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娜·阿倫特與齊格蒙特·鮑曼處「找回責任」
作者簡介：
張賢明，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張力偉，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原標題為《找回責任：現代思想中的責任政治觀念分析——以漢娜·阿倫特與齊格蒙特·鮑曼為研究對象》
現代思想中的責任政治觀念以傳統為繼承，從現代社會中的大屠殺、碎片化與「被封鎖的社會」的社會事實入手，構建自身。現代責任政治觀念的核心是「找回責任」，責任是克服現代社會中矛盾性的關鍵。文章重點考察兩位現代思想家漢娜·阿倫特與齊格蒙特·鮑曼的責任政治觀念：阿倫特著眼於個人「精神生活」的道德責任，並欲通過「積極生活」的責任重塑共同行動的政治；鮑曼繼承了「他者」的責任觀，深化了面向他者的道德責任，並根據現代世界碎片化的特徵提出重新彌合社會的方式。
在古典向近代的轉換過程中，政治的觀念也發生了革命地變化。在古希臘哲學觀念中，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呈現出同一的特徵，政治即倫理是傳統政治學的核心，政治面向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倫理走向「善」的生活。千年之後，義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首次將權力作為核心問題從政治中提煉出來，打破了倫理政治觀在政治學研究中的統治地位，取而代之以權力政治觀。由此，關於責任的政治觀念也隨著對政治的認知的改變而轉換。尤其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以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契約理論家的證成下，責任政治觀念的邏輯起點由倫理轉變為契約。契約論思想家們的貢獻在於將統治者的合法性歸於公民的一項條約，否認了詹姆斯一世的君權神授理論。這一理論也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組織藍圖，是現代社會興起的標誌。責任政治觀念也開始走向「現代」，構建了「委託-代理」理論下的責任邏輯，將自由與理性的現代性觀念灌鑄其中，以人民主權理論奠定責任政治的民主基調，拓展了責任的內涵，表現為倫理與契約的「雙重責任」。可見，責任政治觀念的演變同現代國家的發展存在相關，現代國家複雜性與專業化的基本特徵決定了責任政治必須擺脫倫理維度下單一的簡單模式。
現代的責任政治觀念與傳統一脈相承，責任政治觀念隨著現代社會深入呈現出的新特徵而拓展。自現代性以降，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入將西方社會帶入工業社會與消費社會之中，在整體性的開放社會下，思想敘事也呈現出紛繁多元的景象。在現代社會的整個發展歷程中，繁榮的表象背後也埋藏著各種矛盾，對於現代性而言，「矛盾和秩序都是現代實踐的產物」。通過審視現代思想家的責任政治觀念，不難發現，圍繞責任而展開的論述基本以批判性分析與破解光怪陸離的繁華背後隱藏的現代社會矛盾為主線，責任的內容、形式、關係在承接傳統的同時變得更加複雜。本文將首先分析現代性下矛盾的社會事實，並選取兩位重要的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為分析對象探討現代思想中的責任政治觀念。雖然二者的關注點有所差異，但是「找回責任」是他們破解現代社會矛盾性由殊途走向同歸的要旨。
一、現代世界的矛盾性：責任政治面向的社會事實
鮑曼將矛盾性（ambivalence）理解為一種無序的狀態，誠然，這種無序所表達的並不是沒有秩序，而是由現代性生產，但與現代性之原真性之間相背離的狀態。從歷史演化的角度看，政治社會的發展雖然內嵌歷史規律的暗線，但制度結構也是人類基於理性的構造物。從政治與社會本身的意義來看，二者都表達了公共生活的基本內涵：社會強調公共生活中群體彼此互動的屬性，政治關注群體有序互動的制度安排。從現代國家演進的歷程看，國家構造的複雜表現出群體生活的複雜化與多元化，按照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的觀點，制度為人類提供了行動的約束，現代國家中制度在民主、平等等價值的浸潤下提供「可信的承諾」。
