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為什麼沒有自殺？史鐵生是怎樣思考自己命運的
作者鄧曉芒｜節選自《史鐵生的哲學——鐵生67歲生日·鄧曉芒教授演講》
史鐵生的命運觀，大家很容易理解。一個人慘遭那樣的疾患，面臨生死抉擇，命運這個概念馬上就跳出來了。史鐵生21歲那一年，用他的話說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紀上，忽地就殘廢了雙腿」。他當時就知道，無論他還能活多久，他這一輩子只能在輪椅上度過了。怎麼辦？他狂躁過、絕望過、傷心過、自暴自棄過，但是當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以後，他開始思考，他還這麼年輕，21歲，他不得不思考。在他的年紀，他更願意到世界上去闖蕩一番，去獵奇、冒險、成就夢想，但是現在他只能沉思默想了，他是被逼無奈。
他想到了命運的問題，他有一段話：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要讓一齣戲劇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間的衝突。……上帝深諳此理，所以「人間戲劇」精彩紛呈。
這個時候他想到了，上帝安排給我的命運註定如此，上帝這樣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們有限的人怎麼猜得透，不要埋怨、不要抱怨。因為有我，還有很多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命運，所以人間才精彩紛呈。這個當然是斯多葛派的命運觀，這是在西方很有名的、古希臘的一個哲學學派。他們認為，上帝讓每一個人在世界大劇場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所謂「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你反正得走，命運已經規定好了，你總得走。當然這個觀點融入到了基督教的思想里。
古羅馬時代就流行著一句諺語，「人間是一個大劇場，每個人在裡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後來基督教講「天職」，不管你是當總統，還是當掃地的清潔工，都是你的天職，上天安排的，沒有等級之分。既然你承擔了這樣一個職位，你就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觀點很消極。但是也不一定，一個人病到了史鐵生那樣的程度，宿命論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心靈救助。通常中國人也講，這是命，你得認命，你不可改變。既然不可改變，你抱怨什麼呢？你抱怨無濟於事，你只得忍受。
史鐵生說，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你會覺得自己有可能更不幸運。他把命運、災難相對化了，我覺得難忍受，有人比你更難忍受。有人勸他拜佛，他不願意，他認為懷著功利的目的拜佛是玷污了佛法，不應該認為命運欠你什麼。他讀《聖經·約伯記》，悟到「不斷的苦難才是不斷地需要信心的原因」。約伯無緣無故受到了各種折磨，災禍降臨到身上，其實是上帝和魔鬼打賭，魔鬼說你把災禍降臨給他，他就不信任你了，上帝說你可以試試，於是魔鬼給約伯帶來種種災禍，但是他仍然堅信。不斷的苦難就需要不斷的信心，不可賄賂誰，也不要埋怨誰。由此他走向了一種真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因為這個信仰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哪怕它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哪怕它給我帶來的只是災難，我還信，我仍然信。不要通過犧牲一點什麼東西去獻給神佛，換取一些什麼東西，命運不受你的賄，但有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諦。信仰的真諦就是希望，就是仰望，希望來世。甚至不一定是來世，而是希望一個暫時看不到的，或者也許永遠看不到的結果。
但是神在哪裡？史鐵生說神只存在於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但不一定能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神只存在於這樣一條路上。他說「那也應該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應該仰望的方向」。一個是路，一個是方向，一個是眺望，這幾個詞都是非常關鍵的。信仰就存在於這幾個詞里：道路、仰望、眺望、希望。
寫作就是文學的思想之所在，你眺望什麼，不是眺望今天多少物質的回報，而是眺望文學的聖地。那麼寫作由此就成為了他的命運，他自從坐上輪椅的那一刻，他的命運就只能是寫作。走上這條路頗為不易，這是一條務虛之路，這就是為什麼叫《務虛筆記》，當然也可以叫「超越之路」，務虛就是超越。我們日常太務實了，現在需要有一段時間讓我們來想想務虛的問題，超越一切，包括物質利益，包括身體上的健康或者是痛苦。《務虛筆記》裡面講了「童年之門」，那就是命運開始的時候，就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一開始是命運在敲門。童年之門就是這樣的門。童年有很多的門，他把童年設想為一間美麗的房子，房子裡面有很多個房間，你走進了一個門就會與其他的門永遠絕緣。而另外一個人走進另外一個門，他的命運跟你也可能就完全不同。
