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峰：「妄議」諸葛亮

最新 01-21

「妄議」諸葛亮

文史永峰（陝西）

《三國演義》將諸葛亮將諸葛亮描繪成了一個上知天文、下曉地府，神機妙算、呼風喚雨的似人似妖的神秘英雄人物，所以，在中國民間，諸葛亮成為家喻戶曉的忠君楷模、治國典範，是智、勇化身、千古「孔明」。

然，翻開《三國志》，細品蜀國史，卻不難發現，諸葛亮其實是一個度量狹小、獨裁霸道的強權人物！因此，在他治理下的蜀國，表面政通人和，實則危機四伏，積貧積弱，所以，在他身後，蜀國內政紊亂，各種矛盾凸現，步入了「秋後螞蚱」的命運，僅不足30年，就率先被大魏滅亡，蜀漢後主劉禪被迫亡國，其輔佐劉氏父子誆復漢室、一統中華的宏圖偉業最終成為南柯一夢，化為泡影！是故，蜀國之早亡，諸葛亮難咎其責！何以見得？

我們首先來看看諸葛亮治理蜀國的政治路線。赤壁之戰之後，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形成，天下的總體情勢是由於連年戰爭，國窮民貧，創傷累累。在這種情勢下，最要緊的是要通過休養生息，治療戰爭的創傷，凝聚國家財力，給人民以喘息的機會。

曹魏和東吳均實行了積極的防禦政策，即外強國防，內修政治，奮發圖強。尤其是曹魏，在政治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別是曹丕通過實行「九品中正制」的政治改革，為士族階層登上政治舞台給予了出路，緩解了國內階級矛盾，贏得人心，實現了國內的「安定團結」，國運蒸蒸日上。

處於弱國寡民地位蜀漢政治集團，夲來就根基不穩，與益州本土勢力和以劉璋舊部為代表的「東州集團」矛盾尖銳，就更應實行更加積極的防禦政策，即：外修周邊關係，爭取和平，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內修政治，厲行改革，爭取國富民殷，政通人和，待時機成熟，以圖統一天下、興復漢室之大業。但以劉備為首的蜀漢政治集團在赤壁之戰之後卻在諸葛亮的推動下，頭腦發熱，放棄了當年他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以待「天下有變」的正確政治路線，轉而實行以弱凌強、以卵擊石的對外擴張路線，致使關羽圍襄樊而最終敗走麥城，劉備伐吳鑄成猇亭遺恨，使本來就很弱小的蜀漢政權大傷元氣。

劉備死後，諸葛亮以「託孤之臣」、「後主相父」大權獨攬，全面推行「不伐賊（曹魏），王業亦亡」的政治路線，不顧國勢財力，窮兵黷武，連年發動戰爭，目的就是企圖用戰爭的手段轉嫁國內矛盾，鞏固以他為核心的「荊州集團」在蜀漢政權中的統治地位，其結果是，連年北伐，雖取得了一些小勝，但每每是「糧草不濟」，無功而返，不僅勞民傷財，損傷國家元氣，而且是集聚矛盾，為日後蜀漢政權的速亡埋下了隱患。

我們再來看看諸葛亮的統治手段。在劉備之後，諸葛亮完全實行的是以他為核心的獨裁統治。《三國演義》為了粉飾諸葛亮的獨裁，樹立其鞠躬盡瘁的「忠臣」形象，把他「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三國志－諸葛亮傳》）」的獨裁歸咎於後主劉禪的昏庸無能，這其實是為諸葛亮獨裁開脫的託辭罷了！正是諸葛亮的「事必躬親」反映出了他惟我獨尊、排斥異己的本質——這是一切強權人物的共同秉性。

諸葛亮在執掌蜀國政權後，不僅惟我獨尊，而且是剛愎自用，氣量狹小，在對待劉備倚重的舊臣上，處處不放心，心中總存在一個「人人都可能謀反」的假設，對誰都不信任，不是懷疑其政治上的忠誠就是懷疑其能力的不濟，不願放手使用，凡事都得以他的「精囊妙計」施行，根本聽不進、容不得這些老臣們的意見和主張，並且千方百計玩弄權術加以迫害，李嚴和魏延就是典型例證。

