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洋妞為目標的殺人狂（2）佐川一政
（大家好，本篇修改過錯別字後重發一遍，抱歉）
佐川一政這個案子，在中文網上可謂是被「神化」得相當厲害。
的確，他殺人、吃屍體，最後竟然免於刑罰。這事兒儘管匪夷所思，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數中文網上對此案殘虐過程的描述都過於獵奇，而並沒能讓讀者們理解他最終逃脫罪責的原因。這樣一來，讀者們難免會形成「因為家裡有錢，所以隻手遮天」的讀後感。
很可惜，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在這一篇中，我就來帶各位了解一下這起惡劣的殺人毀屍案的經過。
1981年6月13日清晨，夏日的陽光透過層層樹蔭和早晨的薄霧，照射在巴黎塞納河畔的布洛涅森林公園（ Bois de Boulogne ）的草坪上。
布洛涅森林位於巴黎的西南，西側是淌過巴黎市中心的塞納河，東側則是巴黎的富人區：第16區。這片森林環境優美，空氣新鮮，有著巴黎綠肺的美稱。每當天氣晴朗的時候，來此地野餐曬太陽的巴黎市民非常多。而到了夜裡，圍繞著這片森林的街道，又被站街女郎們所佔領，顯露出與白天截然不同的風貌。
一對兒老夫婦手挽手走在林蔭道上，正在享受清晨的寧靜。然而，在他們拐過一片樹林的時候，突然看到一個身材矮小的男人，正費力地拖著兩個行李箱，向著樹叢深處走去。
「先生，你需要幫忙嗎？」老先生向著那個男人喊了一聲。未曾想，那個男人聽到喊聲後向老夫婦方向張望了一下，隨即丟下行李箱拔腿便跑。他穿過草地，跑到了公園外的街道上，攔下了一輛計程車後揚長而去。男人的反應讓這對老夫婦始料未及，但同時也激起了他們強烈的好奇心。兩人走上前去，看了看那個男人丟下的兩個行李箱 —— 按理說這裡離巴黎的幾個大火車站不算近，跟機場也不在一個方向，一般人不會拖著行李箱來到這種地方。於是，老先生拉開了其中一個行李箱的拉鏈，打開了箱蓋，裡面的東西讓在場的老太太嚇得捂住了雙眼，而老先生也幾欲嘔吐。
箱子中是一具女屍的上半身。
驚魂未定的兩人急忙跑到公園外面街道上的電話亭，撥通了報警電話。
警方來到現場後，首先勘察了兩隻行李箱裡面的物品。一隻行李箱中裝著女屍的上半身，乳房被切去，沒有右肩部，臉部完好，屍體從腰部切斷。而另一隻中裝著女屍的下半身，大腿部肌肉缺失。屍體赤身裸體，有一定程度的腫脹，經過現場法醫初步鑒定，死亡時間為36-48小時之間。
警方隨即封鎖了布洛涅森林公園的周邊的出入口和街道，對往來行人進行盤查。根據老夫婦兩人的回憶，那名匆匆逃跑的男子身高較矮，身體瘦弱，亞洲面孔。而女屍屬白種人，身高170左右，年齡在20-25歲上下。兩隻行李箱都是皮製，從拉鎖處已經有血水滲出。
當時在巴黎的內城區里，有兩處亞洲人的聚集區，其一是在市中心歌劇院附近的日本人區，另一處是城南部的13區華人區。這兩處地點距離案發地布洛涅公園都有些距離，警方判斷嫌犯應當不會冒險拖著這兩個滲出血水的行李箱走如此之長的距離 —— 他要麼自己步行，要麼帶著兩個行李箱坐計程車來到這裡。因此，警方立即開始通過廣播發布通緝，尋找當天清晨到案發前經過此地的計程車司機。
同時，對女屍的身份確認，也在同時進行著。由於布洛涅公園夜晚有許多妓女出沒，警方曾懷疑過這具女屍很可能是一名在交易時遭遇不測的妓女，但隨即一份人口失蹤報告，讓警方迅速確定了女屍的真實身份。
蕾妮?哈特維爾特（Renee Hartevelt）巴黎索邦大學英國文學專業博士生，荷蘭人，25歲。於兩天前的6月11日晚失蹤，她的室友在她失蹤後第二天通知了學校，而校方則向警方備案了失蹤人口。經過照片和體貌特徵的比對，警方確定這具女屍確系兩天前失蹤的蕾妮。
6月14日，警方收集到了四名計程車司機的報告，他們都報告曾在13日上午，從布洛涅公園外面載到過亞洲面孔的乘客。警方分別造訪了司機們彙報的各名乘客下車的地點，收集該處附近的住宅中，亞洲人住戶的姓名、身份和外貌特徵。很快，一名日本國籍的男子便成為了警方的重點懷疑對象。
