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超級明星經濟

最新 01-20

福魯哈爾：美國正處於超級明星經濟中，頂尖人物、企業甚至是地理區域掌控著極其不成比例的巨大權力、財富與關注度。

美國最擅長煽情的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看起來必將成為2020年民主黨打敗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夢想候選人。作為一名非洲裔美國人，她與所有利益集團對話，直言圍繞身份認同的各種政治問題，從「Me too」（我也是）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奧普拉擁有一個電視、電影和雜誌帝國，但作為幾十年來美國最受歡迎的全能型女性媒體明星，她也與中產階級對話。奧普拉就和我們的現任總統一樣，是一個全球品牌，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生活在一個超級明星經濟中，在這樣一種經濟中，頂尖人物、企業甚至是地理區域掌控著極其不成比例的巨大權力、財富與關注度。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們見證了超級明星公司的崛起。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稱，自那時起，科技、金融、醫療及醫藥這三大行業的利潤份額幾乎增長兩倍，佔據了美國企業總利潤的約45%（這些行業的集中度也在提高，儘管其他富裕國家這些行業的集中度相對較低）。

然而在美國，這種情況越來越不局限於知識產權密集行業，而是遍及整個經濟領域。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最近一篇文章解釋道，過去20年，美國超過75%的行業的財富和影響力的集中程度都在提高。如果將這些數字與美國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二戰後作比較，則會發現驚人反差。1954年，美國最大的60家企業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不到20%。而如今，美國排名前20的公司就佔美國GDP的逾20%。

為什麼會這樣？

原因之一當然是全球競爭，全球競爭給美國企業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迫使企業打破了戰後員工、企業與當地社區間較為平衡的資源分配格局。另一個原因是反壟斷法的轉變。聯邦法官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倡導的壟斷監管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外競爭加劇之際蔓延絕非偶然。伯克堅信只要消費品價格下降，就不存在競爭問題，這種思想令美國當局不再像19世紀末「鍍金時代」期間與二戰後那樣控制企業集中度。

然而，當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行業，其運作方式卻和以往的行業大不相同。它們的產品往往是廉價的或免費的，因此消費品價格不應成為衡量競爭的標準。網路效應使那些能夠迅速搶佔最大市場份額的企業似乎能在一夜之間佔據整個行業的主導地位（例如，2017年亞馬遜(Amazon)占拒了美國電子商務銷售額的44%）。它們龐大的資金儲備讓它們能夠迅速買下潛在的競爭對手。美國農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在過去十年收購了30多家企業；商業軟體製造商甲骨文(Oracle)收購了80多家企業，而谷歌(Google)則收購了120多家。其餘各行各業——從食品飲料、銀行、包裝商品、到媒體——幾乎都進行合併，以獲得與科技巨頭們對抗的必要體量。很明顯，廣為報道的美國初創企業數量與創業熱情的銳減，與少數貪婪企業的權力集中有很大關係。

簇擁超級明星企業的是一群超級明星投資者和超級明星員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稅賦「轉遞」(pass-through)實體的興起，在特朗普的稅收計划下，這些企業得到了更特殊的稅收優惠。稅賦轉遞實體是按個人所有者的個人所得稅率徵稅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利潤佔美國企業總利潤的50%（是1980年佔比的兩倍），並主要代表了那些知識產權密集領域的從業者，如科技、法律和金融業。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等學者記錄的收入不平等增長中，這些人佔40%左右。

這些經濟力量的聚合體導致了地域力量的集中並不足為奇。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 2016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3000多家公司中75%的公司，佔據了所有新增就業的50%。這是一種滾雪球趨勢，隨著最有才華的千禧一代被吸引到少數幾個城市，房價被推高了，任何不屬於超級明星俱樂部的人更加難以在社會經濟食物鏈上取得優勢。

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很喜歡奧普拉，儘管和我們的現任總統相比，我對她的情感處於上風，但對於讓她入主白宮，我仍然持保留態度。民主黨人花了很多時間擔心種族和性別上的權力集中。但冒著聽起來像馬克思主義者的風險，我得指出真正的行動在於階級。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任總統是一位深切關註解讀和解構超級明星經濟的人，超級明星經濟正在扼殺一輪更加共享與可持續的經濟復甦。

我只是不相信一個媒體行當出身的億萬富豪能擔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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