當然這都是現實的命運，我們這個都好理解，日常生活中人們都講到，我當初如果不那樣的話那就會怎麼樣，那現在就完全不同了，那一瞬間決定了我的命運，一般都這樣說。但是史鐵生這個時候考慮童年之門，是立足於一個務虛的層次上看的，一旦你務虛，你就會覺悟到所有的門都是同一個「我」的門，雖然我沒有進到那個門，但是進了那個門的人也是我。
他說，「我在哪兒？一個人確切地存在於何處？除去你的所作所為，還存在於你的所思所欲之中。」別人的命運也許不是你的命運，但是別人在他的命運中的所思所欲同樣是你的所思所欲。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務虛的層次上，你描寫他人就是在描寫自己。他人不管是善也好，惡也好，你在描寫他，就是在描寫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撇得太乾淨，好像我寫的惡人就是我的批判對象。你的批判對象其實也包括你自己，而這就是人們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性。
我們在作品裡看到一個醜惡的人，一個壞人，其實那就是作家的可能性。作家如果沒有這種可能，如果沒有對壞人的體會，他怎麼寫得出壞人來？這就是在一個非常務虛的層次上談問題了，事實上我當然不是壞人，但是我可能是壞人。西方基督教所謂的「原罪」也是這個意義上談的，中國人很難理解。原罪，一個小孩子生下來乾乾淨淨的，為什麼有罪？基督教解釋說他沒有罪，但是他可能有罪，他有潛在的可能性。因為人是自由的，他可能變成天使，也可能變成魔鬼。一個小孩子生下來那麼可愛，但是一步步走來，過三五十年再來看他，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站在可能世界層面上看問題、談問題，我們就可以消解宿命論。
宿命論就是命運不可抗拒，你只能被動接受，我剛才講了，這看起來非常消極，但是如果你立足一種可能世界，你就會反思到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的決定作用和責任能力。決定作用就是，你可以選擇，你不是完全沒有選擇的，哪怕命運決定了你，你也是可以選擇的。還有責任能力，哪怕這是你的命，你也得為你的行為負責，不能推諉於外界和別人，說既然我命中注定這樣，我就可以不負責了，不是我要這樣的，是命中注定要我這樣的。不對，因為你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有它的決定作用，當你意識到這一點，你就會對於已經被命運決定了的現實世界賦予自己特有的意義，這取決於你怎麼看它，怎麼對待你自己的命運。
比如說史鐵生的殘疾，使他看清的人的命運的悲劇性和殘酷性，甚至於荒誕性。這個沒有道理可講，為什麼我就突然殘廢了，那麼多人就沒有殘廢，唯獨是我？我為什麼就這麼倒霉？沒有道理，想不通。然後他站在務虛的層次上，悟到了其實殘疾是人類的普遍命運，還有比我更慘的；或者說哪怕是比我更好的、更強的，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限度，都只是殘疾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所有這些人不管你相對來說如何受到命運的支配，當你眺望神的時候，你可以「扼住命運的咽喉」——這是貝多芬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掌握命運。命運雖然決定了你，但是你一旦起來發揮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就可以利用它來干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你既定的命運干一件自己想乾的事，這就是文學、藝術、音樂、詩歌、寫作等等。
在這樣一些行為之中，在這樣一番事業之中，命運成為了你自己作品的材料。你必須有命運，必須有材料，不是說我寫作，我的音樂、我的藝術憑空就能夠產生出來，達到自己的高度。而是面對命運，我怎麼對待它，在戰勝和支配命運時才會產生出作品，產生出寫作。而命運在你的寫作中就成為了你的作品的材料，命運在這種意義上倒成了你的創作不可缺少的了。這就是史鐵生所發現的一種嶄新的命運觀：命運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之運動。
這個嶄新的命運觀已經有很多人在說，像存在主義講，人是「被拋入」他的自由之中的。所謂被拋入，那就是命運；但卻是被拋入到自由之中，你不是被拋入到一個事物之中，而是看你怎麼樣抉擇，看你怎麼樣發揮你的自由意志。命運提供了你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對象，這個拋入就非同一般，自由才是你的命運，或者說，你生來註定是自由的。這樣一解釋，你的命運其實是由你自己所造成的，你整個的命運最初看起來是不以你意志為轉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變成你自己所造成的。