這名男子與被害的蕾妮是同班同學，都是索邦大學的留學博士生，身材矮小。據蕾妮的同學和室友提供的線索，該名男子曾在蕾妮失蹤之前，與蕾妮進行過較為頻繁的接觸，最近幾周里，他曾以「翻譯德國表現主義詩人貝切爾（J. R. Becher）的詩集」為由，多次請蕾妮前往自己租住的公寓。
該嫌疑男子所居住的公寓，正位於布洛涅公園外僅僅200米的 Rue Erlanger 大街10號，當時他上車後，曾命令司機繞到較遠的地方後，又返回了公園附近的住所。這一點令司機很是懷疑，因此在聽到警方的通緝後，立刻來到了警察局報案。
這個男人就是佐川一政。
6月15日，巴黎警方以謀殺、屍體損毀、屍體遺棄等指控，前往佐川一政的公寓中對他實施逮捕。警察敲開了他家的門後，佐川一政顯得毫不驚慌，他對警察說：
「是我殺了她，帶我走吧。」沒有做任何的辯解和抵抗，佐川一政就被警方戴上了手銬，押回警察局。
佐川一政，1949年4月26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爺爺在朝日新聞擔任社論評論員，父親在二戰中被強制徵兵派往中國東北後，戰敗時被蘇軍俘虜，在他上小學時才被釋放回國，之後加入了伊藤忠商事，成為了一名公司職員。
佐川一政的母親在當時也作為隨軍家屬，前往了偽滿洲國。在日本戰敗後，她和自己的丈夫一同被暫時羈押在中國東北的戰俘營中，併產下了一名女嬰。由於營養不良，這名女嬰在戰俘營中夭折。1948年，蘇軍將大部分軍屬釋放回日本，其中就有佐川一政當時已經懷有身孕的母親。
佐川一政是一名早產兒，出生時僅有手掌大小，體重不足2公斤。由於先天的發育不良，佐川一政在幼年時期患上了腹膜炎和小腸萎縮，靠長期注射點滴才活了下來。升入中學後，因為身體又瘦又小，不擅長體育運動的他，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閱讀《戰爭與和平》、《若草物語》等等小說，在音樂方面喜歡貝多芬和亨德爾的作品。也是在這一時期，奠定了他對歐洲文學和藝術的鐘愛。
由於幾乎從不外出，佐川一政直到20歲時，身高也只有151cm，體重30公斤上下。因為身體原因，從不參加集體活動的他，在學校中也完全沒有朋友。因此對於青少年時期的佐川一政的精神狀態，他周圍的人可謂是一無所知。
然而，有一件事，其實已經可以反映出佐川一政早在青春期時，就已經出現了人格發育異常的情況了。升入高一後，他曾經從自己的家中給精神科醫生打過幾次電話，對醫生訴說了自己經常會湧現「想吃人肉」的念頭。然而，這名精神科醫生卻把這些電話當成了高中生的惡作劇不予理睬。
在佐川被捕後，精神科醫生曾經為了鑒定他的精神狀況，問及過他「為何想吃人肉」。而佐川的回答是這樣的：
「在我小的時候，我的叔叔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故事，頑皮的小孩不小心迷路後，就會被老妖抓走，煮熟以後吃掉。而吃了人肉之後，老妖就能夠獲得那個小孩的活力，變得年輕強壯。
我因為自己從小身體羸弱的原因，也曾經想過如果我吃了別人的肉，尤其是年輕有活力的人的肉，是不是就能變得強壯，像別人一樣了呢？」
高中畢業後，佐川考上了和光大學的文學專業，正式開始了歐洲文學方面的學習和研究。因為對歐洲的文化傾心，佐川一政漸漸不滿足於閱讀外國文學的日文譯本，於是努力地學習英文和法文，積極地在學校里尋找外教來輔導他的外語學習。1972年，升入大三的他，在一個晚上偷偷從窗戶翻進了自己的德國女外教的家中，並嘗試用枕頭將她悶死。由於身體瘦弱的原因，佐川被掙扎著的女外教打翻在地。在佐川的苦苦哀求之下，這名女外教同意不向警方報案，而由佐川的父親賠償了1500萬日元封口了事。
據佐川一政回憶，他那時便萌生了將女外教殺死後，吃掉她的肉的想法。
