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是吳承恩一個人想像虛構出來的嗎？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西遊記》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臻於第一流的偉大作品。《西遊記》是古代長篇浪漫主義小說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它也是浪漫主義的傑作。同時它也是明代長篇小說的重要流派之一----神魔小說的代表作。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西遊記》的內容是最為龐雜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內容，既讓佛、道兩教的仙人們同時登場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裡注入了現實社會的人情世態，有時還掉書袋似的插進幾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顯得亦莊亦諧，妙趣橫生。這種特點，贏得了各種文化層次的讀者的喜愛。

這樣一部流傳千古，老少皆宜的文學巨著，光怪陸離的魔幻世界，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全是小說家吳承恩平空虛構出來的嗎？

事實上，《西遊記》的成書，醞釀了七百多年。無數民間藝人和無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為吳承恩的《西遊記》提供了深厚的創作基礎。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玄奘不顧禁令，偷越國境，費時十七載，經歷百餘國，前往天竺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震動中外。歸國後，玄奘奉詔口述所見，由門徒輯錄成《大唐西域記》，介紹西域諸國的歷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資源，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以後門徒慧立等人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為了神化玄奘，在描繪他突破艱險，一意西行的同時，還穿插了一些神話傳說，如獅子王劫女產子，西女國生男不舉，迦濕羅國「滅壞佛法」等。它們雖還遊離於取經故事之外，卻啟發後來作者創作出更多的有關取經的神話。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把各種神話與取經故事串聯起來，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講」。書中出現了猴行者的形象。他原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化身為白衣秀士，自動來護三藏西行。他神通廣大、足智多謀，一路殺白虎精、伏九馗龍、降深沙神，使取經事業得以「功德圓滿」。這是取經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漸變為猴王的開端。我國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說如《吳越春秋》、《搜神記》、《補江總白猿傳》等，都寫過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古岳瀆經》中的淮渦水怪無支祁，他的「神變奮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經傳說中的猴王尤為相近。《取經詩話》雖然粗糙簡單，某些細節如蟠桃變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較清楚地顯示了取經故事的輪廓。從深沙神、鬼子母國、女人國的描寫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遊記》某些章回的雛形。

取經故事在元代已經定型。元時磁州窯的唐僧取經枕上已有唐僧、孫悟空、豬八戒等沙僧師徒四人的取經形象。《永樂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韻「夢」條，引有一千二百餘字的「夢斬涇河龍」，標題作《西遊記》，內容和世德堂本《西遊記》第九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基本相同。可以想見，至遲在元末明初曾有過一部類似平話的《西遊記》。

此外，古代朝鮮的漢、朝語對照讀本《朴通事諺解》也載有取經故事的梗概。注云：「詳見《西遊記》。」《朴通事諺解》複述了「車遲國斗聖」的梗概，和《西遊記》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強欺正法，心猿顯聖滅諸邪」十分相似。從書中有關的八條注里，還可以窺見元末明初取經故事的輪廓。一條注說：「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黃風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子兒怪，幾死僅免。又過棘釣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幾。」可見取經故事本身已十分豐富複雜。注中還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簾洞鐵板橋下「號齊天大聖」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園蟠桃、老君丹花，又竊王母仙衣「來設慶仙衣會」。李天王奉命「引領天兵十萬及諸神將」，「與大聖相戰失利」。終賴二郎神捕獲，被觀音押入石縫，「飢食鐵丸，渴飲銅汁」。唐僧取經，路過此山，將他放出，「收為徒弟，賜法名悟空，改號孫行者」。寫孫悟空的來歷和鬥爭歷史已和吳氏《西遊記》大體相同。注中還提到另兩名護法弟子：一個是從《取經詩話》中的深沙神演變而成的沙和尚；一個是《取經詩話》中不曾提到的黑豬精朱八戒。但是他們的神通都不及孫悟空。可見這時百回本《西遊記》的重要情節早已定型，為吳承恩後來的創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當的基礎。

和取經故事在話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時，類似的戲曲創作也產生了。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均已失傳。現存元末明初人楊訥所著《西遊記》雜劇，(註：按《錄鬼簿》載：吳昌齡有《西天取經》，題目正名為「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又有《鬼子母揭缽記》，相當於楊本《西遊記》雜劇第三卷「鬼母皈依」。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集》載：「楊景賢，號汝齋。」名下有《西遊記》劇目，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兒」故事開場，這同樣是後來《西遊記》小說的一個重要內容。

取經故事的最後完成者是吳承恩，《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文下筆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補上「歲貢生」，後流寓南京，長期靠賣文補貼家用。

這種經歷固然銷磨了他的銳氣和壯志，卻也激發他的憤慨和狂傲，而他的「善諧劇」的風趣，酷愛野史奇聞的癖好，一旦和那種深沉的憤滿情緒結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繼承「志怪」傳統，諷刺社會黑暗的創作動機。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鑒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說。他的詩如《瑞龍歌》、《二郎搜山圖歌》等，也都表現了借神話傳說，寄託掃蕩邪魔、安民保國的願望。這種追求藝術獨創的精神，在小說《西遊記》中，則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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