然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有關，可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指出者，美國今日之民主，是美國人民自己爭取來的，而非別人所恩賜，TAI WAN亦不能例外，兩千多萬同胞自*由意識之覺醒、民*主要求之高漲，離不開殷海光、柏楊、李敖、龍應台等一干牛虻之反覆叮啊、吸啊的弄疼他們，喚醒他們！對於六後、七後及以前之有心人，上述諸人之著作大家都不陌生，不勞我在這裡贅述。今日我所要介紹給大家的，是相對陌生的一隻個頭碩大之牛虻——孫隆基（1945年～）與他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如果說柏牛虻、李牛虻、龍牛虻們所刺者主要為TAI WAN社會的話，則孫牛虻刺的對象就是兩岸三地甚至海外所有之中國人，所以我說這是只巨型牛虻，不可小覷啊。孫隆基生於重慶，長在香港，獲TAI WAN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赴美在明尼蘇達大學獲俄國史碩士學位，然後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獲博士學位，期間在復旦大學進修一年。如此豐富之經歷，讓他對中華文明生態有較為全面與深入之了解與體驗，且能站在全球視野，反省中華文明，可以說，他就是老天爺專門賜給吾中華民族的一隻大牛虻啊，豈可不珍惜之，豈可不宣揚之？
孫隆基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當作參照系、鏡子，來觀照吾中華文化。「要分析中國人的『良知系統』，不妨從中國人對『人』的定義開始，若試從一種與它完全相反的觀點——例如西方新教文化下產生的存在主義——去比較它，可能更來得清楚」（《二中國人的「良知系統」》）而「存在主義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從所有的社會角色中撤出，並且以『自我』作為一個基地，對這些外鑠的角色作出內省式的再考慮時，他的『存在』才開始浮現」「美國人的烹調術似乎亦反映了他們的『法治』精神——各個個體之間，必須存在用條文規定的關係，而且『人己權界』劃分得清清楚楚」「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與出身的家庭不再發生任何關係，而憑本身的喜惡去重組自己的人際關係」（同前）。
他認為，「文化深層結構對人的塑造好比第二遺傳，即使跑到一個更有『行動自由』的環境中——例如外國——身上的文化『密碼』仍不易解掉」（同前）。而中國人對人下的定義正好相反，「將明確的『自我』疆界剷除的，而這個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個『二』字，亦即是說，只有在『二人』的對應關係中，才能對任何一方下定義。在傳統中國，這類『二人』的對應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同前）。
於是乎，「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的一切做法似乎都是反對生命的，例如：「他們將整個生命都納入公式化的人生渠道中，不讓個體的生命出現多姿多彩的經歷，而個體也沒有追尋靈與欲的完成之需要——大家都踏著由社會制定的人生道路，很少有超越其外的意向，自然也缺乏越出這個平實層面的好奇心，以及個人的浪漫衝動」（同前）。由個體而至整個民族，便是「中國人製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體上也延續了三千多年而不斷。不過，這三千多年的歷史也是沒有超越意向的。讀二十四史一類的斷代史以及《資治通鑒》一類的編年史，就總給人這樣的感覺：中國文化是『天長地久，人亦長久』，但是，卻並不導向一個更高之目的，只是無止境地在同一個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的確，中國這個『超穩定體系』也確實做到了長生不老的成就。這項成就是如此的宏偉，以致馬 克 思不得不稱之為『木乃伊』」（同前）。以五千年悠久文明史而自豪者，好好想想馬 克 思說的「木乃伊」吧。
作者進一步分析道，「中國人的本體論模式就是陰陽在太極之中互相調和，因此，與猶太基督教的善惡二元鬥爭的模式剛好相反。二元對抗的觀念，無疑地反映了整個西方文化的動態的『目的』意向性。在西方歷史發展形態中，對立與抗爭也的確是不斷推動進步的動因」
「西方文化下產生的人格，則認為人必須去為自己謀取合法利益，而且，不只是如此，他必須為了獲得並且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作鬥爭，這種鬥爭也毋須避免對抗的方式。這是個體的自我發展、自我擴張以及自我完成的一重必經手續……自己如此做，也尊重別人如此去做的權利。因此，一切就都必須講究法權關係——什麼是自己分內的，什麼是別人分內的，都劃分得清清楚楚」（《三「二人」關係》）。