本科畢業後，他考入了關西學院大學的英文文學系，研究方向是「川端康成與歐洲20世紀前衛藝術運動的比較研究」。1976年，他順利拿到了碩士學位，並向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提出了留學申請。1977年9月，他進入了索邦大學的比較文學專業，開始研究莎士比亞的作品。在這之後的幾年裡，他對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提出了相當獨到的見解，並開始著手準備用法語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
然而在這段時間裡，缺乏正常社交的佐川一政，他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詭異。他經常在夜晚降臨的時候，走到布洛涅公園的周圍，在街上物色身材高大的白人妓女，並將她們帶回自己的公寓里。有很多次，他承認自己難以抑制地想要吃她們的肉，但始終找不到合適的機會。
不得不說，佐川一政在文學研究和語言方面，還是有相當的天賦的。他關於莎士比亞的博士論文完成後，在索邦大學的本學院教授之中獲得了相當高的評價，甚至獲得了學院的支持，準備公開出版。而佐川在博士畢業臨近之前，卻難以割捨下自己對於身材高挑、充滿活力的白人女性的憧憬，以及自己對於吃到人肉的渴望。終於，在他一段時間的觀察之後，他決定將目標鎖定在自己同系的一名女生身上。可憐的蕾妮，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佐川一政這個惡魔的圈套中。
（以下這一段描寫有部分暴力及令人不適內容，請酌情閱讀）
1981年6月11日中午，按照往常一樣，佐川一政從研究室離開之前，找到了正在學校圖書館中查閱資料的蕾妮，跟她約定好當晚前往佐川的公寓里，繼續對貝切爾的德文詩歌進行翻譯。作為酬勞，佐川許諾每次都會支付給蕾妮一筆不菲的工資。
蕾妮在當晚6時許如約來到了佐川一政位於 Rue Erlanger 的家中，此時佐川早已為即將發生的瘋狂的行為做好了準備。他將要翻譯的詩集擺放在桌上，請蕾妮開始。當蕾妮開始一邊朗誦，一邊將德文詩歌口譯成法語時，他趁著蕾妮轉身背對他的工夫，從床下拿出了他從黑市上買來的.22口徑卡賓槍，對準蕾妮的後脖頸處扣下了扳機。蕾妮應聲而倒，當即喪命。
至於為什麼瞄準後脖頸部開槍，據佐川自己的解釋，因為他自己的身高只有150cm，而蕾妮身高175cm，儘管他想要瞄準蕾妮的後腦，但是這樣的身高差，以及自己羸弱的力量，讓他只能夠得著脖子的高度。
將蕾妮殺死後，卡賓槍的後坐力將佐川也震倒在地。他清醒過來後，看到蕾妮俯卧在地的屍體，心中沒有產生恐懼感，而是一股強烈的性慾油然而生。他爬起來，將蕾妮的衣服扯下後，將她赤身裸體的屍體拖進了浴室，在那裡對蕾妮的屍體進行了奸屍，並嘗試用牙齒從蕾妮的大腿上咬下肉來。然而，此時他發現牙齒的力量不足以咬破皮膚，於是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衣服後，他跑去樓下拐角處的肉店，買了一把牛排刀回來。
回到屋中後，佐川一政用刀子將蕾妮的大腿皮膚割開，從傷口中切下幾塊肌肉，沾著醬油生吃了下去。之後，也許是因為體力消耗過大，佐川竟沉沉地睡了過去。
6月12日，佐川意識到屍體這樣擺放在屋中，必然會腐爛發臭，引起鄰居的懷疑。於是他用昨晚買來的刀，將蕾妮屍體的右肩部分的肉、兩個乳房都切了下來，放到冰箱里冷藏。之後，他向房東借來了斧子後，將蕾妮的屍體從腰部劈開 —— 根據警方的屍檢報告，由於佐川一政缺乏體力，而且不會熟練地使用斧頭，因此屍體的斷口非常狼藉，周邊的傷口也非常多，由此可以想見佐川在進行分屍時耗費了大量的時間。
12日當晚，佐川一政嘗試著將冷藏起來的人肉用鹽、胡椒調味後煎熟來吃。然而，在吃下人肉的一瞬間，佐川感到了一種類似於性高潮般的欣快感。在吃完人肉之後，佐川將蕾妮的衣物整理好，放進書包里。然後趁著夜色，他將蕾妮的這些衣物，分別扔進了香榭麗舍大街沿途的垃圾桶中。返回家中之後，他找出了自己的兩隻旅行箱，將蕾妮的屍體裝進了箱子中，並將浴室洗刷乾淨。
因為夜間布洛涅公園周圍的行人、巡警和妓女還是比較多的，因此佐川決定趁著第二天一早的機會，將兩隻旅行箱扔進布洛涅森林的湖水中，毀屍滅跡。