無論是自發秩序還是理性設計，制度在現代蘊含了更加文明的價值。總的來說，政治與社會在現代世界總體呈現三個特徵：第一，現代文明價值成為權力運行的基本準則，現代之所以區別於傳統，在於人的主體性得到廣泛的承認與尊重；第二，社會分工的深入讓社會不同群體相互區別卻互有聯繫。一方面，人們必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便進行共同合作；另一方面，國家這個龐大系統的各個部分（權力、社會、市場等）需要不斷地聯繫與互動才能保證系統功能的正常；第三，現代世界是一個開放社會。社會中的任何場域的邊界明確卻開放，參與和共享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弔詭的是，現代社會的光鮮背後埋藏著風險的種子，這是現代社會之矛盾性的結果。矛盾性生長於現代社會的特徵當中並與其產生撕裂，這種扭曲的狀態正是現代責任政治觀念所面對的社會事實，也是其要破解的困局。
（一）現代文明與大屠殺
血腥的屠殺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戰爭、種族滅絕是大屠殺的主要表現。大屠殺是野蠻的象徵，「是邪惡之徒對無辜者犯下一次可怕的罪行。整個世界分化成瘋狂的劊子手和無助的受害者。」近現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與殘酷的屠殺莫過於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對猶太人的屠殺的可怕之處不僅僅是數百萬計的猶太人死於非命，更在於其發生在步入現代的社會當中。在這裡，現代世界的矛盾在於：屠殺者之所以屠殺是因為他們被瘋狂和邪惡的思想所蠱惑而瘋狂、邪惡，但是野蠻的行徑為什麼會出現在現代社會，現代文明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在暴力為何會蒼白無效？
關於大屠殺，阿倫特與鮑曼均有所提及，但阿倫特和鮑曼的思路遵循著兩種不同的路徑：阿倫特更多從人的角度剖析了大屠殺的內在原因，而鮑曼則從整體社會為出發點進行分析。
阿倫特將大屠殺視為極權主義的結果，但極權主義本身又是現代社會的變態產物。極權主義將個人、私人領域與自我決斷的能力進行總體性摧毀，使私人徹底地融化在權力當中。極權主義的可怕之處在於將思想變得無能、毫無影響。阿倫特認為，孤獨是恐怖的共同基礎，是極權政府的實質。在極權主義的規訓下，人變得不會思考，因而出現艾希曼(Adolf Eichmann)那樣的「平庸的惡」。阿倫特看來，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任何東西比我們對世界的態度更成問題的了，尤其在黑暗時代，人們對世界的態度會變的更加重要，因為這體現出了特殊的人性。阿倫特反思說，在納粹的邪惡力量下，雅斯貝爾斯堅持了自己的理想，堅守住了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但有的人不幸成為納粹的幫凶。既有她尊重的老師海德格爾，也有艾希曼。
在鮑曼眼中，納粹大屠殺不是「瘋子」的一時衝動，而是理智的現代性的自然結果。「現代種族大屠殺並不是激情的一時失控，更不是一種無目的的、完全非理性的行動。恰恰相反，它是理性的社會工程的一種操練，是以人為的手段去促成。在韋伯（Max Weber）眼裡，理性化是現代世界的基本特徵，那麼在鮑曼那裡，大屠殺恰恰是理性化的結果。鮑曼分析了猶太人在歷史上的特殊身份，認為猶太人在他者眼中是「異鄉人」。再加之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與技術道德的中立化，現代性下的大屠殺自然不可避免。為了更好地闡述問題，鮑曼將國家比喻為一個花園，園丁會將花園按照自己的想法設計和塑造成不同的樣子，當園丁將猶太人視為「雜草」或「異鄉人」的時候，猶太人就成為了被剷除的對象。鮑曼認為，只要現代性繼續下去，大屠殺既不是異常現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調。
（二）現代社會的相互聯繫與碎片化
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認為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是軍事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進程，工業社會的特徵就是自發或者自覺的團結。塗爾干（Emile Durkheim）以此為基礎，認為社會的勞動分工讓人在互有差異的同時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他人、依賴社會，因為社會是所有個人聯合而成的。近現代的社會研究對於社會的合作狀態基本達成共識。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ütz）從現象學社會學的視角剖析了社會世界的意義，他認為，社會關係由彼此之間「朝向的態度」所決定，「我們」的世界是我們共同的、互為主體的世界。基於不同視角的社會研究指向了兩個事實：其一，重新抽象出社會的公共性；其二，描繪了現代社會複雜性中的相互聯繫。
