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上一個季節，東風就來了

因為地緣的差異，人類各處的文化發展是異彩紛呈的。但是不管怎樣，我們總能看到此間有一個不謀而合的思想——對於美好結局的追求。在基督教的世界裡，被害的耶穌是要在三天之後復活的，用以昭示世人，死亡之中孕育著生命，而軟弱之處顯露出剛強。而大團圓結局幾乎就從中國人的美好願望而演變成了起碼的文化倫理。最著名的有《梁山伯與祝英台》了——死後化蝶都得在一起。

所以宗教的力量之所以強大，文學、戲劇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它們展示出了生活積極向上的姿態，曲折向前的必然。如果沒有這些精神世界的提醒乃至呼號，我們絕對不敢相信人們能從洪荒滾滾的刀耕火種中掙脫，在柴米油鹽的艱難苦恨中跋涉。如果說命運和現實看起來是無解的，那麼這些在我們精神世界成長起來的期盼，就是能帶來無解之解的那一把鑰匙。

中國人一定很佩服西方的繪畫天才梵高，但是中國的另外一位美術界奇才徐渭才華其實遠在梵高之上。因為徐渭除了繪畫，其文學、書法、戲劇甚至軍事才華等哪一樁都足以讓人嘆為觀止。2011年，他的一幅《墨葡萄》拍出了3795萬的價格，其後《花卉手卷》更以5328萬之天價成交，另有一些存世的精品之作，則多為故宮博物院所收藏，堪稱價值連城。

就是這樣一個有明一代的天才、奇才，生前卻是「筆底明珠無處賣」，其晚景之潦倒、凄涼，後世之人難以想像。臨死之時，他家裡數千卷藏書已經因為窮困潦倒而被變賣殆盡，只留下了「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的悲歌。他死後三年，袁宏道無意中發現了其詩文，「不覺驚躍」，「叫復讀，讀復叫」，評為「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於是，徐渭得以聲名大震。從困窘不堪到「大明紙貴」，不過三年時間，何嘗不是造物弄人？

比「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更讓人喟嘆的是，磨礪往往如影隨形，而光耀往往姍姍來遲。

人們喜歡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對於「詩家」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就像我們今天讀到「雖九死其猶未悔」「問君能有幾多愁」等撕心裂肺的詩句，往往會因為對其藝術感染力的擊節讚歎而忽略了對作者啼血而作的同情。當後世之人從前輩大師們的作品裡吸收到豐沛的藝術營養，感受到磅礴的精神力量，世界卻再不能改變他們曾經遭受的孤寂和凄涼。

在命運的悲劇面前，對思想有越深的探討，對藝術有越多的追求，抗擊風吹雨打的能力就越弱。因為這些是站在風口浪尖張望的人，是朝向隱微瑣屑探求的人，是面對春花秋月詠嘆的人。所以這些精力並不天生充沛的人們對命運的敲打幾乎無力抵抗。在命運的寒冬，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對自己認定了的那些美好的東西的追求，直到孱弱的身軀被厚重的才華和悲戚的生活共同壓垮——再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們，其實在山的那邊，東風已經悄悄來臨。

傑出人物的出現是歷史的幸運，卻未必是這些人自己的幸運；我們往往能從他們的成就裡吸收力量，卻不能想見他們其實早已精疲力竭。所以，遲到的告慰是冰冷的告慰，這個世界應該對才華更仁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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