然而，也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第二天原本想要黎明就開始拋屍計劃的佐川一政，卻由於前一天晚上過度的興奮，晚醒了2個小時。當他拉著旅行箱出門的時候，已經是早上7點鐘，公園中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清晨散步的人們。為了掩人耳目，佐川一政在樹叢中躲躲閃閃，尋覓著靠近湖水的機會。而就當他準備將箱子從藏身的灌木叢中拉到近在眼前的湖水邊的時候，他被我在開篇時提到的那對老夫婦發現了。
做賊心虛的佐川一政，丟掉箱子倉皇逃跑之後回到了自己的公寓。由於公寓離布洛涅森林很近，因此附近警方所採取的封鎖措施，他在家中看得一清二楚。意識到自己很可能馬上就會被警察找上門來，他拿起電話，撥通了一個日本的號碼。
電話那一端，就是佐川一政的父親，當時已經是栗田工業的社長了。
（栗田工業是日本最大的水處理設備製造企業，1959年由伊藤忠商事控股之後，1969年佐川一政的父親由伊藤忠本社派往栗田工業擔任社長，並在他的領導下業務迅速擴大。）
在電話里，佐川一政對父親將自己殺死了蕾妮的事情做了坦白。為了幫助兒子，佐川的父親立即調整了日程，乘坐飛機趕往巴黎。在他剛剛抵達巴黎的時候，卻得知佐川一政已經被巴黎警方逮捕關押。
大義滅親這種事情，說起來容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出來的。尤其是對佐川一政的父親來說，在他眼中兒子無疑是一個學業有成的青年學者，自然不願意麵對他是一個殺人、吃人肉的惡魔這一事實。在到達巴黎之後，佐川的父親立即通過關係，聯繫到了巴黎最好的刑事訴訟律師之一，菲利普?勒邁爾（ Philippe Lemaire ）。
菲利普在巴黎的律師界中，是類似於《Legal High》中古美門律師的存在：他的律師費高得驚人，但辯護手段高明，在法庭上巧舌如簧，曾經多次為巴黎的黑幫及政府要人提供服務。在看守所中，菲利普律師聽取了佐川一政對事情的全面敘述後，便開始了開庭的準備。
另一方面，巴黎的預審檢察官在1981年8月也來到了日本東京，走訪了佐川一政的家人，並從他們的口中得知疑犯曾經在多年之前，非法潛入過大學外教的家中。在這件事發生之後，佐川的父親曾安排他在精神科就診。於是檢察官提出希望面會當時給佐川一政進行過精神鑒定和診療的醫生。在會面之後，這名檢察官帶著佐川一政自出生以來的全部醫療記錄，回到了巴黎。
1982年3月，對佐川一政的審判正式開庭。由於日本與法國之間並未簽訂刑事犯罪引渡條例，因此作為一名在巴黎犯下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佐川一政的審判都在法國進行，日本方面毫無插手的機會。檢方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證據，包括在逮捕之後佐川一政的自白，從佐川一政公寓中搜查到的兇器、分屍工具，以及保存在公寓的冰箱中，尚未處理掉的蕾妮的乳房。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佐川一政殺害蕾妮的事實。
在這樣的證據鏈面前，辯方的菲利普律師並沒有嘗試否認佐川一政的殺人事實，而是將進攻方向轉為「佐川一政精神失常」。他提出，被告佐川一政在殺人之後進行了奸屍及食用屍體的情況，甚至在分屍後拍下了與屍體的合影，這是明顯的喪失行為善惡判斷能力的表現，按照「精神失常免罪原則 （ Défense fondée sur les troubles mentaux ）」，被告不應受到刑法的制裁。
而檢方自然不甘示弱，也在庭上出示了佐川一政在日本時因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在事後主動要求和解，並接受精神科治療的病歷，以此來證明他並非「喪失了正常行為判斷能力」，而是具有正常的邏輯判斷能力的事實。然而，在佐川一政的病歷上，他在童年時罹患「腹膜炎」的內容，在翻譯成法文時，卻被誤譯為「腦膜炎」。