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入將西方社會帶入工業社會與消費社會，城市的發展、區域的分割、社會階層的分野似乎打破了公共生活之間的紐帶；理性化對現代世界的祛魅也讓社會的聯結機制變得模糊。在整體性的開放社會下，思想敘事也呈現出紛繁多元的複雜景象。隨著本體論走向顛覆以及「宏大敘事」的解體，現代性開始了後現代性轉向。映射到現實社會當中，理性淪為庸俗的現實主義，人儼然成為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筆下的「浪子」，人與整個社會表現出原子化與碎片化的特徵。
致力於研究現代性或者描繪現代性的思想家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將自己引向社會碎片化。尤其在西方的大都市，碎片化的特徵隨著城市社會學的發展而越發受到關注。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公共人的衰落」，並援引托克維爾的話：每個人都只顧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運都和他無關。對於他來說，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構成了全人類。至於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這些人之間，但對他們熟視無睹；他觸碰這些人，但對他們毫無感覺；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為自己而存在。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的腦海里就算還有家庭的觀念，也肯定不再有社會的觀念。
總的來看，應然下的社會關係的相互依賴與實然中社會關係的彼此疏離是碎片化的基本表現。鮑曼將碎片化視為現代性的結果，當然，鮑曼的碎片化是在比較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的。不僅是社會的碎片化，也包含著言辭、意義與權力。碎片化越是確然，作為結果的混亂便越是雜亂和不可控制。在這個意義上，碎片化帶來的矛盾是現代世界依靠著彼此的聯結才獲得意義，但是現代性的特徵卻帶來了聯結與疏離之間的撕裂。這是現代社會不確定性的來源，也會現代社會的風險。
（三）開放時代與「被封鎖的社會」
政治發展的進程也是政治價值不斷自我超越與更新的歷史。現代社會不僅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也是觀念的反映。現代社會的基本秩序、制度安排依靠一系列現代的價值觀念。在政治領域，現代社會與自由、民主、開放等價值緊密聯繫、不可分割。
舊秩序的權力是封閉的、集權的；新秩序的權力則是開放的、共享的，這意味著現代社會中的權力結構需要以參與為基本特徵。但是，現代社會的權力結構卻表現出趨向封閉的反面特徵。這並不意味著舊秩序的復歸，而仍然是現代性的結果。
法國社會學家克羅齊埃（Michel Crozier）以「被封鎖的社會」來形容發達社會的權力結構。克羅齊埃重點強調了官僚組織的封閉性，尤其是官僚組織內部上級與下級之間的對立傾向。他以法國為分析對象，認為法國的官僚體制是一個高度集中的系統。但是集中化的深刻含義根本不在於把絕對的權力集中於寶塔尖上，而是使有權決策的人和決策所涉及的人保持一個距離，或在他們之間築起一道有保護作用的屏障。這種結果是決策的人難以做出決策，而利益相關者卻沒有參與的渠道。克羅齊埃認為，這是科學技術發展和信息的運用對人際關係與組織管理的影響。
另一種有關「被封鎖的社會」的分析思路與社會的碎片化存在一定的聯繫。一方面在於社會當中的意見分歧多元且彌散，很難整合到決策的議程當中形成公共問題；另一方面在於私人在公共領域的退出。雖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這是個人自由擴大的表徵，但個人力量在公共領域的式微會在公眾與權力之間形成極化效應，公眾的政治冷漠為權力擴張提供了機會，這也是制度滑向極權主義的信號。對於現代社會來說，個人與公共之間並不是「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式的分離關係，而是兩者走向融合。
