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

馬克思主義向來重視藝術的生產與需求。1857年馬克思為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撰寫「導言」，在這個導言中，他暢談「藝術生產」。提出作為與「物質生產」對偶的藝術生產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雖然它受到物質生產的制約，但兩者的關係是不平衡的，指出，藝術「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彿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認為，藝術生產並沒有特殊到可以背離精神生產的一般規律，藝術與其產生的社會條件不可分離，我們任何時候都要從特定的歷史形態、生產方式出發來考察藝術生產。馬克思這種基於唯物史觀的藝術論，在此後的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馬克思主義者那裡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最終形成一個共同的論斷——「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即沒有離開人民的藝術，也不會有離開藝術的人民，否則，任何藝術都是沒有價值的。

藝術是人的精神表達和需求。人類許多民族有的儘管物質生產水平低下，甚至連文字都十分簡約，但對藝術卻是十分地熱愛。達爾文某次來到一個荒島，看見一群土著人光著身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達爾文馬上拿出一塊紅布，要替他們遮擋。可土著人卻將紅布撕成布條，綁在手上、腰上和腳上，跳起舞來。這讓達爾文十分驚異，原來他們寧願沒有衣服，也不能沒有藝術。一定程度上說，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藝術的誕生遠早於科學和哲學，僅次於工具。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有精神需求，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如果沒有藝術，人類就會遲滯進步的步伐。

藝術對於人民的需要，也有著豐富的含義。其一，人民是文藝表現的主體，文藝的一切創新，都直接或者間接地來自人民。無論是歐仁·鮑狄埃創作《國際歌》，還是高爾基創作《童年》三部曲，也無論是光未然、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還是陳忠實創作《白鹿原》、李存葆創作《高山下的花環》等，無不都來自於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的火熱生活或革命戰爭的殘酷現實。其二，人民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馬克思從生產和消費的角度分析藝術作品，認為單純的「藝術對象」只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只有待它「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之時，它才轉化和上升為現實性的藝術。實踐證明，真正經得住歷史檢驗的優秀作品，都是同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人們欣賞它們的時候，溫潤了心靈、啟迪了心智，豐富了精神生活，產生了審美愉悅。與之相反，那些一味強調藝術獨立性、一頭扎進一己悲歡的作品，必然因遠離大眾審美、需求而無法成為真正的藝術。

藝術與人民從來都密不可分，它決定了藝術工作者必須從自身擔負的歷史使命的高度來認識藝術的價值作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服務人民、服務社會作為神聖使命。2014年10月，習主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的繁榮發展，同時也深刻指出，當前文藝創作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甚至存在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醜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等問題。強調，「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這一論斷，既指出了當前藝術創作的嚴重不足，需要退思補過，也為今後藝術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必須始終弘揚主旋律，釋放正能量，沿著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道路奮勇向前，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神聖職責。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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