法庭在證據的採用方面，很顯然並未發現這一翻譯錯誤。在1983年4月的終審裁決中，法官 讓-路易?布魯吉爾（Jean-Louis Bruguiere）裁定佐川一政受到腦膜炎影響，導致了成年後的精神失常，在殺害蕾妮時喪失了行為判斷能力，因此免於起訴。然而，鑒於被告的精神失常狀況，強制將被告佐川一政關入巴黎市郊的亨利-艾伊精神病院，接受強制精神治療，直至病情穩定為止。
就這樣，在1983年5月，佐川一政正式以「精神失常」的名義，逃掉了幾乎是板上釘釘的殺人、奸屍、屍體損毀、拋屍等等罪名，住進了精神病院。
與此同時，佐川一政一案的巨大反轉，也令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媒體感到不可思議，而一些編劇因此嗅到了「獵奇」的味道。就在佐川一政尚作為一名嫌疑犯被關押在看守所中時，一名叫做「唐十郎」的編劇找到了他，並且多次與他通信交流。在1982年9月，佐川一政案尚無審判結果的時候，唐十郎以《佐川寄來的信件》為題，發表了基於佐川一政事件改寫的小說。兩個月後，這篇小說獲得了日本文學界的大獎「芥川賞」。作為作者與佐川之間的協議，獲獎之後的這篇小說獲得的各種版稅，都由唐十郎和佐川一政平分。
未曾想，這篇文章的獲獎，卻為佐川一政贏得了新的一線生機。
改變佐川一政案件的這篇小說，在日本獲得巨大成功之後，消息也同樣傳到了法國。按照法國的刑事案件處理方法，刑事犯罪者因精神問題被免於起訴後，基本上要在精神病院中度過餘生 —— 這無異於判了無期徒刑。而在醫院中的所有開銷，都由政府負擔。但在佐川一政這個案子中，首先他自己是日本公民，被害者是荷蘭公民，雙方都與法國沒有直接的聯繫；另一方面，佐川藉助自己的涉案事實，反而為自己在獄外獲得了收益 —— 這兩點都被法國的反對黨抓住了把柄。反對黨組織民眾聚集在最高法院和總統府外遊行，抗議密特朗總統
「將民眾的稅金浪費在供養醫院裡的外國人身上」
。
迫於輿論壓力，法國政府只得草草做出「
將佐川一政驅逐出境
」的決定。1984年10月，在法國的精神病院中僅僅度過了14個月後，佐川一政被送回日本，並直接進入東京市立松澤醫院繼續精神治療。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都換成了日本人，這下佐川一政儘管回到了祖國，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前在法國的醫院中接受精神鑒定時，他可以裝瘋賣傻，把自己偽裝成一個沒有思維能力的精神失常患者；然而在回到日本之後，作為同胞之間的了解，佐川一政的裝瘋賣傻的把戲是很難在醫生面前繼續偽裝下去的。
在暗中對佐川一政的行為觀察了3個月之後，松澤醫院的副院長對佐川一政的「精神病」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佐川一政並非精神失常，而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格障礙 —— 在法律上，精神失常可以免除行為責任，但人格障礙是要承擔全部行為責任的。也就是說，一旦佐川一政被鑒定為人格障礙，他將重新面臨法律的嚴懲。
而同時，日本警方也開始了對佐川一政的調查。他們密切地從松澤醫院獲得佐川一政的行為、言論記錄，並從擔任醫師的口中得知，院方也對佐川一政的精神鑒定結果持懷疑態度。就這樣，在1985年10月，佐川一政被法國驅逐出境後過去了12個月的這個時間點，日本警方開始了對佐川一政的正式立案調查，準備以殺人、侮辱屍體、損壞屍體、拋棄屍體的罪名，對佐川一政重新進行審判。
毫無疑問，這樣的審判的難點在於，嫌疑人的作案地點遠在法國巴黎，日本的警方是幾乎不可能獲得去巴黎重新進行取證的工作的：其一，事件已經發生了4年，絕大部分未被收集的證據都已經無從查起；其二，法國警方所掌握的證據和證物，日本警方並無權強制調用。
為了能夠為重新審判佐川一政獲得機會，日本警方通過日本外交部，向法國巴黎警方轉達了「請移交證詞、證物」的要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這一要求被巴黎警方一口回絕。而回絕的理由是：