總而言之，現代社會背後的矛盾性讓社會進入到一種撕裂狀態：表面現象的現代性與內在的背離傾向讓現代社會的發展變得扭曲。由這些矛盾構成的社會事實成為社會發展必須要化解的問題。為了消解這些矛盾，思想家們認識到「找回責任」的重要性，因為正是現代社會中責任的缺乏導致了這些矛盾的出現。所以，現代責任政治觀念產生於這些社會事實並致力於打破這些問題。本文將以享譽世界的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與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為研究對象，分析他們的責任政治觀念與化解現代社會風險所作出的思想努力。
二、漢娜·阿倫特：「精神生活」與「積極生活」
阿倫特（1906-1975）經歷了納粹橫行的時代，受到過納粹的迫害。阿倫特對那個黑暗的日子抱有痛徹心扉的了解。阿倫特的大量作品都是圍繞著納粹的極權主義統治展開，既是對那個黑暗時代進行徹底的批判，也是要以史為鑒地幫助世人樹立起正確的政治信仰，防止現代社會再次滑落到極權的恐怖之中。就責任政治觀念來說，阿倫特的思想呈現出一個遞進的邏輯關係：首先以強調個人「精神生活」的道德責任徹底炸毀極權主義大廈，第二是以「積極生活」的責任重塑作為共同行動的政治。
（一）「精神生活」的責任
20世紀30年代開始，以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極權主義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泛濫是阿倫特的研究起點。阿倫特關於納粹暴行的討論集中於納粹高官、「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重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阿倫特旁聽了對艾希曼的審判，並為此寫了五篇報道。在阿倫特的眼中，艾希曼並不是一個邪惡的人，反而文質彬彬、謙恭有禮，甚至能談論康德的哲學。在審判中，艾希曼聲稱自己在履行軍人的職責而無罪。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阿倫特認為艾希曼缺乏道德原則，沒有自由意志，因此將艾希曼視為「平庸的惡」。正如前文談到，在阿倫特那裡，極權主義將個人、私人領域與自我決斷的能力進行總體性摧毀，使私人徹底融化在權力當中。極權主義對人的思想加以同化，個人成為純粹意義上的孤立個體，是一種被拋棄的狀態，因而被權力席捲、吸收，成為權力下狂熱的對象。阿倫特不僅注意納粹社會制度結構功能問題，也從「平庸的惡」，以及個人自身的意志和責任來探討奧斯維辛現象。那麼如何來打碎極權主義的牢籠，或者在極權主義解體之後，如何保證社會不再被極權籠罩？由此，阿倫特認為需要提高個人的道德責任來撕裂極權主義，重視「精神生活」，也就是能夠思考判斷，用思想抵抗邪惡的責任。也就是說，大屠殺之慘劇由人類自己書寫，但下筆與否在於人是否擁有「精神生活」。大屠殺的血腥讓整個世界唾棄，為了避免悲劇重演，「精神生活」是人的重要責任。
如果說艾希曼的審判促使阿倫特引發了對「思考」的思考，那麼在《精神生活·思維》中，阿倫特則致力於對思考進行哲學分析。阿倫特認為，真是思考的終極意義才使思考成為人的責任。當然，思考要回到現實生活中。研究者認為，阿倫特對思考的探討，對「精神生活」的探究是思考活動的政治意義。阿倫特想證明，思考活動儘管撤離了顯現的世界而退守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但它始終是一種政治的過程。阿倫特對蘇格拉底的思維方式加以讚揚，認為像蘇格拉底那樣受到智慧、美和正義的啟發的人才能進行思維，才可信賴。阿倫特將蘇格拉底這種關心世界的思考視為超越了純粹的思維的體驗。將這種思維引入到納粹的黑暗時代，就需要人們能夠對整個人間事務展開思考。艾希曼在自辯中認為，遵從元首的命令類似於康德筆下的「絕對命令」，在阿倫特眼中，「絕對命令」卻是關涉整體人類生存之意義的價值。因此，艾希曼雖然履行了對於元首的責任，但是沒有踐行對於人類社會的責任。由此可見，阿倫特建構責任政治的第一步是塑造類似於古希臘傳統中有關「善」的生存價值，將政治中的責任重新引入到倫理的軌道。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結尾，阿倫特以百感交集的筆觸描寫艾希曼似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才懂得拒絕「平庸之惡」的意義。從阿倫特的感情色彩中不難讀出尋求「善」之責任對於人生與世界的意義。阿倫特用艾希曼警示世人，背棄這一責任的結果只能是面向死亡。