李嚴與他同為「託孤重臣」，本當精誠團結，但他卻大全獨攬，根本就不把李嚴放在眼中，且處處提防，想方設法排擠打壓，結果使李嚴心生不快，感到憋屈、壓抑，為「維權」而與之爭鋒，最終兩人水火不容，被他抓住把柄廢黜流放，客死草野。

魏延就更慘了！這位驍勇善戰、文武雙全、膽略過人、屢建戰功，深得先主劉備器重，在劉備「五虎上將」相繼去世後蜀國難得的高級軍事將領，就因為其鋒芒畢露又好提意見、建議而被諸葛亮反感不得重用。不但「子午出奇兵」等正確建議不被採納，而且還處處不放心，將其打入「另類」，常常施計謀給予鉗制，使其才能難以發揮。最典型的是在首次北伐的關鍵一役街亭一戰中，在主帥的選用上，他一意孤行，寧可違背眾意用只配作參謀的二流將軍馬謖，也不用魏延、吳壹等身經百戰，有豐富戰爭經驗的將領，結果造成街亭慘敗，導致這次經過充分準備的北伐以失敗而告終！

事實上，在劉備死後，魏延等先主重臣就一直沒有被重用過，屢次北伐，都是處於側應的位置上——他信任的是聽話的楊儀和恭順的姜維，對於魏延等既有對蜀漢之忠誠，又富有戰爭經驗的將領的建議幾乎一概不予採納，還處處提防，結果屢屢錯失戰機，次次北伐無功而返，甚至在其最後一次北伐中，在其生命終結之際仍不忘提防魏延，密謀召開軍事會議，將最高軍事指揮權交給「秘書長」楊儀而把北伐「副統帥」放在「假想敵」的位置上，布置兵力，一手製造了魏延和楊儀間的內訌，給魏延戴上了一頂「反賊」的帽子，使蜀國不僅損失了一員忠勇戰將，而且搞得人心惶惶！在諸葛亮的統治下，蜀國的政治，表面上是政通人和，實際上是萬馬齊喑！

我們看《三國演義》也是這樣一番情形：曹操被醜化為「漢室奸賊」，協天子以令諸侯，但每遇軍政大事，總是廣納謀臣建議，儘管多疑擅殺，但其身邊卻聚集著一大群謀士，有一個龐大的「智囊團」為其出謀劃策，心甘情願為這個「白臉奸賊」效力；東吳更是群儒濟濟，有一個頗為寬鬆的政治環境，有一個人人都能發表意見的良好「話語環境」；而在蜀國，大凡軍政大事，只能聽到諸葛亮一人的聲音，所有的文武百官聽命於諸葛亮一人的安排，迷信於諸葛亮一人，養成了唯唯諾諾、抑制個性、隱藏主見，凡事以「精囊妙計」行事的不良政治生活習氣，政治生活處於一種極度個人崇拜、極度個人迷信的壓抑狀態，缺乏生動活潑的政治氛圍和人才環境，使仁人志士難以施展個人才華。

這種在權力的分配上缺乏健全的政治保障制度而完全憑藉「極權人物」掌控操縱的人治體制，不僅鑄就了在他身後蜀國各種矛盾凸現，人人爭權奪利，政治路線紊亂難以統一，最後步入東漢末年「宦官擅權」的泥潭，而且造成蜀國「人才荒」，難以找到一個能獨當一面收拾局面的領袖型人物，致使當大魏大軍壓境時，國內亂鬨哄一團粥，國無良將，竟讓廖化當先鋒的局面，不速亡才是怪事！

顯而易見，蜀漢政權的速亡，並非亡在後主劉禪的昏庸上，歸根結底是亡在諸葛亮錯誤的政治路線和他所建立的落後的政治體制上！可以說，在他所治理的「繁榮時期」就已經埋下了「速亡」的種子——這便是歷史給予後人的教訓！

史永峰，筆名冷夢良，公安一級警督，中華藝術學會會員、陝西公安文聯會員。小說、散文、雜文散見於全國各類報刊雜誌，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其雜文集《阿Q重返人間》；秦腔劇本《寡婦送匾》獲寶雞市戲曲創作三等獎。在《中國當代文化與教育》《寶雞社會科學》等雜誌發表《論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國學的基本精神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等學術論文10餘篇，目前潛心撰寫《冷夢良論語解讀》，《寶雞日報》對其進行過專題報道。