「我們已經對這起案件判決了免於起訴，因此不可以將無罪的人的資料交給你們日本警方。」
由於拿不到絲毫的證據，日本警方也就此束手無策。
就這樣，佐川一政，真正「奇蹟般地」，成為了一個殺人、吃人，但卻被判無罪的惡魔。
法國警方的做法令人哭笑不得，但是仔細想想，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作為一國的司法機關，公信力自然是最為重要的。因此，無論是日本警方還是法國警方，都希望這件事能夠「自己說了算」。從法國警方的角度來理解的話，一旦日本警方重審佐川一政，並且推翻了法國警方的司法精神鑒定結果，將其定罪，那麼法國警方的司法精神鑒定將受到極大的質疑 —— 之前所有的司法精神鑒定都會被媒體和民眾懷疑，法國警方必將顏面掃地。
這不是僅僅將一個罪犯定罪或不定罪的問題，而是關係著整個國家司法系統的「面子」的問題。
而對於日本這方，由於法國政府將佐川一政這個燙手山芋送回日本來，那麼日本警方就不得不面對國內「如何處置殺人狂佐川一政」的質問。為了應對這樣的質問，體現出警方一絲不苟的辦案精神，日本警方也必須「再問一次」：
佐川一政，你真的是精神病嗎？
所以，在政府的公信力、國家機構的尊嚴、輿論的質疑面前，被害者的死活，疑犯的真正面目，事件的真實情況，這些都已經再也不重要了。
這才是佐川一政被判無罪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麼「他老爸有錢，買通了兩國政府」。
在東京市立松澤醫院中住院15個月後，院方與警方配合準備將佐川一政定罪的計劃徹底失敗。對佐川一政偽裝的精神病情心知肚明的醫院一方，為他開具了「病狀已得到有效控制」的診斷書，在1986年4月，將他送出了醫院。
而對佐川一政的「放虎歸山」，在日本社會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對於這樣一名犯下有違人倫罪行的「准罪犯」，流入社會將會給民眾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不安。因此，在當時的各種媒體上，民眾們自發地組織起「網路暴力」，認為應當由社會對佐川一政及其家人進行報復，將怒氣發泄到了佐川一政的家人身上。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佐川一政的父親兩次突發腦梗塞，辭去了公司的一切職務，放棄了全部的退休金，隱居在家。而佐川一政的母親也因此患上了神經官能症，出現了嚴重的抑鬱症癥狀。
而出院後的佐川一政，此時卻過得相當風光：因為他所犯下的罪行的獵奇程度非常之高，很多演藝界和電影界的明星都希望能夠跟他一起演出，以增加收視率；報紙、雜誌的記者們更是追在他屁股後麵糰團轉，希望他能夠透露出一點點關於獵奇事件的獨家新聞；一些成人獵奇向影片的製作方，甚至出重金聘請他出演AV。就這樣，佐川一政風光了十幾年時間，拿著大量的版稅、通告費、授權費，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 儘管他的雙親已經跟他完全斷絕了經濟往來。
時間不知不覺進入了21世紀。2001年底，佐川一政已經徹底過氣，之前各種演講、脫口秀、綜藝節目、報紙雜誌都再也不來登門造訪 —— 因為他的故事已經被「講濫了」。失去了收入來源的佐川一政開始刷信用卡、向朋友借錢來維持生活。日子一久，原本聚在他周圍的那些酒肉朋友也就跟他切斷了往來，但佐川一政仍不知回頭，開始借高利貸來繼續花天酒地，但由於根本無力償還，討債公司的人在將他的財產搜刮一空之後，開始向他父母家索要欠款。
2005年1月4日，剛剛度過了一個冷冷清清的新年之後，黑社會的討債人員再次來到了佐川一政的父母家，提出要他們將房產抵押償債，因為佐川一政在幾個月前，剛剛又欠下了一筆高達2000萬日元的高利貸。佐川一政的父親當場突發腦溢血，一命嗚呼。母親在他父親死後的第二天，在家中割腕自殺。
而此時的佐川一政，因為躲債在外，對雙親的暴斃一無所知。