歸根結底，生活可以沒有思考，但是沒有思考的生活並非一種可欲的生活，也不是負責任的生活。阿倫特認為，缺乏思考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沒有本質、沒有意義。這就是說，思考是人過好生活的責任，它嫁接了人生與政治，在人生之善中實現政治之善。阿倫特需要的是人類社會中正義的觀念，遵從人類最高道德準則的責任要超越政治服從的責任。在此，阿倫特提出了意志與理性之間的責任問題，其提供的解決方案是明晰且簡潔的：在善與惡之中服從人類善的道德律令並作出判斷。
（二）「積極生活」的責任
「積極生活」是阿倫特政治思想中的另一重要概念，也是洞悉阿倫特責任政治觀念的鑰匙。阿倫特認為，自柏拉圖以來的大部分政治哲學都可以輕易地被理解為：為徹底逃避政治尋求理論基礎和實踐方法的各種嘗試。「統治」下的支配與服從是一種「合法地在政治上共同生活的觀念」。阿倫特批判道，此種觀念不僅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否定，也質疑了人行動的能力。而行動對於現代來說至關重要，阿倫特認為，行動拓展了人的能力，是構成政治的重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阿倫特提出了「積極生活」來塑造一個可欲的政治。
「積極生活」是阿倫特繼承古希臘思想遺產而創造的觀念，核心是強調「公共」。阿倫特認為，公共一詞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並且不同於我們在它裡面擁有一個私人處所而言。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列舉了人類三種實踐方式：勞動、工作與行動。阿倫特最推崇行動。一方面在於行動的特殊意義，另一方面在於行動同阿倫特眼中之政治的互為構成的關係。
阿倫特認為，行動是人之所以為人而非物理對象的顯現方式，具有平等和差異的雙重特徵，行動從來不可能孤獨存在。而政治則是人之複數性的具體體現，因為人的複數性是人之互動與交往的抽象，「複數性」給予了世界以「共同」的含義。可見，行動與政治之間雖然指代不同的含義，卻組成了邏輯上的遞進關係。行動這一語詞反映出阿倫特對古典生活的懷戀，因為行動正是以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活為典型，在現代革命時期亦可見其蹤跡，實際上也包括荷馬史詩中英雄的豪言壯舉。「言說」是行動的重要方式，展開於公共領域，在話語中表現出自我的存在，走出虛無。在行動與言說中，可以構成實存的人際關係「網」，也就是公共。這個「網」不會消失，而是會成為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由此，阿倫特認為人應該積極地參與到行動當中，找回古希臘每個人參與到政治中的理想。阿倫特希望每個人能夠參與到公共領域當中，不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世界為中心，將言行的著力點放到思想判斷的公共性上。所以，「積極生活」理論中的責任政治觀念從此引出：責任是人「應該行動」與「應該如何行動」的有機結合，行動的選擇直接影響了個人與社會的結果。把行動和極權主義之起源統合起來看，不難發現，行動既是打破極權主義黑暗的光芒，也是指引通向美好世界的燈塔。
整體審視，精神生活與積極生活共同構成了阿倫特的責任政治觀念，也就是將精神生活與積極生活作為人之責任，精神生活提供了政治的理想，積極生活開掘了通向理想的路途。阿倫特的責任政治就是通過精神生活去抵抗邪惡、通過積極生活去構造共同的社會，保護政治的正義價值，實現文明的世界，這個文明世界的延續也需要人們通過責任的履行來提供動力。總而言之，阿倫特的責任政治觀念賦予了責任政治以文明的理想，而實現這個理想能夠依靠的只能是複數的人，也就是「我們」。
三、齊格蒙特·鮑曼：「面向他者」的責任與「尋找政治」
齊格蒙特·鮑曼（1925-2017）是波蘭華沙大學與英國利茲大學社會學教授，也是享譽世界的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思想家。鮑曼的思想立足於現代世界中失落的色彩，從社會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性與不穩定性出發來探討如何恢復世界的意義。與阿倫特一道，鮑曼同樣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對現代世界的悲劇有著深入的了解，這促使鮑曼關注現代性中的矛盾，尋找破解矛盾的路徑。
鮑曼一生寫作的主要任務就是反思現代社會中問題與風險。在鮑曼繁多的著作中，可以提煉出探討責任的兩種路徑：一種是繼承法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他者」責任觀，深化面向他者的道德責任；一種是根據現代世界碎片化的特徵闡釋責任的碎片化，進而提出重新彌合責任的方式。
