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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對王權統治的認知對嗎?

從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三軍設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著晉國的軍政大權。到晉平公時,韓、趙、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傾軋。公元前458年(晉出公十七年),智氏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公元前453年趙聯合韓﹑魏滅掉了智氏;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晉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

司馬光對此事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天子最重要的職責是維護禮,而周威烈王姬午的行為破壞了禮,這是亡國的開始。文中,司馬光用晉文公「請隧於襄王」這件事來作對比,說明王室再弱,只要守住了禮,仍然可以「宗主天下」。

司馬光認為,禮是一個王朝的紀綱,禮的核心就是利用名位與器物,讓上下有序,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名位器物與禮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名位器特都沒有意義了,禮也就消亡了。司馬光以仲叔於奚「辭邑而請繁纓」這件事,來說明名與器的重要性,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司馬光輕視實力的作用,他認為,「魯國的大夫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勝、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勢力都大得足以驅逐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到底不敢這樣做,難道是他們力量不足或是於心不忍嗎?只不過是害怕奸奪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討伐罷了。」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對王權統治的認知是片面的。

周王朝的統治應該是靠王室的勢力及諸侯之間相互牽制來實現的,而禮只是這種統治模式法理形式,它們之間的關係就好象皮與毛的關係。《左傳》之《鄭伯克段於鄢》中,武姜替公叔段求封邑的時候,大夫祭仲就對鄭莊公說:「分封的都城如果城牆超過三百方丈長,那就會成為國家的禍害。先王的制度規定,國內最大的城邑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過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過它的九分之一。京邑的城牆不合法度,非法制所許,恐怕對您有所不利。」連邑的城牆規模都有明確的規定,由此可知,周王室分封諸侯的時候,也不會是隨心所欲的,一切都是有制度規定的,這種制度也就是司馬光所謂的「禮」。只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周王室本身衰敗了,沒有了生殺予奪的實力,只能靠諸侯之間的相互牽制來保存自己「天下宗主」的身份,而此時的禮是「雞毛」還是「令箭」,那就只能看運氣了。

不過話說回來,當一個王朝統治力足夠強大的時候,禮是實現王朝內部和協的有效工具;當王朝統治力不足的時候,禮就變成了某些集團為實現某種利益的工具了,也就是司馬光所說的「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試問,周王是否要對此感激涕零?)。

當今社會,禮治的思想還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公司規定不能越級上報。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一無是處,只是如果沒有配套的考核機制和升降機制,那這樣的公司就有點恐怖了。

附原文白話,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讀。

臣司馬光認為:我知道天子的職責中最重要的是維護禮,禮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區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麼是禮?就是紀綱。什麼是區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別。什麼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廣,億民之眾,都受制於天子一人。儘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絕倫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為他奔走服務,這難道不是以禮作為禮紀朝綱的作用嗎!所以,天子統率三公,三公督率諸侯國君,諸侯國君節制卿、大夫官員,卿、大夫官員又統治士人百姓。權貴支配賤民,賤民服從權貴。上層指揮下層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動,樹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葉;下層服侍上層就好像人的四肢衛護心腹,樹木的枝和葉遮護根和干,這樣才能上下層互相保護,從而使國家得到長治久安。所以說,天子的職責沒有比維護禮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繹排列《易經》,以乾、坤為首位。孔子解釋說:「天尊貴,地卑微,世界於是確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貴賤也就各得其位。」這是說君主和臣子之間的上下關係就像天和地一樣不能互易。《春秋》一書貶低諸侯,尊崇周王室,儘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書中排列順序仍在諸侯國君之上,由此可見孔聖人對於君臣關係的關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紂那樣的暴虐昏君,對手又遇上商湯、周武王這樣的仁德明主,使人民歸心、上天賜命的話,君臣之間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節,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賢明的微子為國君來取代紂王,成湯創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吳國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開國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寧肯國家滅亡也不願做君主,實在是因為禮的大節絕不可因此破壞。所以說,禮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區分。

所謂禮,在於分辨貴賤,排比親疏,裁決萬物,處理日常事物。沒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顯揚;沒有器物,就不能表現。只有用名位來分別稱呼,用器物來分別標誌,然後上下才能井然有序。這就是禮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沒有了,那麼禮又怎麼能單獨存在呢!當年仲叔於奚為衛國建立了大功,他謝絕了賞賜的封地,卻請求允許他享用「繁纓」(諸侯才應有的馬飾)。孔子認為不如多賞賜他一些封地,惟獨名位和器物,絕不能假與他人,這是君王的職權象徵;處理政事不堅持原則,國家也就會隨著走向危亡。衛國國君期待孔子為他崐處理政事,孔子卻先要確立名位,認為名位不正則百姓無所是從。馬飾,是一種小器物,而孔子卻珍惜它的價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卻要先從它做起,就是因為名位、器物一紊亂,國家上下就無法相安互保。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從微小之處產生而逐漸發展顯著的,聖賢考慮久遠,所以能夠謹慎對待微小的變故及時予以處理;常人見識短淺,所以必等弊端鬧大才來設法挽救。矯正初起的小錯,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顯的大害,往往是竭盡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易經》說:「行於霜上而知嚴寒冰凍將至。」《尚書》說:「先王每天都要兢兢業業地處理成千上萬件事情。」就是指這類防微杜漸的例子。所以說,區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個等級的名分。

嗚呼!周幽王、周厲王喪失君德,周朝的氣數每況愈下。禮紀朝綱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敗;諸侯國君恣意征討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預朝政;禮從總體上已經有十之七八淪喪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政權還能綿綿不斷地延續下來,就是因為周王朝的子孫後裔尚能守定名位。為什麼這樣說呢?當年晉文公為周朝建立了大功,於是向周襄王請求允許他死後享用王室的隧葬禮制,周襄王沒有準許,說:「周王制度明顯。沒有改朝換代而有兩個天子,這也是作為叔父輩的晉文公您所反對的。不然的話,叔父您有地,願意隧葬,又何必請示我呢?」晉文公於是感到畏懼而沒有敢違反禮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盤並不比曹國、滕國大,管轄的臣民也不比邾國、莒國多,然而經過幾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晉、楚、齊、秦那樣的強國也不敢凌駕於其上,這是為什麼呢?只是由於周王還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魯國的大夫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勝、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勢力都大得足以驅逐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到底不敢這樣做,難道是他們力量不足或是於心不忍嗎?只不過是害怕奸奪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討伐罷了。現在晉國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視國君,瓜分了晉國,作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討,反而對他們加封賜爵,讓他們列位於諸侯國君之中,這樣做就使周王朝僅有的一點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棄了。周朝先王的禮到此喪失乾淨!

有人認為當時周王室已經衰微,而晉國三家力量強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認他們,又怎麼能做得到呢!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晉國三家雖然強悍,但他們如果打算不顧天下的指責而公然侵犯禮的話,就不會來請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為君了。不向天子請封而自立為國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賢德諸侯,一定會尊奉禮對他們進行征討。現在晉國三家向天子請封,天子又批准了。他們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為諸侯的,誰又能對他們加以討伐呢!所以晉國三家大夫成為諸侯,並不是晉國三家破壞了禮,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壞了周朝的禮啊!

嗚呼!君臣之間的禮既然崩壞,於是天下便開始以智慧、武力互相爭雄,使當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為諸侯國君的聖賢后裔,江山相繼淪亡,周朝先民的子孫滅亡殆盡,豈不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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