佐川的父親死去後，栗田工業提出為老社長舉行公司葬禮。當佐川一政提出想要參加葬禮時，被栗田工業的人一口回絕。
雙親為佐川一政遺留下了位於鎌倉的兩處房產，佐川一政在繼承了這些房產後，將它們全數變賣，才勉強還上了自己所欠的巨額高利貸。父母遺產所剩餘的資金，僅夠佐川一政租下一間公寓居住使用。
2005年4月，佐川一政申請了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為了給自己掙下一筆養老金，已經56歲的佐川一政開始四處求職。然而，所有的公司在看到他的名字之後，直接將簡歷退了回來。唯一一家想過「給他一次改過自新機會」的公司，雖然社長同意了錄取佐川一政當法語講師，但所有的員工聯名簽字提出反對，於是只得作罷。
佐川一政此時想起了自己的那些故事，曾經是那麼受人歡迎。於是他開始執筆寫作自己的半自傳體小說《業火》。然而在書稿完成後近一年時間裡，所有的出版社都表示無法出版。最終在佐川一政的苦苦懇求下，才由一家以出版獵奇文學為主的小出版社答應小規模發行。最終這本書的發行量不足2000冊。
2013年11月，64歲的佐川一政突發腦梗，無法行走，目前由他的弟弟獨自照顧他的起居。
這篇講述惡魔佐川一政的文章到了最後，我想請各位讀者設想一下，如果你是佐川一政，從東京的松澤醫院出院後，你會如何面對未來的人生？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還是繼續裝瘋賣傻維持下去呢？
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當我把自己放在他的角度上去思考
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發現，其實我別無選擇。無論日本和法國的警方如何角力，但問題的最核心因素，都在於「佐川一政這個人在審判當時，被判定精神失常」。那麼，如果在出院後佐川一政一反常態，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想要痛改前非，必然會觸怒法國的司法力量。感到被愚弄了的法方，必然會將做出錯誤司法鑒定的責任，推卸到佐川一政的身上，由此與日本警方聯手，重新對他的案件進行審理，改判死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僥倖逃過了殺人指控的佐川一政，此時的心理必然是「我既然逃過了一難，那就一定要想盡辦法活下去」。所以對於他來說，必須將「精神異常」的狀態維持下去 —— 既不能讓人覺得自己過於危險，又不能讓別人看出來自己其實完全具備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
這就像是一條獨木橋，所以佐川一政在出院後，一方面努力地去抓住各種可以掙錢的機會，另一方面還要時不時地顯露出自己精神不正常的樣子。因此，他才會在90年代的綜藝節目里，堂而皇之地說：
「好久沒吃人了，看到女孩子的大腿就想咬上幾口。」
到了2010年，他還在電視節目的採訪中說：
「我現在已經不喜歡白人妞了，改成喜歡沖繩的女孩了。看到她們就能感到食慾。」
這是他真的想吃人么？以他那時的境遇，恐怕連碰一下女孩子的手都是奢望，更不要想是白人還是沖繩女孩了。
他只是順著「他自以為的」大眾願意看到的他的樣子，繼續裝瘋賣傻而已。他只是一個孤零零站在一個人的舞台上的小丑，儘管知道可能已經沒人願意看他的表演了，但也還要繼續跳著這並不好笑的獨角戲。
他是一個具有著異常的變態性慾的人，但絕對不是一個瘋子。他只是年輕時一次戲演得太過了，便只能用餘生將這個戲不停地演下去。
這恐怕是我看到過的人生中，最為失敗的一例。
下一期我來寫，史上最傳奇的逃亡殺人犯之一，市橋達也。
（昨天的推送忘了放打賞碼了，很心痛，這裡趕快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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