（一）「面向他者」的責任
列維納斯在對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進行系統批判的基礎上，重新對責任進行倫理學證明，將責任視為「面向他者」的理論。正如趙汀陽的轉譯，個人的存在以他者與自我構成的「共在」為前提，即「共在先於存在」。列維納斯確立了現代世界中「共同意義」下的責任，將責任具象為「面對-回應」的關係。從這個角度看，列維納斯的真正意圖或許是通過倫理學這「第一哲學」來找回人與人之間共同的關係，讓古典精神重振光輝。
鮑曼繼承了列維納斯的觀點，認為「我們的責任要徹底無私，不講條件，它才具有道德性。我們之所以要為別人負責，只因為他們也是人，因此要求我們承擔責任。我們的責任之所以具備道德性，也是因為我們認為該我們獨立承擔。因此它是不可以協商談判的，不能傳遞給別的人，對於別人的責任之所以產生，就因為他們也是人」。在這個意義上，鮑曼也認為責任產生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由此繼承並深化了作為倫理的責任關係。鮑曼之所以秉持這一理念，正是源自大屠殺的血腥事實。
在對屠殺猶太人的反思中，鮑曼認為是現代社會的區隔讓人和人分離為熟悉的朋友和陌生的他者。但他者並不是我們責任的對象，或者我們的責任只是「自己人」的責任，為了保證社會的同一性，他者如同雜草一樣，是需要消滅的對象。在多元和差異共在的前提下，現代性的任務不是包容，而是將其抹去。此外，鮑曼討論了造成大屠殺的另一原因。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使用了「自由漂浮的責任」（floating responsibility）形容官僚組織中責任模糊與混亂的狀態。鮑曼認為，大屠殺的參與者會利用「服從權威」的理由來逃避罪責，他們推諉責任，試圖把責任轉嫁給他人。如此一來，責任的整體性就被打碎了，變成了「漂浮」的碎片，「這自由漂浮的、漂流無定的責任恰是不道德或者違法行為所需的條件」。
無論是社會還是官僚組織，鮑曼的分析都指向了政治與社會缺乏責任的事實，作為生活在同一世界上的不同個體，每個人都同命共運，因而需要寬容與協同，這是人類的責任與使命，否則人類社會又將邁入苦難。對於鮑曼來說，他者不是「異鄉人」，他者和我們是一起的，是我們的責任對象，因為失去了他者，「我們」本身也失去了意義。鮑曼強調道德責任，如此的道德責任最終面向的是作為整體意義的社會或者是穩定的秩序，希望通過彼此之間的完整的責任關係來修補社會或者官僚組織中的裂痕。也就是說，鮑曼所關注的社會聯結不是簡單的、講求互動的社會關係，而是人與人的主體間性。同樣，鮑曼也著眼於人的主體性：人要負責是為了人類自己，是在現代風險社會中保全自我與他人的必要行動。以這種觀點為中介，就連接了鮑曼的道德責任理論與現代世界中的責任理論。
（二）尋找政治
「尋找政治」是鮑曼基於現代風險社會提出的觀念。如果說「面向他者」的責任更多地關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的悲劇，那麼「尋找政治」就是鮑曼有感於個人主義與消費至上形成了現代社會碎片化的事實。從「面向他者」到尋找政治表現出鮑曼對現代社會認知的轉變，即從關注現代性到分析「後現代性」。
鮑曼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與資本的廣泛流動，社會飄蕩著「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整個社會如同液體一樣，沒有形狀、流動不安，跳出了傳統秩序與制度的確定的框架。不僅僅是政治結構，整個社會都蔓延出液體的特徵。個體化、私人化成為現代性的特點，這樣的社會中個人的行為沒有確定的參照、消費至上、普適的議題與個人偏見存在著巨大鴻溝，「編造模式和失敗的責任，都落在了個體的肩上」。因而，整個社會加速分化，失去了整體的自我認同，個人也變得的原子化。