這種命運觀在中國前所未有。中國傳統的命運觀只不過是士大夫們的某種使命感，最著名的，像司馬遷說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為什麼如此，是因為「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都是由於失寵於當道，懷才不遇，慘遭厄運，靠寫作「以舒其憤」；但經歷了磨難以後，卻可以大有作為。還有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些都是歷史的經驗，帶有直接的功利性。司馬遷自己就是受了宮刑，結果寫出了《史記》，這是多麼大的成就！但這仍然還是功利的角度，這些成就都是有利於國家興亡、世代傳承的一種政治文明，然而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談，就還沒有上升到人生哲學的層次。
而在史鐵生那裡，人的命運是荒誕的，偶然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也不是什麼歷史使命。史鐵生當年殘廢了，坐上了輪椅，從來沒有說從此就意識到自己擔負著天降之大任，更沒有想到藉此磨難可以成為偉人。你甚至不能問：我怎麼這麼倒霉，為什麼恰好就是我？因此也談不上什麼「鬱結」、「發憤」這些概念，而首先是認命，我就是這個命。但是認命以後是生死的問題，你是生是死，取決於你的生命力是否強悍。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雖然殘廢了，但是你的生命力有沒有那麼強韌，你的自由意志是否覺醒？我人還活著，我的自由意志是否還活躍？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力量的話，孔子也好，屈原也好，都不是沒有別的路可走的。孔子命運不好，但是他作《春秋》，為什麼一定要作？屈原被放逐了為什麼一肚子的《離騷》？莊子就告訴人們，只要一個人心態放寬，殘疾人照樣可以活得很好。《莊子》中舉了大量的殘疾人的例子，說「畸於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在人看來是畸形的，殘疾的，但是他「侔於天」，是天然的。
在大自然的眼光中，自然的東西沒有畸形的，只是在人看起來是畸形的。又比如說屈原，行吟澤畔，悲痛欲絕，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怎麼辦？沒人理解他。當時遇到一個漁父，老莊的信徒，勸他「與世推移」，「不凝滯於物」，要順其自然，安安心心過你的日子就行了。但是屈原沒有聽他的，屈原總覺得自己是國家棟樑，放不下這個架子，最後只好投水自盡，恨恨而死。屈原以後中國的士大夫們放下了這個架子，你曾經是國家棟樑，或者你想要成為國家棟樑，但是做不到。怎麼辦？於是援引老莊，建立了「儒道互補」的人格結構。中國士大夫這點已經確立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從此再也看不到像屈原那樣極端的詩人。
中國人的生命力在老莊的哲學裡應該說受到了一定的保護和封存，他在大自然里，在自然界裡面可以得其所哉，自得其樂，可以排除世俗的煩惱，官場的失意、情場的失戀、商場的失手，都可以經過老莊哲學得到解脫，不至於不活了。但是這種生命力由於棄絕反思，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能量。現在讓你隱居山林也好，遠離世俗社會也好，固然是自由，但是缺乏反思。什麼是反思？就是說你自由了，你拿這自由來幹什麼？老莊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不幹什麼，我們經常看到在山裡隱居的人，據說現在隱居終南山的人已經達到5000多隱士，他們什麼事也沒幹，把隱居當自己的事業。而這樣不幹什麼的水平實際上是兒童的水平，返璞歸真，歸到兒童的純真，這樣的自由自在放在那是沒用的，封存起來了。固然把人的自由封存起來，保護起來，但是無法調用，就像莊子所講的那株不堪器用的大樹。
我經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道家的信徒隱居起來，他們大可以干很多事情啊，比如研究文史哲，研究數學，研究自然科學，從事文學藝術生產，得產生多少創造性的成果、學術成果、科技成果和藝術成果！對人類的精神事業得有多大的貢獻！但是他們不幹。當然有些人為了長生去煉丹，也許有一天會促進化學的發展，但是他們不是為了這個。他們沒有一種純粹為了興趣而超越此岸的彼岸追求。例如在數學領域，那叫「屠龍之術」，所以中國沒有產生歐幾里得那樣的幾何學。他們的自由只是兒童的自由，維持在兒童的水平。最後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就是屈從於命運，很少有積極的成果。
史鐵生則不同，他一直在那裡眺望，眺望到了命運的源頭，命運從何而來。既然是上帝給他規定的命運，既然他不可解釋，既然是那麼樣的沒有道理，那他只有信仰，只有對彼岸精神世界的希望，這是他眺望的目標。他從這裡可以找到此岸的生命力勃發的強勁動力。彼岸世界就是可能世界，彼岸世界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但可以作為人追求的目標。他在可能世界中進行精神的創造和寫作，活出了人樣，人就該這樣，不被命運所打倒，不被命運所戰勝。像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裡面講的，人生下來不是為了被打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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