而我們則秉持「和為貴」或「息爭」的態度，「這种放棄『對抗』的態度，卻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因為，自我權利觀念的模糊，使堅強的『自我』疆界無法建立起來。在大部分中國人之間，它造成了一種將自己貶低才能獲得社會稱許的傾向，結果就形成了自我壓縮的人格」（同前）。走筆至此，我不由想到一句俗語「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會哭的孩子，便是敢於主張自己權利的人是也，在普遍的自我壓縮型人格的社會中，這樣的人有時反而能獲得意想不到的好處！
這種壓縮型人格的人，在國內是「中國人避免對抗的心理，使統 治 者對任何敢於起來反抗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冠以『破 壞安 定』的罪名。中國人嚮往『在一起』的傾向，也使統 治 者容易對任何持不同意見者搬用『破 壞 團 結』這頂大帽子」。
而到了海外，「在美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各民族社群都在搞壓力團體與利益團體，搞得最成功的自然是猶太人一類，最不出色的則是華人一類。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也是只搞『搵食』的經濟活動，對當地的政治極少參與，並且內部決不團結，不只是一盤散沙，還要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互相傾軋，結果，待到排華運動起來，就完全沒有還手之力，被人逐個收拾」（同前）。以前只知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排華運動之殘酷，卻原來當地華人之不團結、極少參與當地政治活動也要負有一定之責任！
而與普通百姓的自我壓縮型人格相對立者，便是少數統*治階層的自我擴張之人格，「為了解釋為何一般中國老百姓是自我壓縮的人格，而少數統*治階層卻出現自我擴張的人格，尤其在『WEN GE』期間出現的個人崇拜，我用了如下的比喻：由10億人造成的金字塔尖，勢必比同代的西方領 袖都要『偉大』」（《四中國人的「個體」》）。
而自我壓縮型人格，其具體表現便是「『乖』或者『聽話』、逆來順受、以自身沒有個性與吸引力為榮等等——去換取社會觀眾的讚許」，「中國文化對『自我』的戕害，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大部分中國人是傾向於將自己的『價格』貶到自己的真正『價值」之下的」。「在『他制他律』生效的情形下，中國人總是『自我壓縮』的，遂致沒有個性，逆來順受，妄自菲薄」。「中國人的人格既然是『自我壓縮』的，因此，整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弱者的文化」。而「抹殺『個人』，並沒有促進『集 體』的公益，徒然造成了『個人』的不發展而已」。
而「一個不發展的『個人』，自我評價往往是很低的，自然也不會有自我尊嚴」。「一個不發展的『個人』，往往有迎合別人的傾向」，於是乎，在人前人後、會上會下，「每一個人都是具有六七副面孔的」。而「沒有『人格平等』的意向，就不可能產生『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概念」（《五國家與社會》）。作者舉例，「至於司法部，在西方叫做『正義部』（Ministry of Justice），在傳統中國則叫做『刑部』，因此，『司法』就有點接近『司刑』，其對象就是一般老百姓」。
而上述一切，與Z*制主義文化密不可分：
發展了「自我」的新教文化人士，往往比中國人更能洞察到這些現象的成因——他們看出這是在Z*制主義文化下「個人」不發展的結果，而且還理解到它只是「自我壓縮的人格」失去控制的另一面（指欺詐）。路德派神學家黑格爾說：
在中國，既然一切人民在H*帝前都是平等的——換句話說，大家一樣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 隸的區別必然是不大。大家既然沒有榮譽心，人與人之間又沒有一種個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正由於他們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以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說謊。朋友欺詐朋友，假如欺詐不能達到目的，或者為對方所發覺時，雙方都以為可怪，都不覺得可恥（《歷史哲學》）。
……
現在，你覺得孫隆基這隻牛虻是不是夠大，刺得是不是夠深、夠厲害的？
與柏楊、李敖、龍應台這些感性的文學家牛虻不同，孫隆基是名理性的歷史學家，且他掌握了一定的哲學與心理學知識，故而他的體型更大，刺得也更准、更深、更有力，更值得一讀，讓我們麻木的靈魂在其刺激下顫慄、醒來吧！
二O一七年十月十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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