流動的現代性讓現代社會變得「不確定、不穩定與不安全」，這樣的社會加劇了風險與「漂浮的責任」。體現在社會中，就是公共空間的缺失：每個人各行其是，彼此差異又隱藏著潛在的衝突；體現在政府體系中，是科層制下公職人員分工導致的整體責任的零碎狀態。這樣的責任狀態既不利於公共生活的維繫，也不利於政治的穩定。正是在這種狀態下，鮑曼呼喚「尋找政治」，核心是追求差異世界的共同生活。鮑曼眼中的政治同阿倫特一樣，不僅關注權力，也著眼於生活世界。政治要解決的不僅是制度如何建構，更需要關心良善的生活可以可能。每一個人應根據自己作為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人」履責，根據自己的職業身份履責，這是將丟失的政治尋找回來的關鍵。共同生活之下，鮑曼的論述更進一步：面對純粹的政治議題時，我們應該如何履責？鮑曼認為，批判性的反思是一切真正的政治的基礎，民主是批判性反思之所在，通過這種反思以獲得獨特之認同。從這個角度看，鮑曼認為公共人還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我們才能夠規劃不確定性、控制不確定性。言及此處，不難發現鮑曼認為的責任是一種社會聯結機制與問題解決機制，認為責任的功能是建構一個破解個人生存困境的共同體（community）。在共同體中，碎片化不復存在，「被封鎖的社會」也重新開放並充滿活力。鮑曼認為，如果個體的世界上存在共同體的話，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須是）一個用相互的、共同的關心編織起來的共同體，也是一個用責任編織起來的共同體。鮑曼的情懷「超越了主權或半主權的共同體的限制」，他認為，整個人類世界要追求尊重差異、彼此理解的「普遍性」，這樣人類的星球才能萬古長青。
鮑曼建構責任政治的邏輯由此引出：通過彼此之間的行動做出正確、充分回應道德責任來重新塑造公共空間，進而彌合現代性下的碎片與衝突的社會與政治。鮑曼試圖將社會與權力體系做為一個整體，把責任從漂浮狀態中打撈出來，將破碎的社會與政治體系重新粘合為整體。但是，鮑曼並非在個人與整體中秉持非此即彼的態度，而是類似於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試圖解決的人與人之間既保持差異，又實現平等的共同生活的問題。簡言之，現代世界中每個人可以從事不同的事情，但彼此之間要以責任為原則互動，通過團結與集體的公共生活，將個人的不幸與社會的歧境引入公共視野，並以集體的力量將其推進社會與政治過程加以解決，目的是不讓社會與政治在彼此的離散中走向崩壞。
四、餘論
無論是鮑曼還是阿倫特，他們的責任政治觀念都凸出了「公共」的內涵。他們立足於現代社會的矛盾性，對社會的現實問題進行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的思考，體現出思想家的公共精神與情懷，他們的責任政治觀念為我們重新構建個體與社會之間聯結機制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借鑒。
現代性對「宏大敘事」的解構讓傳統的政治形態走向複雜，傳統關涉權力的政治場域逐漸延伸到日常生活。所以，在現代與後現代思想家那裡，責任政治觀點整合了「權力政治」與「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政治已經不再是一個僅關涉權力場域的純粹概念，而是類似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路，將政治視為權力、社會與個人之間複雜關係的「公共生活」，責任亦自然變成了公共生活的聯結機制，是帶領人走向共同體的力量。這就意味著責任政治不僅僅關注權力關係，而且關注人與人組成的社會與社會中各種形式的互動。如此，責任政治體現出了共同體的價值，這一觀念與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共同體思想並無異義。
現代的責任政治觀念聚焦於道德責任，沒有人強制、沒有制度約束，但是如果人類依舊活在丟失責任的世界中，那麼未來又將是一場噩夢。道德責任讓責任重新走向生活，這是責任政治的生活世界轉向。只有找回責任，現代文明才能維繫，才能規避風險，使制度發揮「提供可信承諾」的功能。在此，現代世界中責任政治觀念可能會面對的詰問是，現代的思想家們是否將責任重新推回古典傳統，將現代世界的責任遵從倫理的政治觀念？事實上，共同體價值中的責任觀念從事的是對契約理論中責任觀念的反思與修正，兼而對自由主義中個人主義基石所帶來的消極後果的徹底批判。共同體價值中的責任並未拒斥委託-代理理論的責任關係，而是將道德重新補充到冰冷的規則與法律條文中，用以強化現代觀念與民主制度。由是看來，現代責任政治觀念是對文化與社會乃至世界的重新思考，是為了重新構造一個良善的公域秩序做出的思想努力。現代政治凸顯出開放與共享權力的特徵，政治中的主體不是單純的「主權者」與「臣民」，而是彼此差異、各具能力的不同主體，每個主體也要履行彼此團結、共同生活的責任。所以，現代責任政治觀念既尊重了不同主體，也秉持了現代政治觀念來追求良好的公共秩序與和諧的社會，實現了古典與現代的平衡。
本期編輯：Amy 本期審校：吉先生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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